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言

一 问题的提出：理论与现实意义

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规模呈现快速增长。根据《201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3年，我国全年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流量）达1078.4亿美元。截至2013年底，我国1.53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2.54万家，分布于全球184个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OFDI）存量已达到6604.8亿美元。再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2015年世界投资报告》，2014年全球范围内外国直接投资流出量为1.35万亿美元，年末存量为25.87万亿美元。以此计算，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量分别占全球OFDI的流量、存量的8.6%和2.8%，流量、存量分别位居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3位和第7位，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与此同时，围绕我国的汇率冲突、贸易摩擦不断激化、升级。自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美国政府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向我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快速升值。实际上，截至2013年底，人民币的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较2005年“汇率制度改革”以来，累计升值幅度超过30%。[1]同时，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我国遭受反倾销调查案件数量占世界的比重呈不断上升趋势。1995～2009年（以5年为间隔），该比重从年均13.5%升至18.1%，后来更是飙升至34.7%。[2]据中国商务部《2014年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2013年，我国出口产品共遭遇92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金额约36.6亿美元，其中，反倾销案件71起、反补贴案件14起、保障措施案件7起，我国输美产品遭遇“337调查”19起。此外，技术性贸易壁垒、不合理的卫生检疫标准等对我国出口产品的限制增多，对企业利益和产业发展形成制约，我国企业面临的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环境依然严峻。

透过这些纷繁复杂的事实，本书希望梳理、发掘这些现象背后的联系脉络和演变规律。纵观历史，无独有偶，很多国家在各自的历史发展阶段，也几乎同样地相继经历了本币升值、对外贸易摩擦加剧、大举对外投资等一系列事件。日本、德国都是很典型的例子。目前，中国正处于这样的过程之中。

德勤在研究报告《日本企业在美投资——中国可借鉴的经验》中已经开始注意这三个经济行为之间因果关系的解析，并提醒中国企业家尽量避免出现与日本企业同样的错误，做出更明智的选择。历史在提醒人们，这三种经济行为的依次出现可能蕴含某种规律。贸易摩擦和汇率摩擦，作为利益冲突的不同表现形式，这两种诱发因素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关联以及转化规律被过去的研究所忽略？贸易摩擦可能升级为新一轮汇率摩擦，而汇率摩擦又可能促使贸易摩擦进一步加剧，两者共同作用于对外投资。它们对直接投资的效应在何种条件下表现为相互抵消或叠加，从而导致结论的多样性？这一点正是本研究欲进行探索性尝试之处。

实际上，理论界以往的大多数研究并没有注意将这三个事件放在一起综合考察，深入挖掘其间完整的逻辑链条。针对汇率冲击、贸易摩擦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出影响机制的研究大多是分别展开的。多数研究往往视贸易摩擦、汇率冲击为外生变量，单独考虑某一个因素对直接投资的影响。回到现实世界考证发现：这种做法可能忽略一些重要逻辑联系。其结论所表现出的某种不确定性可能恰恰说明这种研究方法本身存在一定问题。

本书尝试从货币的视角入手，将汇率、贸易壁垒两个政策约束内生化，并将它们与“诱发性”对外直接投资置于同一个理论框架下，揭示其背后的综合传导路径和影响效应。从理论价值来看，这项研究是对现有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进一步拓展。从实践意义上看，汇率、贸易摩擦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出之间关系的深入研究，对正确认识和解决“贸易失衡”“资本流动失衡”等问题具有参考价值；同时，这项课题的开展对我国企业“走出去”的路径和模式选择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也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科学实施提供新的认知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