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共和国的崩溃：一九四〇年法国沦陷之研究
- (美国)威廉·夏伊勒
- 21字
- 2022-04-19 15:39:38
第一编 第三共和国的兴起 一八七一至一九一九年
第二章 非正常诞生与早期成长中的痛苦 一八七一至一八九一年
正是由于它的非正常诞生以及一七八九年大革命后的动荡年代留给它的派系纷争之类因素，第三共和国似乎注定是短命和命途多舛的。它的诞生本来就让人大跌眼镜，因为在对选择一个接替垮台的拿破仑三世的法兰西第二帝国的新政权进行表决时，大多数议员宁愿接受君主政体。更加近乎奇迹的是，它的寿命比路易十六被推翻后任何其他形式的政权存在的时间都要长，因为得到教会、军队以及那些长期大权——其中包括司法权——在握的官僚之类强势群体支持的上层社会的大多数人反对的正是它的存在，多年来，他们为破坏并且推翻它而奋斗。
第三共和国的出现纯属偶然。在经历了那场被普鲁士迅速而屈辱地击败的灾难之后，一八七一年选出的国民议会并不想要一个共和国。将近三分之二的议员是保王党人，在六百五十位议员中有四百人左右。但是，他们无法就谁做国王这个问题达成一致。一些人赞成波旁王朝的合法继承人尚博尔伯爵，另一些人赞成奥尔良派的王位觊觎者巴黎伯爵。还有少数人则希望另一位波拿巴复辟。
一八七一年普鲁士军队在巴黎阅兵
“只有一个王位，”临时共和国总统阿道夫·梯也尔一八七三年对国民议会说，“它坐不下三个人。”曾在奥尔良派的路易—菲利普国王手下当过首相的梯也尔刚刚被勉强争取到共和派一边。“共和国使我们分裂的可能性最小，”他后来说，从而指出了共和国消极妥协的特性这一始终困扰它的弱点。它无力赢得全国的支持并将整个国家团结起来。
自从一七九二年路易十六最终被废黜、被逮捕、被审判并被送上断头台以来，法国几乎尝试了每一种能够想得到的政权形式：一个以罗伯斯庇尔的恐怖统治为其鼎盛期的短命共和国，一七九五年被一个在督政府领导下的立宪共和国延续至一七九九年拿破仑·波拿巴接任第一执政官；一八〇四至一八一四年的拿破仑帝国；一八一四至一八三〇年（除了拿破仑从厄尔巴岛返回巴黎建立的“百日王朝”之外）在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统治下的波旁复辟王朝；一八三〇至一八四八年路易—菲利普统治下的奥尔良派“资产阶级君主制”；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二年的第二共和国；接着是路易·拿破仑统治下的拿破仑第二帝国。路易·拿破仑是拿破仑第二共和国的首位而且也是仅有的一位当选总统，一八五一年他已拥有独裁的权力并于第二年加冕称帝。一八七〇年普鲁士以压倒性的优势打败法国之后，他和他的帝国轰然倒台。九月四日，这位皇帝在色当投降并且成为阶下囚后两天，革命群众的领袖莱昂·甘必大在巴黎宣布成立新的共和国。但是，直到将近五年后，国民议会的议员们才急不可待地打算最终选定某种永久性的政体，希望它给这个经历了长期动荡的国家带来其迫切需要的政治稳定，于是，大多数希望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实现复辟的议员极不情愿地选择了共和国，因为他们已经厌倦了就君主制的国王人选所进行的毫无结果的反复协商。
保王党多数派无法就应当由谁来做国王这个问题达成一致的故事太冗长、太复杂，不是一部本书这样的著作所能完整叙述的。法国的历史学家根据各自的政治观点对此作了形形色色的描写阐述。但是，他们中的多数人基本同意，在奥地利乡间的一个城堡里度过数十年流亡生活之后，由于与法国的现实生活和公众舆论缺乏接触，正统的王位追求者尚博尔伯爵的固执己见使他丧失了复辟波旁王朝的机会。两位国王候选人是查理十世的孙子尚博尔伯爵和奥尔良派国王路易—菲利普的孙子巴黎伯爵。一八七三年，一个看上去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案使这两支对立的波旁家族达成和解。这一方案同意立五十三岁而身后无嗣的尚博尔伯爵为国王，立三十五岁而且其家族人丁正旺的巴黎伯爵为他的王位继承人。这一方案使选择国王的问题得以解决，同时使两个对立的家族重新携手。
但是，通过一系列不合时宜、异想天开的宣言，尚博尔表明了自己的冥顽不化，致使他的大多数支持者得出结论，他什么事也做不成。例如，他坚持法国的国旗绝不能用革命的三色旗——奥尔良派的国王则会毫不困难地接受这种旗帜——而要用印有早期波旁王朝白色纹章的旗帜。在大多数法国人的头脑里，蓝白红三色旗帜是大革命推翻封建制度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政治进步的象征。尚博尔似乎威胁到这些实实在在的成就并且决心来一场彻底的反革命。他宣称，“我不想成为大革命的合法国王”。当他在国民议会里的支持者建议他必须做出某种牺牲和妥协时，他回答道：“我既不做出牺牲，也不接受任何条件。”
他的冥顽不化葬送了自己——和君主制。当时的临时共和国总统梯也尔揶揄道：“今后，人们只会把一个人斥为共和国的缔造者，那就是尚博尔伯爵阁下。后人可以把他称为法国的华盛顿！”
当然，事态比尚博尔的冥顽不化更严重。法国人派系林立是一个主要的因素，这些派系在第三共和国的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虽然因为双方都是保王党，正统派和奥尔良派最终似乎达成了一致，但是，世界仍然把他们分成了两派。正如勒内·雷蒙指出的那样，他们代表着“两种制度，两种宗教，两种历史，两个社会。他们之间横亘着一条鸿沟”。[31]
然而，这不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法国人中间唯一的分裂。一个正在形成的少数派是波拿巴主义者，他们盼望着另一个拿破仑复辟。另一个更大而且正在迅速发展的少数派是共和派，很快他们就将成为多数派。共和派认为法国的国王和皇帝——无论是波旁还是波拿巴——已经够多的了，因此，他们相信眼下应该是法国立即郑重地尝试共和制的时候。保王党多数派在选择国王问题上的失败正中共和派的下怀。
于是，对四年来围绕着应当由谁登上王位而进行的徒劳争吵感到厌倦的波尔多的立法者多少有点退而求其次，他们在国民议会以三百五十三票对三百五十二票的一票多数接受了为害似乎最小的共和制。如果不是一个反对共和制的议员在投票时迟到的话，本来应该是个平局。即使在当时，许多议员也不清楚他们为什么竟然选择了共和制。在那天之前，他们曾经拒绝它，或者打算拒绝它。
原地踏步了四年后，国民议会终于开始花费时间和精力讨论制定一部宪法。一个由三十人组成的委员会曾经在一八七四年起草过几份宪法草案，但是全部遭到否决。现在，一八七五年一月，一份新的草案提交讨论。时间紧迫，国民议会的任期即将结束。如果不能就某种政体形式达成一致，将会出现法国人当时已经厌倦的无政府状态或是发生另外一次军事政变。阴谋以武力使波旁或波拿巴国王复辟的谣言开始流传。临时政府的首脑是两名同情保王党的右翼军人，（爱尔兰裔的）麦克马洪元帅担任总统，西塞将军担任总理。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用军队接管政权。
将近一月底，两份修正案提交表决。第一份是一位名叫拉布莱的议员提出的，它可以简单解释为：“共和国政府由国民议会两院和两位主席组成。”一月二十九日，这份提案被国民议会以三百五十九票对三百三十六票予以否决。“显然，”正如一位法国历史学家所说，“国民议会并不想要共和政体。”[32]第二天，一份由外省的一位名叫瓦隆的著名古典学教授所起草的修正案提交讨论，它似乎注定将在同样的表决中遭到否决。它的内容是：“共和国总统由国民议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投票以绝对多数选出，任期七年，可连选连任。”其中似乎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新东西。麦克马洪元帅作为“共和国总统”的任期已于一八七三年被国民议会定为七年，因为保王党多数派相信，在这一段时间里两个王室家族之间的对立将被化解，然后总统将让位于国王。但是，瓦隆修正案引起了激烈的辩论，以致自认为并不属于共和派的温和派人士瓦隆本人甚至因为提出这份修正案而向上帝和国民议会致歉。[33]一八七五年一月三十日，该修正案以三百五十三票对三百五十二票勉强获得通过。
尽管这项以一票多数获得通过的看似无足轻重的瓦隆修正案肯定让国民议会议员感到困惑，但是，它后来仍然被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认为是创立了第三共和国的法案。一八七五年七月中旬，国民议会完成了奠定共和国基础的宪法法案的起草工作。羽毛未丰的共和国随即陷入了一场宪法危机，这场危机几乎将其毁于创建初期。它是困扰共和制法国终生的多次政治危机中的第一次，这些危机导致了一百零七个内阁垮台——平均每年将近两个。
这部宪法造就了法国现代史上第一个议会制共和国，它规定，由国民议会两院——众议院和参议院——组成立法机构，内阁向国民议会两院负责，总统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其中包括经参议院同意解散众议院的权力。在保王党人的意识中，总统职位可以轻而易举地转变成王位；的确，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这部七拼八凑的宪法中看到了一个君主政体的框架。与此同时，由强硬的保守派麦克马洪元帅担任的总统和由其选举规则所决定、实际上只能是一股保守势力的参议院使共和派不能越雷池半步。
三百个参议院席位的四分之一选出的将是终身议员，首次由任期即将届满的国民议会选出，以后由参议院自己选出。其余的参议院议员任期九年，每三年更换其中的三分之一，由乡村议会控制的选举团间接选举产生。不论人口多寡，每个地方选区均有一票，因此，保守的农村在代表人数上远远超过了城镇和都市。参议院议员必须年满四十岁。于是，参议院就被设计成一个保守主义的堡垒，对由全体成年男性公民投票选举[34]产生的拥有六百一十八位议员的众议院形成强有力的牵制。梯也尔坚持认为，共和国必须是保守的，“否则就没有共和国”。
但是，怎么样才算是保守的呢？这一问题很快就被一场政治危机解决了。这场危机震撼了全国，打垮了极端保守派，最终由民众投票建立了一个所谓“共和派的共和国”。这一事件以其发生的日期为名载入现代法国史册：（一八七七年）五月十六日（Seize Mai）危机。它使法兰西成为共和国，直到一九四〇年那场浩劫，这个共和国才曲终人散。
五月十六日危机
一八七六年初，根据新宪法举行的第一次大选不可避免地选出了一个保守派和保王党占多数的参议院和一个共和派拥有压倒多数席位——大约三百六十三席对一百八十席，后者包括七十五名波拿巴主义者——的众议院。莱昂·甘必大这位富于激情的演说家是共和派在众议院获胜——尽管三个共和派组织最初甚至都不能结成一个联盟——的主要指挥者，因而合乎逻辑地成为首届政府首脑的候选人。但是，麦克马洪总统甚至拒绝考虑他。在这位极端保守的元帅眼里，甘必大过于热衷共和制，过于激进。作为替代，总统选择了一位名叫迪弗尔的没有党派色彩的温和派人士担任第三共和国的首任总理，在迪弗尔很快下台后，麦克马洪挑选了一位保守的共和派人士朱尔·西蒙。但是，身为大学哲学家和多产作家的西蒙的保守程度不足以令这位身为总统的老兵满意。麦克马洪给总理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谴责信，它使西蒙除了辞职之外别无选择。麦克马洪的信是五月十六日写的，因此，这场危机以这个日子而为人所知。
在其周围的保王党小集团的催促下，总统任命布罗伊公爵担任总理，但是，众议院拒绝接受布罗伊。麦克马洪随即解散了众议院，要求举行新的大选。尽管总统本人到全国各地巡回演讲，布罗伊政府也为“赢得”选举不择手段地施加压力、威胁恐吓，全体选民仍然选出了一个共和派拥有相当大的优势的众议院。麦克马洪无所顾忌地指派一名将军担任总理，众议院没人投他的票。保王党人和将军们阴谋通过军事政变夺取权力并且废除已经创立的共和制，但是，保守而正直的麦克马洪元帅拒绝支持他们。最后他做出让步，不情愿地指派了一个众议院可以接受的总理。一八七九年，由乡村议会投票的部分议员的改选出人意料地使共和派赢得参议院的多数——法国的乡村终于发动了自己平静的革命。这是麦克马洪根本不能接受的，于是，他辞去了总统职务。接替他的是温和而严肃的乡村律师、富有献身精神的共和派人士朱尔·格雷维。
一八七七年五月十六日危机和两年后麦克马洪总统的辞职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们确定了第三共和国是一个实行民主的议会制政权。它们标志着保王党人的最终失败及其在法国复辟君主制的希望破灭。对于与共和制的崛起进行过激烈斗争的右翼保守势力以及军队和教会来说，这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尽管不是使他们彻底失去反抗能力的最后一击。
五月十六日危机也产生了一些对第三共和国的未来非常不利的后果。为了制约国民议会的权力，宪法授予总统很大的权力。由于麦克马洪的遭遇，再也没有任何法国总统敢于行使其解散国民议会的宪法权利。共和国总统变成了一个傀儡。此外，国民议会也倾向于挑选软弱平庸的人担任总统。[35]克列孟梭曾经宣称：“我总是把票投给最愚蠢的人。”他本人在竞选总统一职时就曾被一个远逊于他的人所击败。民选的国民议会拥有极大的权力，只受到参议院一点微不足道的限制。它不仅成为主要的立法机构，而且成为实际上的政府行政机关；因为总理及其内阁只有在它允许的情况下才能存在。
消除了解散国民议会的威胁，议员的四年任期便有了保障；由于不必面对提前改选的威胁，他们得以摆脱政党的控制，也不受选民的影响了。这有助于形成一批组织松散的党派，使得国民议会中不可能存在稳定的多数。政府上台下台，平均每年几乎更迭两次；而国民议会四年才改选一次。在这四年期间，国民议会中多数派的形成与消失，不是由选民来决定，而是由议员们在议会走廊里所达成的交易决定的，许多议员渴望担任政府部长。内阁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如走马灯般换来换去，不管政府的性质发生了什么可以想象的变化，同一些部长却常常留任。对于许多政客来说，这已经成为一种听音乐抢座位的游戏。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这种地位不稳、政见轻浮的政府根本无法应对所有卷入工业革命的西方国家已经开始遇到的社会经济问题的挑战。
但是，在动荡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期那些令人兴奋的日子里，这些内在的弱点不可能轻易被人察觉。当时，法国民众中的大多数终于用手中的选票表明，他们想要一个共和国。在意外而屈辱地被普鲁士打败之后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关于法国人民将在其治下生活的政权形式，存在着争论和不确定因素。现在，终于做出了一种选择。当教会、军队、保王党人和极端保守分子预言一个建立在公众意愿基础上的民主政体[36]只能带来无政府状态和灾难时，大多数法国人似乎觉得，他们的崭新生活渐露端倪。他们终于将要拥有九十年前的大革命许诺给他们的个人自由——尽管还没有平等和博爱。他们终于将要成为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它的奴仆和牺牲品。[37]在他们看来，第三共和国的前景一片光明，即使大权在握的少数人并不这么认为。
然而……只要仔细观察法国的社会结构就能发现，尽管反对共和国的右派已经失去了政治上的支配地位，但它仍然掌握着这个国家的行政管理权并且拥有社会地位，这使它得以保存强大的实力。右派继续控制着陆军、海军、外交、地方行政官吏和大部分公共管理机构。私营金融界、工商界和自由职业界也主要掌握在右派手中。由于控制着大部分报刊，它还可以操纵舆论。它得到罗马天主教会的强有力支持。在十九世纪余下的二十年时间里，它通过动摇了羽翼未丰的共和国根基的三次危机显示出自己的力量。这些危机是由布朗热运动、德雷福斯事件以及教会与政府之间的激烈斗争引起的。虽然每一次危机均以共和国的力量得到加强、反对共和国的反动势力最终遭到挫败为结局，但是，三次危机全都进一步加深加剧了法国人之间的分歧，事实将证明，这些分歧对共和国的生存产生了极其致命的影响。
布朗热将军的威胁
当乔治·布朗热将军于一八八六年一月就任陆军部长时，人们普遍认为他是最忠实的共和派将军——军队中实际上寥寥无几的共和派将领之一。[38]这就是国民议会激进派[39]绝不妥协的领袖乔治·克列孟梭坚决要求任命他的原因。
从第二帝国的旧职业军队转变而来的以普遍兵役制为基础的陆军亟需改革和重建。忠实的共和派弗雷西内内阁希望在一个可以信赖的将军督导下进行改革。而大部分陆军高级军官本质上都是保王党人，这几乎不是一个秘密。
作为一名曾在克里米亚、北非、印度支那和普法战争中打过仗的胸前挂满了勋章的老兵，布朗热开始致力于全面改革和加强陆军的工作。他清除了诸如奥尔良派王位觊觎者的叔父奥马勒公爵[40]之类的狂热保王党军官；迅速改善了军队的生活条件，整肃了军纪，提高了官兵的士气；同时还使部队的教学、训练以及武器装备现代化。他天生喜欢出风头，于是，公众很快就知道，这位英俊的年轻将军正在将陆军改造成为一支可以立即挑战普鲁士的军队，而且这是一支属于人民的共和国军队。
布朗热将军
七月十四日，当巴士底日这个伟大的全国性节日来临时，布朗热将军在隆尚举行了一场让人眼花缭乱的阅兵式。他骑着他那匹著名的黑色战马，由身着华丽制服的北非骑兵簇拥着，刻意使自己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人山人海的观众狂热地为他而欢呼。一夜之间，他成为民众的宠儿，颂扬他的歌声在音乐厅里和街头巷尾回荡。自甘必大以来，还不曾有人如此激发起民众的想象力。在短短的几周时间里，布朗热显然已经成为法国最受欢迎的人物。
即使是那些像克列孟梭一样激进并且坚决要求任命这位将军为陆军部长的政界人士心里也感到不痛快。由来已久的对骑在马背上的将军搞复辟的担忧困扰着他们。此外，布朗热似乎正在驱使法国与普鲁士进行一次新的摊牌。目前，这位共和派群众的英雄开始受到某些右翼领导人的讨好奉承，其中包括被放逐的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的王位觊觎者，他们不仅认为他可能成为复辟君主制的领袖，而且认为他可能成为为一八七〇年的战败向普鲁士复仇的统帅。他们开始把他称为“复仇将军”。在柏林的帝国国会，俾斯麦指责布朗热正在威胁法德两国之间的和平关系。一八八七年春天，仅仅因为德国人在边境逮捕了一名法国海关官员，布朗热竟然一度要求总动员。
内阁及其在国民议会中的支持者开始警觉起来。陆军部长不仅太喜欢出风头，而且也太好战了。他必须走人。在布朗热方面，他很快觉察到，就在民众像对英雄一般向他欢呼的时候，他在政府和国民议会里得到的支持却越来越少。接受着广大民众的英雄崇拜，他的下一步行动恐怕就难以避免了。他把矛头对准国民议会。他要求解散众议院，修改宪法，设立一个强有力的执政官作为所谓威权共和国的首脑。他毫不怀疑自己是这一职位唯一可能的人选。所有右派分子都聚集到他的身边。但是法国如此混乱，在许多激进共和派人士甚至一些社会主义者当中，他竟然继续得到极其广泛的支持。
温和的共和派人士确信，这位浮夸的陆军部长所威胁的正是共和国的生存。他们利用一八八七年五月的一次政府改组将布朗热逐出内阁，派他去外省担任一支部队的指挥官，希望他在那里很快被人们忘掉。但是，这一做法基于对这位将军所具有的极富煽动性的感召力以及民众精神状态的某种错误判断。尽管身为现役军人因而没有资格竞选公职，他仍然允许把他的名字数次填在选举议员的选票上，并且轻松获得胜利。最后，政府将他从军队除名，这使他具备了竞选公职的资格。不出一个星期，他就被北方的某个选区选为国民议会议员，那里的矿工和农民的选票使他获得压倒性多数。
一八八七年秋天总统府内突然曝出的一桩丑闻导致政府和稳重而受人尊敬的共和国总统朱尔·格雷维下台，它帮助了布朗热。总统的女婿、可能没有使用真名的国民议会议员达尼埃尔·威尔逊被人发现在其位于总统府内的宅邸中出售政府的奖章、勋章和徽章。这是暴露上层社会腐化堕落的一连串卑鄙事件中的第一件——两名“共和派”将军以及一些政客也牵涉其中。这些丑闻终生困扰着第三共和国，削弱了共和国领导人以及政府机构的公信力。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接连曝出的丑闻破坏了共和国的政权基础，为不久之后突然降临共和国的灾难埋下了伏笔。
随着布朗热运动成为一支有威胁的力量，人们可以听到对共和国政权的许多批评。一位法国左派历史学家后来把它们总结为：徒劳无益的政治争吵，反复出现的内阁危机，一无所获的议会辩论，在落实屡屡向人民承诺的基础改革——其中包括修改宪法——方面的一拖再拖。[41]在共和国存续的最后十年，这些批评得到广泛的赞同。由于布朗热是一个思想浅薄、没有任何实际政治信念的人，他几乎不由自主地成为左右两派中不满现实者的领袖和修宪与改革的斗士。
一八八八年六月四日，此时已是一名议员的布朗热登上国民议会的讲坛，宣读了一份要求修改宪法的宣言。他用与半个世纪后的贝当元帅和魏刚将军如出一辙的言辞说道：“多年来，法国备受物质与精神疾患之苦，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否则的话，将使所有人受到伤害。”他接着说，国民议会已经变成一个纯粹进行无谓争论的舞台，对于国家毫无帮助。
直到不久前还是布朗热的政治支持者和良师益友的克列孟梭回答他说：
夏尔·弗洛凯总理说得更尖锐：
一八八八年七月十二日，布朗热正式采取行动劝说国民议会自行解散并且举行新的选举，尽管他的努力因国民议会还不打算自杀而失败了，但是，布朗热还远远没有失败。他那从某些左翼社会主义者和共和派人士到右翼波拿巴主义者和保王党人的怪异的支持者队伍，此时接受了来自利润丰厚的弗夫—克利科香槟酿造企业女继承人于泽斯公爵夫人慷慨的资金支持。这位夫人相信自己可以用某种方式帮助波旁王朝在法国复辟，为此她拿出了将近一百万美元。显然，布朗热运动所造成的混乱状态还没有结束。利用这笔钱，加上来自富有的右翼势力的其他捐助，将军及其助手有能力创办一份报纸，印刷、散发数百万份小册子和宣传单，并为竞选大把花钱。因为大选定于一八八九年举行，布朗热现在的策略是，首先，使自己在国民议会的补缺选举中获胜，并且以此作为激励，继而在明年赢得全国性多数。如果补缺选举的结果足以显示他拥有压倒性的声望，也许就会出现一条通过政变夺取权力的捷径。他的一些谋士到处炫耀这一主意。他们不无理由地相信，军队和巴黎的警察不会认真地阻止这一行动。
一八八八年八月十九日，将军轻松地在三个省的补缺选举中获胜。第二年的一月二十七日，他的支持者确信，他的时刻到来了。那一天，他参加了巴黎一个选区的选举。自从大革命以来，这里一直是激进共和派的堡垒。如果他在这里赢得选举，那就表明，法国——不仅仅是农村，而且包括“红色的”首都——希望他来接管国家事务。他只要走向爱丽舍宫，取代总统、接受最高权力就行了。实际上，他几乎做到了这一切。
共和派的各个派系抛开他们之间的分歧，商定共同推举一名候选人阻止一个他们现在称之为军事冒险家的人当选。他们警告说，如果布朗热赢得法国首都的这次选举，他就会试图推翻共和国。他们斗志旺盛地在各个选区开展竞选活动，但是这毫无意义。布朗热以二十四万票对十六万两千票赢得选举。知道结果以后，大批民众拥上街头要求他们的英雄向总统府进军并接管那里。当选举结果传来时，布朗热碰巧没有走远，他正在上流人士经常光顾的皇家大道迪朗餐厅附近的一所私人住宅里与助手们聚餐。外面，在夜晚寒冷的空气中，可以听到人群狂热的叫喊声：“去爱丽舍宫！”他的助手催促他立即采取行动。他们说，他的时刻终于到了。
事实上，这不是不着边际的自吹自擂。一些内阁成员开始匆忙腾出他们的办公室。在爱丽舍宫，共和国总统召集了一次内阁紧急会议，人们几乎惊慌失措。所有人都意识到自己的位置难保。一位历史学家后来描述道：
但是，这位军队的英雄却要到别的地方去。他没有去总统府独揽法国的权力，而是回家去与情妇待在一起。在他生命中这个最关键的时刻，对他来说，博纳曼夫人的陪伴比发动一场政变的意义大得多。当他在当晚的晚些时候返回迪朗餐厅时，他的助手垂头丧气地告诉他，一切都已太晚了。他再也没有得到另一次机会。
不是通过宣誓就职的共和国领导人任何形式的随机应变，而是通过一个纯属喜剧的结局，危在旦夕的共和国得救了。布朗热威胁很快就以同样荒唐可笑的风格消失了。政府欣慰地发现这位时髦的将军终究不是做英雄的料，断定他甚至没有勇气成为一名殉道者。一则纯属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称，政府打算由参议院代行最高法院的职权，以阴谋推翻政府罪将他送上法庭受审。这已足以迫使将军轻率地决定在四月一日越过边境逃往比利时。实际上，当权者害怕把这样一位公众人物交付审判，他们秘密促成了他的出逃。
这一仓皇出逃使布朗热运动的泡沫彻底破灭。这位差点毁灭了第三共和国的大英雄变成了一只大狗熊。两年后，在布鲁塞尔，染上肺结核的玛格丽特·德·博纳曼死在她的情人怀中。两个月后，布朗热将军来到她的坟墓旁，掏出左轮手枪朝自己的太阳穴开了枪。他在自杀的遗书中写道，没有她，他活不下去。
“虽然布朗热运动以一幕滑稽的闹剧收场，”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写道，“但它曾经是一支闹事的力量。”[44]它几乎闹垮了年轻的议会制共和国。虽然右派把它当作颠覆政权的工具，但是，相当一部分左派民众则通过它来表示他们的不满，不仅对政府的腐化堕落表示不满，而且对政府在解决因工业革命的发展以及自由市场政策的理论与实践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方面的鲜有作为表示不满。这些民众的数量由于城市工人主体的迅速扩大而增加。实际上，他们在国民议会中没有代表，在那里，他们的利益无人关心。
布朗热曾经许诺说：“我向往的共和国将保护弱势群体、底层百姓和小人物。”数以百万计的小人物——天真地——相信了他。尽管他们这位英雄突然临阵退缩使他们的幻想破灭，但是，他们并未因此放弃改善自身卑微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渴望。资产阶级控制的民主政府越是拒绝把他们应得的东西给予他们，他们与国家就越疏远，于是，国家的力量被进一步削弱。
至于右派，因为支持了这样一个冒牌的冒险家，右派的名誉彻底扫地。保王党人和波拿巴主义者——他们的王位觊觎者一直极其狂热地支持这位愚蠢的将军——的事业不可挽救地失败了。对于共和国，他们再也无法构成严重的威胁。至少，这是奋斗求生的议会制政府所取得的一项成果。对于军人独裁者、对于像推翻了第一和第二共和国的突发政变的那种如鬼魂附身般的恐惧担忧，在很大程度上被消除了。
第三共和国得到了喘息的时间。它悄悄地清除了军队和高级文官阶层中的一小撮更为狂热的反共和分子。对于教会——它与支持布朗热的其他右翼势力勾结起来企图推翻共和国——的清算就不是这么悄无声息地进行的。尽管保守派暂时乱作一团，但是，他们的力量远未耗尽。在布朗热运动瓦解五年之后，当德雷福斯事件突然发生并使国家陷入分裂状态时，他们将再度兴风作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