接管长春前后的统战工作

徐慎

1942年春季，我在中央党校参加了东北工作学习班。学习结束，彭真同志和每个人都谈一次话，交代了任务。我们随韩光同志到晋察冀分局，等待派回东北。

1945年3月，我扮装回民由党内交通、地下党员、回民丁教长护送，先到了游击区河北定县一带，住在我地下交通的家里（回民）。

住下后，给我在长春的姐姐去信，很快收到她的回信，表示可以到长春市。我把信给丁教长看了，他花钱积极地给我办理了出山海关的劳工证。半个月后，在丁教长的安排下，我扮成内蒙古大汉奸德王的岳父的仆人，随德王的岳父一起回东北。

在姐姐家住了有1个多月，我姐夫托他的朋友给我介绍到保险公司当雇员。每个月工薪100元伪币。我在保险公司干了1个月，8月8日白天才领到身份证，半夜里就听到飞机投弹。当时分不出是美国飞机，还是苏联飞机，9日早上知道苏联向日本宣战了。上班的路上看见日本兵忙于修复大楼旁边的暗堡准备巷战。在班上看到日本青壮年职员都愁眉苦脸，年轻的日本女职员几个人一堆在那里哭泣着。其实上班也没有什么事可干的了，日本头头也不管了。马路上看见日本人惊慌的样子，日本妇女背着包袱领着孩子向车站去，像逃难的。我们也到车站去看看，车站外面日本妇女、小孩、老太太挤在一起等上火车，会说日本话的人，问他们到什么地方去，都说到通化去。知道日本向通化方向撤退，看样子长春守不住了。

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日本人骑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威风神气没有了！一个个的哭丧着脸，不敢往中国人住的地区来。中国人高呼胜利！放鞭炮庆祝祖国光复。有的人拿起大棒子，看见警察、特务、宪兵、浪人在街上走就往死打。一下子在中国人居住区的日本人没有了，警察、特务、宪兵、浪人也都没有了。在苏军没有到长春前，日本关东军头头和汉奸又决定中国人居住区由伪军维持治安，日本人居住区由日本兵维持治安。中国人民庆祝胜利的呼声又被压下去了。

8月20日左右，苏军大批地进入市里，把关东军属下的军人缴了械集中到俘虏营，并占领了关东军的军事机构。在苏军解决关东军时，伪满大汉奸和伪满军战犯们向苏军建议成立东北维持会、长春市维持会，伪军同苏军划分维持社会治安地区。日本人居住区由苏军负责，中国人地区由伪军负责。这群大汉奸和伪满军战犯从重庆广播电台收听到中央社消息，蒋介石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不许向敌伪擅自行动”。并命令伪军“维持地方治安”。汉奸、伪军将军们听了蒋介石的命令又高兴了，又抢官当了。认为蒋介石需要他们，离不开他们。只要把治安维持好，不准许八路军、新四军进来，等待蒋介石派人员来接收，他们把政权交给蒋介石，又会变成国民党的大官，伪军会变成中央军。东北还是由他们来统治。张景惠当上了东北维持会会长，于镜涛当上了长春市维持会会长。这群汉奸们在家等待苏军通知成立维持会的消息。8月末这群汉奸们得到苏军长春市卫戍司令部的通知，到司令部（伪满协和会）开会，除汉奸张海鹏没来外，其他汉奸们和伪军头头们都到了。苏军卫戍司令员宣布他们都是战犯，被捕了，并马上送往战犯集中营去。这群汉奸、战犯当会长、当中央军的美梦都完了。维持中国人民居住地区安全的伪军也被苏军缴械，然后把伪军都集中到了伪满军官学校。

关东军彻底消灭了，伪“满洲国”彻底摧毁了，但国民党的势力却在积极地加紧活动，他们企图利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把共产党完全排挤出去，实现其独霸东北的美梦。而苏军一开始也不准中共长春市委公开挂牌子，不准以八路军的名义进入市内，而准许市委在市内开展工作。我们就是在这样情况下，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的。

1945年9月下旬，中共长春市委成立。我比申东黎同志早到沈阳一天，经过张化东（延安一起学习的）把我们送到彭真同志那里。见到彭真同志后，把我们来东北的情况向他汇报了。彭真同志说：“你们等几天再谈工作，先帮助做点临时工作。”过了几天彭真同志把周保中同志介绍给我们，并说你们回长春市成立市委由周保中同志领导。他是抗联第五军军长，又是苏军长春市卫戍副司令员，对你们市委工作是很有利的。彭真同志把整个形势和任务都讲了。然后确定申东黎任书记，我任组织部部长，其他同志你们回去同周保中同志商量确定。又把傅根深同志的关系交给我们，情报系统的关系介绍给我们，彭真同志还嘱咐我们这些同志只供你们情报，不能暴露他们。周保中同志说：“你们到长春后到×××地址找我，到时再商量长春市的工作。你们先回去。”

我和申东黎同志回长春后，找到傅根深、赵东黎、刘健民等同志，把彭真同志讲的形势和任务向他们传达了，准备成立长春市委。市委由周保中同志领导。然后我和申东黎同志到周保中同志家，把成立市委准备情况向他汇报了，周保中同志也讲了他的意见，我们第二天就召开成立市委的会议。申东黎同志任书记，徐慎任组织部部长，赵东黎任宣传部部长，傅根深、刘健民二位负责组织吉长部队。决定市委机关同青年读书会在一个楼里办公。市委的同志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商量工作解决问题方便多了。

10月初，陈云同志来到长春市，听了市委的汇报，然后提出几个问题叫我们考虑。一是国民党能不能占领长春市，可能性有多大；二是发动群众提什么口号能得到群众的拥护；三是组建一支什么样的武装部队，武器弹药怎么解决；四是干部少，怎么办？我们谈了意见后，陈云同志又很具体地指出：一是长春市被国民党占领的可能性很大，你们工作上要做两手准备，一手是已公开的干部去发动群众，另一手没公开的要准备留下做地下工作。二是发动群众在当前不能提有仇报仇有冤报冤的口号，反对的对象太笼统了。要提镇压汉奸、特务、警察、宪兵，要没收他们的财产。三是干部少，上级能分配一些，但是少数，满足不了你们的要求。多数干部要靠你们自己培养，这是解决干部少的最好的办法，靠得住的办法。四是尊重周保中同志的领导。他是抗联的五军军长，现在是苏军长春市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员，他是双层身份的同志，对你们的工作是非常有利的，武器弹药可帮助你们解决。最后你们要遵守苏军的规定。这个城市是苏军军管的，你不执行，他可以强迫你执行，是不能违背的。

以后张启龙、伍晋南、白栋材等省委领导同志也到长春指导过我们的工作。

10月中旬石磊同志到长春任市委书记，申东黎为副书记。石磊同志来之后先把“七大”精神向市委同志传达了，并研究了市委今后的工作，提出当前的任务和具体分工：（1）申东黎、赵东黎二位同志负责抓青年读书会，这个读书会是市委培养干部的训练班；发动群众要突出抓青年工作，把广大青年争取到走向革命道路，跟我们党走；办好中苏友好协会，特别把《长春新报》《光明日报》办好。（2）徐慎同志抓紧发展党员，领导工会，同长春市公安局局长张庆和、副局长李俭珠同志联系安排各方面来的干部，同情报系统联系，把市委机关人员配备起来。（3）傅根深、刘健民二位同志抓吉长部队的组建。王永生同志负责市委机关工作。每天晚上碰头研究工作及解决问题。

在这个时间到长春市的干部是从四个方面来的，一是地下党的党员，成立市委的骨干；二是东北抗日联军，都是穿苏联红军的衣服，接收日伪机关的军代表；三是情报系统的干部；四是延安党中央及各根据地派来的干部，共有50多名，数量少，质量高，都有独当一面的工作能力。如刘居英、张文海二位同志带些干部就接收市政府，李俭珠同志带些干部就接收市公安局，于克同志带几十名干部就把伪军校内的7000多伪军士兵，整顿好，把潜伏的国民党分子、坏人等清除30多人。傅根深、刘健民把吉长部队组建起来，成为觉悟高政治上靠得住的部队。肖林、章欣潮二位同志带20多个新参加工作的同志把《长春新报》《光明日报》办起来并办得很好。曹里怀同志从山东带来一支老八路军，化装成保安部队进驻市内。何琪、方德良领导工会，杨国风、萧鲁二位同志领导青年工作。

成立两个区委：八里堡是贫民区，傅根深同志在这里发展大批党员，留下张玉安为区委书记，尚金盈为区长，并有30多人的一支武装部队。和顺是工业区，陈维清同志任区委书记，刚配上几位干部开展工作，就撤出去了。

以石磊同志为核心的市委，把各方面来的干部组织起来，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很快地把工作开展了起来。

1.组织青年读书会，对外是青年读书会，实质是市委干部培训班。地址在西四道街民康大楼，是黄中校（周保中）批给使用的。

开始赵东黎同志领导十几个青年同志学习党的基本知识，以后青年读书会扩大招收学员，成为市委培养干部的学习班。学员的来源：一是各群众团体的新干部，早上晚上来学习。二是各单位送来的青年。还有同志介绍来的青年。三是外地送来代培的干部。四是情报系统介绍子女来学习，然后参加革命。讲课主要由申东黎、赵东黎二位同志，我有时间也给讲课。刘居英、张文海等同志都讲课。学习内容，主要讲共产主义基础知识、党的政策、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情况对比等。学习的方法是听大课，然后分组讨论。学习的时间不固定，根据工作的需要随时分配工作。学员经常保持200来名，吃住都在大楼里。市委也住在大楼里，同学员吃一样饭，新学员很受感动，坚定了新学员革命的信心，学到了无产阶级革命传统。

学员有时还去完成临时任务，如每天晚上出30多名学员去拉武器、弹药给吉长部队，给吉林军区后勤部，拉了有20多个晚上。有时出去搞宣传，给新来的部队、干部去当向导。

这个学习班前后培养300多名学员，分配到市委、报社、市政府、公安局、各群众团体、部队等单位。到11月中旬学员大部分分配出去了，读书会就结束了。在这个读书会里，发展了几十名党员。市委机关在11月中旬撤出民康大楼。

2.接收政权，刘居英同志当了11天市长。

长春市政府，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应当交给国民党政府接收。10月中旬国民党政府大员来接收市政府时，因为同苏军没有达成协议，就撤回北平。9月初苏军长春市卫戍司令叫伪新京市政府总务处长曹肇元任维持会会长。10月下旬周保中同志通知我，准备一位伪满时期的高级知识分子，思想进步的，又能接受党的领导的人去当市长。经过一个时期选择，找到一位姓荆的（是情报系统物色的），我把荆××的情况向周保中同志汇报了，他听了之后，同意，并说“叫荆××在家等着，哪天通知他去当市长时，你就把他领到我这来，成立一个灰色的政府”。过了十几天，周保中同志通知我，苏军同意中共党员当市长，东北局已经派刘居英同志来长春出任市长，几天就到。我通知荆××回去做原来的工作。刘居英、张文海同志来到长春，同市委住在一起，等待接收市政府。11月初，苏军长春市卫戍司令加尔洛夫把周保中、刘居英及维持会会长曹肇元召集到他的会议室，加尔洛夫司令讲，曹肇元你身体不好，你把市政府的工作交给刘居英接收。你们回去马上办理交接手续。曹肇元说“我马上交”。他们一起回到市政府市长办公室，曹把市长大印、开金柜的钥匙交给刘居英。刘居英同志就当上了市长，张文海同志任秘书长。他们还带些干部就把市政府接收了。

刘居英当市长提出一个施政纲领和当前的几项工作。经市委讨论同意后，刘居英召开大会宣布施政纲领和今后的几项工作。向全体工作人员讲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民主的政府。彻底镇压汉奸、宪兵、特务、警察等，没收他们的财产，取消勤劳俸仕、出荷粮等伪满压迫人民的一套办法。群众听了之后，都热烈欢呼人民政府的成立，有的高兴地说：“我们能自由地吃大米了。”

11月下旬，刘居英突然接到卫戍司令通知叫他到司令部交接，市长职务由曹肇元当。刘居英当了11天的市长。他带去的干部全部撤出来。苏军是准备把长春市政府交给国民党政府接收大员赵君迈。

3.组织武装部队。傅根深同志原在冀中根据地工作，认识很多区、村干部和一般党员。冀中“五一”扫荡有些区村干部和一般党员在当地活动很困难，就逃到长春市当工人。1943年，傅根深同志被组织派到长春市做地下党工作，在火车站当搬运工人，见到一些老乡知道了一些党员干部也过来了，有意识地同他们建立老乡关系。“八一五”日本宣布投降，他把20多名党员干部组织起来，叫他们分头去组织老乡参加部队。不几天就发动2000多青年报名参加部队，按营连的编制，配备干部，带到开原堡去进一步整顿，然后发武器弹药，进行军事训练。这时直接归周保中领导，命名为“吉长部队”。刘健民任司令员，傅根深任政委，这支部队成分好、觉悟高，傅根深政委在作战中光荣牺牲。

还有于克同志，带30多名干部去伪军校整编改造那里的7000多伪军官及士兵。经过1个多月的工作把内部潜伏的特务、警察、宪兵和反动军官清查出来，有的被扣压起来，有的遣散回家，最后剩4000来人，成立一个团，由于克任团政委，编到曹里怀部队。

张玉安、尚金盈二位同志，在八里堡组织了一支30多人的武装队伍，维持八里堡的治安，一直坚持到1946年4月。因为这个区是贫民区，苏军没有派兵去驻扎，有时白天坐着汽车在区内转一圈就回市内。因为这个区穷，国民党也没有人愿去，所以这个区在我势力控制下。

我们还从苏军看守的日本军火仓库里拉出大批枪支、弹药，装备给吉长部队与吉林军区后勤部。

4.组织各群众团体。日伪时期由于受了14年奴化的反动的思想教育，人民中毒很深。不少群众存有正统思想，对共产党不甚了解。如我接触的几个党员干部家属对共产党的认识就不同。一个姓王的地主老头，听说儿子当了八路军，还是一个大官，就唉一声，并说：“上清华大学，钱我也没少给，他怎么去当八路！”“我们王家也没有做过缺德的事，怎么出了一个穷八路！也许老祖宗那一辈做过缺德的事，现在报应了。”一个做小买卖的老头，他的儿子出太行山化装回到长春，党就叫他隐蔽下去做地下工作。他父亲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听外边有被偷的被抢的事，他就说“一定是穷八路干的”。一个给医院做饭的老工人，一没有自来水，他一担水，就骂八路，说什么：“八路八路就会扒铁路，扒水管。”

为了扩大党的影响，消除群众对共产党的误解，除了通过《长春新报》大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外，我们还广泛地发动群众，成立各种群众团体，开展活动。在这期间，组织起来的群众团体有：

（1）长春市工会。9月初，由张振亚、姜维华、李连魁、张慕贞等人组建长春市工会。不久党派去何琪、方德良（延安来的干部）去工会工作。何琪和张振亚为工会副主席、方德良为组织部长、姜维华为宣传部长、张慕贞为生活福利部长、张富民为总务科长。并提出工会的任务：一是发动各厂组织工会，号召工人参加工会。二是日本人开的工厂，日本厂长已经跑了的，由工会出头组织工厂管理委员会，保护工厂。三是能恢复生产的厂子尽可能恢复生产，不能生产的厂子，由工会保护起来。四是组织工人纠察队保护厂子。五是动员工人参加军队。周保中副司令员把大马路伪满时的一个银行大院批给工会办公。这个院很大，和顺区委、大同区委、妇女会都搬到了这里办公。这几个单位由我直接领导。

工会成立后，做了许多工作。出版了《长春工人报》；长春市卷烟厂恢复了生产；动员一二百名失业青年工人参加了吉长部队。一个月发展会员2万多人。国民党接收大员来长春后，指示地下国民党党员把日本人开的工厂都贴了封条。工会派李连魁带些人一夜的时间全部给撕掉了，国民党以后就没有再去贴封条。

（2）新青年同盟。日本投降后，青年大学生、失业青年、青年知识分子、青年职员等组织起6个青年组织：东北青年同盟、青年同盟、东北爱国青年、东北青年联盟、青年进步学会、东北青年建设协会。赵东黎、刘健民两位同志和这些青年组织都谈过话，了解到这些青年组织有国民党党部组织的，也有进步青年自发组织的；有苏军在后面支持组织起来的，但没有发现有共产党员组织的。市委认为青年工作很重要，但又很复杂，必须把大批青年争取过来。市委决定申东黎、赵东黎二位同志抓青年工作，派延安来的杨国风、萧鲁两位同志去青年同盟工作。经过一个多月5个青年组织分化了。如青年同盟大多数青年跟共产党走，就改为新青年同盟。其他的组织也分化了，有的参加东北青年同盟，有的到新青年同盟。这些青年，由于受到了党的光荣传统的影响，在12月初，都跟着我党撤出长春，参加学习和工作了。

（3）妇女同盟。中旬，市委把苏东、文平等同志调来筹备妇女组织的工作。才调到十余名妇女干部，刚开始工作，就接到撤出长春的通知，他们带着这几个妇女干部就撤出去了。

（4）中苏友好协会。开始是由苏军少校谢德明活动，成立了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单庚生，宣传部长一兵，总务魏秉文，委员有赵东黎、戴清河。谢德明少校批给中苏友好协会一个印刷厂、一个办公大楼、一个电影院、一个酱园，还有大批纸张，并指定田松办《光明日报》，是中苏友好协会的报纸。这个中苏友好协会是各方面人凑合起来的，单庚生会长领导不起来。后来谢德明少校公开向其领导人说“向赵东黎学习”，实质是叫赵东黎领导中苏友协的工作。10月下旬，萧林同志由延安到长春，派他到中苏友好协会任会长，并兼《光明日报》总编辑。中苏友好协会组成人员变了。原单庚生、一兵、戴清河等人就不上班了。中苏友好协会完全按我党要求办了。《光明日报》这时也是群众喜欢看的报纸了。

《长春新报》由章欣潮任总编辑，杨文元任总务长，共有十余名同志和《光明日报》在一起办，用《光明日报》的印刷厂、纸张等物资。

（5）东北电影工作同盟。张辛实在“满映”工作，通过他组建东北电影工作同盟。他当会长，王福春任副会长，张敏（凌源）为委员。当时给他们的任务是保护这个制片厂。这个厂子有一位苏军少校代表，长期驻在厂子里。田方、许珂等同志来后，我把他们两位介绍给张辛实。刚工作不久，也撤出了长春。

到11月，市里各方面工作都展开了，正向广度、深度方面发展，整个局势在我方控制下，基本上稳定下来了。国民党接收大员及地下国民党的头子都撤回北平，国民党地下建军的头子有的跑了，有的到农村去了，有的被我们抓住了。就在这时，突然接到苏军的通知，叫我们12月初把党政军、报社、群众团体撤到长春市60里以外。苏军也准备撤回国。

当时我们的思想是苏军撤出长春我们就进长春，各单位的人员回原岗位工作。我们撤出人员在城外等着进城。我正准备在早上撤出去，周保中同志派通讯员给我送来信，叫我在市内等他，见了面再谈。

第二天见到周保中同志，他说：“情况变化了，苏军暂不撤出长春，什么时候撤还不知道。是蒋介石向斯大林提出，要求苏军留在长春一个时期，斯大林接受了留下的要求。你留下的任务是同苏军××少校联系，他是司令部的中文翻译。有些事需要他帮忙解决的，你可以找他帮助。”下午，周保中同志把我介绍给××少校。××少校表示我们能够合作得很好，并商定每个星期见两次面，都是早上7时前到这里见他。他住的地方是车站前的“大和旅馆”。这里住的全是苏军军官，在一段时间里，他的房间基本上是我们住了。经常有王一智、林娜、石磊等同志来住，我也经常住这里。林娜是女同志，她俄文很好，每次同××少校谈都是我们俩同他谈。

王永生同志也留下和我在一起工作。

12月下旬，国民党接收大员又由北平飞回长春市。苏军把市政府交给国民党市长赵君迈，他带来的局长也到各局接收了。当时赵君迈带的局长中有社会局局长叶绍南（现名孙大光，原地矿部部长），是共产党员。敌伪产业保管委员会副主任孙亚明也是共产党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律研究所所长，已故）。赵君迈在桂林时就同我党的石磊同志经常联系。教育局局长周伯阶（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和蒋经国同学）。来长春后，又同石磊同志接上关系。孙亚明同志在桂林时由石磊同志领导，孙大光同志的党关系还没有过来。国民党接收长春的大员中有两个党员、一个统战对象，过去都在石磊同志领导下工作过，对国民党接收大员的动态了解比较清楚。

中苏友好协会会长萧林同志撤出后，我提甘雨沛任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并兼《光明日报》总编辑，苏军同意。甘雨沛当中苏友好协会会长时有两条君子协定：一条是中苏友好协会不能把国民党人员吸收进来，变成国民党领导的中苏友好协会。二是《光明日报》保持登莫斯科、延安新华社消息，或者登载有关苏联卫国战争的报道文章和短篇小说。如果国民党不让登延安新华社消息就全登莫斯科消息。这两条他都同意了。他主持了一个来月的工作，《光明日报》就变成以登国民党中央消息为主了。我到他家，同他谈为什么不坚持两条君子协定。他反过来批评我是“左”倾盲动主义。我们争论很久，他还坚持他的意见。后来我向石磊同志汇报了，商量有机会把他撤了。我同××少校谈了甘雨沛的态度，他也同意撤他会长的职务。没有来得及撤他时，甘雨沛就参加了国民党策划的“和平请愿团”到沈阳去了。这个“和平请愿团”的实质是反对我军解放长春，替国民党呼吁阻止我军解放长春的，“和平请愿团”还到锦州“东北行营”活动，据说他发表了“反苏”“反共”讲话，以后留在沈阳。东北解放了，他从沈阳来长春找我，要求我证明他参加“和平请愿团”是我指示他去的。当他的面我驳斥他说假话。从他说我是“左”倾盲动主义者之后也没有见过面，怎能指示他去参加“和平请愿团”呢！

甘雨沛参加“和平请愿团”走后，我和××少校商量，他同意叫萧林回中苏友好协会继续主持工作。萧林同志回到中苏友好协会、《光明日报》后，把办报的方针又变了回来，《光明日报》又得到广大群众拥护。

我同苏军××少校互相通情报有几次。第一次是我情报系统得到国民党将领王家善（伪满第七军管司令部少将参谋长）计划把国民党接收大员全部抓起来，带到八路军地区去的情报。问我怎么办？是支持呢，还是反对呢？咱们同志好做王家善的工作。这样的大事，我不能答复，需要请示上级。我马上找到苏军××少校，向他说明有重要情报，还须咱们两个人一起去磐石县见林枫和周保中同志，××少校同意了，于是我们4个人坐一辆吉普车，晚上10时左右到了磐石县。我马上向林枫、周保中二位同志汇报了情况。第二天早上林枫、周保中、××少校和我，又把情况简单说了，问问××少校有何意见，××少校表示先听林、周的意见。最后林枫同志说：“我们反对王家善绑架东北行营的大员，回去告诉咱们的同志做王家善的工作。不能采取绑架的行动，这种行动的结果是不好的。东北行营大员在长春市，苏军有保护的责任，苏军也反对采取这种行动。苏军也会出面干涉的，后果是不好的。”苏军××少校说，回去马上把情况和林、周的意见向上级汇报。我表示回去后，马上将林、周的意见向情报系统的同志传达，做好王家善的工作。我们返回长春的第二天早上，苏军情报部长和××少校同我说，这个情报很重要，司令政委都很重视，并要求每天见一次面讲讲情况，确定每天晚上我到××少校住地见面。由于我地工人员的工作，王家善放弃了绑架国民党“东北行营”大员的做法。我们的地工人员还把国民党一份绝密的密号弄出来交给了苏军情报部长。

国民党办的《长春日报》在春节前登出一条消息，“春节期间苏军通知不准放鞭炮。谁要放鞭炮，苏军就把谁抓起来，判刑”。我们把这条消息告诉××少校，并把《长春日报》给他看，为此苏军卫戍司令部命令《长春日报》停刊一个月。

我们还给周保中司令员送去了关于一支队伍要哗变的情报：九台县有一个团，名义是八路军，实质是国民党地下军，近期要哗变进长春市。周保中同志得到我们的消息后没有马上解决这个团，结果这个团跑进了长春。团长政委是咱们派去的，在副团长领着哗变时，把团长和政委放回了。

国民党地下军计划在公主岭把我党的领导人苏梅（东北铁路局局长）杀死后将部队拉到长春。我收到这个消息后，马上派人通报苏梅同志，他见到后，立即把国民党的地下军的副队长等人抓起来，粉碎了国民党暗杀阴谋。后来我见到苏梅同志，他告诉我，在没接到我的信之前，他就有所发觉，接到信后，证明了他们的怀疑是正确的。

1946年3月，苏军又准许在长春市成立八路军办事处，东北局派邹大鹏、彭加伦二位同志负责，并带电台来到长春市。苏军给找的房子，并派了一个警卫班保卫，但不许挂八路军办事处的牌子。我有时也去看他们，邹大鹏有时也到《长春新报》办公楼来。

1945年12月下旬苏军把长春市政府交给赵君迈后，1946年1、2月份苏军准许国民党空运一个师来长春。空运来长的部队是伪满“铁石部队”。这支部队曾在唐山地区打过八路军，日本一投降被蒋介石改编为中央军，纯粹是汉奸部队。

3月我问××少校，苏军何时撤回国？他说上边没有命令来。我又问：苏军是不是能较久地驻在长春？他也不知道。根据苏军让在市内成立八路军办事处，又叫《长春新报》出版，我们估计苏军可能不会马上撤回国，要创造一个国共合作的形势。我们在工作上也要做较长的统战工作。4月初××少校突然通知我：苏军在4月10日左右撤军回国，苏军在10日前，派军车把我们送到双阳。我记得在4月8日左右苏军派了两辆装甲车、一辆大卡车、一辆吉普车，把《长春新报》《光明日报》、八路军办事处以及邹大鹏等人员送到双阳。

苏军4月14日撤出，我军就开始进攻，18日全城解放。石磊同志带领市委全体人员进入市内。刘居英同志带领市政府的人员接收了长春市政府。我们工作到5月23日就又撤出长春了。

1947年6月，李立三部长找我谈话。他说整个军事形势起了根本的变化，我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东北的军事形势也是这样。东北人民解放军下一步可能打长春，你看长春地下党能不能在内部起作用？能有多大作用？我说长春市内国民党军队人数与市民的人数是一比二的样子，一个兵看两个市民，市民很难起来；大学生不少，很多是解放区跑去的地富子女，对共产党是有成见的，待他们认识了国民党，政治觉悟提高了能起作用，地下党的基础很薄弱。在这种形势下，配合解放军攻城在内部是不会起很大作用的。李立三部长说，你的分析是根据你所领导的地下党而说的。这次叫你去长春要给你新的关系，是长春市市长赵君迈。他在抗日时期就同我党有联系，第一次解放长春时将他俘虏了，经过我们的教育，他在政治上进步很快，对我党的政策表示拥护。所以我们通过三人小组谈判，用国民党市长赵君迈、市政府局长孙亚明换一个在沈阳被捕的地下党员金人，国民党表示同意了。赵君迈市长回长春之前同我们谈，如果我军包围长春市，他可以做孙立人的工作，动员他起义。因为孙立人同他在美国“西点”军校同学，回国又在宋子文税警团共事。后来都当师长，孙同他关系很好。还有金山同志的关系，能不能起配合作用，到那里再商量。最后李立三部长说，你对长春市情况熟悉，你去较适合。

7月左右，我和交通员同三四个商人带几麻袋白糖、几个车过了松花江。国民党保安队检查，一看是白糖，就喊：一定是八路探子（侦察员），带走。商人从哈尔滨出发就把国民党票子准备好了，往连长兜里塞进去，连长一摸很厚，就发话了，让他们走吧！就这样我们过了第一道卡子。走了二三十里，又遇上两个便衣谍报员要检查，赶车老板说：“什么八路探子，你们就是要钱，你们少要点，他们多跑几趟，你们就发了。”这时商人忙给他们一些钱又放我们走了。一路上过几次国民党军的卡子，给钱就放行。我们走了两三天到了长春市的八里堡。我住在交通员的亲戚家。这时我的肠胃病又犯了，在八里堡休息了几天，派交通员进市内找到宋平。宋平见到我的信，把我接到他开的医院里，住院治了20多天才好了。宋平告诉我住在他医院里是不会出事的。

我的身体恢复了，就到郭景兆同志家，看到他父母都健在，他的爱人和孩子也都很好，郭的精神也很好。同他的父母说了一阵话，我就到郭住的屋里密谈，他的爱人在外边放哨。先谈他的父亲变了，不骂八路了，天天骂中央军：“个个弄个小老婆挎着在街上溜，这样军队还能打仗？弄娘们没有钱就去抢、偷，靠美国给枪炮，也打不了八路，看起来八路能回来。”我把当前的形势向郭传达了，并把来的任务向他做了交代。郭景兆说，他在这一年多只发展了两个党员，开了一个五金电料行，物价老涨，卖出去就买不回来，就是赔钱，只能起个掩护作用。发展的党员一个在五金电料行当经理，了解些商业情况。另一个党员是做小买卖的，跟着跑。郭还说：“我的家庭环境、生活环境限制了我工作的开展，我只能在小买卖人中活动。人民生活一天比一天困难。先希望国民党来，来了更坏，市民都失望了，地下党员张冠英同志由市公安局分配到分局当文书，又把他送沈阳警察学校学习。估计市公安局对他有怀疑可能是审查他，他说还没有什么问题。另一地下党员张竹同志工作对象是在保安队，搞好了能起作用。”我与郭景兆同志商量，工作重点放在张竹同志那里。

我同孙亚明同志接上关系后，把全国的东北的军事形势和我这次来长的任务向他详细地传达了。孙说：“从哈尔滨同赵君迈市长回来后，我就非常谨慎，没开展什么活动，国民党还怀疑我是共产党员。”赵君迈也曾偷偷地告诉孙亚明有人说他是共产党员，要他注意。赵君迈走后，新来的市长孙桂籍是孙亚明的中学同学，抗日时期在后方与孙亚明共过事，感情也比较好，孙桂籍也问孙亚明是不是共产党员？孙亚明向孙桂籍解释并说服了他。就这样，孙桂籍把孙亚明留下当了市府的公用局长。孙桂籍是忠于国民党的，又是蒋介石特务系统少将特务。孙桂籍说是他在沈阳市把金人抓住后，是他亲自审问的。在一年多时间内孙亚明是在国民党特务监视下做事的。特务们没有搜集到材料也不好抓他。孙桂籍当了几个月的市长就回南京去了。后来，孙亚明就到长春大学当总务长兼教授，市政府局长的位子让出来了。孙亚明还把多年不见的老同学刘育新推荐到长大当教授。

我问他赵君迈的情况，他说新一军军长孙立人被调沈阳，潘玉昆提升新一军军长。赵君迈市长就不好当了。赵市长向小蒋表示，要叫他当市长就得兼长春市警备司令。结果蒋说话了，只能当市长，不能兼警备司令。赵市长必须辞职，小蒋安排他到上海任渔业总局局长。赵君迈市长在1947年9月离长去上海了。

我同金山同志接上关系后，把周总理的指示传达给他。一是少给国民党涂脂抹粉；二是占着茅坑不拉屎，少给国民党办事；三是把物资器材尽可能保留下来；四是个人去留由自己定。又把全国的和东北的军事形势向他们详细传达了。他又问了些解放区的情形，我也回答了。他对解放区的情况很感兴趣，同他谈的很多，随之谈他的工作情况，跟他来接收的人员中有5个党员。他团结了一批进步的技术员。他们到厂后发现有国民党活动，金山就对他们说：“我入国民党的介绍人是吴铁城。”表示他是老党员，比他们的资格老，金山要他们在厂子里不要乱活动。

他说这一年内拍了《松花江上》《哈尔滨之夜》两部故事片。内容都是抗日的事。国民党宣传部叫金山多拍些新闻纪录片，吹嘘中央军的胜利，金山没有积极地去拍，国民党宣传部部长来信，叫金山去拍四平战役的新闻片子，金山就采取拖的办法说拍完《松花江上》就去。又叫他拍中央军打胜仗的片子，被他拖下去了。后来又叫他拍保卫长春的片子，实在没办法拍了保卫长春的纪录片，上海进步文化人看了很有意见。在纪录片子上，国民党的宣传部部长，叫他把共军改为“匪军”、共党改为“匪党”，金山没有改。金山说要马上去上海、南京向他们去解释。

金山同国民党军政人员来往密切，同他们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并了解一些军事情况。国民党军政要员在金山那里什么话都说，他们互相攻击，互相谩骂。如孙立人就骂杜聿明、潘玉昆不会打仗，说八路军三下江南时，杜聿明叫死守县城，潘玉昆师长就死守德惠，虽然德惠没有丢，但叫八路军一个团一个营地消灭了……

金山同志谈了许多国民党要员的事，我把金山讲的情况派交通员送回东北局城工部。金山同志在10月末左右去上海了。他临走时对我说：王紫东同志来长春，你今后同他联系。王紫东同志来长后，他说金山同志给他的任务是把能撤出的物资器材都撤到北平，有用的人员也撤到北平。11月底王紫东同志把留下的物资清单交给我，1948年长春解放，我把清单交给袁牧之同志，袁牧之接收完了，告诉我和朱光同志，金山同志把能用的物资、器材等都运走了，没有留下什么东西。

宋平（赫振中）同志的两个姐姐都是从延安回来的党员，她们对宋平同志在政治上帮助很大，她们一面帮助他解决思想问题，一面叫他帮助我做些工作。宋平在我们要撤出长春时，对我表示，他相信他姐姐的话，愿帮助我们做些工作。但还要看看国民党到底怎么样才好下决心。后来，他亲自看到了国民党的腐败，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的决心，经我介绍他入了党。我叫他活动当医务界的参议员。于是他把爱人的金首饰卖了，请医务人员吃了一顿饭，结果被选上市参议员。这样他就可以在市参议会、医务界活动，广泛交朋友。

情报系统田琛同志，我们第一次见面时，谈了他所了解的情况：一是中央军议论纷纷，是守长春，还是撤出长春？他们大部分是希望到沈阳去，老在长春死守必当俘虏。二是特务机关知道我地下党的情况，并说他也随时准备撤到解放区去，从此一直到长春解放我们再也没有见面。

1947年底，国民党军政要员围绕是守长春还是撤出长春问题，思想很混乱，当地国民党军政要员都希望撤出长春，但蒋介石又不下命令。可有后台的就能离开东北，如梁华盛去广东了，没有后台的情绪低落，没心工作。这种形势对我们开展工作是很有利的。我们商量，应当抓住这机会，广交朋友，把积极分子团结在我们周围。根据我党的力量分布情况，应放在三个地方：一是长春大学，二是市参议会，三是保安部队。

长春大学校领导方面有三个党员：一是孙亚明同志是老党员，有白区工作经验，是学校的总务长兼教授；二是刘育新同志是新党员，是孙亚明同乡，东京时同学，在东京学习时参加进步团体，曾在伪满经济部工作；三是王宏文，新党员，1946年“4·14”被我军俘虏，当时他是国民党党务专员。被俘虏后集中在佳木斯学习，表现好，政治上来个大变化，李立三同志介绍他入党。回长春后，到长大任经济学教授。他还是国民党长春市党委委员，经常去开会，他在长大当教授，党的关系在宋平同志那里。学生中的党员由刘育新同志发展几个，都是经我审查批准的。这些党员在学生中有基础。他们又团结了百余学生参加课外学习小组，成为党的积极分子。后来发觉敌工部吕天同志派了几位同志也在长大工作，彼此知道，没有别的关系。孙亚明同志把陈一华同志（党员）由市政府公用局调到总务处任秘书。又从市政府印刷厂工人中物色几个觉悟较高的职工，调到长大总务处工作。

长大校内在1948年3月左右地下党的力量形成了，力量很强，基本上掌握学校的领导权。他们做了很多工作。

郑洞国为了守住长春和安定市内秩序，先从长大开刀，于4月24日派一个团的兵力把长大包围起来，进行搜捕。在搜捕之前，逮捕的名单王宏文同志已知道了。他把名单送给宋平同志，宋平同志交给我。我把这个名单交给孙亚明同志。他们按着这个名单，通知到本人，使这些人都提前一天离开学校到解放区去了。另外，逮捕100多人是在搜查中发现有进步书籍，或者证件不足等原因被捕去的。后经校方积极援救绝大部分释放了，有个别的同学没有放，在长春解放前夕被杀害了。

1948年6月端午节那天，我们以学生食堂停伙为导火线，发动长大学生举行了一次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示威，参加的学生有500多人。游行队伍经过斯大林大街，最后到长大校长黄如今的住宅。当时，校务委员正在那里开会。学生到后，全体校务委员到门外同学生见面，并推孙亚明代表校务委员会讲话，告诉他们校委会正在开会研究如何解决师生的生活问题。并催促教育部速汇款来，呼吁长春党政军机关予以支持，孙亚明讲完后，学生不满意，要求训导主任史某和三青团头头谢恕出来讲话，控诉他们4月24日在政治上对学生的迫害，谢恕讲话态度蛮横，学生火了，上去就把谢恕按倒在地，狠狠地揍了一顿。接着学生要求孙亚明跟着他们回学校，安排食堂开饭，孙亚明表示同意和他们一起回校，安排他们吃饭问题。回到学校，游行队伍才解散。

谢恕被打后，即送往医院。第二天孙亚明到医院看谢恕，王焕彬也来看望，谢恕把被打的经过向王说了，王说：“把打你的学生全抓起来。”孙亚明从医院出来就去找刘育新同志，通知打谢恕的同学速去解放区，这些学生当天就去解放区了。

1948年1、2月，国民党军队企图把松北联中的学生编进部队，解决部队的兵源，也解决联中的吃饭和穿衣问题。学生知道编入部队去打仗，就搞了游行示威，于是我们就发动长大学生支援联中不愿当兵的行动。结果联中的学生胜利了。

此时，我派长大学生秦宏伦给东北局城工部送去一份长大反动党团及特务名单，目的是便于我接收长大时了解情况。秦宏伦由城工部回来，带来一份毛主席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论著，对此，我们地下党除组织同志们学习外，还印了很多，用信发给各界人士，由长大学生连夜在校内外贴出，广泛地向广大群众宣传。

1948年5月初，市民的食粮已经发生危机。我同孙亚明决定，身体好的同志到国民党军队去当兵，从敌军内部瓦解敌军，如果国民党军队突围时，能拉出多少兵，就拉出多少兵到解放区去，吃饭问题也解决了。不能去当兵的，并有家属的同志马上撤到解放区，不要饿死，要撤出的同志，马上走，把余下的粮都给留下的同志。到9月上旬，长大有1200多学生和老师离开了长春，绝大部分去了吉林，少数人去沈阳了。孙亚明同志把长大的教师和学生撤到解放区的计划安排完后，也跟着学生到解放区了。长大仅有少数职工护校。

同时宋平、王宏文、张翼飞同志在参议会内外，也不断地呼吁郑洞国拿出粮食救济市民。宋平同志这时已经被怀疑了，我叫他马上撤出长春到解放区去。

张竹同志掌握的保安大队，在做拉出去的准备工作时，也被敌人发觉，仅张竹、魏征二位同志带十几个人跑出来了。以后，保安部队被改编了。

郭景兆同志在路上碰见吉林省国民党书记长岳希文（是郭景兆在北平时的老师），岳约他到党部去谈。郭问我，是去谈，还是不去谈？最后我们俩商量还是不去谈为好。先离开家，看看动静再说，接着在市公安局工作的党员张冠英通知他，“不要同他接头”。我根据郭的处境，又加上家里粮食也不多了，决定他回解放区。

这时市民已经手中断粮了，大批的人饿死了。我没有必要留在市内了。不久，我也出了卡子到了九台。之后，到围城兵团司令部向萧司令员、萧华政委、唐天际政治部主任等领导同志汇报了长春的情况。我说如果我军再不开放抢救挨饿的市民，在国民党“杀民养军”的政策下，市民还要大批地死。兵团领导同志听完后，确定把情况反映上去，再定。接着，我又到吉林省委和哈尔滨东北局城工部，把长春市的情况也讲了。我在哈尔滨见到了石磊同志，他派我去吉林参加长春市外围工作，随时准备进市内。直到1948年10月长春解放，我们回到了长春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