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拓展我们的见识

《红楼梦》中有名句：“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这句话把做人跟写文章联系在一起，听起来很有道理，仔细琢磨更有道理。实际上，却没有什么道理。把做人拓展到整个世界，这是传统“做人学”过于发达的弊端。

我极不喜欢这句话，它让我感到毛骨悚然。一个人真要是“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必定是个大怪物，在阴森的山洞里运筹于千里之外，给死对头做个小人在身上插针。

一个人要如此洞明、如此练达干什么？人生有涯而学无涯，以为“洞明”“练达”，或许是自我蒙蔽。

妙手写文章、做人要有真性情，生活有趣味，不见得非要多么洞明，多么练达。

大学者胡适之先生在1932年北京大学毕业典礼上做过一个演讲，题目为《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他勉励毕业生今后继续努力读书，让自己成为一个不堕落的人，“人生的道路上满是陷阱，堕落的方式很多……第一种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识的欲望。……第二种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的人生的追求。”

胡适之先生提到一个尖锐的问题：一个人大学毕业离开学校之后，很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识的欲望，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和人生追求。因为大学生活是理想生活，社会生活是现实生活，现实与理想发生矛盾时，人们为了生计通常要抛弃理想。这就是“人情练达”和“世事洞明”的结果。这样，就失去了“求知识的欲望”和抛弃了“学生时代的理想”。这样的人，无论多么“洞明”或“练达”，都是写不出文章，写不好文章的。

读书、读文章，照着胡适之先生的思考一直探索，会感到这是一个温和、温暖、智慧的人。他做过一个演讲《为什么读书》，说读书是“接受人类的遗产”，读书可以“解决困难”，还有“为要读书而读书”，因为“读书的目的在于读书，要读书越多才可以读书越多”。这是说，读书越多越有见识，越能理解书。读书这个行为的本身就是有意义的。

关于读书，我在这里选入了现代与当代很多作家的文章，有长有短，有深有浅，各得其便。简明扼要如胡适之先生的《为什么读书》、许地山先生的《牛津的书虫》、蔡元培先生的《我的读书经验》，深入一点的如夏丏尊先生的《阅读什么和怎样阅读》，再深入一点的如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最复杂的大概是钱锺书先生的《诗可以怨》，对普通读者有点小考验。但是，如胡适之先生说的，越读书越能读书，读完了会豁然开朗。

读书就是读人，读人有时候要从他的作品、别人对他的评价出发。读深入了，可能反而得出了自己的独特看法。叶兆言的《阅读吴宓》就是这样的作品。读书有各种方式，也有各种心得，这方面的文章太多了。写人、写事，各臻其妙。

曾读过一篇文章，作者很巧妙地从胡适之先生的相貌写起。现代文化大家中胡适之相貌出众，身材适度，温文儒雅，气质上佳。他中国文化有根基，又曾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受到西方文化深刻影响，真正中西兼通、博古通今。胡适之先生写文章观点鲜明、平白如话。乍一眼看不出有多少才华，更没有什么好词好句，但越读越有启发。胡适之先生参与推动了两千年来中华文化之大变局，厥功甚伟。他当过北大校长，做过驻美大使，人生经历不可谓不丰，著作不可谓不厚。一直到老去，都是一个脾气温和、宽宏大度的人，一个性格单纯的人。他个性独立，思考深邃，绝不媚俗，一点都不“洞明”世事。他与蒋介石合影，竟悠闲地跷着脚，倒是蒋介石双手贴膝略显拘谨。胡适之先生心肠好，热心助人；胡适之先生还爱才，仁爱、宽容。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胡适之先生得知学生辈罗尔纲等人违背良心对他大加批判时，并不生气，反而很同情这些留在大陆的学生们。他对旁人说，他们批判我也是没有办法的。当年罗尔纲初入门，确实是很有才华的年轻人，但是思想浮夸，爱追逐时髦，用阶级斗争理论写文章和研究太平天国，胡适之先生就批评他说，做学问“不要赶时髦”。鲁迅先生逝世后，许广平在出版鲁迅全集遇到困难时，曾向胡适之先生求助，胡适之先生立即给予切实的帮助。他对历史学家顾颉刚极为赏识，在一次演讲时曾作为例子大加褒扬，认为顾颉刚认真、深入，是历史大家之才。做了这么多事情，帮助过、栽培过很多人，不仅没得到好处，反而遭到反噬。胡适之先生可谓一点都不“练达”。胡适之先生就是这么一个不“洞明”不“练达”的“真人”：真实、真诚、真挚、真心、真意。读他的文章，你看不到飞扬的文采，但语言朴实、真心实意，像冬天抱着一个热水袋，让你感到安宁。顺着他文章的思路深入思考，找他谈到过的作品来读，你或许就能体会到他的阅读广泛、思考博大、人格独立之魅力。

与胡适之先生在各方面都可以对照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奠基者之一的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和胡适之先生是两类人，不仅文学态度不同，性格不同，政见不同，连文学趣味也不同。

鲁迅先生的写作风格与胡适之先生也完全不同。

鲁迅先生的文学才能高于胡适之先生。在现代白话文小说史上，鲁迅先生是开山鼻祖，且一开始就达到了极高水平，同辈中无人能及。鲁迅先生的散文，构思独特、词语精妙、文风犀利，有极大感染力。他的杂文、小品文，将讽刺、揶揄、挖苦、幽默熔冶一炉，有独特风格，如小李飞刀般精准。

一个时代同时出现胡适之先生与鲁迅先生，是这个时代活力和宽容的独特体现。

徐志摩算是胡适之一派的。他们一起成立了“新月派”，努力推动新诗创作。然而，“新月派”中最有贡献、最有实绩、最有名的却是徐志摩和林徽因，而不是胡适之先生。胡适之先生虽然是文学行动家、学问家、教育家，但文学创作上天赋不够，比不上鲁迅先生，也比不上徐志摩和林徽因。徐志摩和林徽因在散文、诗歌创作上，都达到了同时代的最高水平。徐志摩的散文，文如其人：文风飘逸，想象瑰丽，不拘俗套，熔铸中西，有独特魅力。林徽因回忆说，徐志摩在诗歌上固然是天才，但要恰当地理解和评价他，可能要到孙辈以后。徐志摩的温和、宽厚、包容，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中难得的品质。他的热情与浪漫，也是那个时代独特的存在。

因缘际会，中西交融，清末民初成为世界现代史上仅有的文化大交融、大反思的时代。那时的知识分子，在国家衰败、外敌侵侮、文化沦落之际，不仅要努力学习西方的先进文明，还要极力保存本民族的文化菁华。胡适之等人试图激发一个中国式的文艺复兴，以能推陈出新、凤凰涅槃，让中国文化能够在短时间内浴火重生。黄遵宪、梁启超等人曾在不同时间搭乘远洋轮船到欧洲，他们撰写的游记极大影响了后来的知识青年。顺着他们的行迹，徐志摩、朱自清、王统照、巴金、钱锺书等人通过海路和陆路，纷纷前往欧洲，他们的写作，留下了一条文化丝绸之路的记录。

中国和欧洲的海上航线，是从上海、香港出发，经新加坡、马六甲海峡到斯里兰卡，横渡印度洋到达东非海岸，入亚丁湾溯红海北上，过苏伊士运河入地中海，然后到达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国，再向西出直布罗陀海峡，经英吉利海峡，可到英国、荷兰、丹麦、德国、瑞典等国。

自从俄国在1916年修通西伯利亚大铁路后，从远东到欧洲有了一条陆地大动脉。徐志摩先生最早尝鲜，搭乘这趟国际列车经苏俄去欧洲，路上所见俄国革命之后的景象给了他极大的震撼，沿途俄国平民脸上的表情触动了他，为此他写了一篇散文《西伯利亚》，体现了一名大诗人的深刻洞察力。朱自清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初去英国访学，与去法国留学的李健吾等人从北平出发经哈尔滨，入苏联境内搭乘火车，横穿广袤的西伯利亚到达莫斯科，从莫斯科换车途经波兰华沙、德国柏林直达法国巴黎。李健吾留在巴黎学习法国文学，朱自清继续渡海前往伦敦。

这些海路和陆路的经典旅行路线，在喷气式飞机普及的时代，人们已经很陌生了。现在搭乘喷气式飞机前往欧洲，只需十个小时左右。而过去，前辈们搭乘海轮，经白银时代的黄金航路，前后需耗时一个半月左右。

梁启超1918年前往欧洲旅行，途中撰写了自己的第一部白话散文集《欧游心影录》。其中写到，一路上轮船停靠时他们就上岸游览，轮船航行期间则写作、学外语。他们在新加坡停靠，在马六甲上岸，从南洋一路演讲过去，提出华人也应该思考自治、独立的观点之后，同行的政治学家张君劢还写了一篇文章《论中华民族南洋建国问题》。受他们的感召，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不少有志青年纷纷下南洋，帮助南洋诸岛的殖民地独立。

而当时火车旅行，从北京到巴黎，为时两星期左右。这些海上旅行和火车旅行的经历，诞生了一大批杰出的游记作品。徐志摩先生的游记名作《印度洋上的秋思》，因被选入语文教材而广为人知。钱锺书先生的长篇小说名作《围城》，更是写到这条黄金航道的隐秘情感和魅力。

现代科学技术上的突飞猛进，让空间尺度变成了时间尺度。我们不再说中国到欧洲有一万多公里，我们只说需十个小时左右。如天文学家谈到行星系与行星系之间的距离时，不用多少公里，而是用多少光年。

速度的变化也影响了文学的表达。现在人们写游记，很少有人描述搭乘交通工具时发生的趣闻。一上飞机就忙着吃喝、瞌睡或听音乐、看影片，一天之内可以到达地球上的几乎所有角落。世界已经没有了期待，丧失了神秘性。旅行者也没有了沉思默想的时间。而沉思默想的过程，才是文学灵感乍现的主要通道。

现代文学大家们的努力，使得我们能在他们筚路蓝缕的基础上，继续向内向外、向前向后思考和定位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以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阅读他们的作品，不能仅限于读游记、抒情文章，更要读他们写的与历史、社会、思想、文化相关的作品，这样才能以更丰富的视野，来学习、感受他们独特的思考、独立的人格和独异的文风。

编写这本《了不起的语文书：读书与旅行》的过程，是一场阅读的盛宴。

我一直在享受着阅读，快乐地工作着。为了更适合中小学学生的阅读习惯，我继续以分类模式，择选优秀作品，并加以详细分析导读。不同年龄段的读者，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翻开即读，不管读到哪篇，都是珠玉在目。

2015年4月26日初稿

2020年5月26日修订

2020年10月19日第三次修改

2020年12月26日第四次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