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曲

第一章 灾难突降！ 一九四〇年夏

一九四〇年，在五、六、七月温暖宜人的日子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崩溃构成了一道令人望而生畏的景观。

在人们的记忆中，法国当时的天气比上次大战结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风和日丽。在春天和初夏的六周时间里，这个古老的议会制民主国家、世界上第二强大的帝国、欧洲列强之一，或许还是最文明并且拥有一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的国家，遭致军事上的惨败，使其享有悠久而光荣的历史传统的人民茫然不知所措，随即完全丧失了信心。

在他们还没有缓过神来之前，七月中旬，经由一个仓皇出逃的国民议会批准，一位八十四岁高龄的老态龙钟的陆军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传奇英雄，在一小撮败军之将与失败主义政客的协助和事实上的怂恿下，抛弃了第三共和国及其民主生活方式，用一个企图多方面——纵然不是全面——效仿纳粹德国征服者的极权主义制度的法西斯独裁国家取而代之。

这些法国人希望通过这样做不仅缓解战败造成的严重后果，而且消灭大家公认存在缺陷的本国的民主制度，尽管这一制度曾经给他们带来许多荣耀和特权，同时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机会，使他们事业有成、生活富足而且大多腰缠万贯。长期以来他们鄙视这一制度，并且在它极度痛苦的这一时刻嘲笑它，宣称它应当对这场可怕的失败负责。

某个强大的帝国土崩瓦解在二十世纪屡见不鲜，但是，此前从未见过如此突如其来的浩劫。人们必须追溯到上一世纪才能发现实际上极不明显的类似情况。一八〇六年，拿破仑一世的法国迅速使普鲁士就范。一八七〇年，普鲁士用四十二天打败了拿破仑三世的法国。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在其盟国的协助下，不仅坚持抵抗宿敌的入侵达四年之久，并且在一九一八年成为战胜国。一九四〇年六月法国被希特勒德国顷刻毁灭这一事实，对被征服者和征服者都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震撼，同样也对或近或远注视着战局发展的大多数人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震撼。它似乎超出了他们头脑的理解能力。

“在我们民族生活整个漫长的历史上，”一位法国历史学家[7]哀叹，“这是最可怕的一次崩溃。”[8]在天主教哲学家雅克·马里坦看来，这是一个“伟大民族所遭受的前所未有的耻辱”。[9]

在沦陷的首都巴黎，我在六月十七日的日记中写道：“在这里，我觉得我们正在看到法国社会的彻底瓦解——一次军队、政府以及国民精神的崩溃。可怕得几乎难以置信。”[10][11]

令我大惑不解的是，这是怎么发生的？这怎么可能发生呢？是什么可怕的弱点、缺陷、昏聩和踌躇使这个天资卓越的民族陷入了如此卑微可怜的境地？我试图回忆历史上的某一刻，一个国家的失败与其说是由于自身的问题，不如说是由于敌国意想不到的强大实力。这难道是最新的范例吗？多年来，我在柏林注意到，纳粹德国的军事力量持续增长，而昏睡的西方民主国家几乎没有进行任何努力与之抗衡。我还目睹了希特勒施展他那玩世不恭却具有惊人成效的外交手腕，如此轻而易举地愚弄了西方国家，从而为他迅速取得一个又一个军事胜利铺平了道路。但是，尽管如此，在我置身于其中的这一刻，我发现自己对于法国的溃败依然十分困惑不解。就连我在柏林与之交谈过的那些德军将领对此也是始料不及。虽然他们了解法国的某些弱点并且打算利用它们；而且，由于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战争中的个人经历以及可以追溯到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历史记忆，他们对于法国军队曾经怀着某种应有的敬意。

六月十七日那一天，我在大约正午时分跟随快速挺进的德国军队进入巴黎。其时美国还没有被日本和希特勒拖进战争，作为一名中立的美国特派记者，我被允许随军采访。那是一个宜人的六月天，万里无云，阳光普照，天气也不太炎热。这种日子往往使这个古老美丽的大都会的生活显得美妙异常。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我曾在这里工作生活过多年，直到被派往欧洲其他国家的首都，最后被派到了柏林。不过，每一年我都因某些工作或借口返回巴黎，于是，我得以在某种程度上直接观察发生在这个已经成为我精神上的第二故乡[12]的国度里的那些令人忧虑的事件。

在六月的这一天，平时人头攒动的街道上空空荡荡，人行道上也几乎看不见法国人，偶尔只有四处溜达的一群群德国士兵，他们身穿深灰色军服，像旅游者一样呆呆地望着这座伟大城市的那些地标性建筑。店铺关门停业了，铁制活动遮板拉起来严实地封闭了商店的橱窗；在居民区，就像通常一半巴黎人离开城市去海滨、乡村或者山区度假的八月份一样，窗帘整齐划一地遮住了窗户。

此时，大部分巴黎市民都逃走了。据警方估计，六月十四日德军进入巴黎当天，五百万居民中只有七十万人留在城中。[13]两天前，当从郊区燃烧着的油库升起的一片巨大的烟云笼罩着近乎荒凉的首都时，人们可以看到，从欧特伊的一个奶牛场里跑出来的一群迷路的奶牛，正在位于巴黎市中心的阿尔玛广场漫步，几乎就在塞纳河对岸埃菲尔铁塔的阴影下。[14]

正是这时，六月的第三个星期，八百多万恐慌的难民行进在巴黎以南塞纳河与卢瓦尔河之间乃至更远的数百英里道路上。在德军逼近、巴黎市民集体逃亡之前，另外六百万难民——其中包括来自比利时的两百万难民——抛弃了他们在北部和东北部的家园，匆匆搭乘一切可以利用的交通工具向南方逃难，以免被敌军俘获。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有过在德军占领区生活的经历，所以这一次他们决心使自己和子女不要遭遇同样的命运。在法国，由于几乎所有道路全都通向巴黎，因此，在五月的最后两个星期，许多难民经过巴黎，其中相当一部分乘坐的是相对舒适的火车，火车里面挤满了人。他们经过时秩序井然，一些人留了下来，他们相信，巴黎会像一九一四年那样坚守城池。然而，这些人的到来加剧了巴黎人的不安。没有来自政府和军队首脑的关于前线溃退的确切消息，四起的谣言充斥于耳，人们开始担心出现最坏的情况。

五月十五日，战斗打响近一周时，当人们听说德军已从色当以及位于这个不祥之城——一八七〇年该城的陷落导致了法国的厄运——以北的各个渡口突破默兹河防线时，一场恐慌出现了。法军总司令部通知政府，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敌军的装甲部队在二十四小时内进抵巴黎，致使政府大为震惊。

“昨天晚上我们输掉了这场战役。”保罗·雷诺总理急忙给英国新任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打电话，“通向巴黎的道路敞开了。”[15]

由于恐慌，外交部的高级官员开始将机密的政府文件抛出窗外，扔进院子里的火堆中烧毁。焚烧文件冒出的浓烟从塞纳河上空飘进附近的国民议会，使议员们暂时休会转而考虑如何才能及时逃离。消息传遍了巴黎，许多市民仓皇离去。可是，德军装甲部队却绕过巴黎，毫无阻拦地向西直奔英吉利海峡，切断了法军精锐部队、所有比利时军队以及英国佛兰德远征军的十个师中九个师的退路。这使巴黎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

五月十九日，星期天，在共和国总统和总理的率领下，政府部长和国民议会议员前往巴黎圣母院祈祷，希冀拯救法国的奇迹出现。[16]此前一天，凡尔登的英雄、八十四岁高龄的陆军元帅亨利·菲利普·贝当作为副总理加入了内阁；同一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福煦的助手、七十三岁的马克西姆·魏刚将军取代以前霞飞的助手、优柔寡断的法军总司令、六十八岁的莫里斯·甘末林，出任法军总司令。祈祷的人们无疑都在回忆马恩河“奇迹”。一九一四年战争爆发的第二个月，法军在那里阻止了来势汹汹的德军，拒敌于巴黎城门之外并且扭转了整个战局。然而，如今战役已经打到了第十天，既没有一个霞飞、一个福煦，也没有一个加列尼率领和激励法国军队。他们的继任者甘末林、魏刚和乔治属于完全不同类型的人。

在巴黎红衣大主教带领下进行祷告的这些祈祷者没有得到什么回应。在围歼了那些不能或不愿跟随英军从敦刻尔克经海上突围的法军部队——比利时军队已于五月二十八日无条件投降——之后，六月五日，德军重新开始向索姆河和埃纳河防线发动进攻。兵力仅有德军一半而且只得到英军一个师支援的法国守军很快就投降了。六月九日，敌军的装甲部队逼近巴黎，迫使政府决定于次日傍晚撤离首都。巴黎市民在得知政府逃跑的消息后也加入了逃跑的队伍。

六月九日至十三日，当德军兵临城下时，两百万巴黎的男女老幼在极度恐慌中启程南逃。他们将随身携带的少量行李捆绑在小汽车顶部或是摩托车、自行车的货架上，婴儿车、马拉货车、手推车乃至慌乱中能够弄到的任何带有轮子的装置都被人们派上了用场，因为许多人是步行的。[17]他们不知逃往何处，他们只是不想落入德国人的魔掌。据说，在希特勒专横统治下的这些德国人，甚至比德皇威廉二世时期的那些德国人更野蛮；一九一四年横扫比利时和法国北部时，那些德国人就曾枪杀过许多人质。[18]

没有人为这数百万仓皇之中背井离乡的人提供食品、饮水和住宿。当局没有料到会出现如此庞大而且处境悲惨的难民人群。每到夜晚，当这些身陷绝境的人停顿下来时，他们只能在自己的汽车里或者旷野中栖息。白天，他们到可以找到食物的地方去乞讨，有时不得不行抢。他们缓慢地行进在拥挤阻塞的道路上，途经的城镇和村庄常常渺无人烟，当地的居民受到某种连锁反应的驱使已经加入第一批出现的难民队伍，食品店和面包房不是关门停业就是货架上空空如也。沿途有一些农民分发食物甚至饮水，有时是以高价售卖。但这只是杯水车薪。[19]

在巴黎，我们听回来的记者说，这一群惊慌失措、群龙无首、逃难于途的老百姓使道路堵塞、秩序混乱；即使在尚有汽油可用、过热的发动机也还正常运转的情况下，能和家人一起挤坐在一辆汽车里每天走上二十五或三十英里[20]的人就算是幸运的；汽车顶部一张床垫下面塞满了捆扎好的行李，以期多少防御一下从天而降的炸弹。最初让法国军队胆战心惊的纳粹德国空军，此时又在轰炸逃难的平民，特别是桥梁和交叉路口附近的人群，因为这些地方可能是有法军守卫的军事目标。一周以来，意大利人也加入了德国飞行员的行列，在袭击惊恐万状的难民时，他们似乎比德国人更凶残。[21]

六月十日，意大利加入德国一方参战，它试图攻击苦难的法国的左翼。[22]面对坚守着阿尔卑斯山口和里维埃拉入口的人数不多的法军士兵的顽强抵抗，意大利军队整整一周毫无进展；直到战争结束，他们也没有取得任何战果。但是，在从不设空防的安全的空中袭击那些密集于公路之上的恐慌的平民方面，意大利人可以说是战果累累。

沿着拥挤的公路干线，为了摆脱追赶的敌军，法军士兵此时与平民混杂在一起仓皇奔逃。在混乱的撤退过程中，许多士兵与自己的部队失去了联系，这些士兵大部分丢弃了自己的武器。他们迅速融入逃难的难民队伍。那些仍然保持着完整编制和完善装备的部队，则围着城镇和村庄兜圈子，或是停留在靠近桥梁的地方等待那永远不会到来的命令。六月十四日，共和国总统阿尔贝·勒布伦与政府一起从图尔逃到波尔多，他记述道：“城镇和乡村到处都是闲散的士兵。当其他地方迫切需要他们时，他们待在那里干什么？”他接着写道，对他来说，这是个“谜”。[23]

难民堵塞道路不仅妨碍了试图向前移动前去抵挡攻势如潮的德军的那些法军部队的行动，而且经常延滞了一些部队的撤退，以致他们被德军装甲部队追上并俘虏。从塞纳河向卢瓦尔河退却的法军第七兵团参谋部抱怨说，部队的“行动由于难民的人流已经变得几无可能，他们的汽车和马车阻塞了道路。村庄和交叉路口成了难以形容的如瓶颈般狭窄的地方”。[24]

对于那些仍在努力作战的部队而言，最影响士气的是平民百姓试图阻止他们继续抵抗，因为那有可能毁坏这些人的住宅和商店。在安德尔河畔的一个村庄，当地居民熄灭了已被工兵点燃的用以炸毁桥梁以延缓德军推进的炸药包的导火索。在普瓦捷，正在挖掘防御工事的法军士兵吃惊地看到，市长打着白旗驾车出城，拱手把城市交给了德军，他得到市民的支持，市民威胁要拆除士兵筑起的街垒。[25]像许多法军士兵一样，对于一个月前刚刚开始的战争，法国的平民百姓已经厌倦。

此时也许这已无关紧要。企图坚守索姆河和埃纳河然后沿塞纳河和雷恩河撤退的法军残部，不是被德军坦克歼灭了，就是向卢瓦尔河和巴黎以东的塞纳河上游狼狈逃窜。六月十一日，坐镇正在瓦解的前线指挥作战的阿方斯·乔治将军估计，从海岸线到马其诺防线的起点，他只剩下相当于三十个师的兵力了，一周之前，他的麾下还有六十个师，与此同时，由于白天作战、夜间撤退的消耗，部队已经筋疲力尽。六月十二日，奉魏刚将军之命，构筑于东部并未遭到敌军突破的庞大的马其诺防线被放弃了。但是，这一调动来得太迟。四天之后，正在撤退的四十万防线守军被德军包围。

放弃巴黎时，法军总司令部已经临时迁至图尔以东卢瓦尔河畔的布里亚尔。在那里，魏刚将军在贝当元帅的支持下，屡屡向政府发送日益恶化的灾难性消息，敦促它承认战败，停止无望的挣扎。

政府自身已经陷入一片混乱。经过整整一夜的努力，从巴黎出发的内阁成员及其主要工作人员乘车穿过拥塞着道路的难民人群，于六月十一日上午抵达卢瓦尔省，他们分散住进省会图尔的各个城堡。每座城堡只有一部老式电话（通常设在楼下的盥洗室里），没有一部性能良好，每部电话只能与最近的村庄通话，而那里的接线员则坚持在午饭时间照例休息两个小时并在下午六点下班。

内阁部长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与外界更是不通音讯。逃亡期间负责外交事务的外交部副部长保罗·博杜安发现，自己唯一的消息来源是一部便携式野外用收音机，这还是英国大使想着随身携带的。十一日下午，当博杜安前往康热堡看望共和国总统时，他发现，这位国家元首“完全与世隔绝，没有来自总理的消息，没有来自总司令部的消息，消沉、烦躁。他什么都不知道”。[26]

国民议会或许可以支持茫然失措的政府不顾那些动摇的将军们的反对作出继续战斗的决定，但是，如此轻率的出逃致使国民议会无法召集会议。大家都知道，由于德军的逼近，在卢瓦尔河畔的停留只是暂时的；然而，没有人知道政府下一步将逃往何处。十二日，身心俱疲但仍决心继续战斗的雷诺力图说服他的同僚同意政府向西转移到布列塔尼半岛，他希望依靠英国的帮助在那里站稳脚跟。可是，他的意见被否决了。波尔多——一九一四年马恩河战役时政府曾经临时迁往该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似乎是一个更为安全的避难地。魏刚将军本人则极力主张即使冒着被俘的危险政府也应当留在巴黎，以致勒布伦总统惊呼，这位将军“一定是疯了”。[27]

在一位外国观察者看来，当这些政府和军队的首脑在卢瓦尔为下一步应该做什么而争吵不休时，他们都有点疯了。丘吉尔与雷诺的联络官爱德华·L.斯皮尔斯将军爵士把这里称为“一座疯人院”。六月十三日上午，当斯皮尔斯到希赛堡去见雷诺总理时，他受到巨大的刺激。

在院子里，我看见波尔特夫人，她身穿睡袍，外面罩着一件红色晨衣，站在大门口的台阶上指挥车辆。她大声向司机叫嚷着，告诉他们停车的位置。这让我目瞪口呆。[28]

雷诺的情妇埃莱娜·德·波尔特伯爵夫人被认为对这位总理具有某种强烈而且奇异的魅力，惊愕的英国将军感到此时她正在施展这种魅力。她与贝当、魏刚、博杜安以及其他失败主义者沆瀣一气，极力消磨雷诺的意志直至使法国退出战争。

直到几天之前，还有另一位声名更为显赫的贵妇人出现在这一场景中。那就是爱德华·达拉第的情妇克吕索尔侯爵夫人。与她们著名的情夫一样，这两个女人是死对头。在名利欲的驱使下，为了各自的男人，她们为法国的政治生活增添了阴谋、混乱——还有刺激。达拉第是十年来第三共和国的政要之一，法国参战时的政府总理兼国防部长。但是，当三月二十一日接替他担任总理的雷诺在大难临头的六月五日最终将他彻底排除在政府之外时，达拉第失势了。就一个女人而言，波尔特伯爵夫人此时占据了整个舞台。她上蹿下跳、大吵大闹、夸夸其谈、痛哭流涕，并且正在密谋策划，迫使那个她可能爱过而且曾经激起过她的强烈欲望的男人去做看起来他决意不要做的事情。

六月十四日，德军进入巴黎那一天，法国政府从它在卢瓦尔河畔的暂栖之地逃到了位于法国西南角的波尔多。结局一步步临近。当天深夜，在艰难地通过了被盲目乱窜的难民和士兵阻塞的道路后，狼狈不堪的内阁部长七零八落地进入了这座港口城市，他们筋疲力尽、情绪低落。午夜时分，斯皮尔斯将军见到雷诺，发现他“疲惫不堪……近乎绝望而且六神无主”。[29]

法军总司令魏刚将军于次日下午乘坐他的专列如旅行般抵达波尔多，显得从容不迫得多。他戎装整肃，准备与总理对抗。总理虽然疲惫沮丧，仍然顽强地拒绝投降。魏刚将军确信，继续与德军作战毫无意义。他打算全力反对保罗·雷诺和一个他所鄙视的政府。

在那个周末的星期六至星期天，六月十五至十六日，冲突的双方在波尔多摊牌。雷诺坚持要求魏刚将军提出停火，而政府则转移到法属北非，在那里将战争继续进行下去。魏刚拒绝了雷诺的要求。他宣称，如此行事有悖法军的荣誉。他要求当初对德国宣战的政府立即请求停战。受人尊敬的贝当元帅支持他。在六月十六日上午召开的内阁会议上，贝当递交了书面辞呈。他声称，政府必须立即“停止战争行动”。许多部长在另一位副总理、擅长妥协的和事佬卡米耶·肖当的带领下，开始站到军方一边。

意识到自己已为大多数内阁成员和法军总司令部所反对，保罗·雷诺在六月十六日晚上八点过后不久做出让步，他提出辞职。早已准备屈服的共和国总统立即任命贝当接替他。就在那个决定性的星期天的午夜过后仅三十分钟，以贝当元帅为首、由魏刚担任国防部长的法国新政府向德国请求停战。

六天之后，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二日，在巴黎以北勒通德镇贡比涅森林中的一小块空地上，我目睹了法国的投降。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正是在这同一块空地上，战败的德国签署了停战协定，这一次轮到法国了。当天晚上法国与意大利在罗马签署停战协定之后，六月二十四日午夜过后三十五分钟，战斗停止了。此前一天，皮埃尔·赖伐尔被任命为贝当政府的国务部长。自从一九三六年以来，他已销声匿迹多年，对共和国怀有满腹怨恨。在波尔多乱哄哄的议会走廊里，赖伐尔已经着手开展埋葬第三共和国的工作了。虽然第三共和国曾经给过他最高的政治荣誉，但他仍不能原谅它，因为在最近四年时间里，它将他排除于政府之外。他说，它曾经“唾弃”了他，因此，现在他要“唾弃”它了。[30]

一九四〇年七月十日，他和贝当、魏刚以及另一些与之臭味相投的人在维希完成了这一勾当。他们驱使惊恐万状的国民议会投票废除了国民议会本身，从而推翻了第三共和国，同时建立了一个以老迈的贝当为首、由赖伐尔幕后操纵的专制政权。

七月十日这一天，我已经回到我在柏林的工作岗位。在柏林，我从德国电台的广播里听到国民议会在维希表决的消息，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们无法体会当时国民议会议员身受的压力有多大，不清楚他们开会时的局面有多么混乱，不了解他们精神崩溃到了何等可怕的程度，不知道赖伐尔及其追随者搞了什么阴谋诡计，不明白老迈昏庸的贝当实质上有什么打算和目的，尽管最后那些悲惨的日子里身在法国的所有人可能都认为，这位凡尔登英雄的复出给饱受战乱之苦与战败之辱的法国民众带来了一线希望的曙光。然而，让我无法理解的是，尽管遭遇毁灭性的浩劫，法国人怎么可以疯狂地背叛自己的历史，怎么可以卑劣地背叛他们的民族特性和民主制度。

六月中旬在巴黎逗留期间，我不停地问自己，法国人怎么堕落到了这种地步？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军事上的迅速失败以及政治和精神上的突然崩溃？法国人是否曾像上一次大战那样真正与德军战斗过？我个人几乎看不到什么战斗的迹象，当然，我没有去过所有战场，而且，我实际见过的战斗少得可怜。战局发展得太快了，让人完全跟不上。同时，不可否认的是，一次毁灭性的军事失败往往导致对此负责的政权的垮台，就像一八七〇年在法国、一九一八年在德国和奥匈帝国以及一九一七年在俄国曾经发生过的一样。但是，难道第三共和国非得像一九四〇年七月十日它在维希所做的那样直截了当地切腹自杀不可吗？这样做肯定没有征求过法国人民的意见。

那么，谁应该对军队和政府令人震惊的崩溃负责呢？是那些如此拙劣地训练军队指挥作战的将军吗？是那些维希政府准备指控其没有为军队提供必要的武器装备的政客吗？或者说主要责任应该由法国人民自己承担，因为维希分子以及一些天主教神职人员已经开始宣称，在那个“不信上帝”的共和政权统治下，法国人民变脆弱了？还有那些厌恶共和国、同情法西斯独裁者的极右翼分子，以及那些奴颜婢膝地听命于莫斯科——即使是在其损害法国的切身利益时，例如一九三九年八月纳粹——苏联条约签订之后——的极左派共产党人，他们又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呢？法国的沦陷是否证明，如同赖伐尔所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民主制度无法与专制独裁相抗衡？是否像维希政府继罗马和柏林政府之后所宣告的那样，民主制度在西方社会已寿终正寝？一些历史学家声称，历史将呈现直线衰落的发展趋势，例如斯宾格勒和汤因比，那么，他们能否在这一事件之后确定，法国的崩溃是这种趋势的必然结果？

是否因为为一九一八年的胜利付出的代价——将近一百五十万法国人死于战争——过于惨重，以致法国不可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彻底恢复元气，不得不在力量对比完全失衡的条件下抗击兵力更加雄厚、工业化水平更高的德国人，从而导致无法避免的失败？即使是在“虚假的战争”延缓了八个月之后，英国人支援的军队和飞机相对来说仍少得可怜，他们可以提供更多的援助吗？如果可以，这能否像一九一四年——当时因为宣战之后紧接着就开了火，英国的援助甚至更少——法国发生的情况那样足以阻击德国人？如果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有时间使美国介入的话，法国的灾难是否可以避免呢？

在那个让人黯然神伤的夏天，我在柏林思索着这些问题。当时，在除了英国之外的欧洲，几乎所有人都相信，旧的世界必将沦于阿道夫·希特勒以及那个自封的日耳曼优等种族的残暴统治之下——在美国，人们不也是这样认为的吗？德国人、维希分子，甚至还有一些美国人，他们确信希特勒代表了“时代的潮流”。在许多像我们这样曾经在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生活过的人看来，显然，一个由日耳曼主宰民族统治的欧洲注定要进入疯狂野蛮的漫漫长夜。贝当和魏刚好像不了解这一点，而赖伐尔也许是不在乎。

就像我在广播节目、新闻报道以及个人日记中所表明的那样，即使是在一九四〇年那个黑暗的夏天，我也无法使自己相信欧洲注定要遭受如此可悲的厄运。我从来没有放弃希望：希特勒终将垮台，他的野蛮帝国终将毁灭，而文明社会终将重建。于是，我试图探寻欧洲是如何走到了这一深渊的边缘。首先，我尽可能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所有可以利用的文献资料，设法发现德国历史的真相并且探究一个伟大文明的德意志民族何以在二十世纪屈从于第三帝国的野蛮统治。然后，我将转向我更为同情的法兰西——我必须承认这一点，力图弄清这一同样伟大而且更加文明的民族，过去一百五十多年里人类自由、平等、博爱的倡导者，为什么会在一九四〇年夏初时节的一次崩溃——这次崩溃比其悠久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崩溃都更可怕、更彻底——中如此迅速而轻易地沉沦。

我有机会亲眼看到发生在两边的大部分重大事件。但是，虽然我在动乱的年代目睹了这些事件的发展并将我之所见做了例行的报道，仍有许多事情显然是一个在截稿时间的压力下工作并对国家机密知之甚少的记者无从知晓或者无法理解的。

两个十年过后，第一项工作完成了，我倾尽全力描述了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兴盛与衰亡。随后，我转入了第二项工作，研究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崩溃。这一事件的根源其实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共和国诞生之日甚至更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