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引言

1935年10月15日，苏联首都莫斯科穆霍瓦雅大街1号共产国际[1]总部的会议室里，不久前由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正在开会。会议由共产国际总书记、保加利亚人季米特洛夫主持。会议桌旁围坐着书记处的书记和候补书记们。他们大多是各国共产党的领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赫赫有名的人物。其中有：著名的理论家、联共的曼努伊尔斯基，意大利的陶里亚蒂，德国的威廉·皮克和弗洛林，捷克的哥特瓦尔德。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王明和康生也出席会议，他俩是在共产国际七大上新当选的候补书记。

会议室里安静极了，书记们正倾听一位名叫史平的中国同志作关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2]那时，还没有“长征”这个名词，因为是向西撤退，称为西征。

史平这样开始他的报告：“同志们！今天我要向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报告的不是中国红军与苏维埃的发展问题。我只讲一讲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后西征的情况。”[3]史平从为何决定西征讲起，分三个阶段叙述了西征的过程，讲到红军征途中遇到的艰难险阻，取得的重大胜利和主要的失误，讲到在遵义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指出遵义会议“纠正了第五次反‘围剿’最后阶段与西征第一阶段中军事领导人的错误”，“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了过去的领导人”，“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4]史平进而叙述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军事指挥下，红军灵活机动地作战，接连取得四渡赤水、二占遵义、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胜利，终于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实现了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

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作报告的这个史平，不是别人，正是陈云。

陈云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在长征中，他还先后担任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党代表、军委纵队政委。1935年5月31日泸定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派他前往上海恢复白区工作。

6月7日、8日，红军攻占天全、芦山。陈云随军到达天全县北雪山脚下的灵关殿，由地下党员、灵关小学教员席懋昭护送，悄悄离开红军队伍。安排陈云离队的同志故意让被红军扣押的国民党天全县教育局局长溜掉，让他同躲避红军外逃的陈云、席懋昭相遇，结伴同行。陈云这样一路顺利通过所经关卡，经天全到荥阳县城那个教育局局长的家里住了一夜。后经雅川（今雅安）抵成都。陈云带着刘伯承的亲笔信，找到刘在成都美丰银行任职的朋友，托他给上海章乃器（时任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汇去请章转交上海地下党的一笔活动经费，并托人在《新新新闻》报上登载一则“遗失私章”的《廖家骏启事》，向中央发出平安到达成都的暗号。陈云离开成都后直奔重庆，持刘伯承信找到在重庆开中药铺的刘的弟弟刘叔禹。在他家住了十多天，登上民生公司的轮船直航上海。[5]

陈云到达上海后，同先到达此地的潘汉年会合。由于白色恐怖严重，经与共产国际联系并经组织决定，潘汉年和陈云先后离开上海赴莫斯科。潘汉年参加了8月举行的共产国际七大。陈云于9月下旬到达莫斯科，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三个正式代表之一。当时在上海的陈潭秋、曾山、杨之华等苏区干部随陈云同行，一起到达莫斯科。

陈云是最早向国外传播红军长征这一人类军事史上艰苦卓绝伟大壮举的第一人，也是系统总结长征经验的第一人。他在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报告中，不仅叙述了中央红军长征的经过、遵义会议前后的情况，而且还总结了红军长征的经验。陈云指出：“我们在中国西部的远征之所以取得胜利，首先要归功于党的领导的正确和坚强。”西征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我们党真正成熟起来了，尤其是党的领导人成熟了。它在国内战争的炮火中得到了锻炼，的确变得有能力领导像我们的西征这样光荣伟大的事业”。而具有决定意义的是，遵义会议“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了过去的领导人”[6]。

陈云在向共产国际报告中总结的长征胜利的首要原因是完全正确的。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是红军长征史上，也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没有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就不可能有红军长征的胜利，也就不可能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而遵义会议最重要的功绩，是党中央正确领导的确立。遵义会议撤换了错误领导，推选洛甫（张闻天）在党内负总责（习称党的总书记），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成为红军实际上的最高统帅。“毛洛合作”，团结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领导全党全军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在谈到长征胜利及其经验时，特别着重指出遵义会议确立正确领导的关键作用。在以后漫长的革命征程中，毛泽东没有忘记张闻天的功劳，多次评说“毛洛合作”和遵义会议、长征胜利乃至中国革命胜利的关系。

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一次大会上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7]

1950年1月18日，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与正在赴莫斯科途中的周恩来通电话，商定派张闻天为出席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随后，毛泽东即电告在北京的刘少奇，指示“新华社发布新闻时”，须介绍张闻天“曾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及各项革命工作”[8]。第二天新华社发表的《张闻天简历》特别讲他“1931年以后，参加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工作。在1934年冬至1935年冬中共中央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军队举行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时，张闻天是这一长征的领导组织中的一员”[9]。

1969年4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九大各大组部分召集人会上提议要选举张闻天当九届中央委员。他说：张闻天、王稼祥，遵义会议是靠在我们一边的，同我们合作的。那时候我们很困难。以后也是好事做得多嘛！王明回国以后，他们没有站在王明一边，是站在我这一边的。这一次张闻天、王稼祥是否选上，值得考虑。[10]

毛泽东为什么难以忘记张闻天？通过回顾长征的历史，我们可以知道，“毛洛合作”同遵义会议的召开和成功关系太大了！“毛洛合作”同长征的胜利关系实在太大了！本书试图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叙述和分析，来回答“毛洛合作”与长征胜利的关系这一问题。希望对读者了解长征的历史，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有所裨益。

让我们从毛泽东和张闻天一同踏上长征路说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