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的书虫

许地山

作者简介

许地山（1893—1941），名赞堃，字地山，笔名落华生。原籍台湾台南，寄籍福建龙溪。1917年考入燕京大学，合办《新社会》旬刊，1920年获文学学士学位，翌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1922年获神学士学位，1923—1926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和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宗教史、哲学、民俗学等。在牛津大学时，他常在波德林图书馆印度学院、曼斯斐尔学院和社会人类学讲室读书，用英文写中国道教研究论文，收集编写一册中英鸦片战争前后有关的历史资料《达衷集》。许地山先生是语言天才，精通英语、德语、日语，会讲普通话、闽南话、广东话。在燕京大学念书期间，许地山先生被称为怪物，身上有三怪：天天练习钟鼎文、甲骨文、拉丁文和梵文，此一怪；每天总是身着自制齐膝的黄布大褂，留长发，蓄山羊胡，此二怪；每日绝早起，深夜眠，在图书馆里读书，读到有心得时，竟废寝忘食，吃窝头不吃菜而蘸糖，此三怪也。许地山的散文《落花生》因被选入人教版小学五年级语文上册，而为中小学学生所熟知。代表作有小说集《缀网劳蛛》《春桃》，散文集《空山灵雨》等，另有专著《印度文学》《中国道教史》（上）等。

牛津实在是学者的学国，我在此地两年底生活尽用于波德林图书馆，印度学院，阿克关屋（社会人类学讲室），及曼斯斐尔学院中，竟不觉归期已近。

同学们每叫我“书虫”，定蜀尝鄙夷地说我于每谈论中，不上三句话，便要引经据典，“真正死路”！刘锴说：“你成日读书，睇读死你嚟啊[8]！”书虫诚然是无用的东西，但读书到死，是我所乐为。假使我底财力、事业能够容允我，我诚愿在牛津做一辈子底书虫。

我在幼时已决心为书虫生活。自破笔受业直到如今，二十五年间未尝变志。但是要做书虫，在现在的世界本不容易。须要具足五个条件才可以。五件者：第一要身体康健；第二要家道丰裕；第三要事业清闲；第四要志趣淡薄；第五要宿慧超越。我于此五件，一无所有！故我以十年之功只当他人一夕之业。于诸学问、途径还未看得清楚，何敢希望登堂入室？但我并不因我底资质与境遇而灰心，我还是抱着读得一日便得一日之益底心志。

为学有三条路向：一是深思，二是多闻，三是能干。第一途是做成思想家底路向；第二是学者；第三是事业家。这三种人同是为学，而其对于同一对象底理解则不一致。譬如有人在居庸关下偶然捡起一块石头，一个思想家要想他怎样会在那里，怎样被人捡起来，和他底存在底意义。若是一个地质学家，他对于那石头便从地质方面源源本本地说。若是一个历史学者，他便要探求那石与过去史实有无底关系。若是一个事业家，他只想着要怎样利用那石而已。三途之中，以多闻为本。我邦先贤教人以“博闻强记”，及教人“不学而好思，虽知不广”底话，真可谓能得为学底正谊。但在现在的世界，能专一途底很少。因为生活上等等的压迫，及种种知识上的需要，使人难为纯粹的思想家或事业家。假使苏格拉底生于今日的希腊，他难免也要写几篇关于近东问题底论文投到报馆里去卖几个钱。他也得懂得一点汽车、无线电的使用方法。也许他也会把钱财存在银行里。这并不是因为“人心不古”，乃是因为人事不古。近代人需要等等知识为生活底资助，大势所趋，必不能在短期间产生纯粹的或深邃的专家。故为学要先多能，然后专攻，庶几可以自存，可以有所贡献。吾人生于今日，对于学问，专既难能，博又不易，所以应于上列三途中至少要兼两程。兼多闻与深思者为文学家。兼多闻与能干底为科学家。就是说一个人具有学者与思想家底才能，便是文学家；具有学者与专业家的功能底，便是科学家。文学家与科学家同要具学者底资格，所不同者，一是偏于理解，一是偏于作用，一是修文，一是格物（自然我所用科学家与文学家底名字是广义的）。进一步说，舍多闻既不能有深思，亦不能生能干，所以多闻是为学根本。多闻多见为学者应有底事情，如人能够做到，才算得过着书虫的生活。当彷徨于学问底歧途时，若不能早自决断该向哪一条路走去，他底学业必致如荒漠的砂粒，既不能长育生灵，又不堪制作器用。即使他能下笔千言，必无一字可取。纵使他能临事多谋，必无一策自成。我邦学者，每不擅于过书虫生活，在歧途上不能慎自抉择，复不虚心求教；过得去时，便充名士；过不去时，就变劣绅，所以我觉得留学而学普通知识，是一个民族最羞耻底事情。

我每觉得我们中间真正的书虫太少了。这是因为我们当学生底多半穷乏，急于谋生，不能具足上说五种求学条件所致。从前生活简单，旧式书院未变学堂底时代，还可以希望从领膏火费底生员中造成一二。至于今日底官费生或公费生，多半是虚掷时间和金钱底。这样的光景在留学界中更为显然。

牛津底书虫很多，各人都能利用他底机会去钻研，对于有学无财底人，各学院尽予津贴，未卒业者为“津贴生”，已卒业者为“特待校友”，特待校友中有一辈以读书为职业底。要有这样的待遇，然后可产出高等学者。在今日的中国要靠著作度日是绝对不可能的，因社会程度过低，还养不起著作家。……所有著作家底生活与地位在他国是了不得，在我国是不得了！著作家还养不起，何况能养在大学里以读书为生的书虫？这也许就是中国底“知识阶级”不打自倒底原因。

导读

为学有三条路向：一是深思，二是多闻，三是能干

许地山先生从“书虫”说起，因为他自己就是热爱读书的书虫。

据说在燕京大学读书期间，他是有名的读书怪之一，清早起床，读书至深夜，每天如此。这种疯狂的读书劲头，现在我们都很难想象。但许地山先生不是书呆子，他不仅热爱读书，对社会政治、文学活动也热情洋溢。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研究会”，是他和郑振铎、沈雁冰等好友发起建立的。

许地山先生在小说创作上也很有业绩，他的小说集《缀网劳蛛》《春桃》都很有影响。以现在的眼光看，许地山先生实在是够格当一个如假包换大书虫了，可他认为自己还不够格，差得很远，并且列出五个条件来否定自己。

许地山先生总结说，为学有三条路向：深思、多闻、能干。而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出现思想家的土壤已经不存在了，人们被社会催迫，忙于生存。对比之下，只有作者眼中的牛津，才有真正的书虫生存的条件与土壤——牛津有种种措施给予支持，让这些书虫们可以心无旁骛，专心读书，“对于有学无财底人，各学院尽予津贴，未卒业者为‘津贴生’，已卒业者为‘特待校友’，特待校友中有一辈以读书为职业底”。这种对书虫的关照，才能出现专业的读书者，才可以潜心研究。在中国恰恰相反，必须“为稻粱谋”，因此知识分子“不打自倒”。

许地山先生对中国社会洞察力深邃，他的看法非常深刻，至今仍觉得有道理。

许地山先生是不是够格的书虫，我们现在且不来下断语，但这篇文章说“牛津底书虫”，实际上写到他自己在牛津的阅读生涯很少，写到具体的牛津风物也很少，他是借自己在牛津的所见所闻，以及在牛津两年期间所得到的感悟，来谈“书虫”这种想象，并由此联想到中国当时的社会现状，在写作上可谓举重若轻。

思考

什么人才是真正的书虫？你有没有读某一本书读到废寝忘食的状况？

延伸阅读

许地山《缀网劳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