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道器交参”的笛乐观照

过去中国人谈器物，常以一句“虽小道而犹有可观焉”作开头。

说是小道，并不就在贬抑它，而系由于中国人自来就谈“道器”。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既形而下，又偏于一方，就难谓之是通于诸事的大道。

而说“犹有可观焉”，指的是不能因为器物的形而下，你就可以率意地轻忽它，因为器之所以“载道”，离开此形而下之器，形而上之道就会成为不着边际的空谈。换句话说，在中国，谈人文、谈生命，原须“道器得兼”。

这句话用之于笛亦然。笛，竹管一支，卑之正难登大雅之堂，所以坊间乃多“短笛无腔信口吹”，但如果你因此就轻忽它，则不仅难识笛乐之风华，而且更少了一道切入中国人文的渠道。

说以笛切入中国人文，毫不夸张，就举一例：中国是诗的民族，“诗，可以兴，可以群，可以怨”，自《诗经》始，中国人就将自己的生命情怀、美学观照深深寄寓于此。但历代虽都有诗作，就以唐诗臻于顶峰，而明人在此却说：“唐人作闻笛诗，每有韵致。”

可何止每有韵致，盛唐诸家其压卷之作，竟多与笛有关。李白的“谁家玉笛暗飞声”、高适的“月明羌笛戍楼间”、王之涣的“羌笛何须怨杨柳”等等都是。

盛唐诸家倾心于笛，与笛的历史背景、乐器性能有关。就乐器性能而言，笛音特具空间感，抒写情怀乃就风流直抒，有其丘壑；而就历史背景来说，笛乐有汉胡的双重背景，于边塞、于汉地，两皆相宜，只一管清音，也就能寄千古情思。

然而，这样的人文情思在后世却零落，笛的地位亦相应隐微，要直到近世，它才以一定姿态重新进入大家眼帘。

谈近世笛艺的重入眼帘，不得不举20世纪50年代的南北四大名家：南派的陆春龄、赵松庭，北派的冯子存、刘管乐。他们在乐曲演奏上各擅胜场，由之开启了往后笛乐的风骚。

但说风骚，在乐曲表现、技巧发展上，更得兼及人文。而就此，四大家除赵松庭之外的三人，其乐曲虽有人文之处，但并不明显，而且是无自觉性的人文观照。

能有自觉性的人文观照，系因赵松庭是四人中唯一的知识分子。他不仅是知识分子，而且是个文人，诗词文章在他不仅熟稔，人文情思更乃生命所系。笛，在他身上，因此就多了一份人文气息，一份历史使命。然而，他又与一般大谈境界、大谈历史者不同。身为笛家，赵松庭对笛之作为乐器的原点未曾有一点轻忽，在这原点上他对笛制作的科学涉入乃多有发皇。换言之，笛，是赵松庭“道器交参”的生命实践，既具现于他的笛曲、笛艺，更直接影响着他的学生。

其中，与人文相接最广的弟子恐怕要数杜如松。他与书画、戏曲、茶艺、器物等文化界的酬唱往来固不待言，更参与乃至擘画了江南佛道诸大道场的人文盛举，使得笛之人文角色更为彰显，也让文化界更多地看到了笛的存在。当然，在他所开创并主事的浙江音乐学院国乐系中，也就有了更多“道器交参”的人文观照。

而这人文观照，聚焦处之一就落在赵松庭竹笛国际艺术中心的成立上。近几年来，以学术研究、高峰论坛、教学研讨、采风实践、音乐展演、竹笛工坊、笛管艺术节等种种形式，汇聚了海内外笛坛及笛坛之外的名家，不仅有效彰显了赵松庭先生的笛艺成就与风骨，更就整体笛艺之发展及笛与人文之连接，作了许多有意义的尝试。虽仅短短五年，笛乐就因这中心的成立，因这“道器交参”的观照，乃能袭夺外界一定的视听观瞻，并引致内部一定程度的质的转化。

正如此，既长期关注中国音乐之人文，又与杜君旧识，值此《一溪松月——赵松庭竹笛国际艺术中心》一书出版之际，因其所为，当为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