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标准和标准化

在2010年出版的《辞海》（第六版缩印本）中，“标准”一词被定义为：“衡量事件的准则”；“标准化”定义为：“制定和贯彻标准以统一产品、零部件、工艺、图纸、代号等技术为主要内容的有组织的活动过程”。这一定义体现了在对“标准与标准化”工作不断加深理解的过程中形成的认识水平。而在1983年我国颁布的《国家标准（GB3935.1—83）》中，有关“标准化基本术语”的第一部分对“标准”一词的描述则有明显的区别，更加适合今天的“标准与标准化”所涉及的工作对象与意义：“标准是对重复性实物和概念所做的统一规定。它以科学、技术和实践经验的综合成果为基础，经有关方面协商一致，由主管机构批准，以特定形式发布，作为共同遵守的准则和依据。”

标准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科学技术成果和生产经验的总结，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标志。一个国家的“标准”制定和“标准化”推动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直接相关。“标准化”构建和推动的水平、程度，不仅体现为国家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进入相应阶段，同时也会形成相应的制约。进入21世纪后，标准的发展以及占领标准制高点的战略，更是成为国家间战略竞争的要素，争夺国际标准的话语权成为各国产品能否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贸易的重要条件，世界各国不断为加入国际标准制定行列而调整姿态、投入国力，其战略意义不言而喻。由此可见，标准和标准化战略的发展是国际经济和科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为了主动应对这种潮流与趋势，我国标准化工作需要从各个方面展开理论性、政策性及战略性研究。但是，正如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原院长王忠敏所指出的：

“标准化是人类长期生产实践过程中逐渐摸索和创立起来的一门科学，也是一门重要的应用技术。由于标准和标准化从一开始就来源于人们改造自然的社会实践，且一直服务于这种实践，致使人们常常只关注它的技术应用性质，而忽略了它的科学性，相应的理论研究开展得也不够。”[1]

王忠敏强调：“当今社会已经进入到网络经济时代，标准和标准化远远超出了原来指导和促进工业化生产的狭隘领域。”[2]纵观标准化发展的历史，由于历史积累与技术基础的原因，发达国家在“标准化”竞争中所投入的国力要远远大于发展中国家所投入的。发达国家的相关专业机构有着丰富的标准化实战经验和理论研究领先的优势，善于将标准化与国际经济、社会发展乃至政治博弈的需要相结合。标准化发展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率先考虑制定军品生产及应用标准程序，日本则根据本国需要制定传统工艺产业与现代工业制品平行发展的标准策略，等等。标准化战略实施与各个国家的国情密切相关，不同国家应当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及时进入标准及标准化体系的适应、把握甚至主动构建中，这在当代世界经济及政治博弈中已是基本的战略共识。

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展开大规模经济建设时，就已经着手构建相应的“标准及标准化”工作体系。2001年10月11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成立的“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简称“国家标准委”，Standard ization Administr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AC）是国务院授权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统一管理全国标准化工作的主管机构。截至2008年年底，我国国家标准总数达22931项，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比例达到65%。改革开放初期，还大量翻译和引进了国际及许多国家的既用标准相关文件，有效地提升了我国“标准及标准化”推动工作水平及信息化、工业化经济发展水平。和标准化推动工作一直领先的欧美、东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仍然处于学习和追赶的阶段，尤其在标准化战略构建、实施以及理论研究诸方面存在较多问题。比如，在标准化理论研究领域，尚未达到根据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国情社会发展需要，形成切实可行的、可持续的“标准和标准化”推动方法的理论体系。近年来，我国经济、技术各个领域尽可能创造条件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的活动，在某些领域开始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但是总体而言，以加工能力为强势的我国多数制造业实体，在创新能力领域仍处于低端水平，尤其是精密制造、母机制造、关键设备制造方面还处于弱势，无法参与许多领域的标准制定。所以，在标准及标准化领域相对落后的现状下，客观上形成我们在高端经济及政治博弈中的主动权、话语权甚至参与权。

由此可见，标准的形成既非一蹴而就的举动，更非一厢情愿的主观意愿就能达成，它需要决策系统的支持和社会生态的条件，更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促进标准制定和应用发展的工作机制。而在方兴未艾的“工业设计”领域，今天正面临着这样的“主动出击”“后发优势”的大好机遇，我们急需构建一种适合中国本土特色、符合国际设计竞争态势的“设计标准”构建与推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