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工业设计标准研究缘起

第1节　研究工业设计标准的机缘

一　发展工业设计标准的背景

我国工业设计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新的矛盾和需求不断出现，对工业设计理论及发展对策的研究也不断提出新的挑战。一方面，工业设计的作用与价值日益广泛地获得社会认可。政府、企业、市场与消费者对通过工业设计优化我国产品的内在质量、外观水平以提升市场竞争力报以日益升温的期望；另一方面，工业设计介入普通商品、生活日用、娱乐设施、医疗器械、生产装备、高端科技创新的活动也日益活跃，项目频繁，形式众多；在中国这个巨大的经济体内，由专属设计部门、专门设计机构、专家设计团队以及专业设计院校组成的工业设计力量，正在中国这片不断向着新的经济发展深度和高度攀升的热土上，形成前所未有的工业设计空间格局和蓄势待发的可观潜质。与此同时，对于工业设计的理论认识及深层发展规律的探索，也需要进入新的平台。可以说，近几年中国工业设计所遭遇的发展、控制、调整、拓展的问题，是过去几十年的初始探索中从未出现和从未面对过的。19世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打开大门、引入西方新的科技生产力，形成中国微弱的制造业经济以来，从印刷与包装等基础性的商业设计以及化妆品、日用品等简单的生产作坊开始的现代设计实践，在很长时间内都只能重复着小型的、零碎的、局部的、个案的操作与试错；在经历了20世纪中期漫长的战争与社会变局的动荡、50年代及80年代两度源自设计高校的设计教育改革以及90年代大规模经济搞活、改革开放之后的“外贸潮”之后，我国的工业设计逐步走上规模化、产业化、专门化发展的轨道，但在设计需求不旺、设计经验不足、设计价值尚未得到充分的社会认可的背景之下，逐渐走上正轨的“工业设计”专业其实仍然存在着极大的主观想象与“任性”作为的成分。显然，在工业设计活动尚未成为大规模社会产业活动的时代条件下，这种凭借主观性与情绪化的操作而实现的“工业设计”，尽管不会对产业生产能力的正面提升产生太大的促进作用，但也不至于带来令人难堪的负面影响。一旦越过这个门槛，工业设计成为一个日益膨胀、日益普遍化、日常化的社会性的生产部门，一种承载着日益明显的资金投入并显示出日益突出的价值创造能量的公共性的生产行为时，原先存在于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之中的任何细微的“任性”、误解、主观想象与缺乏章法都可能被放大成导致生产失节、产品失效、消费失态、市场失控的巨大漏洞。由此来看，工业设计真正到了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专业建构及能量贡献的科学性、客观性的关键时刻。就客观而言，种种生产及消费中的失节、失效、失态、失控，也许不排除主观努力不够或主观经验不足等方面的原因，但更必须看到的，却不是这种个体、局部或偶然性的存在，而恰恰是整个专业领域、整个行为链条甚至整个社会认知上存在的巨大结构性缺陷。这就是约翰·克利斯托弗·琼斯所指出的，人类生产系统中凭借感性、直觉与主观想象的方法及能力与凭借理性、检测与系统工作方法之间存在的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等方面的种种根深蒂固的冲突与不谐。今天的工业生产、工业设计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需要假以系统的、可验证的、理性客观的创造手段与监控方法，来保证超规模、产业化、社会化的产品生产与社会服务得到可靠的、完整的、严格的质量保证与安全体现。而且，这一系统的价值与重要性，不仅体现在一般可见的生产过程、加工过程、行销过程之中，更需要首先体现在作为生产力前端的设计过程、创意过程甚至思维过程之中。这正是对“设计”“工业设计”领域必须提出“标准化”思想以及“标准化战略”思想的最基本的社会现实背景。

对“设计”提出“标准”甚至“标准化”的战略要求，是当代设计的含义日益趋于复杂化的变化趋势的体现，同时也是对设计行为创造性价值内涵予以相对节制规划的自我控制、自我管理的努力方式。

当代设计内涵的复杂性，源于当代设计日益扩大的开放性。人工制品的范围与领域正在以令人难以想象的深度与幅度拓展。一个世纪之前，人类对于人工制品的“有用性”掌控可能主要体现在形态、色彩或者各种视觉信息赏心悦目的层面。但是，今天的人工制品远远超出一般生活经验的范畴，工业设计师可能要通过对航天生活环境的规划介入航天活动安全方式、体验方式甚至感知方式的重新设计。可能要通过“人机对弈”装置的设计介入“人工智能”未来形态的生成方式甚至控制方式的创意；可能要深入到原子、电子、离子结构的层面，通过纳米数量级的物质操控重新规划和设定人类所需的无限丰富的新材料性能。面对幅员如此广阔、纵深如此超越想象的新设计领域，对于设计行为自身更为规范和严格的界定毫无疑问是必要的。试想，当设计创意的结果是在肉眼无法观察和检验的纳米数量级的材料层面展开时，对于“设计”行为的有效性，必然要以超出感性范畴的手段和技术来测定，这与“标准”及“标准化”的思维逻辑与语言方式是完全匹配的。诚然，对于今天大多数“设计”及“工业设计”活动而言，距离这些层次的检测论证要求尚远，但作为认识与思考的方向，却必须从最基本的“标准”及“标准化”意识的适应与构建中展开。

而在另一端，即回到最普通、最基本的设计行为层面上，也仍然存在着对设计行为创造性内涵予以相对的节制规划的需要。事实上，今天的舆论中，有种种令设计行为无所适从的要求，其真正的源头仍然来自对设计能量无所节制的放大与神化。设计师绝非“神”，不能完成上帝的“创世纪”职能；设计师只应、也只能踏踏实实地完成每一次构想、每一次论证甚至每一轮计算，成功的设计能够带来现实世界中前所未有的惊喜、“福音”，但这不等于说设计师就是“神”、设计行为就是这种“神性”的体现。本质上，成功的设计只能是一种“概率性”的结果。即使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对自己出行的形象设计也有不成功的概率，何况将设计与复杂的工业生产体系、市场竞争行为、人类生态机制这些宏大的系统连接，显然其成功概率会大幅度降低甚至极低。不加限制、不加区分的“设计价值”只会存在于理想化的教学语境之中，而在现实中，将设计行为放大为“设计产业”甚至“创意产业”的政策设计，其中正包含着一种完全无视设计是一种“高风险”行为的政策性误导；而通过对于真实的“设计价值”内涵予以相对的节制规划的标准化管控，构建设计活动合理有效的基准平台，客观上会降低掉入“创意陷阱”的风险、提升设计师创意活动的安全起点，从而为提高设计创新的基本可靠性创造现实的条件。

在现实的战略推动层面上，工业设计的“标准化”思维的提出，具有战略撬动的意义。就本质而言，“标准化”工作是推动规模化的工业生产体系的必要前提，“标准化”建设的基础工作完成之后，必然有一个快速高效的生产发展高潮到来。从20世纪中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标准化”基础建设工作成绩斐然，一系列高瞻远瞩的“标准化”工作政策出台，推动了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战略意义的标准化产品、构件的基本生产能力及其质量管理水平大幅上升。时至今日，“标准化”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工作层面，从产品品质的标准化、过程管理的标准化，进入了“效能管理”标准化的创新过程。一切社会产品的生产，归根结底是为“人”的需求服务的；产品规格、品质管理的标准化，社会生产品质管理“标准化”工程的最终效果，事实上还需在产品为人服务的需求能否充分满足中体现，当今社会中关于各种“安全”隐患的呼声不绝于耳，食品安全、医疗安全、出行安全……来自各个方面的安全担忧，除制度建立与人为执行层面的乏力之外，更多地反映出在生产过程中相应的满足“人性化”标准的空缺，反映出整个社会生产价值工程能否在“人性化服务”的最末端，也是“设计标准”的发力处理性实现、圆满体现、温暖体现的现实需要，而这也是世界性“标准化”工程发展的大势所趋、潮流所向。

就我国工业发展的政策需要而言，几个世纪以来的长期努力，造就了我国制造业经济的辉煌，一个能从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基本满足我国经济发展及社会生活需要的工业制造体系初步构成。但是，在许多生产领域，产品面貌粗糙、品质参差不齐、脱离市场需求、创新乏善可陈的缺陷也十分明显，尤其是缺乏精致的设计与品质管理的产品进入消费市场，相当多会被很快丢弃，消费者不会为之珍惜，也不会成为国产品牌的忠实拥戴者；这种缺乏战略管理与精品意识的制造业策略，极大地影响了国内消费市场的向心力，而且可能成为长期影响国内制造经济体系安全的巨大隐患。因此，在制造业何去何从的今天，需要一个从设计创新与品质创新“双重建构”的整体策略，这正是迫在眉睫的工业设计整体发展战略的现实需求。这种整体战略需要在国家新战略的整体布局之下，构成一个包括宏观的国家政策层面、中观的标准制度层面以及微观的市场执行层面这样三位一体“结构化”的战略层次。而工业设计的“标准化”战略正是在其中可以起到承上启下、资源动员、效益整合的作用，结合宏观与微观两端战略需要的重要工作机制。许平教授将“标准化”战略的创新称为“工业设计的中间层次的技术创新”。

近几年来，我国出现了空前重视工业发展的态势，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不断有各种级别、各种层次的推动工业设计发展的政策文件出台；国家“十一五”经济发展规划中，就在关于国家经济发展规划的纲要中明确指出“要发展专业化的工业设计”；2010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工业设计列入国家重点发展的七大服务业之一；2010年5月，主管国家工业设计政策的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家11部委推出《关于促进工业设计发展的指导意见（意见征求稿）》，自此之后国家更是不断重视和推动工业设计的发展策略；2014年国务院下发的（国发〔2014〕26号文）《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中，重点指出工业设计是重要的生产性服务业：“积极开展研发设计服务，加强新材料、新产品、新工艺的研发和推广应用。大力发展工业设计，培育企业品牌、丰富产品品种、提高附加值，促进工业设计向高端综合设计服务转变。”

国家层面相关设计政策推出后，各地各级政府也相继出台相配套的政策措施：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等相继制定相关发展工业设计的规划措施。我国工业相对集中的环渤海湾、长三角、珠三角以及皖江城市带地区的工业制造企业也加大了对工业设计的投入力度。工业企业积极配合国家以及省级、市级工业设计中心的评定，加强工业设计的基本能力建设，同时联合各高校以及培训机构加强产学研协同创新，共同推进工业设计产业发展。据统计目前我国工业设计产业相关业态至少有7种类别，包括政府和协会等设计推进机构、各种创意设计园区、企业设计创新中心、设计专业公司、设计院校、设计研究院所以及独立设计师等。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积累，工业设计相关机构与从业人员逐步建立起自身的基础能力和业务体系。2007年以来，推动工业设计产业发展的举措众多，然而工业设计创新体系与相应的促进机制并未真正成形，体现出的与西方设计发达国家的差距是结构性的制度差别、生态差别与机制性差别。创新体系的不完整甚至整体性的失缺是其中主要的滞后点之一。在工业革命以来的200多年中，经过两次工业革命的锻造，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体系已经形成了稳固的创新支撑力量，我国真正能够支撑国家工业发展的创新系统与评价机制尚未形成。显然，工业化的生产体系是工业创新的土壤与生存前提，工业设计创新必须与相应的工业制造体系相结合才能够真正发挥作用。“标准化”战略的欠缺正是创新系统与评价机制制度性缺失的重要表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