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篇

大学问与大境界——冯友兰先生的治学与人生

陈来

主持人 马跃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各位同学、各位来宾、尊敬的陈教授，“大学问与大境界——冯友兰先生的治学与人生”，是“笃学讲堂”的第三十四讲，首先我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讲嘉宾陈来先生。陈先生1952年出生于北京，祖籍是浙江温州，现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著名哲学史家。学术领域为中国哲学史，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宋元明清理学和现代儒家哲学。他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国际中国哲学学会副执行长、全国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学科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委组专家、国家出版基金评审专家、冯友兰研究会会长、朱熹研究会会长，以及首都师范大学特聘讲座教授，香港科技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学校的兼职教授，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南昌大学江右文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福建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宋明理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社会科学院国际阳明学院研究中心顾问，复旦大学儒学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等。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陈先生来到我院，下面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陈先生给我们做精彩的讲座！

陈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著名哲学史家）：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先说说这个演讲题目，这个题目其实不是我定的，跟我联系的同志给我出的题目是“大学问与大境界”，这个太高了，不好讲。很少有人能讲大学问、大境界。如果用“大学问、大境界”来招揽听讲人，我觉得有点不敢当。我想了一下，就讲冯友兰先生的学问与境界吧。为什么选这个题目呢？因为12月5日是冯先生的生日。如果按照中国旧式的算法，2014年是冯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如果按照周岁、公历的算法，2015年是冯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今天很高兴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谈谈冯先生。

关于学问，我不想具体讲冯先生的学问，而是重点讲他做学问的精神；关于境界，我也不过多谈他学问达到的境界，而是主要讲他精神的境界。“学问的精神与精神的境界”就是今天我要重点和大家介绍的，介绍一些在我看来比较重要的方面。最近中华书局正在出版冯友兰先生的全集，这个全集应该算第三版了。20世纪90年代河南出版社出版了冯先生的全集，2005年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冯先生的全集。第二版与第一版比较，收录范围有所扩大。例如，《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卷、第七卷在第一版中没有收录，第二版将其全部收进来了。另外，对冯先生早年的一些讲义、译稿和单篇的著作，包括诗词，第二版都做了收集。出第二版的时候我还写过一个介绍。最近两年，中华书局有意再出一个新版。我猜想，可能是人民出版社的那个版权到期了。中华书局为出这一版，花费了不少精力，也收集了一些新的资料。这个新版本要出十八卷（人民出版社的是十四卷），十八卷里面到底有什么新的内容，我现在也说不全，因为它现在只出版了一半，还没出全，我收到的一包书只是一半，所以我现在还不能全面介绍。

现在我们言归正传。冯先生1895年出生，1990年故去，寿高95岁。我国近现代很多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学者，都是比较长寿的，比他早两年故去的梁漱溟先生也是95岁，2004年去世的我的老师张岱年先生也是95岁，钱穆先生与冯先生同年去世，也是95岁。我不敢说中国哲学史专业是个长寿的专业，但是几位老先生经历的人生坎坷却很多。抗日战争时期，冯先生在西南联大。当时西南联大教授的生活条件都不太好，必须要搞点副业才能维生，如闻一多先生曾替人做篆刻。冯先生也有点副业，就是给人写字、卖字。现在大家到拍卖会上能看到一些冯先生的字，那些字相当一部分就是20世纪40年代冯先生卖字的时候写的，那时候的生活是比较苦的。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冯先生一直受到批判。所以，新中国成立前在物质生活上，新中国成立后在精神生活上，冯先生都不是很顺畅，但是他能活到95岁，这很值得研究。我想讲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冯先生一直保有他精神的境界，我们随后要讲他精神的境界。冯先生说过，他自己有自己的体会，说哲学有什么用？哲学并没有实际的用处。哲学的用处就是能够改变、提高，或者转化人的精神境界——这是他对哲学下的一个定义。冯先生在1990年11月底去世，半年多前，也就是1990年3月，他做了一副对联——“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这个对联可以说是“预寿”，就是预先做寿。“三史”中的“史”是“历史”的“史”，“释”是“解释”的“释”，就是说写了三部历史书来解释从古到今的历史；“六书”就是指他在抗战时期写的六本书，合起来当时叫“贞元六书”，代表冯先生自己哲学思想的一个体系。“六书纪贞元”，“纪”是“纪律”的“纪”，就是纪实的意思，“贞元”来自《周易》：贞下起元。老先生喜欢写对联。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有一位老先生，与冯先生关系十分密切，就是金岳霖先生。金岳霖先生是一个学习西方哲学的人，他一生未婚，因为他只追求一位女士，不过那位女士嫁给了别人。那位女士就是林徽因，林徽因对金岳霖应该是很不错的，因为金岳霖几乎成为梁思成、林徽因这个家庭中的一个成员。抗战前金岳霖几乎就在梁思成家生活，跟梁家住前后院。他跟梁家一起生活非常自在、安逸，离开梁家就不自在、不安逸，所以一开始到西南联大时，梁思成和林徽因都在，后来史语所搬到四川把梁思成带走了，金先生就很不安逸了，所以他休假一年，大概是1940年，他赶快跑到四川，到梁家住了一年。20世纪50年代中期，林徽因去世了，他也就不在梁家住了。到晚年，梁从诫一家跟他住，这是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管他叫“金爸”。金岳霖说：“梁从诫跟我一起生活，就是我以前跟梁家生活的继续。”为什么提金岳霖先生呢？金岳霖先生是一个从思想哲学到生活方式都很西化的人。他家里经常吃西餐，请了一个做西餐的大师傅。他有两个爱好，一个是喜欢中国古代的书画，他对中国书画有相当高的欣赏能力；另一个就是喜欢做对联，例如在毛主席生日时，他借用梁启超的笔法写了副对联给毛主席，毛主席请他吃饭，他本来想把这副对联说出来，结果忘了说了。言归正传，这副“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的对联，是冯先生1990年3月写的，到了五六月份，他就将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最后一册全部交稿，他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写了10年。我与冯先生晚年写这本书有一点关系，因为在他生命的最后5年里，我给他做助手。冯先生有三级助手，我是第三级助手。第一级助手的任务是记录，因为他眼睛看不见，不能写，只能口述。第二级助手帮助查找资料，找到资料以后，由一级助手念出来。那么我这个第三级助手做什么呢？就是谈话。冯先生在写一个章节之前，会先跟我谈谈他想怎么写。他在写的过程中，也会跟我谈话。我大概一个月去找冯先生两三次，我去的时候他可能正在写，还没写完，他会跟我谈他遇到什么问题、怎么想，我也会提出一些意见。章节写好了，就交给我看，我一般不做大改动，我会改错字，会按照他的逻辑把有些缺少的环节稍微补充一下。我看完以后再去跟冯先生谈，谈谈我对这章的意见，冯先生听了我的意见可能有所修改，也可能认为不用修改。当然我也可以自吹一下，冯先生写序言，写到他写作过程中谁帮他看稿子、谁提了意见时，在最后一句写道：“陈来同志提了重要意见。”

1990年3月他写这副对联时，《中国哲学史新编》已经基本写完了。也就是说，这副对联“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是在他晚年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即将完成的时候写的，实际上是他对自己一生学问的总结。在座的可能不都是中国哲学专业的，我介绍一下这“三史”是哪三史。就是指他的三部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著作。第一部当然就是20世纪30年代前期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分上、下两册，冯先生自己把这个叫作大哲学史。第二本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他用英文写的《中国哲学简史》，这是他到美国讲学期间写的一本英文的书，于20世纪80年代前期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由他的学生涂又光先生翻成中文。凡是看过涂又光先生翻译的中文版的读者，都认为这个翻译很接近冯先生的文笔，那是因为涂又光先生是冯先生的老学生，他在翻译期间，就住在冯先生家里，随时请教冯先生，他使他的文笔尽量靠近冯先生想表达的语义。冯先生自己的文笔有特点，他不做兼声之语，非常明白。所以对于涂又光的翻译，中国哲学界都非常称赞。第三部就是《中国哲学史新编》了，这部书从1980年开始写，到1990年写完。因此，到1990年3月，可以说他已经是“三史释今古”了。这三部书分别代表他在20世纪30年代、40年代、80年代对中国哲学及哲学发展的理解。特别是《中国哲学史新编》与前两部有很大的不同，它不只讲中国古代的哲学，还包括冯先生对现代哲学的理解、分析和思考。《中国哲学史》这部大哲学史只写到了清代，《中国哲学简史》没有涉及中国近代哲学，而《中国哲学史新编》的第六、第七册，对近代、现代哲学都做了叙述。这是“三史”。那么“六书”呢？我想知道的人就更少了。“六书”是他在抗战时期写的几本书：《新理学》《新世训》《新事论》《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由于这“六书”是在抗战时期写的，他自称是“贞元之际所著书”，合称为“贞元六书”。“三史”应该说是哲学史的书，“六书”是他的哲学著作，“三史”“六书”构成他哲学研究的体系。

截至目前，冯先生的全集出过三版，最早的一版叫《三松堂全集》，这次新版叫《冯友兰先生全集》。这个全集不管编几版、怎么编，“三史”和“六书”都是冯先生全集的主体。这个全集里面其他的部分，可以说是“三史”和“六书”在不同时期的准备、扩大、延展和反思。

就冯先生具体的学问，我来讲几句。从总体上如何评价冯先生的学问？或者说如何介绍他学问的特点？从学术上看，“三史”中的大哲学史，就是《中国哲学史》上、下卷，是冯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初参照西方哲学史的写法写的，因为中国历史上没有“哲学史”这个名字，也没有哲学史的书，其指导思想是近代西方哲学理念——“新时代论”。“新时代论”特别注重哲学史上的共相和殊相的问题，也就是一般与个别。冯先生是以“新时代论”这种重视共相和殊相的观点来解释、贯通中国哲学史的。《中国哲学简史》有所不同，不同在什么地方呢？就是20世纪40年代末他在美国写这本书的时候，他自己的“贞元六书”已经完成，新理学的体系已经建立了，所以这本书是他用自己的新理学体系来解释、分析中国哲学历史的一个简明的哲学史。当然，他的这个新理学的体系与“新时代论”的思想也有一致的地方，所以这两个时期不是割裂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一共有七册，是冯先生在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曲折，并且吸收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后，形成的一个系统的对中国哲学的说明和解释。因为这本书写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越过了50年代到70年代这个自我批判的时期，所以里面包含了部分自我回归，也就是回归到了他30年代、40年代的一些思想。所以说，《中国哲学史新编》里面融合了前两部（本）哲学史的一些观点。另外，《中国哲学史新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以一人之力，把从孔夫子到毛泽东两千多年的中国哲学史做了系统的梳理，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至于“三史释今古”这个“释”字，它是有着双重含义的。一方面当然是阐释，就是阐释中国哲学对我们今天哲学和民族精神发展有益的东西；另一方面，这个“释”字代表着一种现代思想史和哲学史的方法，就是“释古”。冯先生说：“从19世纪到20世纪30年代，可以看到中国史学的一种变化，在19世纪的时候我们基本上还是‘信古’，不管是哲学史、思想史还是文化史的研究，对史料都是采取‘信古’的办法。到了‘五四’时期，出现了一种新的史学思潮，那就是‘疑古’。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期，一种超越‘疑古’思潮的新史学思想开始出现，这就是‘释古’。”冯先生在1930年写的文章以及在国外的演讲中，都提到了中国近代史学的这三种变化。冯先生当然就代表“释古”这一派。中国的史学自身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对当时的“疑古”思潮进行分析和反思，并不是仅仅在我们这个时代才有的，在20世纪20年代末其实就已经有了；不仅冯先生是这样，其实胡适、傅斯年基本上也已经告别了“疑古”时代。

我简单介绍一下“六书”的思想。在“六书”里，《新理学》这本书是专门分析共相和殊相，也就是一般和个别的，是一本纯哲学的著作。《新事论》用这种共相和殊相的哲学分析方法，试图解决中西方文化的问题，解决怎么学习西方文化的问题。他强调中国人学习西方是要学它的共相，而不是学它的殊相。因为西方是一个复合体，包含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文化，所以我们学习西方是要学习它的共相。共相是什么呢？就是它的现代化。西方语言不同，比如英语和法语不同，法语和意大利语不同，意大利语和俄语也不同。它们的文化、哲学都有不同的地方，甚至人的头发颜色也不一样。我们到底学什么呢？不是学西方那种个别的东西，而是看近代西方变得强盛的主题是什么。《新事论》就是以共相和殊相作为分析方法，点明我们学习西方就是要学习它的现代化。因此，我们没必要把中国人都变成黄头发，那时候冯先生总是讲“中国人的头发也不能变黄”；我们也没必要让每个人都信奉基督教，因为这些对于我们学习西方来讲都不是共相。接下来的一本书叫《新世训》，“世训”是与“家训”相对而言的。从前是“家训”，“家训”是训导家里的子弟怎么做人、到社会上怎么做人的。《新世训》是通过家庭面对整个社会，教给所有的人怎么在现代生活中做人的。它讲的是现代社会中人的生活、行为的基本规律，要实现一个传统的追求圣人的道德向一个以个人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道德转化。第四本《新原人》是一本关于人的境界，特别是精神境界体系的著作。书中指出人有四种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最高的天地境界。书中指出现代社会的人，在不违反道德生活的基础之上还可以追求更高的精神境界，那就是天地境界。第五本《新原道》论述了冯先生所认识的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他认为这个优良传统是中国哲学的主流，用一句话概况，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这句话一会儿我们还会讲。它启示我们，对哲学的思考不能脱离具体的生活，特别是中国哲学，它从来没有脱离具体的生活。最后一本是《新知言》，它论述的是中国哲学的方法论。这六本书构成的体系，应该说是一个适应而且谋求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近代化的中国哲学体系，而不再是一个古代的中国哲学体系。这六本书构成的体系叫“新理学”，它是抗战时期中国哲学家精神活动的一种写照，也可以说是对这个时代的一个鉴证。

以上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先大概介绍一下他的学问。接下来，我重点讲他做学问的精神。“三史”是史，“六书”是论，“三史”“六书”凝结了冯先生一生的学术思想。那么，“三史”“六书”中有没有一以贯之的精神？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探讨的。我认为，重要的不是介绍“三史”“六书”的具体内容，而是要把握大学问家整个体系的基本精神。“三史”和“六书”虽然各为史、论，但其中贯穿着冯先生的一种文化信念。“三史”的跨度是很长的，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差不多50年的时间。这个文化信念也就是他做学问的精神。那么这个信念是什么呢？我们把它归结为四个字——“旧邦新命”。这四个字的影响还是很大的。2014年“五四”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到北大访问，当时去看了汤一介先生，汤先生的房间里面就挂了一个牌子，写着“旧邦新命”。当时习总书记就请汤一介先生解释什么叫“旧邦新命”。怎么解释的我不知道，因为我不在场。但毫无疑问，汤一介先生写这几个字是受了冯先生的影响。

“旧邦新命”对于冯先生来讲，既是一个文化的信念，也是一个政治的信念。文化就是中华文化，政治就是中华民族。所以，冯先生讲“旧邦新命”，讲的就是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这个主题，应该说是和中国近代历史、中国近代文化的变化相联系的。历史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在过去整个一百年里，从挫折中奋斗、崛起的历史，就是中华文化作为世界最悠久、唯一连续存在的文化，从失落走向振兴的历史。可以说，这个“旧邦新命”就是中华民族生命的特性在哲学家观念中的一种提炼。所以冯先生说，他的哲学跟他的学问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是与民族生命和民族文化的兴旺连接在一起的。早在20世纪20年代，冯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时候，就写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在中国近代史上还经常被人提起，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当时他用这篇文章参加了中西文化论争，文章指出，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是光辉灿烂的，但是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的形态，为什么呢？他说这不是中国人没有能力，主要是因为从价值观上来看，中国人更注重内心的生活。正是因为中国人更关注反映内心生活的文学、哲学等，对于科学的发展就不予以重视了。后来他曾经回顾说他提出这种主张的部分原因可以说是民族主义的，因为在和西方国家接触以后，发现中国人处处受欺负，中国人被视为劣等民族。他说他总想对这种情况做一个探析。这篇文章是自他1922年走上学术道路起所写的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论文，应该说他的学术活动从一开始，就受到了这种爱国主义动机的推动。

1933年，在《中国哲学史》下册完成的时候，他写了一个自序。序中说：“此第二篇稿最后校改时，故都正在危急之中。”故都就是北平，时间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身处其境，乃真知古人铜驼荆棘之语之悲也。值此存亡绝续之交，吾人重思吾先哲之思想，其感觉当如人疾痛时之见父母也。吾先哲之思想，有不必无错误者，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乃吾一切先哲著书立论之宗旨。无论其派别为何，而其言之字里行间，皆有此精神之弥漫，则善读者可觉而知也。‘魂兮归来哀江南’，此书能为巫阳之下招欤？是所望也。”这是当时冯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全部写完时所写的序。意思是说，故都正在危急之中，我们才体会到古人讲的“铜驼荆棘”这个话里面所包含的悲愤，在这个“存亡绝续之交”，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现在的思想，就好像我们生病的时候看到父母一样。我们古先圣者所讲的话不一定没有错，但是他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样的精神是一切先哲著书立传的宗旨。古人讲“魂兮归来”，这本书能不能起到一种“巫阳招魂”的作用呢？这是冯先生的希望。“铜驼荆棘”出自《晋书》，是说古人见到天下将要大乱，叹息宫门口的铜驼，铜的骆驼将要流落到民间，体现了其忧国忧民的一种悲情。“巫阳下招”出自《楚辞》，帝哀屈原，所以命令巫阳招魂，招屈原的魂，呼曰魂兮归来。旧注把招魂解释为“冀其复生”，“冀”就是希望。冯先生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住在充满危机的北平，应该说也预见到了国难将要来临，对民族前途忧患的那种心情就表达出来了。所以他希望他的书能起到复活民族精神的作用。冯先生后来说：“在《中国哲学史》序文里所说的那一段话，确是表示当时的一种情感，当时的愿望是想把中国的哲学恢复起来，激发人们的爱国思想，抵制日本的侵略。”可见，冯先生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不仅仅是学术的研究，更注入了他对中华民族、对国家的那种深沉的忧患。

“六书”也是一样。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清华、北大、南开南迁，合成联合大学。冯友兰先生在南迁途中，在长沙，当时叫长沙联合大学，开始写《新理学》。1938年他到云南的时候，《新理学》就印行了。他在《新理学》的序中这样写道：“怀昔贤之高风，对当世之巨变，心中感发，不能自已。”因为这本书是“贞元六书”的第一本，所以“心中感发，不能自已”，他要说明本书的目的，即“以期对于当前之大时代，有涓埃之贡献”。这里说的“大时代”，就是抗战的大业，广义上当然就是指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1940年《新世训》印行的时候，他在自序中这样写道：“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好学深思之士，心知其故。乌能已于言哉！事变以来，已写三书，曰新理学，讲纯粹哲学也；曰新事论，论文化社会问题；曰新世训，论生活方法，即此也。书虽三分，义则一贯，所谓‘天人之际’‘内圣外王之道’也，合名曰‘贞元三书’。贞元者，纪时也，当我国家民族复兴之际，所谓贞下起元之时也。我国家民族方建震古烁今之大业，譬之筑室，此三书者，或能为其壁间之一砖一石欤？是所望也。”这里所说“纪时”的“纪”就是“六书纪贞元”的“纪”。就是说他希望他的书能在民族危亡的重要关头起到积极作用，能够为国家民族复兴的大业添一砖一瓦。1942年《新原人》写成，自序中这样写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他这几句话与《中国哲学史》和《新世训》的自序是相呼应的，这篇序文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经典，其中的用语继承了前面《中国哲学史》和《新世训》自序的讲法，比如“为天地立心”那四句话，以及“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三史”和“六书”是有关联的，冯先生始终自觉地从参与民族复兴大业这个角度来进行他的哲学著述，他对民族、对国家的关切之情应该说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在“贞元六书”的序文里，最引人注目的关键词是什么呢？就是“贞元之纪”。“贞元六书”的写作应该是从1937年到1945年，与抗日战争的八年相始终。为什么用“贞元之纪”呢？这是因为抗战时期，当时的政府机构和文化单位都南迁到西南地区，中华民族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民族危机。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三次南渡，分别在晋、宋、明时代，抗战时期是第四次南渡。中国历史上的前三次南渡，应该说南渡的人都未能光复旧土，但是冯先生在第四次南渡的时候写“六书”，是怀着抗日战争必定胜利的信念的，他坚信中华民族一定能战胜困难复兴起来。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他把这个情形叫作“贞下起元”，把这六部书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因为在《周易》中，第一卦是乾卦，乾卦的卦辞是“元亨利贞”，古代哲学就把这四个字做了一个哲学的解释，认为其代表一种周期发展的循环。“元”代表初始的发生，“亨”代表成长，“利”代表成熟，“贞”代表消亡。一切事物皆从“元”发展到“贞”，接下去再从“元”重新开始。正如从春到冬，再从春开始一样。古人讲“贞下起元”，就是冬尽春来，表示正在经历最大的困难，新的发展即将到来。所以，“贞元之际”这个提法就显示出冯先生是以哲学创作的方式来自觉地参与民族复兴大业，以促进这个“贞下起元”的。所以爱国的民族主义立场是他进行哲学创作和学术工作的根本动力。后来冯先生自己也曾说：“抗日战争激发了我的民族主义的情感。”这种情感对于他来讲，就是以总结传统哲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他说“我要对以前的哲学思想做一个同情的总了解”，“我有意发挥我认为是民族思想的优良传统”，他认为这是对民族有利的。他的民族主义色彩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某些方面起到了相当大的鼓动作用。因为“六书”出版以后，社会文化界有很多评论，认为书写得非常好，是符合这个时代要求的。冯先生说：“我认为中国过去的正统思想既然能够团结中华民族，使之成为伟大的民族，使中国成为全世界的泱泱大国，居于领先的地位，也必能够帮助中华民族度过大难，恢复旧物，出现中兴。”当然也正是这种爱国精神，促使冯先生在1948年毅然从美国回到中国，在新中国成立后吸收马克思主义，追求社会主义。

刚才我们说，“贞元六书”里面的关键词是“贞元之纪”，它体现了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冯先生所坚持的一种爱国的民族主义信念。那么，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信念发展为什么呢？发展为我们刚才所讲的“旧邦新命”的提法。冯友兰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也就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七卷《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上。1980年，《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出版，自序中这样写道：“解放以后，我时常想，在世界上中国是文明古国之一，其他古国现在大部分都衰微了，中国还继续存在。不但继续存在，还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国是古而又新的国家。《诗经》上有句诗说，‘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旧邦新命，是现代中国的特点，我要把这个特点发扬起来。”刚才我们几次提到“旧邦新命”，但没有说明其来源，冯先生在这里面已经说了，“旧邦新命”出自《诗经》的“周虽旧邦，其命惟新”。1982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的时候，在致辞中说：“我经常想起儒家经典《诗经》中的两句话：‘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就现在来说，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我的努力是保持旧邦的同一性和个性，而又同时促进实现新命。”所以很明显，什么是“旧邦”？“旧邦”就是古老的历史和文化，“新命”就是在历史的连续中不断地有新的发展。从这个观点来看，古希腊、古罗马、古巴比伦、古埃及都是有旧邦而无新命，这个叫作有古而无今。那么美国呢？其历史只有约300年，就是有今而无古。在世界上，只有中国的历史文化一直连续地发展，而且这个发展是不断有新的，这叫有古有今。这个思想冯先生在西南联大的纪念碑碑文里面讲得很清楚。在晚年，冯先生还用一句话来概括他的学术工作的意义，就是“阐旧邦以辅新命”，意思是说，阐释我们古老的文化，是为了辅助我们新的现代化的实现。“阐旧”，就是我们在前面讲的“释古”，即对中国哲学的阐释。“辅新命”，是说他的学术工作追求的是促进中华民族现代化。从“贞下起元”到“旧邦新命”，冯先生的思想是一贯的，也是发展的。发展表现在，“贞下起元”这句话强调民族生命一阳来复的转折点，就是说民族生命不会无限消沉下去，表明了对民族生命的一种信心，因此更着重于当时的现实感，而不是历史感。“旧邦新命”，因为脱胎于《诗经》的“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其中充满了大思想家通观古今的历史感。刚才我说了，抗战结束后，冯先生为西南联大撰写的纪念碑碑文里讲“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老，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惟新’者也”。1949年后，特别是“文革”以后，《诗经》这两句话被他概括为“旧邦新命”，成为他全部生命精神之所在，也成为他学术工作的根本动力。“阐旧邦以辅新命”，体现了他把民族生命、民族文化作为自己的一种“终极关怀”。他就是要把中国哲学里面有永久价值的东西阐发出来，把它作为民族文化新发展的营养，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新命贡献自己的力量。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一直要重写中国哲学史，60年代写、70年代写，到1980年他已经85岁了，还要重写中国哲学史，写了10年，在他逝世的前4个月完成了这部巨著。所以我们说，今天要了解他的学问，就要了解他学问的精神。这是我第一部分要讲的。

接下来我们要讲讲他的境界。刚才提到，冯先生晚年写了一副对联——“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1983年冯先生88岁，金岳霖先生也是88岁，当时北大举办了一个两位先生从教多少周年的纪念会，我也参加了。冯先生写了一副对联，是给金先生祝寿的。这副对联的上联是“何止于米，相期以茶”，下联是“论高白马，道超青牛”。我不知道金先生有没有写对联回赠，因为金先生也很喜欢写对联，虽然他的生活非常西方化。“何止于米”的“米”，就是“米寿”的意思，因为“米”字可以分解为“八十八”，88岁被称为“米寿”。“相期以茶”中的“茶”字可以分解，茶字上面是“艹”，意为“二十”，下面可拆为“八十八”，总共108，所以108岁被称为“茶寿”。“何止于米，相期以茶”，就是向金先生祝寿，88岁了，但是“何止于米”，大家以茶寿相期，希望他能活到108岁。下联“论高白马，道超青牛”，是讲金先生的学问，表示推崇金先生的学问。古代有位哲学家叫公孙龙，公孙龙写了《白马论》，这应该是中国古代逻辑史上一个重要的著作。因为逻辑研究是金先生重要的一面，“论高白马”是说金先生的分析、研究高于公孙龙。“道超青牛”，“青牛”当然就是指老子，“白马”对“青牛”。金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写了一篇论文，叫作《论道》。《论道》应该说是中国现代哲学中一部有名的形而上学著作，“道超青牛”就是称赞金先生的《论道》可以超越老子。“何止于米，相期以茶”也可以说是对两个人讲的，冯先生后来就以“何止于米，相期以茶”作为上联，又做了一个下联，作为对自己的一个鼓舞。那下联是什么呢？是“胸怀四化，意寄三松”。冯先生把这副自己给自己配的寿联挂在他书房的东墙上。现在比较年轻的同志可能不太了解，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四化”是个很响亮的口号，就是四个现代化。可见，冯先生对国家的现代化非常关注。那么“意寄三松”呢？因为冯先生在北大燕南园的居所是57号，前面有三棵松树，于是他把这个居所命名为“三松堂”，这个很多人可能都知道。

1988年，我从美国回来看冯先生，因为好久没见，冯先生跟我说：“我近来换了一副对联。”我顺着冯先生的手一看，东墙上对联换了，不是“何止于米，相期以茶；胸怀四化，意寄三松”了，换了什么呢？换的是“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个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这副对联是冯先生1988年2月亲笔写的，一直到他逝世，这副对联始终挂在他的书房。关于这副对联写作的由来，冯先生也讲过。就是1987年的8月，他当时写了一篇文章，叫《康有为公车上书书后》。在文章的最后他写道：“《诗经》有一首诗说，‘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我把这两句诗概括为‘旧邦新命’，这几个字，中国历史发展的现阶段足以当之。‘旧邦’指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新命’指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阐旧邦以辅新命，余平生志事，盖在斯矣。”两个月后，他在《冯友兰学术精华录》自序里面重申，“《康有为公车上书书后》最后一句‘阐旧邦以辅新命’，尤为概括。我又把这一句做了一副对联的上联，下联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上联是我的学术活动的方向，下联是我所希望达到的精神境界。我还打算把这副对联亲自写出来，悬于壁上，以为我的座右铭。”另外，冯先生还讲过：“这副对联，上联说的是我哲学史工作的意义。什么意义？‘阐旧邦以辅新命’。下联说的是我的自我修养。这两句话是我的自勉之词。”冯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的自序里面就讲了，“周虽旧邦”是现代中国的特点，他要把这个特点发扬起来。他还说：“对于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我还自以为有点理解，有点体会，值此‘旧邦新命’之际，我应该把我的一点理解和体会写出来。”因此，我们现在看冯先生的“阐旧邦”已经不限于20世纪30年代的那个“释古”，因为这个时候他要写出他对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体会，来促进新时代中国“新命”的实现。“阐旧邦以辅新命”凸显了冯先生晚年对学术工作的一种自觉。下联不是说冯先生直到1987年才开始追求的境界，而应该说是冯先生一生追求的境界。《中庸》里讲：“尊德性而道学问，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三句话中，冯先生最注重的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在他的“六书”的第五本《新原道》中，他就提出：“中国哲学主流的传统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怎么理解“极高明而道中庸”呢？冯先生认为：“像西方文化中的基督教文化、东方印度文化中的佛教文化，都讲到了很高的境界，也可以说是‘极高明’了，但是这种‘极高明’的境界是与一般人的生活境界不兼容的。”冯先生说这样的哲学境界指的都是“出世”，这样的哲学是“极高明而不道中庸”的。境界很高明，但是离开日常生活，它就不中庸了。另外还有一些哲学，特别是近代的，对政治学、对道德、对伦理学都能够进行系统的理论构建，但是达不到那种最高的精神境界，冯先生说这种学问是世间的哲学，是“道中庸而不极高明”。前面是“极高明而不道中庸”，后面这个是“道中庸而不极高明”。他把人的日常生活叫作人文日用，因此中国哲学有一个主要的传统，即它思想的主流，就是要追求最高的境界。这种境界非常高，可是它又不离开人文日用，那么这种境界不是“出世”，是什么呢？是“既世间而出世间”。他说：“这种境界及这种哲学，我说它是‘极高明而道中庸’。”意思就是说最高的精神境界的追求和实践，绝不能离开人文日用。这个“极高明”和“道中庸”在冯先生的体系里面是有说法的，他说：“‘极高明’和‘道中庸’中的‘而’字是很有讲究的，‘而’字表示这两个东西连在一起，你如果有‘高明’没有‘中庸’，那就流于虚；有‘中庸’没有‘高明’，就失于俗。‘极高明而道中庸’两个要结合起来。”那么结合起来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呢？到底冯先生追求的一种“高明”境界与基督教、佛教、道教有什么不同呢？冯先生自己追求的精神境界，在“贞元六书”的第四本《新原人》里已经讲到，就是“天地境界”。什么是他所理解的“天地境界”呢？他说：“像宋代的大儒程颢讲的‘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所谓“廓然而大公”就是“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即作为人，要把天地万物都看成是你身体的一部分，要达到这样一个境界。人有不同的精神境界，最低的是自然境界；再上是功利境界，功利境界就是你对自己的追求是有明显的自觉的，你知道自己要追求什么东西；功利境界上面就是道德境界；道德境界之上是天地境界。这副对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上联是讲学问，下联是讲境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学问和境界”。那么这个境界能否成为冯先生一生的概括呢？应该说还不能这么说，还要具体分析。

我们刚才讲了，冯先生的哲学工作是与时代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与当时民族的命运是相关的，所以不同的时代，冯先生给自己提出的目标是不一样的，他学问的宗旨也就不一样。例如，《新理学》的自序中讲“以期对于当前之大时代，有涓埃之贡献”；《新世训》的自序讲“国家民族方建震古烁今之大业，譬之筑室，此三书者，或能为其壁间之一砖一石欤？”哲学家做出的贡献与前线抗战的将士、劳作的工农是不一样的，那么当时冯先生的工作是什么样的性质、什么样的意义呢？他是这么说的：“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所以应该说，冯先生对他40年的工作有一种明确的自觉，就是作为哲学家，他要对民族大业有所贡献。到了“贞元六书”的后期，他越来越意识到他的哲学工作自身的性质总体上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被他称作“继开”，就是“继往开来”，这个在第五本《新原道》里面已经讲了。“继”就是继承中国哲学的传统精神，“开”就是把中国哲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所以冯先生在他的第五本书《新原道》里面就把他自己的哲学体系叫作“新统”，以和“传统”相对照。他认为自己构建了一个适应当时时代的新的哲学。具体来讲，学问的宗旨就是“继往圣而开新统”。所以20世纪40年代，冯先生并不是要“阐旧邦以辅新命”。新中国成立以后，他的哲学书被批判了。“文革”以后，冯先生对自己应该说不再像30年代、40年代那样自信和期许了。《新原人》里写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文革”以后，冯先生经历了差不多30年的批判，已经不可能再有那样的期许了。那么他这个时候的宗旨是什么呢？就是“阐旧邦以辅新命”。也就是说，当时冯先生给自己布置的任务不是要为现代化的中国提供一套哲学，当然更不是要提供一套政治哲学。他在40年代时是要给中国提供一套政治哲学，这次他给他自己提的任务是“准备”。他说：“通观中国历史，每当国家完成统一，建立了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各族人民和睦相处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广泛的哲学体系，作为当时社会的理论基础和时代精神的内容。中国今天也需要一个包括各个方面的哲学体系作为国家的指针。”当时冯先生并不认为他自己应该承担为国家建哲学的任务。他只是希望为这个广泛的哲学体系准备材料，铺设道路。所以他说：“我所能做的，不是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定基调……也不是为中国哲学的发展预制部件，而是为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营养品……《中国哲学史新编》不仅是过去历史的叙述，而且是未来哲学的营养。……我所能做的事，就是把中国古典哲学中有永久价值的东西阐发出来，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的养料，看看它能否成为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来源。”在最后这句话中，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哲学应该多一个来源，这个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讲的欧洲文化的三个来源，而是应该将中国文化自身发展作为一个来源。所以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冯先生对他晚年工作的一种自觉、一种理解，以及他对所谓“阐旧邦以辅新命”的一种阐释。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在讲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关系，中华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中华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关系，都要求我们把中华传统文化作为基础、作为源泉。我们要重视中国文化，当然包括中国哲学在内。

关于他的具体境界，我还可以再提一件事。刚才我讲了冯先生给金岳霖先生写对联，金岳霖先生故去的那年，冯先生又写了一篇文章纪念金老，在结尾的地方，他说金先生可称是晋人风流。很少人是这么理解金先生的，他们只是觉得金先生是一个很西方的绅士，穿着西服，戴着墨镜，喜欢吃西餐。冯先生之所以有这个说法，是因为他跟金先生认识太久了，20世纪20年代大家就在清华大学，后来在一起工作。我当时看了就觉得这个说法还是挺新奇的，但在当时还不能完全体会，因为我并不认识金先生。当时我就说：“要是比较起来，您如果说金先生是晋人风流，那么我可以概括您为道学气象。”当时冯先生摸着胡子表示认可。冯先生90岁的时候，他请教研室的人吃饭，也不是很多人，当时北大对面有一个全聚德。那天早晨我到冯先生家去，我说为了给您祝寿，我写了两句不成文的对联。冯先生说：“那你念一下。”我念了以后，冯先生说大体上还行，但是下联最后一句“尚显有未工处”，就是还有不工整之处。我说那就请先生给改一改，冯先生沉吟半晌，改了几个字，这副对联实际上涉及了冯先生的境界。这副对联是：“极高明别共殊觉解真际心通天地有形外；道中庸任自然后得混沌意在逍遥无尽中”。上联是讲学问，点出冯先生思想精要在“别共殊”；下联讲境界，就是冯先生一直讲的“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就是“任自然”。“道中庸任自然后得混沌”是冯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本中讲的。这副对联晚上吃饭的时候就挂在冯先生后面墙的右首，听说冯先生还是表扬我这副对联的。冯先生没有当面表扬我，不等于说没有表示。冯先生还是有表示的，那个礼拜我的自行车丢了，结果开完寿宴，宗璞先生就跟我说，冯先生要给我200元钱，买个新车。我说我自己丢车了让冯先生给我钱，哪有这个道理？我作为北大哲学系教员应该说也不缺买自行车的钱，所以我就谢绝了。1987年，我写过一篇文章，在台湾发表，讲的是冯先生的境界。我说冯先生的境界很像程明道，就是程颢。我认为冯先生是道学气象，他的气象最接近程明道。那么什么是程明道的气象呢？冯先生非常推崇程明道的一首诗，这首诗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秋日》诗：“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事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冯先生闲居的时候经常念诵这首诗。冯先生之所以喜欢这首诗，主要是从精神境界上来讲的，这首诗符合他的想法。他对于程明道这首诗里面讲的“从容、自得”，有他自己独特的理解和体悟。所以他的境界，如果我们用古人的讲法，就是“宽裕温平，和易怡悦，从容自得”。所以我说，他晚年所体现的气象，已经与程明道所体现的气象很接近了。

冯先生一生强调精神境界的重要性，强调精神境界对哲学的重要性，强调中国哲学对人生境界的贡献。冯先生晚年因为眼睛看不见，所以很多书都是让别人来念，别人不念的时候他就自己默念很多的古文古诗。另外，如果有人来跟他谈，他总是津津有味地跟大家谈他自己的所思所得。他曾经说：“现在很多界限对于我来说都打通了，儒家也好，道家也好，我觉得好东西都是通的。”“我现在很像一头老黄牛，把已经吃进去的草，再倒出来细嚼慢咽。虽然是把吃进去的草再倒出来细嚼慢咽，但我还是津津有味，不仅是津津有味，简直是其味无穷，其味无穷，其乐也无穷。”他说：“古人所谓‘乐道’，大概就是指此吧。”由此可见，冯先生晚年也达到了“乐道”的境界。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主持人：同学们，今天陈先生通过讲述冯友兰先生“三史”“六书”的写作过程，以及冯友兰先生对“旧邦新命”的人生追求，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哲学课。相信对大家会有很大启迪，希望大家也能够学习冯先生的精神，通过学习和研究，不断向自己的学术领域注入新的时代内容，推动学术和中国文化的发展，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复兴做出自己的贡献。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再一次对陈先生的精彩讲座表示感谢！谢谢大家！

（初稿整理：李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