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近代“狂人”话语的主流形态

李冬木先生在近期发表的力作[21]中，从语汇、社会媒体、“尼采”和“无政府主义”话语、文学创作、时代精神特征等方面征引了大量材料，梳理鲁迅留学时期的明治知识环境中的“狂人”言说，自谦是提供了日本近代“‘狂人’言说史的一个粗略概述”，令人大开眼界。其立论的重点，是这一环境对“鲁迅的‘狂人’”可能存在的影响，结论认为：“周树人实际上是带着一个完整的‘狂人’雏形回国的。这是他建构自身过程当中的一个生成物。病理知识、精神内核以及作为艺术对象去表现的文学样式都齐了。”简言之，他力图证明，明治知识环境的“狂人”言说帮助孕育了鲁迅的“狂人”，只待风云际会、瓜熟蒂落。这当然是雄辩的论说，鲁迅笔下的“狂人”的精神气质以及“技术路线”无疑是与明治日本的“狂人”言说相通的。对此我们之前或有所知，但容有未详，冬木先生的贡献实在是值得感谢的。作为学习体会，我在这里要尝试处理另外的材料，提供一点争论，即：除了明治知识环境，鲁迅笔下的“狂人”的一个更直接的来源，应该是近代中国尤其是晚清-民初时期自身的知识环境。这一环境主要以汉语为载体，存在和作用于其时的汉语知识人群体中，不管这些群体托身何处，他们共享和共创了这个环境，并从中受益。这样说当然不是要抹杀明治日本知识环境的作用和影响，而毋宁是想说，鉴于当年旅日知识人群数量庞大，无论在任何方面，日本的影响都不会仅止于一人，而是造成了留学界及新知识界的普遍风气，并促进了人群间的相互影响。而且，明治知识界风气的养成，很大程度上亦是来自西方影响，而同时期中国知识界也已开始直接承受西方影响。由此，一个在多方交互作用下转换创生的近代中国新知识环境，已自成系统，有效运转，并日益丰富。衍生其中的“狂人”话语，因既属“先进”话语，又秉有传统依托，更是其中发育得较快的部分。具体到鲁迅，考虑到《狂人日记》迟至他归国十年之后才被创出，则其得益于自国知识环境的部分，或较外缘更为显明。

关于作为小说人物形象的“狂人”来历，过去有“原型说”。其中较著的，一说来自鲁迅的表兄弟[22]，一说来自章太炎[23]。关于后者，鲁迅杂文里记，太炎素有“章疯子”之称：“民国元年章太炎先生在北京，好发议论，而且毫无顾忌地褒贬。常常被贬的一群人于是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曰‘章疯子’。其人既是疯子，议论当然是疯话，没有价值的了，但每有言论，也仍在他们的报章上登出来，不过题目特别，道：《章疯子太发其疯》。有一回，他可是骂到他们的反对党头上去了。那怎么办呢？第二天报上登出来的时候，那题目是：《章疯子居然不疯》。”[24]如此翻覆来去都是文章，可见这位“疯子”名头之响亮。但鲁迅的“狂人”之于“章疯子”，恐远不只在“人物原型”的层次上发生关联，而有着更深刻的精神连带。这种连带首先表现在，与“狂人”一样，“章疯子”并非只是来源于外界指认或强加，而更来源于自我确认，是一种根源于自我身份、角色和社会责任意识的有意为之。

“章疯子”最著名的自供状，出自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25]。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因“苏报案”三年刑满释放后流亡日本，受到英雄般的欢迎。7月15日东京留学生在神田町锦辉馆为他举办欢迎会，据《民报》第6号记载：“是日至者二千人，时方雨，欵门者众，不得遽入，咸植立雨中，无惰容。”[26]当时的在日中国留学生总数约为8000人[27]，出席者占四分之一，可谓盛况空前。这篇讲词完整登载于《民报》第6号，据该刊披露，稿件出自太炎先生自己的手笔[28]，是我目前所见的唯一一篇真正属于“写出来的”“章太炎的白话文”[29]作品。

关于此次演讲，鲁迅先生的毕生挚交许寿裳在《章炳麟传》中记载为“在欢迎会上发狮子吼”，并用了差不多整整一个小节，照录了讲辞内容的近一半。最后说：“这篇演说，洋洋洒洒，长六千言，是最警辟有价值的救国文字，全文曾登《民报》第六号，而《太炎文录》中未见收入，故特地多抄一些如上。”[30]

太炎先生的这篇演说辞气纵横，“令人神旺”，内容上与“鲁迅的‘狂人’”存在着明显的亲缘关系。首先是自认“疯癫神经”，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大概为人在世，被他人说个疯颠，断然不肯承认，除那笑傲山水诗豪画伯的一流人，又作别论，其余总是一样。独有兄弟却承认我是疯颠，我是有神经病，而且听见说我疯颠，说我有神经病的话，倒反格外高兴。为甚么缘故呢？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接下去自我作故，攀圣做贤，建立了一个古今中外的“神经病”人系谱，并号令于人：“诸君且看那希腊哲学家琐格拉底（苏格拉底。引者注，下同），可不是有神经病的么？那提出民权自由的路索（卢梭），为追一狗，跳过河去，这也实在是神经病。那回教初祖摩罕默德，据今日宗教家论定，是有脏燥病的。像我汉人，明朝熊延弼（此处延字误，应为廷）的兵略，古来无二，然而看他《气性传》（疑应为熊著《性气先生传》）说，熊廷弼剪截是个疯子。近代左宗棠的为人，保护满奴，残杀同类，原是不足道的。但他那出奇制胜的方略，毕竟令人佩服。这左宗棠少年在岳麓书院的事，种种奇怪，想是人人共知。更有德毕士马克（俾斯麦），曾经在旅馆里头，叫唤堂官，没有答应，便就开起枪来，这是何等性情呢？仔细看来，那六人才典功业，都是由神经病里流出来的。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

以上所引，算是侧重于“狂人”“疯子”形迹方面的表现，接下来则是侧重神思，要建立如何才算合格的和有价值的“神经病”的标准，并为之筹划方略，以献身于国家事业：“若有人说，假如人人有神经病，办事必定瞀乱，怎得有个条理？但兄弟所说的神经病，并不是粗豪卤莽，乱打乱跳，要把那细针密缕的思想，装载在神经病里。譬如思想是个货物，神经病是个汽船，没有思想，空空洞洞的神经病，必无实济；没有神经病，这思想可能自动的么？”“至于近日办事的方法，一切政治、法律、战术等项，这都是诸君已经研究的，不必提起。依兄弟看，第一要在感情，没有感情，凭你有百千万亿的拿破仑、华盛顿，总是人各一心，不能团结。当初柏拉图说：‘人的感情，原是一种醉病’，这仍是归于神经是了。要成就这感情，有两件事是最（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以上所说，是近日办事的方法，全在宗教、国粹两项，兄弟今天，不过与诸君略谈，自己可以尽力的，总不出此两事。所望于诸君的，也便在此两事。总之，要把我的神经病质，传染诸君，更传染与四万万人。”

此外还有很多激动人心的议论和煽动，不再具引。太炎先生的这篇激情洋溢而思路周密的演说，不啻另一篇《革命军》的宣言[31]。其中包含的文化改造和社会革命的思想和方案，在后续的历史进展中得到了方方面面的体现，更在鲁迅的各类作品和实践活动中留下了明显痕迹。试举一例：周作人后来曾表彰《狂人日记》“虽然说是狂人的日记，其实思路清彻，有一贯的条理，不是精神病患者所能写得出来的，这里迫害狂的名字原不过是作为一个楔子罢了”[32]，这与太炎教诲中“把那细针密缕的思想，装载在神经病里”明显是一脉相承的。

没有证据表明鲁迅是现场聆听太炎演说的两千留学生之一[33]，但鲁迅是否受到章太炎言论的影响，原是无须论述的。他自己在去世前十天写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说：“回忆三十余年之前，木板的《訄书》已经出版了，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的青年，这样的多得很。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一九〇六年六月出狱，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民报》。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疑为‘献策’]的×××[指吴稚晖]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指蓝公武]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34]木板《訄书》刊行于1899年。鲁迅的回忆既说明了他接触太炎著作之早，也说明了他接受太炎影响的主要方面，在于革命的思想行为。这次演说是否现场倾听、感受和体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上述回忆表明鲁迅深受《民报》时期的太炎感染，所谓“入脑入心”，铭刻终身。众所周知，此后鲁迅像今天的年轻人追星一样追随太炎先生，在“弃医从文”之后的整个留学生活后期紧密趋奉，成为入室弟子，经过了一段不短于仙台留学期的“从太炎游”的时期。

今天我们对仙台留学生活于鲁迅文学的影响有深入的研究，对“伍舍”时期，则通常直接视为“从文”之后的第一阶段产出期，把研究重点放在了对这一阶段作品的解读上，研究《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的“材源”和“思想”等，有很多精彩的成果，但相对却忽视了，这一时期仍然是鲁迅作为留学生的求学时期，而且尤其是已经选定“从文”之道后的观念养成和事业培养期，对作为文学家的鲁迅之养成，理当至关重要。由此也可以清楚地看到，1902—1909年鲁迅在日本的留学生活是可以划分为清晰的三个阶段的，即1902—1904年的弘文学院语言学习阶段、1904—1906年的仙台医学学习阶段以及1906—1909年的“从太炎游”阶段。他在前两个阶段的文学活动及著述都属于业余活动的范畴，只有在“从太炎游”的阶段才算是把“文学运动”当成正经事业在做，因而这一阶段的状况应该尤其值得注意。

日本一桥大学名誉教授木山英雄先生曾高度评价鲁迅留学时期的收获，将其称为两大“奇观”:“可说这是面对东方文明古国衰微的敏感高傲的灵魂，把欧化主义的时弊归结为十九世纪式的‘无知至上’与‘多数万能’两点，从而与基督教欧洲内部的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特别是后者对于资产阶级‘末人’的轻蔑性批判发生共鸣，这已堪称一大奇观。而与此同时，他又与中国内部的章炳麟所主张的，立足于岂止是前资本主义社会，而且是前制度性原理的自存自主发生共鸣，这堪称又一个奇观。”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他（章炳麟）在《民报》时期独特的思想斗争最全面的继承者，则非鲁迅莫属了。”[35]神户大学名誉教授山田敬三先生也曾注意到：“（与太炎先生）直接见面是在鲁迅的‘伍舍’时代。但是在这以前，鲁迅推崇拜伦或尼采时的作品中，就已有浓厚的章太炎思想影响。有的段落甚至令人感到，鲁迅的拜伦形象或尼采形象，或许就是章太炎的形象。”[36]这都是非常敏锐而令人信服的观察，也可证鲁迅从太炎处所习得的，远非表面看起来那样无关紧要。

《狂人日记》发表后，最早的评论来自时为北京大学学生的傅斯年（署名孟真），他在发表于《新潮》第1卷第4号上的《一段疯话》中写道：“鲁迅先生所作《狂人日记》的狂人，对于人世的见解，真个透彻极了；但是世人总不能不说他是狂人。哼哼狂人，耶稣苏格拉底在古代，托尔斯泰尼采在近代，世人何尝不称他做狂人呢？但是过了些时，何以无数的非狂人跟着狂人走呢？文化的进步，都由于有若干狂人，不问能不能，不管大家愿不愿，一个人去辟不经人迹的路。最初大家笑他，厌他，恨他，一会儿便要惊怪他，佩服他，终结还是爱他，像神明一般的待他。所以我敢决然断定，疯子是乌托邦的发明家，未来社会的制造者。”[37]这里对“狂人”的描述，与太炎所说的“神经病”如出一辙。也即是说，“狂人”一经露面，“青年读者”马上就辨认出了他的真面目，并将自己代入为他的友伴。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狂人日记》的整体话语形态，深深根植于晚清以来中国话语环境的激进思潮脉络，时代读者对此有着切身的认同感，在关于他的身份、价值和实质上，根本就不会发生误认。在这一意义上，太炎的“神经病质”就像一粒种子，一经植入晚清“东京留学生”青年心灵的沃土里生根发芽，托生为“狂人”，移植到“五四”青年的养成环境里，已被奉如“神明”,“断定”为“乌托邦的发明家，未来社会的制造者”了，也就是鲁迅本人所不喜欢而又确凿无疑的“青年导师”了。

《新潮》第1卷第4号出版于1919年4月，正是五四运动爆发前夕，傅斯年的言论体现的可以说是激进革新运动高潮时期的社会观念。随着“运动”的退潮，社会观念也许会随之改变，但在对“狂人”的看法上，反而呈现出认同感进一步加强的倾向。杨邨人发表于1924年6月12日《时事新报·学灯》上的言论说：“我现在才发觉我们都是发昏瞎活的人，只有狂人才是醒悟者！人们可怜狂人的举动，说他是‘荒唐悖谬’，人们自己不自觉自己才是‘荒唐悖谬’，而且实在是可怜的呵！”[38]即此两例，已足以证明“狂人”话语已衍生成晚清-民初中国知识话语中的正典，在塑造时代观念方面发挥了颠倒乾坤的功效。《狂人日记》产生和作用于其中，与时代环境之关系，诚所谓相互发明，“固不足怪也”。一直到1933年，周楞伽“也还觉得身旁满是吃人的人一样”，忍不住发出叹息：“《狂人日记》的时代，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会过去呢？”[39]

“《狂人日记》的时代”，当然不是说由《狂人日记》单独造成的时代，而是一个由《狂人日记》参与其中，以之为突出代表，社会各方力量共同造成的时代。以《狂人日记》为中心，从“章疯子”到鲁迅，从鲁迅到“五四青年”傅斯年，再到由“五四”召唤出来的二三十年代青年，这条线索可以说是代表了晚清至民初的“近代文学”中“狂人”话语的主流形态，这一主流形态的“狂人话语”，也是刺激、召唤和促进近代中国知识、思想、文学和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在此之外，还有种种其他形态的“狂人”“疯子”“癫子”等活跃于同时代，或个性奇癖如“辜疯子”[40]，或任性无忌如刘文典[41],“文人狂像”“政客狂事”“社会狂态”等等层出不穷[42]，体现出时代的文化风气，既是时代变革的表现，也是变革的重要参与力量。他们可能代表着“狂人”话语的其他方面，也可能真的是“被历史的车轮碾碎”，丧失了人格的自主性，总之都是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转型时代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当然，这个“近代‘狂人话语’的主流形态”本身也不是无源之水。除了因缘际会互动促生之外，对所托身的自国文明传统的创造性承传，自然也是题中之义。林少阳先生在近著《鼎革以文——清季革命与章太炎“复古”的新文化运动》中以大篇幅讨论了章太炎与以“狂狷论”为中心的革命儒学之间的关联，其中涉及鲁迅，并把“鲁迅的狂狷论”作为“一个观察章太炎与鲁迅关联的视角”[43]，是这方面极富启发的新成果，有待进一步消化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