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叙述人的声音

“祝福”从字面上来说，指的是作为故事背景的鲁镇年末祭祀活动。这种活动作为一种乡俗，笼罩于一切人和事，成为一切人事活动的最高主宰，无从逃避，无可违逆。如作品结尾所说：“我在蒙胧中，又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声联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6]如此重大的笼罩性存在，将一切差异抹杀和掩盖，把所有噪音整合成最大因而反转成主调的噪声，给人以“懒散而且舒适”的“拥抱”，使一切含糊下去，仿佛万事皆可从头再来，唯有法则得以延续下去。这样的“祝福”，无论从实际形态还是象征意义上看，都是高度仪式化的，需要而且实行着献祭。在其中，施行者是一种身份和资格，也是分享活动成果、从中得益的一种凭据；倘若自外于或被排除在活动之外，自然也就无所容于这一象征秩序之中，成为“谬种”，不使流传了。作品开篇部分议论说：“我独坐在发出黄光的菜油灯下，想，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先前还将形骸露在尘芥里，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魂灵的有无，我不知道；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我静听着窗外似乎瑟瑟作响的雪花声，一面想，反而渐渐的舒畅起来。”这一倒叙的对于作品主角祥林嫂的结局的感想，与结尾的造境结合起来，将作品在实际层面和象征层面的“祝福”的含义充分表征出来，除了实写鲁镇的“祝福”活动，毋宁更是要突出象征层面的祥林嫂之死的“祝福”意义。但那究竟是怎样的“祝福”呢？“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一面是“不生”，一面是“不见”，于己于人，竟都是差堪接受，可以使人“渐渐的舒畅起来”的事情吗？

《祝福》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属于一级经典，过往对它的解读也已经充分经典化，要想对之做出新的解读殊属不易。本章亦非为翻空出奇，而毋宁更是为了读书献疑，尝试把自己在阅读理解过程中于原有的解读略有未合的一点感受更好地把握住。从过往的解读中我们熟知，祥林嫂一生悲苦，活着遭人厌弃，死了被骂谬种，可谓不幸之极，小说叙述人“我”在鲁镇年复一年又一度的“祝福”的“一天音响”声中，将所见所闻的祥林嫂的生平事迹连成一片，讲述了她的故事，算是献给这位悲苦人的一曲挽歌。作品题名为《祝福》，所表达的最主要的应该是对祥林嫂的祝福，以及这种祝福与环境中正在进行的“祝福”的对照和映衬。相互映衬中，“几乎无事的悲剧”的残酷性得到了惊心动魄的呈现，作品的经典性由此确立。

上述解读尝试把握的是叙述人的声音。这个声音对祥林嫂充满了同情，当他以“我”的身份直接与祥林嫂对话时，甚至不乏怜悯。他在短时间的临场反应中处处为对方着想来考虑自己的回答，结果把自己搞得很忙，最后狼狈不堪。这种狼狈也正是我们过去的解读中所认为的，知识分子面对底层民众的悲惨命运时的无力感。既同情，又无从给予帮助，更无力加以改变，甚至对她迫切希望得到答案的问题，都无法给出明确的回答，只能含含糊糊应付过去，然后通过事后的追怀，来给以“灵魂的慰藉”。在这种解读下，《祝福》被纳入了“五四退潮时期知识分子自我审视和批判”的主题，成为在鲁迅的“乡土题材”和“知识分子题材”作品系列中两立兼长的代表性作品。这样的解读，在祥林嫂的一面，引入了阶级论的视野，四老爷、四太太、婆婆、大伯乃至“我”，无疑都是上层压迫阶级，再加上各种帮忙帮闲，构成围困祥林嫂的网罗，将她做成“人肉的筵宴”[7]上的牺牲，活活地被“吃”掉；在“我”的一面，也被填充了阶级论视野下的社会历史内涵，“我”作为“知识阶级”的代表，被建构为“底层民众”的对立面，与民众的隔膜被视为知识分子脱离群众的自身缺陷的表征。这个思路延伸下去牵连甚广，尤其势必关联到对作者鲁迅的人生道路和思想状况的讨论。根本上，对于文学文本来说，无论是实际作者还是作为代言者的叙述人，相对于文本微环境来说都是超级主体，即使不曾完全凌驾于作品世界，只是以第一人称限制视角混迹其间，也是某种超越性的存在。以叙述人为中心的讨论，不可避免地会导向作品外部社会历史分析，从而形成与文本内部分析完全不同的批评方案。对后者来说，作品所要处理的核心，仍在作品的主人公祥林嫂本身，需要追问的是她的生存和表现样态，她的内与外，她怎么想，怎么说，怎么做。这也正是我想暂且撇开“叙述人的声音”，集中讨论“祥林嫂的声音”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