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韩FTA签署运行的战略背景

第一节 全球国际贸易新格局

世界贸易组织（WTO）是制定国际贸易全球规则的唯一组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并称为世界经济体制的“三大支柱”。WTO是覆盖全球最多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机制，应保证国际贸易顺利自由地进行，但2006年多哈回合遭重创加上金融危机影响，WTO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方面的谈判和协调功能几乎丧失殆尽，目前只能作为一个并不公平的贸易纠纷仲裁庭在发挥作用[1]，这大大影响了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进展。发展中国家逐渐融入国际经济体系，驱动了历史上最为复杂、最为庞大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经济全球化也因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近年来，以自由贸易协定（FTA）[2]为主体的国际贸易新格局正在形成，从而构建了以双边的、多边的贸易协定为基础，区域性的贸易协定为板块的全球贸易新格局[3]。全球大多数区域贸易协定放弃了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的正面清单方式，转向更为透明、自由化程度更高的负面清单方式。章昌裕（2013）的研究中明确指出：“国际贸易新格局以FTA构建为基本特征，TPP和TTIP在其中突显出重要作用，不仅打造了一个以高度自由化为堡垒的市场准入屏障，而且使国际规则进一步泛‘美国化’，成为美欧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达到控制全球战略意图的一部分。”2011年被认为是美国实施“回归亚太”战略进入实质性阶段的年份。作为新时期美国推动全球贸易规则变革的三大重要举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TTIP）和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rade in Services Agreement，TISA）——是美国“回归亚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动机既有经济又有政治方面的考虑，对于遏制中国崛起是不可否认的事实。[4]从规则标准来看，TPP、TTIP和TISA的侧重点不同：TISA强调服务贸易及投资自由化，TPP和TTIP则是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协定。但三者也存在交叉，具有共性，都更加关注长期规则制定。三大协定覆盖广、标准高，将重构当前国际贸易投资规则。[5]

TPP本质上是一个横跨亚太的互利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其前身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2005年由APEC的四个成员国文莱、智利、新西兰和新加坡发起。TPP成员既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市场化程度非常高的发达经济体，也包括新加坡和韩国等经济开放程度非常高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还包括智利、秘鲁、墨西哥、马来西亚、越南等市场化程度比较低的发展中经济体。[6]美国力图以TPP为蓝本实行“4＋X”战略，给美国提供一个包括更广泛成员的FTA的“基准平台”，避免了与其他国家逐个达成双边FTA从而节约谈判资源，形成TPP的“基准协定文本”，适用于未来有意加入的新成员。TPP是美国利益的完全体现，其谈判内容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跨境投资、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等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大多数核心内容，体现了以美国为核心的发达经济体在劳工、环境、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国有经济等方面的要价。从目前已经公开的谈判内容看，TPP涉及的议题非常广泛，包括农业、环境、劳工、投资、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服务贸易、原产地标准、保障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透明度、文本整合等内容。美国通过TPP可以获得扩大出口、促进就业等方面的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TPP可以实现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意图，抵制排斥美国的“东亚共同体”的形成，遏制中国在东亚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并重建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

2013年6月，美国正式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谈判，议题涉及服务贸易、政府采购、原产地规则、技术性贸易壁垒、农业、海关和贸易便利化等，最终目标是建立美欧自由贸易区（涵盖欧盟27个成员国和美国）。如果欧美达成协议，将会建起世界最大的自贸区，涉及全球40%的经济产出和50%的贸易活动。据欧盟估计，一旦欧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每年将分别给欧盟和美国经济创造1190亿欧元和950亿欧元的产值，同时也将对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产生深远影响。[7]TTIP将不仅仅涉及关税减免，更重要的是消除非关税贸易壁垒，让欧美市场融为一体，包括相互开放银行业、政府采购等，统一双方的食品安全标准、药品监管认证、专利申请与认证、制造业的技术与安全标准，并实现投资便利化等。欧美期待此举能为各自的经济注入活力。若TTIP协定签订，美欧建成自贸区，中国有重回全球贸易价值链底端的危险。

从本质上讲，TTIP协定是自由贸易协定的高级版本，它将美欧的关税降至零，打破了非关税壁垒，严格投资保护，从而形成了足以覆盖全球1/3贸易量和1/2 GDP的世界最大自贸区。到目前为止，欧盟已成立20余年，制度创新红利消退，欧盟经济出现疲软，需要再次进行制度创新，因而在TTIP谈判中欧盟的主动性和紧迫性，已远超美国，欧盟旨在通过贸易FTA谋求经济增长新动力，用制度红利推动经济发展。但是，在TTIP中占主导地位的不是欧盟，而是美国。

TISA是2012年初由美国、欧盟和澳大利亚主导的“服务业挚友”集团发起的。它的内容涵盖90%的服务领域和形式，拟规定所有国外服务提供商和其产品享受国民待遇，特殊项目以负面清单形式规定，可能引入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任何国家不能单方面引入新的限制条款，任何条款的取消适用于所有成员，这一新的服务贸易协定极有可能成为WTO下的一个新的多边协定。[8]从参与TISA谈判的经济体看，目前有23个成员，所占全球服务贸易比重接近70%，既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欧盟、日本、加拿大、新西兰、挪威、冰岛、瑞士、以色列等发达经济体，也包括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三个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还包括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土耳其、墨西哥、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巴拿马、秘鲁和巴基斯坦。

美国推动TISA谈判，其目的是要巩固在全球贸易规则制定上的话语权和垄断权，推动建立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经济贸易新规则，同时，具有强烈的排斥中国等新兴大国的意图。在TISA谈判和定期磋商中，美国、欧盟起着主导作用，特别是美国。纳入谈判的市场开放要素、新议题范围等，基本都是由美国首先提出的。虽然TISA多数成员欢迎更多国家加入谈判，但部分成员提出要让后加入谈判者交“入场费”，接受已有进度并履行相应承诺。2013年9月，中国政府表明愿意参加谈判。而美国不情愿中国加入，对中国设置了很高的前提条件。

综上所述，国际贸易新格局及其特征可以概括如下：

一 以FTA为主体的国际贸易新格局已经形成[9]

随着WTO的地位不断下降，国际贸易环境、经济秩序和政治格局发生了一些根本性变化，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区域贸易安排（Regional Trading Arrangements，RTA）和更为有利的FTA是通向经济乃至政治合作的有效途径。[10]RTA不仅能够为成员国带来贸易红利，更可以帮助一些大国巩固传统外交联盟和建成新的地缘政治集团。早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就涌现出了众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如中美洲共同市场、安第斯集团、加勒比共同市场、东非共同市场、西非经济共同体等。然而这一时期发展中国家经济一体化的成效不大，有些甚至名存实亡。20世纪90年代，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再度兴起，南方共同市场、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等新的南南合作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也恢复了活力。这一时期，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和欧洲经济共同体（EEC）[后更名为欧洲联盟（EU）]也应运而生，并且都已成为富有成效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它们以自由贸易协定的方式使区域经济组织有关成员国得以充分利用国际分工，通过创造稳定的区域内市场环境，提升所在区域经济吸引跨国投资的能力，为自身的经济发展谋求最大利益。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指导思想更趋于市场化目标，合作内容与形式更加务实和灵活，因而成效也日益显著。尤其以RTA最为引人注目，其数量增长迅速，并逐渐成为一种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式和潮流，几乎波及全球。绝大多数世贸组织成员参与了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区域贸易安排。按照世界银行估算，平均每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参加了五个区域贸易安排。由于FTA谈判成员比WTO谈判成员数目少得多，谈判进入更加自愿，因此比较容易达成结果，降低政治冲突成本。FTA对缔约方具有较强的约束力，能够较快地解决多边体制难以解决的诸如投资、竞争、环境和劳工标准等多重自由化问题，促使缔约方更直接和更有效地促进贸易与经济合作发展。新一代自由贸易区协定具有的方便、灵活、快捷等特性，通常涵盖非常广泛的领域和规则，同时，它也避免了关税同盟对成员方采取自主贸易政策的约束。[11]大国不仅广泛接受自由贸易区协定这种形式，而且致力于获得自由贸易区内部的主导权。[12]据WTO统计，截至2013年1月10日，向其通报的RTA数量达546个，其中354个已经生效，FTA和部分范围协定在其中占90%［剩下10%是关税同盟（CU）］，一个以FTA为主体的国际贸易新格局框架已经形成。[13]

二 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亚经济体三足鼎立的新格局形成

东亚经济体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并列成为世界贸易的三强。[14]在东亚地区，国际分工格局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基本以垂直型分工为主，在某些产业的某些领域则属于水平分工。随着东亚各国经济的发展，虽然在原来的垂直型分工链上出现了某些断裂，但是，亚洲区域内的国际分工并没有完全蜕变为水平分工，依然是多样性和多层次性的。在当今的东亚，日本是工业发达国家，处在第一层次；韩国和新加坡等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处于第二层次；东盟十国处于第三层次。中国在某些科技研究和开发及生产领域接近第一层次，但从总体上来看，仍然处在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15]从2009年东盟、东亚占世界GDP的比重来看，2009年东亚实际GDP占世界的18.79%，而东盟只占了2.26%，东亚实际GDP中约有16.5%的份额是来自中日韩三国，是东盟的7.3倍。同时，中日韩三国的实际GDP约为欧盟的55%，北美的56%。[16]因此，中日韩三国的经济规模占据着东亚经济的约90%。就经济实力而言，中日韩在亚洲市场上占据着绝对的主导作用。东亚一体化程度不断深化，尤其是中日韩三国间的自由贸易区一旦建立，会产生竞争促进效应、规模经济效应以及资源配置效应。

发展中的亚洲实力逐渐强大，将在世界贸易格局演变中充当重要角色。尽管2015年世界经济温和复苏态势已经基本确立，经济增速缓慢回升，但是显然老牌的发达国家遇到了各种经济增长瓶颈：欧元区经济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下降，随着货币政策宽松力度的加大，经济将实现低速增长；日本消费税率上调的影响逐渐减弱，但结构改革效果不容乐观，经济将实现微弱增长；美国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持续向好，经济进入稳步增长轨道，但金融危机后续影响依然存在，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凸显。整体来讲，发达国家宏观政策分化，贸易保护主义势头上升，热点地区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将成为经济波动的重大风险来源。[17]与之相反，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总体仍快于发达国家，应对经济冲击的能力有所增强，东亚经济体已经成为能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相抗衡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