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兹洛德舅舅

哥白尼的舅舅瓦兹洛德当时正在罗马担任瓦尔米亚神甫会驻罗马的特使。他非常关心两个外甥的情况。因为公务在身，舅舅无法回波兰看望他们。每逢圣诞节，他都要托人带些礼物送给哥白尼两兄弟。每当这时，海乌姆诺的姨妈家都洋溢着快乐的气氛。

“尼古拉，舅舅又给你带礼物来啦！”姨妈高兴地喊哥白尼。

“好漂亮！”舅舅送他的是一顶银灰色兔皮帽子，戴在头上毛茸茸的。

“安杰伊，这是给你的。”姨妈打开另一个盒子。里面装着一双鹿皮靴子，安杰伊往脚上一比，大小正合适。

哥白尼小时候见过瓦兹洛德舅舅。在他的记忆里，舅舅长得高大挺拔，说话风趣，是个有学问的人。家里人都很喜欢他。妈妈当着孩子们的面，夸舅舅是克拉科夫大学的高才生，多才多艺，人又能干，将来一定会做大主教。

“姐，你是教皇呀？封我这个弟弟做大主教。”舅舅当时开玩笑说，引得大伙儿都笑起来。

瓦兹洛德舅舅的全名也叫乌卡什·瓦兹洛德，和哥白尼外公的名字一样。他是一位学识渊博、性格刚毅的主教，生于1447年，16岁读克拉科夫大学，毕业后留学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获得教会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兴办了托伦学校，担任校长。后来转到教会工作，担任弗龙堡大教堂的神甫。随后又出使罗马教廷，担任瓦尔米亚教区神甫会的特使。

瓦兹洛德舅舅不仅是个有学问的主教，还是一个思想开明的人文主义者，他和波兰国内外许多优秀的文艺复兴人物有交往，被公认为瓦尔米亚地区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据说波兰国王对他很赏识，在波兰避难的意大利革命诗人卡利马赫是他的好朋友。

哥白尼盼着早点儿见到舅舅，几乎望眼欲穿。

在第四个圣诞节快要到来时，瓦兹洛德舅舅终于回来了。一辆华丽的马车停在姨妈家的门口，瓦兹洛德舅舅走下来，一身风尘，满脸的笑容。车后载满了行李。

卡塔日娜姨妈把瓦兹洛德迎进屋里。

“尼古拉快叫呀，这就是你们的瓦兹洛德舅舅！”

“瓦兹洛德舅舅！”哥白尼兴奋得满脸通红。

“啊，尼古拉长这么高啦！”舅舅摸摸他的头。14岁的哥白尼长得很结实，像个小运动员。此刻他激动的表情，就像接受统帅检阅的士兵一样。

“这是安杰伊，也长高了一头。”姨妈说。

“瓦兹洛德舅舅好。”安杰伊体格要单薄些，小伙子有点儿腼腆。

“都长这么大了。你们的学习怎么样？”

“他们的成绩都不错。尼古拉是全班第一。”姨妈说。

“很好！”舅舅称赞了一句，“你们跟我到利兹巴克去吧，今后由我负责抚养你们。”

瓦兹洛德这次回国，结束了在罗马的使命。由于他才干超群，被任命为波兰最北部的瓦尔米亚地区的主教。当时的政体是政教合一，主教也就是这个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主教官邸就设在瓦尔米亚的利兹巴克城堡。

“这太好了。”姨妈很高兴。

“我一定把他们培养成栋梁之材！”

就这样，瓦兹洛德舅舅把哥白尼两兄弟接到利兹巴克城堡，承担起抚养教育的重任。舅舅成了对哥白尼一生影响最大的人。

舅舅希望哥白尼兄弟长大后也像自己一样，成为有社会地位的神职人员，当一名主教，于是让他俩接受了最好的教育。哥白尼学习了拉丁文、法学、数学等基础课。舅舅家里有很多有关哲学和自然科学的藏书，使哥白尼大开眼界。

哥白尼对天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经常在晚上坐在窗前，望着满天的星斗入神。有一次，哥哥安杰伊不解地问哥白尼：“你整夜守在窗边，望着天空发呆，难道是在表示你对天主的虔诚？”哥白尼回答说：“不。我要一辈子研究天时气象，让人们望着天空不再害怕。我要让星空跟人交朋友，让它给海船校正航线，给水手指引航程。”

格赛伦校长和父亲讲述的天文学知识，给他开启了一扇窗。他窥见了一个深邃神秘无人洞悉的宇宙，一个神奇的未知世界。在学校里，他帮着老师制作日晷，积极参加观察星空的课外活动。那时候还没有望远镜，使用的仪器也很简单，观测活动都是用肉眼。不过通过这些活动，哥白尼增长了不少天文学的知识，也启发了他的思维。

哥白尼常想，地球也是宇宙中的一颗星星。与浩瀚的星空相比，它不过是沧海一粟，人在宇宙中更加渺小了。他想不通，为什么《圣经》要说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呢？而无所不能的“上帝”，又看不见摸不着……

有一天，大名鼎鼎的诗人卡利马赫来利兹巴克城堡做客。这让少年哥白尼兴奋不已。他早就听说，卡利马赫是一个传奇英雄。他不仅诗歌充满了激情，而且是一个敢于向教皇挑战的意大利革命家。

这个大诗人卡利马赫是意大利人，因密谋推翻罗马教廷的专制统治，筹建共和国，被教皇通缉追捕，亡命欧洲。由于教皇是屡屡入侵波兰的条顿骑士团的后台，波兰国王卡其米日四世对教皇不满，所以盛情邀请卡利马赫到波兰避难，并聘请他给几个王子当拉丁文教师。卡利马赫的思想对当时波兰的文化和科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瓦兹洛德在意大利留学时结识了卡利马赫，和他成为挚友，两人的交往密切。卡利马赫比瓦兹洛德大10岁，他把瓦兹洛德看作波兰人文主义运动的杰出才俊，当作自己的朋友和知己。

为了欢迎卡利马赫的到来，利兹巴克城堡布置得像举行盛会一般隆重。客人们都以一睹他的风采为荣。卡利马赫个子不高，步履矫健，一张饱经风霜的脸膛，两眼炯炯有神。他很健谈，口才极好，说话带有鼓动性。瓦兹洛德主教向他一一介绍在座的客人。卡利马赫对每一位都彬彬有礼，谈笑风生。

哥白尼恭恭敬敬地站在瓦兹洛德背后，目不转睛地看着卡利马赫。卡利马赫朝他挤挤眼，问道：“这位是主教的外甥吧？”

“是的，我叫尼古拉，对先生景仰已久！”哥白尼使足劲答道。

“呵呵，不用这么隆重。”卡利马赫笑起来。

“这孩子很好学，早就盼着得到您的指教。”瓦兹洛德说。

晚宴时，卡利马赫即席朗诵了他的诗作，博得众人的一片喝彩。

客人告辞后，卡利马赫留下来，和哥白尼聊起天来。

“我听你舅舅说，你喜欢诗歌？”

“我喜欢维吉尔的《牧歌》。”

“但丁的《神曲》读过吗？”

“读过。就是地狱篇写得有点儿可怕。”

“呵呵，那是诗人的想象，警示恶人的。《神曲》写得最精彩的就是地狱篇。在地狱的第八圈，诗人赌咒买卖圣职的教皇，骂得肆无忌惮。”卡利马赫神采飞扬地说，“已死的教皇尼古拉三世，还有当时还活在世上、迫害过但丁的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他俩的头朝下倒栽着被埋在地洞中，两条红肿的腿在外面剧烈地扭动着。诗人见后高兴地说道：‘真是罪有应得！因为你们的贪婪使世界陷于悲惨，把好人踩在脚下，把恶人捧上了天。’你说，骂得痛快淋漓吧！哈哈哈……”

“是很痛快！”哥白尼点头。他从卡利马赫的谈笑风生里，感受到诗人蔑视神权的大无畏精神。

卡利马赫五十岁出头，哥白尼才十五六岁，两人却谈得很投机，完全成了忘年交。卡利马赫问哥白尼：“小尼古拉，你喜欢什么格言？”

“我喜欢——‘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哥白尼脱口而出。

“这句话是赫拉克里特说的，意思是世界万物不是一成不变的……”

“这你也知道呀！”哥白尼很惊奇。

瓦兹洛德舅舅正好走过来，听见了他们的对话。舅舅打趣道：

“卡利马赫大师是波兰王子的老师，没有什么不知道的。”

卡利马赫只是呵呵地笑。仿佛眼前的哥白尼也成了小王子。

哥白尼壮着胆子问：

“我也问问大师，你喜欢什么格言呢？”

“嘿嘿，我吗？我喜欢这句话：‘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哥白尼觉得这句话很耳熟，但是记不起在哪里听过了。他小声问道：

“舅舅，这话是谁说的？”

“但丁。”舅舅回答。

哦，是但丁，哥白尼想起来了。这位佛罗伦萨的伟大诗人，不仅敢在《神曲》里把教皇打入地狱，还公然宣称要特立独行，走自己的路。

“瓦兹洛德主教，你这位外甥是个可造之才啊！”

卡利马赫很喜欢哥白尼，称赞他思路敏捷，勤学好问。见卡利马赫称赞哥白尼，瓦兹洛德舅舅脸上露出欣喜之色。

“小尼古拉，你的志向是什么？”卡利马赫问。

“我……喜欢天文学。”哥白尼兴奋地说。

“你知道吗？卡利马赫先生就是一位天文学家。”舅舅告诉他。

“哦！是吗？”哥白尼又是一个惊喜。

那个时代的优秀人物，有很多都是通才，就像恩格斯所说：“那时的英雄们还没有成为分工的奴隶，分工所具有的限制人的、使人片面化的影响，在他们的后继者那里我们是常常看到的。但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那时候的著名人物都曾做过长途的旅行，会说四五种语言，在许多领域大放光彩。卡利马赫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人物。

“让我考考你。”卡利马赫的表情突然严肃起来，“一个真正的天文学家，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要热爱星空。”哥白尼天真地答道，“要有探索精神，还要读很多很多的天文书籍……”

卡利马赫微微点头。

“现在冒牌的天文学家太多了。”他说，“天文学成了时尚。有的人以为读过托勒密的一本《至大论》，再望着星空发出几声感叹，就成了‘天文学家’。我见过不少这样的学术骗子，有的还披着红衣主教的大袍……”

“托勒密的《至大论》我没有读过。”哥白尼承认。

“有机会你可以读一读。”卡利马赫鼓励他说，“这个人很了不起。他的学说雄霸天文学界一千多年，竟然没有人能够推翻它。但是明眼人看得出来，托勒密的学说其实已经有些过时了……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托勒密的‘地心说’却已经老掉了牙。”

听到卡利马赫的这席话，少年哥白尼感觉耳目一新。

“你想当天文学家，这个志向不简单。”

卡利马赫告辞时，语重心长地对哥白尼说：

“亲爱的孩子，你要记住，天文学家有两样法宝：一个是数学，一个是观察。一个卓越的天文学家，必须具备深厚的数学功底，掌握最新的数学方法，因为研究天文学需要大量繁复的计算。至于观察天象，那更是天文学家的日常功课。浩瀚星空，渺渺银河，宇宙的奥秘就藏在其中。只有通过长年累月坚持不懈的观察，从大量的观测数据中，才有可能摸索总结出天体运行的规律，有所发现。”

“谢谢大师的教诲！”

哥白尼依依不舍地同卡利马赫挥手告别，直到卡利马赫乘坐的马车消失在大路尽头。他牢牢记住了大师的话。这句临别赠言，对哥白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他终身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