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性问题

跑书店,找书、买书、读书,永远是鲁迅的一大乐趣。

弘文学院从收取的学杂费中,每月发还学生三元做零用。鲁迅除买些廉价的樱花牌一类的香烟外,大部分买书了。常和鲁迅一起跑书店的许寿裳说,鲁迅“读书的趣味很浓厚,决不像多数人的专看教科书;购书的方面也很广,每从书店归来,钱袋空空,相对苦笑,说一声‘又穷落了!’”他们经常跑的书店是东京神田一带的旧书铺,以及位于本乡的南江堂、日本桥的丸善书店等处。

鲁迅关注的仍是哲学、科学、文学类书籍。他继续搜集严复的译作,开始看翻译比较确切完整的日译本。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译介西方科技文化书籍的范围数量远大于中国,这使他能够据此与严复、林纾等的意译、节译、编译本做比较,从而深化阅读。鲁迅虽然在南京已经阅读了一些新书刊,但正如周作人所说,更广泛地与新书报接触,乃是到了日本以后。鲁迅在弘文学院购读的新书刊,有案可查的就有:英国穆勒关于形式逻辑的名著《名学》(通译《逻辑体系》),法国孟德斯鸠的《法意》(通译《论法的精神》),英国耶林的《权利竞争论》(通译《为权利而斗争》),英国斯宾塞的《群学肄言》(通译《社会学研究法》),另外还有《摩西传》《西方东侵史》《世界十女杰》,梁启超创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日文书籍中有拜伦的诗、尼采的传记、希腊神话、罗马神话等,还有一部鲁迅十分珍爱的日本版线装本《离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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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弘文学院毕业文凭

鲁迅到日本之后,中国各省的留日学生及在日本的革命志士,宣传反清,鼓吹革命,纷纷创办各种革命刊物,如《浙江潮》《新湖南》《江苏》《湖北学生界》《汉声》《译书汇编》等。《浙江潮》是浙江同乡会的会刊,自创刊号起,鲁迅即订购保存,并鼎力为会刊撰写文章。对兄弟刊物,鲁迅也是格外留心的。

“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的四面寻求,与勤读书多读书的多方汲取相结合,融会为年轻鲁迅的深沉思考。康有为七次上书变法维新,对鲁迅的影响很大;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转而保皇,对鲁迅的震动同样很大。鲁迅分外留心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争。章太炎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大批康有为,文章传诵一时,鲁迅诵读后赞曰:“所向披靡,令人神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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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东京弘文学院就读时的照片

放眼世界大势,回首黯然故园,目睹国情人气,忧思窃愤,鲁迅心灵深处的回应不同凡响,中国国民性问题成为鲁迅一再思考和探讨的问题。朝夕相处的至交许寿裳回忆说:

有一天,说到历史上中国人的生命太不值钱,尤其是做异族奴隶的时候,我们相对凄然。从此以后,我们就更加接近,见面时每谈中国民族性的缺点。因为身在异国,刺激多端,我们又常常谈着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对于(一),因为古今中外哲人所孜孜追求的,其说浩瀚,我们尽善而从,并不多说。对于(二)的探索,当时我们觉得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就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口号只管很好听,标语和宣言只管很好看,书本上只管说得冠冕堂皇,天花乱坠,但按之实际,却完全不是这回事。至于(三)的症结,当然要在历史上去探究,因缘很多,而两次奴于异族,认为是最深的病根。做奴隶的人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说诚说爱呢?……唯一的救济方法是革命。我们两人聚谈每每忘了时刻。

鲁迅就这样把他年轻的热情和睿智全部献给了祖国和人民。同时他也为他的祖国和人民把沉重的十字架背负在自己身上。胸怀忧国忧民的强烈忧患意识,又具有了开放的文化眼光,开阔的文化视野,思考问题的时候,鲁迅便立于较高的起点,思想的触角便伸向了深层,触及中国问题的根本。这种深层的严肃思考,不仅仅在同代人中领先一步,更重要的是,对他本人来说,这时候的思考,已经具有了可以作为他毕生的思想命题的价值——思想家鲁迅的特质,在他刚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就凸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