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X县扶贫开发二十年的前提及党建扶贫在贵州的缘起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村改革拉开了中国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大幕。而贵州，是这一起跑线上最先的起跑者。关岭县顶云公社农民冒着“坐班房”“挨批斗”的风险，敢为人先，大胆搞起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冲破人民公社体制的壮举，与安徽小岗村的农民签下的生死状成为同一批自下而上的“农民的伟大创造”。而反映到高层，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同志的“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的农村改革道路选择，使贵州农村变革最早走上了改革鼎新之路。成为当时全国农村改革中，为数不多的全省上下一致、合力推进的省级实践平台之一。贵州的改革创新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奏响了序曲，中国的经济改革从农村开始突破了。[1]30多年过去了，历史铭记着这一“最先吃螃蟹”的贵州农村改革探索的足迹。

然而今天，当回过头来看贫困地区的减贫发展道路时，我们才猛然发现：也是在贵州，扶贫开发的伟大进军号，竟然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党中央和省委及研究者们的合力下，几乎与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进军号同时吹响的。而这一行动，是自上而下的党的行为，是社会主义制度能保障弱势人群发展需求、“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的本质体现。从80年代初期在贵州的理念形成、政策谋划的缘起，到80年代中期成为巨大行动的庄严出征，党建扶贫经历30余年的发展探索，逐渐形成今天由省、市州、县、乡镇、村“五级联动”的制度框架，为“十三五”扶贫攻坚走新路奠定了非常坚实的政治基础、组织基础和意识形态基础，彰显出减贫事业的中国经验的核心价值和根本动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