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形态看国家治理的阶级性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新课题。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好”的价值目标，必须依靠“好”的制度，但对现代国家究竟以何种制度来实现善治，却有不同的理解和答案。2013年11月，党的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这一表述实际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治理之间的逻辑关系问题，即社会主义作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最终目的和归宿，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理论以及什么样的治理方式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一 国家形态与治理属性

国家治理是伴随着国家而出现的，人类社会自奴隶社会后期开始出现国家时，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就开始产生了。从历史上看，国家的社会历史形态不同，国家治理的内容、方式也就各不相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表述，社会形态是关于社会运动的具体形式、发展阶段和不同质态的范畴，是同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体[1]。社会形态包括社会的经济形态、政治形态和意识形态，是三者历史的、具体的统一。

由于经济形态是社会形态的基础，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社会形态与经济的社会形态往往被统一使用，以说明生产关系总和是社会形态的本质方面。而竖立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是社会形态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一定的社会形态总是要以一定的社会制度形式呈现出来，所以，社会制度也被视为社会形态的同义语。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的根本变革和进步就是通过社会形态的更替而推进的。一般来说，工业化社会以前的阶级社会形成了一种权威型的治理策略。如长老权威，家长制权威；后工业化社会则形成法理权威。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治理普遍被赋予了“上帝之法授予国王对国家统治之权”的含义。[2]在封建的专制制度中，治理则被赋予控制、引导和操纵的含义。[3]在崇尚法治的现代社会，“利用政治权威和合法性资源的形式以管理社会问题的事务”[4]则被视作现代国家治理的含义，因同时涵盖了法治、科学、民主的精神而被广泛采用。

1.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理论及其阶级属性

从人类社会迄今所经历的社会形态来看，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治理策略曾经产生巨大的影响力。资本主义社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5]进入20世纪以来，“垂死的”“腐朽的”资本主义虽然历经危机，但总是能够通过对生产关系进行局部调整，引领科技革命，以及依靠在国际市场上攫取的巨额利润获得新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西方国家率先实现了工业、农业、科技等诸多领域的进步，产生了“凡是富贵之乡必是真理之地”的示范效应。资产阶级高举的“民主”“科学”“法治”旗帜，形成的“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的国家政治体制，减弱政府权限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模式，以及构建公民社会“三位一体”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框架，被冠以普世性的价值，受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顶礼膜拜。

但是，无论西方学者鼓吹的治理策略多么具有普世性，马克思主义学说一开始就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策略的阶级本质及困境。在马克思看来，从圈地运动、欧洲地理大发现时期的对外殖民掠夺，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都是对剩余价值的攫取，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策略无非是实现阶级统治的工具。进入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开始与所谓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结合在一起，宪法被作为资本主义国家法律制度的核心，“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是资产阶级最强烈要求保障的权力，“以前所有一切宪法，以至最民主的共和宪法的精神和基本内容都归结在所有制这一点上”[6]。而“主权在民”的原则主要体现在由选民每隔数年进行一次议会或者总统选举或者公民投票，以决定谁来统治、管理国家的政治形式，但是这种民主形式并未改变国家权力实际上是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在资产阶级手中。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虽然“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7]，资本主义国家治理体制在不危及资本主义国家安全和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给予民众一定的选举、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迁徙等权利和自由，资本主义的民主乃至于资本主义的治理策略，都无法掩盖维护其统治阶级利益的实质。

2.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理论及其阶级属性

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以马克思的思想为指导。马克思的国家治理思想为我们带来新的视角。这些思想引导我们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探讨人类社会不同历史时期国家治理的本质。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上讲，人类社会被分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主）社会、封建（主）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不同性质的阶级国家。国家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一种同时具有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职能的有组织的力量。国家职能“既包括执行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能”[8]，即统治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

国家的政治统治职能在于维护秩序和国家安全。一方面，国家依靠法律、军队、法庭、监狱等强制性或者暴力手段以及征收赋税来维护一定的经济关系并实现长久统治。另一方面，国家有时会有脱离统治阶级控制的潜在自主性，[9]即有时会以统治阶级的利益为代价而向被统治阶级让步，甚至会和被统治阶级一道来遏制统治阶级的利益。尽管不同性质的国家在治理内容和方式上存在差异，但在马克思看来，“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0]。

在强调国家阶级属性的基础上，马克思指出，国家虽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政治统治是其基本职能，但“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11]。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在国家产生以前的原始社会就已经存在，国家产生之后，这项职能就被保留了下来。国家的社会职能是国家阶级统治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马克思关于国家职能论述的意义在于，社会职能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是不断变化的。但是，当国家实施社会管理职能时，尽管“有时会有脱离统治阶级控制的潜在自主性”，如治理是以民主、人权、自由、法治的面目出现，但不能抹杀其强烈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属性。它并没有失去其维护阶级统治的本性。这是我们在研究、借鉴西方治理理论与实践时必须警惕的。实际上，西方各类“客观”“中立”的善治研究的背后，折射出的是日益激烈的国际话语权较量以及更深层次的政治斗争。当前流行于全球的西方治理理论，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基础上的，与中国所处的历史背景和具体国情有着根本的区别，正确地加以认识、甄别，才能够做到为我所用。

二 社会主义实现国家治理的现实路径

从以上可以看出，无论国家处于哪种社会形态，在治理过程中都存在两个方面的职能：统治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而阶级性是国家的统治职能的题中之义。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与资本主义的阶级基础和阶级立场完全不同的国家，其实现国家治理的现实路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甄别国家治理理论的不同属性

马克思的国家管理思想告诉我们，从治理问题产生以来，国家治理就被分为统治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并表现出两种属性。

一是社会管理职能。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了国家管理策略中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自然属性，如政府决策过程中的民众参与制度、责任政府构建中的权力监督机制，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普遍采用的宏观调节手段和微观经济规制，为促进社会稳定、和谐所采用的具有科学性的社会管理体系等，这些值得现代国家在各自的治理进程中相互借鉴与交流，是每一个类型的国家在治理中都可以借鉴的。

二是国家统治职能。它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属性，即在阶级社会中，国家作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终究要为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目前，西方世界标准制定权和话语权，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与此相关的宪政问题、公民社会问题等，最为值得警惕。

社会主义作为先进的国家制度，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形态，在实现其崇高理想的过程中要吸收借鉴一切文明的成果。应当看到，西方的国家治理理论经过漫长的发展探索，其理论成果能够反映一定国家的社会发展规律，其所总结的国家治理步骤，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一面。但同时应该看到，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完全抹杀治理的阶级性而实现所谓无阶级治理。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2]资本主义标榜的抹杀阶级性的“普世性”的理论是不存在的。“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3]在现代社会，阶级国家的治理策略是国家治理实践活动的内容，又是国家实现治理的结果。

2.保持国家治理阶级性的现实路径

社会主义国家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先进的社会形态。要实现消灭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政治理想，就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坚持依法治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就要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经济改革道路。

第一，国家治理体系需要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国家治理实际上是在政权属于人民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代表和领导人民执掌政权、运行治权的体系和过程。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程来看，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不仅是中国在革命时期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而且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期间国家治理的领导力量。进入21世纪，中国共产党十六大、十七大报告均将“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理念”作为一项重要的治理原则加以强调和实践。这是新时期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国家治理中领导地位思想的具体体现。当前，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力量和作用，既取决于党员数量，更取决于党员质量，必须建设高质量的党员队伍，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2014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14]，以此把住发展党员的入口，保证发展党员的质量。这充分体现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实践的新探索。

第二，人类文明源于人的生命意识和对生命的重视。“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15]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最终成效要体现在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是否维护人民利益是评价国家治理绩效的最高标准。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治理要与人民的根本利益相符，这是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所在。

第三，社会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前提性、先决性条件。人类是靠自己的能力，特别是社会生产能力而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生产力是人类生命活力的机制体现，是人类自己最大的财富，也是构成社会的物质基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构成了社会进步最核心的内容，也构成了社会评价的根本标准，是“最硬”的社会事实。评价社会制度和政策，以及社会治理的绩效，都应当把社会生产力放在基础地位。

3.治理要符合国家的基本国情

现代国家治理和传统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从实践来看，成功的国家治理是基于传统的内生性演化而来的。从20世纪初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先进的社会形态诞生伊始，就在世界上形成了与资本主义泾渭分明的国家治理制度和模式——社会主义制度和“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起点相似，在政治发展进程中面临的任务相近。中苏两国的治理模式表现出相似的特征，即指令性经济、权威主义管理和完善的社会管理网络。邹谠将这些特点归结为“全能主义”的国家治理模式。[16]即在这种模式下，“国家-社会-市场”的框架变成了“国家-单位-个体”的形式，整个社会成员处于一种相对均衡的格局之中。国家通过单位实现了对全体公民在教育、文化、卫生、社会福利方面的资源供给，实现了“国家化”、“全覆盖”和“低水平”的社会保障。并通过这些制度安排，将整个社会成员整合到行政控制体系中，形成政治、经济和社会高度统一的社会结构。以中国与苏联为代表的“全能主义”的国家治理模式，如果按照西方“善治”理论来看，其前景是不容乐观的。这种模式在20世纪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如用短短几十年完成“赶超”，走过了西方上百年的工业化发展历程，但也遇到了发展的瓶颈，如体制缺乏活力，束缚了经济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在经济增长乏力、外部世界制度竞争激烈的挑战下，最终选用了“华盛顿共识”作为其实现“善治”的最佳治理模式并进行改革，最终导致国家走向解体。

伴随着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潮起潮落，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之所以能在各种“危机”中站稳立场，抵制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多米诺效应”和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压力，使中国的崛起成为21世纪最令人瞩目的事件，从根本上说，这是立足现实国情、继承历史文化传统、勇于探索的结果。正因为没有拄别人的拐棍，国家治理正在走向变整治为疏导、变刚性为柔性、变命令为协商、变指挥为指导、变监管为服务、变强制为利导的良性创新之路。中国及其形成的颇具特色的国家治理策略，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运转良好，证明其发展模式是有效的。”[1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于开创了人类历史上发展势头最猛、经济实力提升最快的纪录，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以西方国家治理模式为直接指导的苏联国家的治理，在当代西方政治学家眼中是有发展前途的。然而，在实践过程中，正是“在西方民主治理体系的指导下，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治理下成了一个失败型国家”[18]。更值得反思的是，叶利钦治理下的俄罗斯更是成为勾结性和掠夺性的国家。首先是在走向市场化的过程中，由于过分强调政府从经济与社会中退出，使政府在规范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和秩序方面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分权的结果并没有使政治权力的性质和功能发生变化，而“权力”的含金量更没有因此减少。俄罗斯政坛官员与商人的双重错位，官员与商人的特殊联姻，造成社会分配天平的人为倾斜，市场调节机制发生严重的扭曲，经济寡头、社会利益集团俘获政治的现象不断发展，从典型的“最小政府”转化为“俘获政府”。其次是社会精英不仅没有成为民主制度的维护者，反而成为俄罗斯民主社会发展的枷锁。在刚刚独立的俄罗斯，新兴的资产阶级要么动用资源搞街头政治，最终形成“‘民主斗士’挑战‘民主政权’、政治精英操纵‘街头政治’、‘利益集团’掠夺公共资源的现象”[19]，公民社会也由此被狭隘的利益集团所裹挟，成为俘获型政府的工具。2013年9月，普京曾对苏联解体初期的俄罗斯做出描述：“20世纪发生的国家灾难所造成的结果是，民族文化和精神与传统和历史的一致性决裂，社会道德败坏，社会互信和责任感缺失，成为产生许多紧迫问题的根源。”[20]因此，在将现代西方治理理论拿来“为我所用”时，一定要关注这一理论所产生的国情基础，否则，就会出现“南橘北枳”的局面。

（徐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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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第109页。

[2] WELLER，P.，“In Search of Governance，” in DAVIS，G.，Keating，M.，The Future of Governance，Sydney：Allen & Unwin，2000.

[3] 王诗宗：《治理理论及其中国适用性》，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第2页。

[4] World Bank，A Decade of Measuring the Quality of Governance，2007，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NEWS/Resources/wbi2007-report.pdf.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77页。

[6]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22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74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10页。

[9] Theda Skocpol，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Russia，and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p. 29，31.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72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23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1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第544页。

[14]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中国组织人事报》2014年6月11日。

[15]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167页。

[16] 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到微观行动视角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第235～238页。

[17] 斯蒂芬·罗奇：《扩内需促消费已成当务之急》，《参考消息》2010年9月9日。

[18] 杨光斌、郑伟铭：《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苏联-俄罗斯转型经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19] 徐海燕：《国家治理与社会稳定》，《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问题》2011年第2期。

[20] ИдеологияПартииосновананаконсерватизме，19 сентября 2013 года，http：//edinros.er.ru/er/text.shtm？l 32471/11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