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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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是我最好的诗。”雪莱不止一次在给他朋友的信里面提到这样的话。他又说，这首诗比他以前一切的尝试，品格更高，也更有创造性。雪莱夫人认为“要了解散布在这首诗里面的神秘的意义，必须有同他自己一样的精致深刻的头脑”。雪莱夫人在编辑《雪莱全集》上面，的确有极大的功绩，但是她的理解能力并不能跳出习俗的范围，她好像以为把雪莱越是说得奥妙玄虚，便越能显出他的崇高伟大。原来当时一般文学批评家，故意抹煞了雪莱诗中的政治意义，强调他的美丽的幻想，使他变成一个“不切实际的安琪儿”[1]。

有些人虽然也感觉到了他的革命的精神、远大的预见和正义的力量，但是依旧只把他当作一个热情奔放的自由歌颂者，一位“堂吉诃德式的英雄”[2]。

但是马克思却作出了下面这样精辟的论断：

……他们惋惜他死在二十九岁，因为他本质上是一位革命家，他一定永远会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先锋队员。

恩格斯甚至称他是“天才的预言家”。

从这里可以知道，我们只有好好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才能对雪莱做全面性的研究和正确的评价。

在这篇序文里，我主要是想叙述一下我对于《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的体会，以及翻译这首诗的经过。可是我首先应当约略谈一谈诗人的家庭环境、时代背景、他的诗和他对诗歌的见解。

雪莱生于1792年8月4日。他的祖父素称豪富，靠着诺福克公爵的提拔，得到了男爵爵位。他的父亲也属于众议院里诺福克公爵的一个小组织底下的一个小组织。雪莱自小只见他们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卑鄙龌龊；教训孩子的是一套，自己做出来的是另一套。他有清晰的头脑，又有敏锐的观察力，对于他们所代表的一切，当然会感到怀疑，从而发生厌恶。

1802年进了一个寄宿学校，1804年转入伊顿中学，当时他爱看英雄传奇和神怪小说，也已经读过了威廉·葛德文的《政治的正义论》，又接触了汤姆·潘恩的《人权论》。伊顿中学当时通行着一种“学仆制”，初年级学生须替高年级学生当差，雪莱却完全反对这种奴役式的习惯，虽然受尽痛楚，始终不肯屈从。

1810年他进了牛津大学。这时候他在社会里的接触面比较广了，看见的东西比较多了，求知欲更是惊人地增进和扩大；一方面尝试着各种科学的实验，一方面又尽量研读古今的哲学名著。他也像那些抱负不凡的青年人一样，愿以天下为己任，只是还找不见一条路径。

我们知道，当时距离法国革命的开始已经有二十个年头，英国的工业革命也到了中期，自由思想的影响相当普遍，人民生活贫穷困苦，劳资的冲突日见尖锐。资产阶级非常害怕英国也会引起革命的狂潮，于是不惜用一切手段来压迫和限制人民的自由。这些事实在雪莱的思想上，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认识到政治的腐败、法律的黑暗、宗教的虚伪：它们无非是为特权阶级服务的工具。他写了那篇《论无神论的必要》，结果被学校开除。

父亲不许他回家，也不让他和弟妹们通信。他一个人在伦敦。这期间他便和他妹妹的同学赫梨艾·威士特勃洛克结了婚。

1812年3月雪莱带了赫梨艾一同去到杜柏林，主动参加爱尔兰的民族解放斗争，可是并没有获得多大的成绩。

1812年完成了《麦布女王》，它反映了他对政治、宗教、科学、美学等的观点。雪莱在这首诗里尽情攻击资产阶级的剥削行为，又详细描写贫穷人的痛苦生活，并预示着一个理想的快乐的将来。他认为一切万物是不断地在变化的，而且都服从着“必然性”的支配。不过他所说的“必然性”并不是指什么“命运”或“神意”；他相信这是历史发展和物质运动的规律。当然，他还不能懂得社会现象同自然现象的区别。这几乎可以说是雪莱诗的一贯的主题；随着他思想的发展，有许多观点后来逐渐更接近正确的方向。可是这首诗对工人运动显然起了相当的作用。马克思说过：《麦布女王》是宪章派的圣经。

1814年他和赫梨艾分离，又和葛德文的女儿玛丽同居。1816年赫梨艾死了，便和玛丽·葛德文正式结婚。

1816年雪莱出版了《阿拉斯特》，这首诗是前一年秋天写好的。诗中的主人公是一位诗人，他有着卓越的天才、纯朴的心灵和丰富的幻想，想要寻找一个和他完全一样的人物来做他的伴侣，结果孤独地死去。这首诗正是雪莱对自己过去思想的一个总结：批判了自己的个人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他已经明白，仅仅靠一个人的智慧和力量决不能去完成他所追求的人类幸福的希望。从这首诗起，他对于社会改革的观念显然起了变化。我们假使说，他在《阿拉斯特》以前所写的诗是受了葛德文《政治的正义论》的影响，又和恩格斯所说的宪章派以前的那些社会主义者一样，认为除了公开说教以外就没有别的方法可以改造现存秩序，那么，英国当时日益尖锐的阶级冲突已经使他的社会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英国激进派福特说：自从“1815年提出了‘谷物条例’，一系列的骚动便开始了，一直延长到1816年年底”[3]，可是它们终于都被暴力镇压了下来。

再加上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失败的教训，以及他自己这几年生活上所受到的压迫；这些事实反映在雪莱后来的诗里面便是：要解决社会的矛盾，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它一定会来到，也一定会胜利。但是因为受了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唯心主义的熏染，他依旧相信对压迫者的革命，和重建一个美丽幸福的世界的期望，用不到暴力或流血便能完成目的。

1818年的《伊斯兰的叛变》也说明了同一个概念。这首诗暗示着法国大革命的经过；革命虽然暂时被戕害，但是恰恰为将来的胜利准备好了条件。这种思想在1819年完成的《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里面透露得更彻底，显示出他有了更大的信心。

1819年是他作诗成就最大的年份。除了《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以外，还有悲剧《沈西》，和许多卓越的短诗，如《给英国人民之歌》《西风颂》等。

他写好了《沈西》，便托友人代他送给伦敦一家戏院，戏院经理因为该剧题材是一个逆伦案件，不敢排演，专函向他道歉，并约他另外写一部剧本。可是雪莱的回信却说：“我已经为了政治的伟大的沙漠，而遗弃了文学的芬芳的花园了。”他的意见是说，眼前有一件重大的政治任务，他准备为它去发挥一个诗人所能发挥的一切力量，纯文艺的创作便只能搁置在一边。原来当年8月16日，英国发生了惨无人道的“彼得卢事件”——曼彻斯特大屠杀。那一天曼彻斯特工人示威游行，有八万人左右在圣彼得广场集会，政府以最残酷的方式进行弹压，有十五人遇难，四百人受伤，还有许多人被捕。雪莱对政府的控诉便是他的“无政府的化装舞”。在这首诗里他毫无隐讳、称名道姓地描绘着警吏们的丑恶面貌，又吹起了战斗的号角：

快像狮子般从睡梦中醒来，

你们有的是无法克服的数量，

快把你们瞌睡时被加在身上的

链锁，像露水一样摔掉——

你们人多——他们人少。

雪莱自始至终把诗歌当作为自由和正义而斗争的武器。他在许多诗的序文里、著名的论文《诗辩》里，还有给朋友们的书信里，随处提供着深刻的意见和有力的论据。在《诗辩》里，他把诗人称作号召战斗的号角。他又说：“对于一个伟大人民的觉醒，诗歌是最忠实的先驱、伴侣和信徒，它使舆论或制度起一种有利的变化。”他认为诗歌是时代的产物，也服务于时代。他又认为诗人更应有现实生活的体验。他在《伊斯兰的叛变》的序文中说道：“有一种特别适合诗人的教育，缺少了它，即使有天才和灵敏的感受力，也无法充分表现……”接着他便叙述他自己过去所获得的这一类的教育：

我自小便对于山岭、湖沼、海洋以及森林中的静寂，十分熟悉。危险——在悬崖边嬉戏的危险——是我的游伴。我踩踏过阿尔卑斯山的雪顶，又在白山的脚下生活过一个时期。我在辽远的田野里做过流浪者。我驾船驶过广阔的河流，我又无日无夜地在群山间的急川中航行，眼看日出和日落，满天的星斗一颗颗显现。我到过许多热闹的城市，看到人群中间各种情欲的冲动和发展、消沉和改变。我看到过暴政和战争行凶肆虐的舞台；许多城市和乡村都变成了焦土和残壁，赤身露体的居民坐在荒弃的家门口奄奄待毙……

雪莱在这里不过讲了一部分，还有他小时候目睹佃户们所受的迫害：1817年雪莱在马洛镇和一班贫苦的花边工人经常来往，熟悉他们那种在饥寒中挣扎的情况；以及其他许多切身的社会经验，当然也丰富了他的“诗人的教育”。

1821年的长诗《灵魂》，被公认为他最卓越的长篇抒情诗；还有著名的论文《诗辩》（未完稿）。

1822年的《希腊》《自由颂》等，都是他不朽的杰作。

1822年7月8日，雪莱在意大利覆舟遇难，享年二十九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