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古代最杰出的讽喻诗人

中国古代最杰出的讽喻诗人是白居易。这位中唐诗人也是唐代存诗最多的诗人。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祖籍太原,曾祖父白温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遂为下邽人,而其诞生地则在新郑东郭宅。父白季庚,做过彭城县令及徐州、襄州别驾。

白居易自幼聪慧过人,五六岁习诗,九岁识声韵。约十一岁时,先到徐州,后到越中(今浙江)避乱。多年颠沛流离,对民间疾苦有所了解。十五六岁时,立志应进士举,刻苦攻读,以至口舌成疮,手肘成胝。后来,父死母病,为生活计,不得已而南北奔走。

贞元十六年(800),白居易二十九岁,进士及第。贞元十八年,与元稹同时考中“书判拔萃科”。两人结为挚友,后在诗坛上齐名,并称“元白”。次年,白居易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中“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盩厔(今作“周至”,陕西县名)县尉。元和二年,娶杨氏为妻,授翰林学士。元和三年授左拾遗,元和五年改官京兆府户曹参军,均仍充翰林学士。元和六年,丁母忧罢官居乡农耕,贫病时则由老友接济。元和九年,丁忧期满返京任太子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为宰相武元衡遭人暗杀而上疏,请求捕凶。当政者却责其越职言事,并捏造“伤名教”的罪行,遂被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元和十三年,改任忠州(今四川忠县)刺史。元和十五年穆宗即位,白居易被召为司门员外郎,升主客郎中、知制诰。长庆元年(821),再升中书舍人。翌年,因朋党争斗且朝政荒怠,请求外任,出为杭州刺史。在任时,筑堤蓄水灌田,疏井以利饮用,造福一方。长庆四年,任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宝历元年(825),出为苏州刺史,亦颇有政绩。次年,因伤病请求休官获准。和离杭时一样,郡中士民依依不舍,夹道相送。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次年转刑部侍郎。

自大和三年至会昌六年(846),白居易定居洛阳。除担任两年多河南尹外,余皆为分司东都之太子宾客、太子少傅等闲职,并于会昌二年以刑部尚书退休。晚年常饮酒自适,作有《醉吟先生传》,自号醉吟先生;与香山和尚结香火社,自号香山居士;还时与好友宴饮唱酬,特别与著名诗人刘禹锡唱和齐名,时称“刘白”。在闲适的生活中,他仍时常想到百姓。七十三岁时,还施财开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楫。会昌六年病终,享年七十五岁。因晚年官太子少傅,故世称“白傅”。卒后赐尚书右仆射,谥曰文,故世称“白文公”。葬于洛阳龙门香山。著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五卷(后改名《白氏文集》),今存最早者为南宋绍兴年间七十一卷刻本。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有顾学颉校点本《白居易集》;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有朱金城注本《白居易集笺校》(白氏全集向无注本,迄今而言则以此书最为完备)。

白居易是我国中唐时期成就最大的诗人。作为唐代新乐府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他曾提出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诗歌创作理论,强调诗歌应当反映人民疾苦,针砭时弊,反对“嘲风雪,弄花草”①而别无寄托的作品,主张“文章合为时而作,歌诗合为事而作”②,“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将天子知”(《寄唐生》),从而发挥“补察时政”③“泄导人情”④的教育作用。他努力把自己的创作理论化为实践,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白居易自己曾说过“诗到元和体变新”。这里所说的新,是指内容新(反映现实的力作增多)和格调新(平易通俗,浅切明直,成为新的风格流派)。他和同时代诗人一起开创的元和体⑤诗,使中唐诗坛继“盛唐”而再盛就是明证。

白居易的诗作,流传下来的有近三千首,数量在唐代诗人中首屈一指。他自己将这些诗分为讽谕(喻)、闲适、感伤和杂律四类。诗人前期,即贬为江州司马之前,富有进取精神,体现“兼济之志”⑥的讽喻诗占了诗歌创作的主导一面。此类诗虽只存世一百七十余首,却是白诗最精华的部分,《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就是这类诗歌的代表作。它们广泛反映了中唐时期的社会现实,揭露黑暗现象,同情人民疾苦。这些作品多直陈时事,痛砭时政,可谓心苦力勤,直气凛然。其中,《卖炭翁》《新丰折臂翁》《缚戎人》等,叙事完整,情节生动,刻画人情物态细致传神,对促进中国叙事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另一部分讽喻诗,如《黑潭龙》《题海图屏风》《禽虫》等,则采用寓言诗的表现手法,托物寄志。后期,即贬为江州司马后,白居易选择了一条“吏隐”的道路。为“避祸远嫌,居官常引病自免,不再谔谔直言”(顾学颉编《白居易家谱·白居易行实系年》)。与之相适应,战斗性强的讽喻诗写得少了,而体现“独善之义”⑦的闲适诗等则占了诗歌创作的主导一面。白居易的闲适诗,多写归隐田园的生活和洁身自好的志趣,虽从侧面反映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但也宣扬了乐天安命的思想。白居易的感伤诗,以《长恨歌》《琵琶行》最为有名,内中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等,成为千古传诵之名句。它们叙事完整曲折,形象鲜明突出,描写细腻生动,抒情浓郁入微,韵律流转和谐,词采绚丽圆美,成为我国叙事诗园地脍炙人口的名作。尤其是《长恨歌》中的大段抒情和心理刻画,写来淋漓尽致,缠绵悱恻;《琵琶行》中的状物摹声,比喻贴切,扣人心弦。难怪早在作者生前,此两诗岂止是“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唐宣宗李忱《吊白居易》),更是传诵到了国外。清人赵翼大加赞赏,在其《瓯北诗话》中指出,白居易“即无全集,而二诗已自不朽”。杂律诗在白诗中数量最多,其中的一些抒情写景小诗,如《赋得古原草送别》《问刘十九》《暮江吟》《钱塘湖春行》等,以白描手法,寥寥几笔,勾画出生意盎然的境界,历来传诵不衰。而一部分铺陈故实、排比声韵的长律和杯酒光景、艳情风月的短章,虽为时人效尤,却多不足取。

白居易的诗歌风格,以平易通俗、质朴明直著称。虽然他的一部分诗作或格调低下,或语意太露,特别是晚年“更作知足语,千篇一律”(《诗源辩体》引王世贞语),“其中颓唐俚俗十居六七”(叶燮《原诗》),给后人以不良影响,但其成功之作,则多能做到“言浅而思深,意微而词显”(薛雪《一瓢诗话》),在平易通俗的形式里,蕴含着深远的思想情趣,有力地显示了诗人向民间文学和民间口语学习的成就。正因为白诗有着深远的思想内涵和独特的风格,故而读者易于接受,以至“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元稹《白氏长庆集序》)。白居易的名声还远播国外。当时有新罗(今朝鲜境内)商人求得白诗原稿后,带回去卖给该国宰相,一篇就值百金;据说若有假冒,很快还能辨认出来。一位日本僧人,在苏州南禅寺抄得一部白集带回国内,至今仍被视为国宝。

白居易的诗歌对后世影响巨大。从晚唐起,受其影响的诗人不可胜数。其中一些著名诗人,如皮日休、陆龟蒙、梅尧臣、苏轼、陆游、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受到其诗风的启示。另外,《长恨歌》《琵琶行》成为戏曲家们的张本,如白朴将《长恨歌》演变为《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洪昇则将其演变为《长生殿》;马致远将《琵琶行》演变为《青衫泪》,蒋士铨则将其演变为《四弦秋》。此等影响,则是别的大诗人所不能企及的。

【注释】

①白居易《与元九书》。唐人喜以行第相称,元九,即元稹。

②白居易《与元九书》。唐人喜以行第相称,元九,即元稹。

③白居易《与元九书》。唐人喜以行第相称,元九,即元稹。

④白居易《与元九书》。唐人喜以行第相称,元九,即元稹。

⑤元和体:指唐宪宗元和(806—820)年间诗歌的风格体式。有广狭两方面含义,前者指元和以来韩愈、元稹、白居易、张藉等开创的各种新体诗文,后者仅指元、白二人的长篇排律及中短篇杂体诗。

⑥白居易《与元九书》:“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本之《孟子·尽心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意为仕途不顺利的时候,要保持个人品格;有了地位以后,要把惠泽普施于百姓。

⑦白居易《与元九书》:“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本之《孟子·尽心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意为仕途不顺利的时候,要保持个人品格;有了地位以后,要把惠泽普施于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