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佐杂官员的卑微

首领官和杂职官的特定的头衔指明了各自的职责，但佐贰官也可能负有一般性行政责任，或负有赋税[1]、治安、河道管理或水利工程等方面的特定责任。[2]他的头衔可能是一个没有前缀的简单头衔，也可能是一个指明了特定任务的头衔，例如，管河县丞（或州同、州判）[3]、水利县丞（或州同、州判）[4]、赋税县丞（或州同、州判）[5]。有时，一个头衔指明两种以上职责，例如管河和水利[6]，赋税和水利[7]，赋税和治安[8]，或赋税、治安和水利[9]。应该说明，负责河道管理的佐贰官或主簿官治所（称为“汛”）及负责河道管理的同知治所（称为“厅”），都隶属于“河道”（河运监管官，道员）。河道受河道总督的领导。[10]我们不应将这样的佐贰官与负责一般行政事务的佐贰官混淆。

每一僚属官都有自己的办公所。常驻分辖区（分防）的“巡检”通常只起治安特派员之作用。[11]“驿丞”和“闸官”常驻守于驿站及水闸所在的特定地点。州县“吏目”或“典史”则总是在监牢附近设立自己的办公所。[12]负责河道管理的佐贰官总是驻守在河堤上。[13]一般佐贰官或在州县治所有自己的办公所[14]，或驻守于另一地（分防）以利守备[15]。

除了这三种僚属官以外，每一州县还有两个教育官员（教职或学官）：学正（州教学指导官）或教谕（县教学指导官）和训导（教学指导助理官）。他们受提督学政的领导，负责监督指导州县学校的学生。[16]然而，他们有时也被委以一定的行政职责，例如负责开拆纳税人交来的银两封包。[17]州县官在处理涉及生员（学生）的行政事务时常指名要求学官参与。例如，学官有责任督促没有纳税的生员缴纳税赋。法律还要求他与州县官一起听审需要对生员施以惩戒的案件，因为州县官无权对生员施以笞惩。[18]

上述三类僚属在地方行政中仅占非常次要的地位。首先，除了首领官即“吏目”“典史”在所有州县均有设置之外[19]，别的僚属官实际上很少设置。据1899年《清会典》统计，在全国的“杂职”官员中，共有925个分辖区佐贰官，[20]65个驿丞，45个闸官（闸官只在有水闸需控制的地方才设置）。[21]在某些县，有两个以上闸官，例如山东汶上县有5个，江苏清河县有4个。[22]仅在4个县可找到税收官，[23]仅广东的南海、番禺两县设置了渔税官。[24]

佐贰即助理知事官数量之少更引人注目。按1899年《清会典》统计，全国仅设有31个州同（一级知州助理）和35个州判（二级知州助理），343个县丞（知县助理），54个主簿（簿记官）。[25]表三显示了他们在各省的分布状况。

资料来源：《清会典》（1899年），卷五。

值得注意的是，江苏、山西、广东三省没有设州同、州判。[27]直隶没有设州同，在直隶、云南、新疆三省均未设置主簿。事实上，仅不足一半的州（63个）设有同、判，不足三分之一的县（370个）设有丞、簿。在表三中，知县助理官数量之少，在拥有县数很多的下列省份特别值得注意：直隶、四川、山东、山西、陕西、河南、云南、广西和贵州（参见表二县分布情况）。显然，许多州县并没有设置佐贰官。[28]

许多州县仅设一种佐贰官。即是说，有的州仅设州同或仅设州判，有的县仅设县丞或仅设主簿。只有很少的州县两者均设置。按1899年《清会典》，仅有三个州同时设置州同、州判，[29]仅三十一个县同时设置县丞、主簿。[30]

虽然《清朝文献通考》曾提到在公务特别多的县设有几个县丞和主簿，[31]但这种情况很少见。况且，这些佐贰中，有些仅是负责河道管理的。例如，在涿州，有四个州同、州判，其中三个是负责河道管理的。[32]在霸州和通州，均设有一个州同和两个州判，他们也都是负责河道管理的。[33]祥符有两个县丞和两个主簿，除一个县丞外，其余均是负责河务的。[34]良乡有三个县丞，就有两个是负责河务的。[35]在武清县，三个县丞和两个主簿全部是专管河务的。[36]仅有三个地方设有两个以上一般性佐贰官：贵州的定番州，两个州判；[37]江苏的元和，两个县丞和一个主簿；[38]四川的富顺，两个县丞。[39]

不只是数量少，僚属官在地方政府中也只扮演着卑微的角色。除了那些被委以特定职责（如河务、邮驿、治安、典狱）的僚属官员外，他们大多仅有一些琐碎有时甚至不确定的职责。例如，佐贰官或杂职官可能被派往偏远地区去收税，并现场向纳税人开具收据。[40]在州县官主持将征收到的赋税钱物进行统计时，佐贰官也常被委以开拆封包，清点纳税人交来的银两之责。[41]佐贰官和杂职官有时也被派遣去督办漕粮征收，[42]或监督以低价售卖官仓储谷给百姓（平粜）。[43]

法律不允许佐贰官和杂职官受理诉讼。允许他们这么做或委派他们听审案件的州县官则要受惩处。[44]然而，事实上，许多州县官允许其佐贰官受理诉讼，以期给他们一些额外收入。[45]当然这种情形仅限于处理像殴骂之类的轻微案件，仅仅指望佐贰官通过两造（原告和被告）质辩或要求两造的有关亲友作为调解人解决这些案件。[46]换句话说，佐贰官不会被允许受理刑事案件及较重大民事案件。[47]驻守在与州县官不同地的分辖区的佐贰官，常被授以对盗窃、赌博、卖淫等罪嫌加以逮捕的权力，但他无权审讯被告，只能将其押送到州县官那里审判。[48]有时，如果州县官太忙，会将贼盗案的听审委托给僚属官。在这些情况下，所审获的供证必须呈送州县官审查；僚属官不得起获盗赃或逮捕罪嫌。[49]另一些可能委授给僚属官的职责是：涉案当事人所受伤情的验查，[50]受自然灾害破坏之地区的灾情勘查，[51]田土或墓地之争讼的调查。[52]州县官不在时，佐贰官或典狱官也可能被委派主持贼盗案的调查讯问或现场勘验。[53]但是，许多州县官不愿将调查勘验之事委托给僚属，因为后者可能接受贿赂，或者没有足够的威信获得百姓敬重，而且百姓更愿意接受州县官的审判。[54]甚至负有特别职责的僚属官，如狱官（吏目、典史），有时实际上并不负其头衔所标明的职责。狱官，虽然是以负责警狱之名而任命的，但有时实际上可能在警狱事务上没有发言权。[55]

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一个事实：僚属官，特别是佐贰——常被称为“闲曹”（闲散官员）或“冗官”（多余的官员），[56]在地方政府中仅具有极少的功能。[57]为了减轻州县官一人独任征收赋税之类劳累负担，有政治家才识的知县[58]陆陇其（1630—1692年）建议，从科举考试入选者（举人）中选拔佐贰和主簿，委派他们做征收赋税的实务助理。[59]鲁一同（1805—1863年）鉴于僚属官甚至比书吏权力更少，建议一个州县官应增聘两三个以上僚属官，并给他们更多授权，以便能真正获得他们的佐助，从而使书吏数量减少或便于控制。[60]僚属官闲置，必然导致州县官成为“一人政府”（one-man government），百事躬亲而不堪重负，很少得到或者根本得不到僚属的辅佐。

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值得我们特别注意。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州县官所扮演的角色、公务在其衙门里被执行的方式途径，以及他所面临的行政难题等。这也解释了他的幕友和长随所扮演的角色，二者是由他私人雇用并直接对他负责的。僚属官的卑微无权，使州县官不得不依赖这两类助手。

注释：

[1]原文为land tax，应该译为“土地税”或“田赋”。但是，清朝的正税是“地丁银”，实际上是土地税和丁税的合一，习惯上并不称为“土地税”或“田赋”。但若处处翻译为“地丁银”，如译为“地丁银书吏（长随、师爷）”或“地丁银县丞”之类，显然不妥。且与当时习惯上笼统称为“赋税”“钱粮”的历史事实也不相符。清代史书所称“赋税”“钱粮”，可以笼统指一切赋税，但主要是指地丁银，只有在少数场合包括漕粮和其他杂税。所以，在本书中，除了需要特别指称“地丁银”的场合以外，凡遇“land tax”之处，均译为“赋税”。——译者

[2]《清通考》卷八十五，第5页b；《清史稿》卷一百二十三，第14页b。

[3]比如在通州、德州和东平州就有管河州同（负责河政的一等知州助理）（《大清缙绅全书》，以下简称《缙绅全书》，1899年，册二，第22页b、第77—78页）；在通州、涿州、霸州和东平州设有管河州判（负责河政的知州二等助理）（同前书，册二，第22页b、第24页、第78页b）；在良乡、永清、武清、祥符、中牟设有管河县丞（负责河政的知县助理）（同前书，册二，第21页b、第22页a—b、第111页、第113页）；在武清和吴县设有管河主簿（主管河政的簿记官）（同前书，册二，第23、48页）。

[4]例如，在滨州设有水利州判（负责水利的知州二等助理）（《缙绅全书》，1899年，册二，第80页）；在泾阳和华阳设有水利县丞（负责水利的知县助理）（《缙绅全书》，1899年，册三，第3页b；册四，第2页b）。

[5]例如，在长洲、元和、秀水、嘉善和平湖设有管粮主簿（负责赋税的簿记官）（《缙绅全书》，1899年，册二，第48页b，第49页；册三，第48页a—b）。

[6]例如，在郑州设有管河水利州判（负责河政、水利的知州二等助理）（《缙绅全书》，1899年，册二，第112页b）。

[7]例如，涿州和禹州设有粮务水利州判（负责赋税和水利的知州二等助理）（《缙绅全书》，1899年，册二，第24页、第113页）；在鹿邑和高安设有粮务水利县丞（负责赋税和水利的州县官助理）（同前书，册二，第115页b；册三，第69页b）；在吴江设有粮务水利主簿（负责赋税和水利的簿记官）（同前书，册二，第48页b）。

[8]例如，在西龙州设有粮捕州同（负责赋税和治安的知州一等助理），在高唐州设有粮捕州判（负责赋税和治安的知州二等助理）（《缙绅全书》，1899年，册二，第79页b；册四，第46页）。

[9]例如，在江宁设有粮捕水利县丞（负责赋税、治安和水利方面事务的知县助理）（《缙绅全书》，1899年，册二，第46页b）。

[10]《清会典》卷六，第16页a—b。

[11]同上书，卷四，第3页b。

[12]实例参见《磁州志》卷一，第4页；同前书卷五，第3页；《娄县志》卷二，第6页b、第8页。

[13]例如：在霸州，负责河政的州同和州判驻衙于永定河边。武清县负责河政的县丞和主簿驻衙于永定河堤上。在祥符县，负责河政的县丞和主簿驻衙于黄河岸边（《缙绅全书》，1899年，册二，第23页、第24页a—b、第111页；《清会典》卷六，第17页a—b）。

[14]《清会典》卷四，第3页b。

[15]同上注。例如，霸州州判驻衙于龙关镇（《缙绅全书》，1899年，册四，第7页b）。在定番，一个州判驻衙于大塘，另一个州判驻衙于长寨（同前书，册四，第69页b）。宛平县县丞驻衙于门头沟（同前书，册二，第21页）。在富顺，一个县丞驻衙于自流井，另一个县丞驻衙于邓井关（同前书，册四，第10页）。吴县县丞驻衙于木渎镇（同前书，册二，第48页b）。香山县丞驻衙于澳门（同前书，册四，第25页）。归安县丞驻衙于菱湖（同前书，册三，第49页）。

[16]《清会典》卷六，第1页；《清史稿》卷一百二十三，第15页a—b。

[17]这是县丞的职责之一。但是如果某县没有县丞，则将该职责委派给县教谕（《户部则例》卷九，第10页a—b）。

[18]《吏部则例》卷二十八，第19页a—b；《六部处分则例》卷三十，第26页。

[19]根据1764年《清会典》（卷四，第12页a—b、第13页a—b），共设有164个吏目（在221个直隶州和散州中），设有1282个典史（在1282个县中）。根据1818年《清会典》（卷四，第28页a—b），设有219个吏目（在214个直隶州和散州），设有1294个典史（在1293个县中）；1899年《清会典》卷五第13页给出的数字是：共设有221个吏目（在217个直隶州和散州中），设有典史1296个（在1303个县中）。

[20]这个数字仅仅包括常设分区专门职司治安的佐贰官。此外还有11个分管河政的佐贰官，5个分管盐政的佐贰官（《清会典》卷五，第5页；卷六，第15页、第16页a—b、第18页）。

[21]《清会典》卷六，第19页。

[22]同上书，卷六，第20页b—21页。

[23]江苏的六合、仪征和浙江的钱塘、仁和（《清会典》卷六，第19页b）。

[24]《清会典》卷六，第19页。

[25]同上书，卷五，第1页。这些数字并不包括管理河政的州同、州判、县丞和主簿。负责河政的官员包括5个州同、13个州判、317个县丞和42个主簿（《清会典》卷六，第16页a—b）。
可能是因为1646年在各县裁撤主簿的结果，主簿的数量显得很少（《清会典事例》，1818年，卷二十七，第1页）。关于县丞、主簿和其他僚属官员的职位在不同时期设裁的详细资料参见《大清会典事例》（1818年），卷二十七、卷二十八和同书（1899年），卷三十、卷三十一。

[26]本表原文有误。州同、县丞、主簿总数分别误为32、345、55。——译者

[27]在新疆和福建没有州一级建制。

[28]《清通考》卷八十五，第5617页。

[29]湖北的沔阳州，广西的西龙州和云南的镇雄州（《清会典》卷五，第2页b—3页）。

[30]同时设有县丞和主簿的县在浙江有九个（钱塘、仁和、嘉兴、秀水、嘉善、平湖、乌程、归安和长兴）；在江苏有八个（吴县、长洲、元和、吴江、宝山、娄县、上海和青浦）；山东有两个（历城和泰安）；湖北有两个（江陵和监利）；江西有两个（南昌和新建）。下列各省各有一个同时设立县丞和主簿的县：安徽（宣城），湖南（霸陵），陕西（长安），甘肃（平乐），四川（平武），福建（闽县），广东（南海），贵州（镇远）（《清会典》卷五，第3—5页）。

[31]《清通考》卷八十五，第5617页。

[32]在涿州，由一个州同两个州判负责河政，一个州判负责赋税和水利（《清会典》卷五，第3页；卷六，第17页）。

[33]《清会典》卷六，第17页。

[34]同上书，卷五，第3页b；卷六，第17页。

[35]同上书，卷五，第3页b；卷六，第17页a—b。

[36]同上书，卷六，第17页a—b。因此直隶总督李卫（1687？—1738年）曾提到：尽管在他管辖的省内设有许多佐贰官，但绝大部分都是负责河政的，与当地的地方行政没有关系（《朱批谕旨》，《李卫奏折》第六册，第11页b）。

[37]《清会典》卷五，第3页。

[38]同上书，卷五，第3页b。此处记载元和县只有一个县丞，但在1899年的《缙绅全书》册二第49页中却记载元和县有两个县丞。

[39]《清会典》卷五，第4页。

[40]《培远堂偶存稿》卷四十六，第37页；《牧令书》卷十一，第27页b。

[41]《户部则例》卷九，第10页a—b。

[42]同上书，卷十九，第1—2页b；《牧令书》卷十一，第43页a—b。

[43]《学治体行录》卷下，第13页。

[44]《清会典》卷五十五，第2页b；《清宣宗实录》卷三百二十三，第28页a—b。受理诉讼的县丞或杂职官将贬官一级或者调任他职，当亲自审案而疏忽未审的州县官将被夺俸一年。如因受理诉讼而引起被告人死亡（如自杀），该僚属官员将被免职，州县官则将降二级留任。如果州县官委托僚属官审理案件，将受降二级调用之处分；具体审案的僚属官则降二级留任。如果该诉讼过程中有当事人死亡，则州县官必须免职，审案的僚属官则降三级调用。《吏部则例》卷四十二，第39页b—40页b；《六部处分则例》卷四十七，第23—25页；《学治说赘》，第2页b—3页；《学治体行录》卷上，第10页。

[45]受理诉讼时通常会向原告收取一定数额的金钱（《福惠全书》卷三十一，第9页；《忠雅堂文集》卷八，第28页；《学治体行录》卷上，第9页b；《牧令书》卷十八，第3页b—4页）。

[46]《福惠全书》卷三十一，第9页。

[47]《于清端公政书》卷五，第99页b—100页；《张文襄公全集·公牍》卷九十五，第15页b；《经世文续编》卷二十二，第20页。

[48]《六部处分则例》卷四十七，第23页b。

[49]《学治续说》，第10页b；《学治体行录》卷上，第20页b。

[50]因州县官公务太忙，或因距离太远时，佐贰官或典史/吏目可以对受害人进行验伤（《六部处分则例》卷四十三，第4页；《学治体行录》卷上，第5页）。

[51]《荒政备览》卷上，第5页。

[52]《学治体行录》卷下，第2页。

[53]详细情况参见本书第七章第三节。

[54]《学治体行录》卷下，第2页；《学治臆说》卷下，第7页b—8页。

[55]正如1759年某按察使所指出的：尽管通常人们将监狱官（典史或吏目）理解成捕快头领，但他并不能指挥捕快，捕快们由州县官亲自统领指挥。发生窃盗案件时，州县官并不通知典史或吏目；只在发生重大窃盗案件时，才会要求典史或吏目协助。因此该按察使向刑部建议，赋予典史或吏目以统管、监督捕快的职责。不过，刑部考虑到：一则典史或吏目职小位卑，不足以统御捕快；二则一旦向典史或吏目委以此一职权，他很有可能会滥用其权力。于是，刑部规定统领捕快的职权仍然归州县官执掌。不过，典史或吏目应被允许协助州县官监督捕快。这样一来，一旦捕快被查出犯有受贿罪或非法殴打囚犯的罪行，典史或吏目将和州县官一起受惩处（《定例汇编》卷三，第1—3页）。

[56]《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五，第28页；《忠雅堂文集》卷八，第28页。

[57]李卫认识到了州县官僚属的地位是如何无足轻重。他在奏折中写道：“因其不能分任而但知营私，故禁其受词理事，专令尽本分之职掌而已。”（《朱批谕旨》，《李卫奏折》第四册，第25页）
蒋士铨（1725—1785年）将家乡的佐贰官描述成“徒尸其位”的冗官，并将这种情况总结为：“名为佐宰，擅受（诉讼）则获罪；名曰粮厅，收粮弗与闻。”（《忠雅堂文集》卷八，第28页）鲁一同的结论是：佐贰官对于法律、税收、重大盗窃案件或重大的民事诉讼案件受理都没有发言权（《经世文续编》卷二十二，第2页a—b）。王侃（生于1795年）也说，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在州县官手中，州同、州判、县丞、主簿、巡检和典史或吏目都无事可做（《放言》，第47页b—48页）。

[58]原文中用Magistrate一词概称所有知州、知县，我们将其译作“州县官”。在具体提到特定官员的知州或知县职务时，原作者都是用Magistrate一词，这使得我们难以翻译，因为很难一一查明每个被提及者具体职务到底是知州还是知县（况且一个特定的官员可能此时当知县，彼时当知州），我们又不能简单译为“州县官张三”“州县官李四”。因为县多于州，所以在下文中，我们只好对提到具体姓名的州县官一律译成“知县（某某）”“县官（某某）”等，也就是将“a magis-trate”译成“一位县官（知县）”，除文中已经点明其任职地为“某州”的情形必须译为“知州”以外。——译者

[59]为了确保该职位由良善、能干的人来充任，陆陇其也曾建议给予佐贰官和主簿以晋升的机会（《灵寿县志》卷十，第25页b）。

[60]《通甫类稿》卷一，第15页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