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路决定出路

性格即命运，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策划人，和我的个人经历有关。我出生在中国的第三世界——贵州，贵州的第三世界——黔西。这种反差造就了我的自尊，从我上大学时起，我就面临着为贵州正名和抗争的问题。我要用自己的成绩，证明贵州并不落后。我30岁才入新华社当记者，要证明自己的能力，别人几年干的事情你一年就要干出来，种种压力恰恰成为上进的动力。我的创业更是代表了一种社会现象，为一批寻找第三种生活方式的人探路。既要保持知识的尊严、人格的尊严，同时还要有生存的能力，并且要生存得不错。一次次的挑战使我形成了不甘寂寞，追求自我超越的性格。

思路决定成败，我的生涯规划是基于对自己的认识，从大学毕业一开始我就确定，我这辈子不当官，也不适合经商。看到那些退休的人无所事事，我就想60岁以后我要做什么，于是倒过来规划我的人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还要历万端事。由此有了我之后的选择，有了数个王志纲：学者、记者、电视人、策划人、社会评论家……

前面两讲主要讲了一下国家大势，如何把这个大势与我们自身的生涯抉择联系起来，这个话题往大了说，就是我们的年轻人将要怎样承担起未来的责任。毛泽东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你们的理想你们的追求将要改变未来的社会。往小了说，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为了你们自己的前途，你们也应该对这个国家和时代的发展更加关注。

讲了客观因素之后，接下来讲主观因素，后面的两讲我将主要讲个人。一是如何认识和把握自己，再就是如何为人处世，也就是所谓的识人阅世，这里面有很大学问。我们常说学识，就是不仅有学问，还要有见识。

我们在思考自己发展道路的时候常常感到羁绊太多，不容易看清楚，但是如果能够跳出自身的局限，在一个更广阔的范围内看问题，思路可能会清晰一些。比如我在决定是否自己创业的时候也犹豫过一段时间，因为我当时已经是很有名的记者了，按照我当时的道路走下去，会非常顺当，而下到海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我虽然有所了解，但是站在岸上看和真的下去游还不是一回事。我翻来覆去地想，后来一个想法坚定了我的选择。我做了这么一个判断：真正的市场经济肯定是需要知识分子的参与的，未来肯定应该是一个财智时代，也就是知识分子一定有他的位置。我作为中国知识分子里的优秀一员，如果我下水都被淹死了，只能说明我们的这个市场经济是假的。如果是这样，那我们的改革也是不成功的，那样的话国家的命运都堪忧，我个人淹死了又怕什么？这样一想，我也就释然了，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我经常讲一句话叫“思路决定出路”。做战略的时候是这样的，规划自己生涯的时候也是这样。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当时不是有句传得很广的话是“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说的就是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原有社会观念产生的巨大落差。这种冲击对于原来僵化的体制和人们的思想观念来说是一件好事，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现象肯定是不正常的。我相信知识有它的价值而且一定要在市场上得到体现。市场是功利的，然而也是无比现实的，只要你能够展示出自己的价值，它就会认账。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知人不易，自知更难。认识到自己适合做什么，能够做什么，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甚至比认识别人困难。人才其实有两种，一种叫自用之才，这种人能够自己搭建舞台，周围的环境对他影响不大；另一种叫被用之才，他需要借助别人的舞台来唱戏，所以他是否能成功取决于有没有适合他的舞台。大多数人其实都是被用之才，而大多数的悲剧也正是本来是被用之才却偏偏要做自用之才的事。本来是个斧头，却偏要去当锯子，结果搞得自己一头雾水，非常痛苦。出门的时候雄心勃勃，回来的时候只有空空的行囊。

财智论语

人才有两类：一类是自用之才，另一类是被用之才。少数人属于自用之才，这种人大多可以成为老板，他们善于扬长避短，能独立创建一个舞台；多数人都是被用之才，必须借助于一个舞台。两类人的选择一旦错位，皆成蠢材。

做任何一件事，思路是很关键的，思路不清晰肯定不行，但是只有思路也不行，你要去执行，要去跟人打交道。不管做什么都要和别人打交道，所以说知道什么样的人可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对待也是一门学问，这是所谓“知人者智”。

比如说我平时要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我跟他们交谈的时候，每人先谈半小时，在这半小时里他会陈述他的情况：他是干什么的、身家多少、他为什么来找王志纲工作室、他为什么想跟我们合作。跟他聊半小时之后我基本上能把握几个东西：第一，他说的多少是真话多少是假话。第二，他的背景是什么，有的可能是搞贸易出身的，有的可能是官员“下海”，有的是搞技术出身的，这些都要搞清楚。第三，他对我们的了解有多少？这三个东西把握住以后，我必须在半小时里面回答人家合作还是不合作，合作的话怎么合作。这些东西根本就没有什么模型没有什么论证，就是要靠知人阅事的功夫。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呢？一个是自己的方法，还有更重要的是阅历，阅人无数以后，你就能在短时间内把握住一个人了。

其次是面对我的员工，他们从五湖四海投奔到这里来，能不能用好就涉及看人准不准的问题。有一些人很快进入状态，有些人可能呆了一年两年以后，这把锁还是一直打不开，这个人可能要被淘汰了。这个时候我就要考虑是不是这个位置没有让他把能力释放出来，他是否还有别的机会。这个时候可能再给他个机会，再拿把锁让他开，这也是一种识人阅事。如果不能识人阅事，不能知人善任是当不好领导的。

我们在生活里面要跟许多人合作，合作的时候怎么扬长避短，怎样把所有人的长处调动起来，整合起来。我们经常讲短板理论，说一个企业一个人的竞争力，并不取决于这只桶长板有多长，而是取决于你这只桶的最短的那块板。我说恰恰错了，一个人一个团队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取决于桶的短板，而恰恰取决于这只桶最长的那块板。你这块长板把握住以后，你就可以取长来补短，从社会上整合更多的长板，从而做成更大的桶。这就像我经常讲的“交换一个苹果，各得一个苹果，交换一种思想，各得两种思想”。你如果不具备一个在众人当中最强的东西，不具备桶的那块长板，人家没有必要跟你交换，你就永远被边缘化。你如果有了这块长板，你就具备了跟所有的人进行交换的可能，你就能做更大的事情。

知人不易，自知更难。认识到自己适合做什么，能够做什么，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跟识人一样困难。我说人才其实有两种，一种叫自用之材，有的人这辈子能够自用其材，周边对他的生涯发展影响不大。像我就是一个自用之材，这么多年走过来有很多机会当官，也有很多大老板拉我入伙，我都断然拒绝。拒绝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我知道我是干啥的，知道我追求的幸福是什么，我知道我的人生意义在哪里。我在精神上不需要依靠任何人，从心所欲，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向生活；我知道我做的事情一定要自己做主，要形成卖方市场，只有别人求我，我不求别人；我们要成为卖方市场，就必须把我这只桶的长板做得最长，这种人叫自用之材。在今天的中国大凡成功人士都是自用之材，他们能够具有自知之明并且知人善任，大凡自用之材都能够为别人搭建平台。实际生活中大部分人是被用之材，他本身可能很聪明，但他不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他本来是个斧头，但他要去当锯子，他本来是锯子，但是想给人当推刨。最后的结果搞得自己一头雾水，非常痛苦。出门的时候雄心勃勃，回来的时候只有空空的行囊。

当你感到有登不完的高山，涉不完的大河，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时候，说明你没有落伍；当你故步自封，徘徊不前时，不是没有学到东西，就是没有东西可学，这时你该考虑离开了。

没有对任何人都适用的道理，只有最适合你自己的道理。一个人的性格会决定他如何去面对社会，如何整合资源，最后看似水到渠成，其实背后是他的性格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在做生涯规划时，一定要看清自己，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财智论语

有的人一生削尖了脑袋往官场里钻，到了晚年往事不堪回首，常发出“做人莫当差，当差不自在”的感慨。有的人从商，好像赚了些钱，但都说：“老板这活真不是人干的！”这种哀叹都是光环下不被常人所知的一面。那么除了红、黄而外，还有没有第三种生存方式？这正是我所要尝试的，一种更广阔的、更容易控制和把握自己命运的生存方式——第三种生存方式。作为知识分子，知识的价值永远是你的力量，把握住这一点，你进可攻，退可守，游刃有余。

托尔斯泰有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生涯规划亦如此，没有对任何人都适用的道理，只有最适合你的道理。

最近我与几位老朋友聚会，我提起生涯规划这个话题，大家都非常感兴趣。而且到了我们这个知天命的年纪，才明白自己是怎么回事，因为到了这个年纪，人的一生基本上算是尘埃落定了。

其中一位老朋友是一个近两年才改制的国有控股的建材厂的经理，他是学历史的，喜欢钻研问题，做事踏实并且待人诚恳。他本来在大学教书，后来却碍于情面跟着他的一位导师去搞经营，之后又被派去当厂长。凭着他以诚待人的性格虽然拉住一些客户，但是商场远没有校园单纯，经常要与小人、坏人打交道，如何对付这些人是最让他头疼的。他曾经咨询过一位生意做得很大的朋友，问他是如何对付小人的，对方的回答是： “对付坏人你要比他还坏”。这就麻烦了，他只懂与好人打交道，虽然明白了道理，可对坏人还是下不了手。所以他的工厂在微薄的利润下勉强维持，碰上这次危机就彻底关门了。这时他重新回家看书读史，虽说吃饭不成问题，但是他在厂子里的股份，他大半生的心血就此归零了。

据他说，现在所有见到他的同学和朋友都说他最适合做研究，如果不离开大学，现在肯定是教授、博导了。得出结论并不难，但是如何在选择和遇到转折时就看清自己？客观因素固然有作用，但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他没有根据自己的性格特点去设计人生，并且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不受任何诱惑或者干扰。

还有个故事也是个悲剧。我在新华社的时候和一个同事合写了一篇反响很大的报道，中南海把我们找去做汇报，谈对中国形势的看法，汇报完了以后对方传达领导的意思，希望调我们到中办工作，不过还挂职做新华社记者。我说到中办来干什么？他说比如说每年给你一两个选题，你就专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和调查，领导需要这种东西。当时我听完以后说不行。他说为什么呢？我说我们之所以能够写出这样的报道，对中央的宏观决策有积极的帮助，是因为我们超脱，我们人微言轻，人家没有把我们当回事，所以人家会对我们说真话，才能够在全中国挖到这些真实的素材，如果我们是中央派出去的人，就成了钦差大臣，人们就会防范我们，恭维我们，围着我们转，我们就不可能了解这么多真实情况，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二律背反。所以要想拿到好的东西，必须承受痛苦。要想享乐，成为钦差大臣，就不可能拿到好的东西，于是我就谢绝了这件事情。

我这个同事一出门就抱怨说：“多好的一个机会让你给毁了，一个大好前程就这么让你给断送了。”我说：“怎么断送了你的前程呢？”他说：“通过这个渠道进去，以后起码是局级干部，说不定还有可能混成部级干部，你干吗要拒绝呢？”当时他非常恼火，跟我吵起来了。后来一吵起来把我逼急了，我跟他说：“在你看这也许是坏了你的事，但我看来并不一定，你既然把话说到这个分上了，我就跟你明说，你根本不适合走仕途。”他说：“你怎么知道我不适合呢？”我当时说得很直，我说：“你入官场只能当秘书，而官场的争斗是很残酷的，你进去以后由不得你，必然要压宝跟人，无论是成龙上天还是成蛇钻草你都得认账。你这个人最大的优点是随和，最致命的缺点是没有原则，这在官场是很致命的。”

他没听进去，半年以后果然不做记者了，凭借这篇文章的影响，当地省委书记找他当了秘书，不久又升任办公厅主任。那段时间他非常兴奋，我再见到他时，说话口气都不同了，已经开始打官腔，摆起领导的派头了。我跟旁边的朋友说他走上了一条悲剧的道路，很多人都觉得不可能，他一跃龙门之后身价百倍，成天很多人都围着他转呢。

不幸被我言中，他做办公厅主任的第二年，他的上司调到外省当书记，他也跟着去了。到那个地方待了一年，上司在当地有点玩不转，矛盾很尖锐，他就开始表现出他性格中的弱点了，提出调回老家，因为他觉得在那里继续待下去没有前途，想下船了。这按官场中的规矩来说叫不忠，你跟谁就要死心塌地，半路换船肯定不会有好结果，好多人等着收拾你呢。既然选择了这种地方，成龙上天，成蛇钻草，你只能靠运气了。

他离开的结果再次印证了这个官场的潜规则。前上司对他很失望，再也不愿帮他了。而老家这边又有很多前上司的对头把他当成了出气筒，想着法整他。结果是他虽然级别还在，但是一个闲职。由于不得志，整日郁郁寡欢，借酒浇愁，没多久就得癌症英年早逝了。我听到这个悲剧的结局并不很吃惊，只是为他惋惜，因为他走了一条不适合自己的路。

还有一位我大学同学的故事也很是令人感慨，他当时是我们班公认的雄辩家，口才非常好，一流的辩才，浑厚的男中音，总是在辩论会上唱主角。而最令我佩服的是他和我是老乡，却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而直到现在还有人说我的普通话不行。由于当时他留着一脸络腮胡子，我们都叫他费尔巴哈，还有人叫他马克思，都觉得他以后会很有前途，当个出色的教授绝对没问题。果然，大学毕业由于他的成绩好很顺利地留校任教了，凭他的口才，教书自然很受同学们的欢迎。

话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在他顺顺当当一路坦途时，改革的南风吹遍了全国，广东和深圳热闹起来了。经常去深圳的人回来总会向大家传递着令人惊奇和兴奋的消息，很多人都蠢蠢欲动，准备南下广东。他也想往广东跑，想“下海”。我当时就很担心，劝他不要“下海”，他问我为什么，我说他注定是岸上的动物，到了海里很可能会被淹死。海里的动物要行动胜于理论，而岸上的动物，特别是大学教师靠的是嘴上功夫，这正是他最大的强项。如果在大学里，二三十年他至少能当个系主任，搞不好还能当校长。但是“下海”的话，你的优势发挥不了，而劣势反而突出了。

我认为他有三个性格特点：第一是他心中只有自己，很少考虑别人。在大学里还可以自成一体，恃才傲物，这种自负在学术上弄不好还是优点。但在社会上，江湖上，就不是那么简单了；第二，他总是喜欢占点小便宜不肯吃亏。在校园里可以万事不求人，但生意场上的规矩都是先要给别人好处。关于这点，他最具代表性的故事是，他习惯雄辩，大家也都很佩服，愿意听他狂侃，而他总是烟不离手，激情上来以后就跟别人要烟抽。当别人把烟递给他的时候，他会把别人的整盒烟拿过来，装到自己的口袋里。辩论完了之后，递烟的人就想把烟要回来，于是对他说：“老兄啊，你把烟抽了，把烟盒还给我行不行？”这个时候他就发挥他费尔巴哈的辩才了，不屑地看了那个人一眼说：“真没出息，不就是一包烟嘛！你看我都忘了，你还记得这么清楚。”递烟的人反而被他搞得很难堪，甚至觉得自己很卑微了。

不知道我们同学中有没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到外面去混，去闯世界，做生意，怎么跟人打交道啊？中国有句老话“吃得亏，打得堆”，跟别人打交道，一定要学会换位思维，否则人家凭什么跟你合作呢？

第三个是不拘小节。每天晚上十一点熄灯以后，不知道现在学校里还有没有保持这个革命传统，上床之后总有个卧谈会，哪个班上来了个漂亮女孩，谁又跟谁拍拖了，这些内容是最受欢迎的。每次他讲得最多，讲到高兴的时候，常常会咳嗽一下，喉咙里一口痰就吐到了地上。他睡上铺，这一吐有时候就吐到下铺的床上了。下面的人当然受不了，跳起来抗议：“你怎么能这样！”我们这位雄辩家怎么说呢？他说：“真没出息，不就是一口痰嘛！”我估计你们年轻人里面也会有类似的故事，看起来这是一些性格上的小问题，但日后对一个人的发展肯定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他刚到南方的时候人家给他一个研究室主任的位置，也还是比较适合他的，但是他不甘寂寞，先是调去当了一家进出口公司的总经理。但研究经济理论和具体做买卖不一样，经营管理一家公司和自己演讲写论文也不是一回事，不久他就退到二线当了副职，可是又觉得怀才不遇，心有不甘。最后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彻底下了海，当从圈养动物变成了纯粹的野生动物之后，他的经济理论和辩才再也没派上用场，转而变成了一个需要四处求人的小生意人。角色一变完全找不到感觉了，这之后他炒过股，搞过广告印刷，总之是很辛苦，见到他的人都说他看起来老多了。就在人们为他惋惜的时候，最近见到他，他却说：“判断成功的标准并不见得是看财富，我觉得自己能有这么丰富的经历，这个过程也是一种人生的体验和收获。”

我想如果真是这样，正如我常对工作室的员工们讲的“生命是一种体验，幸福是一种感觉”，只要基本生活有保障，其他更多的都是一种个人感受，只要自己认为充实和幸福就是一种成功。最终回到一个根本的命题上来：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但不论对错，首先自己要明确：你到底要什么？因为不管你是否很清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的答案都左右着你的每一次选择。如果我们不主动去找到这个答案，很可能会一次次被各种各样看似时尚的东西所迷惑，犹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我们的人生意义就会大打折扣。

郑板桥说“难得糊涂”，很多人也说，人这一生不要想那么清楚，就糊里糊涂过也不错。但郑板桥说的是“聪明难，糊涂亦难，由聪明到糊涂更难”。他是讲一个否定之否定的道理，第一层意思是有些事开始不明白，要想搞明白不容易。就像我们现在的大学生，刚踏入社会对怎么规划人生完全是懵懂的，要想搞明白不容易。有时需要去尝试，甚至摔跤，但不能撞了南墙不回头，而是要不断总结反思，开窍越早你的人生就会越有价值、越精彩。第二层意思是从明白做到糊涂，就是小事情上不计较，那是更加困难，而做到心态平和，小事装糊涂，这已经是最高的境界了。

有人说这是命，是不可知的。我说不对，我认为生涯是可以规划的，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人生道路的选择已经由被动转为主动。既然这个时代已经给了我们选择人生道路的权利，我们完全可以很从容地规划我们的人生，但我讲的这种规划不是锱铢必较，而是从大的方向上去把握，而这个把握首先就要对自己的性格特点做一个分析。也许有些性格很难改变，有人热情外向，有人内向含蓄，但只要我们清楚自己的长项和短项，是斧头就做斧头的事，是锯子就按锯子用，人生的路就会走得更加顺畅自如，也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风帆。如果分析不明白，拧着来，只能是处处碰壁，处处被动。

人生要善于捕捉机遇，更要勇于拒绝诱惑，现实中的失败者多是被诱惑所消灭的。诱惑通常以机会的面貌出现，等到你已经放松了警惕开始抓住它的时候，它才露出狰狞的面目。一个人能够拒绝诱惑不是他有多么高明，而更多的是他清楚自己的方向，符合方向的事就做，不符合方向的事即便机会再诱人也不做，这样就把许多的诱惑和风险一起挡在了门外。

财智论语

世上没有白吃的午餐。当整个社会上的人都因为市场经济的浪潮而变得无比精明的时候，不占便宜、不会算计的“傻瓜”就变得稀少而值钱了。

一个人如果今天打兔，明天猎鹰，就像在断头公路上开车，人生都是一些断壁残垣，注定将一事无成。人生成功是一个不断叠加的过程，每一次转型都不是对前一次的简单否定，而是以原有的积累为基础再上一个台阶。

人生要善于捕捉机遇，更要勇于拒绝诱惑，现实中的失败者多是被诱惑所消灭的，因为诱惑常常包着“机会”的糖衣。

我与老板合作的原则：坚持独立的人格，缘分第一；决不做阳光之外的交易，同流而不合污；“君子之交淡如水”，见好就收；消化吸收，教学相长；大智若愚，吃亏是福。

我们这么多年走下来其实也有很多生死之劫。但是为什么打不死我们？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立身要稳，不管遇到多少风浪，不管遇到多少挫折，不管遇到多少误会，有几个东西只要你把住就够了。一要对得起天地良心，不要取巧，更不要做假。我经常讲一句农民的话来告诫我的员工们，叫做人欺地皮，地欺肚皮。你成天骗庄稼，不给它施肥，不浇灌它，到了秋天它就收拾你了，它不产粮食，你就得饿死了。这是很朴实的道理，但很多人就不信这个东西，因为在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年代有顺口溜说“老九升天、老大靠边、老二分田、不三不四赚大钱”。不少流氓地痞赚了大钱，安心做事的人就成了傻子。但时代的钟摆会摆过来的，你现在回头看，当年那些偷奸耍滑的人有几个还风光依旧？

不管做什么事情，一定要坚守自己的方向和原则，乱云飞渡仍从容，定力非常重要。我就走我这条路，我在走的过程当中，许多人劝我去挣更多的钱，我都不为所动。

很早以前，我认识这样一个老板，号称跟中央军委都有非同一般的关系，指名道姓要找我，我去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车库门打开，十几台好车，什么奔驰、宝马、凯迪拉克，全是挂甲A的军牌，老板说：“王先生随便选一台吧，我送你。”我当时只有一辆自行车，一看整个人都傻了，跟我一道去的那个人激动得腿和手都在发抖，就怂恿我：“老王，不要奔驰，要个皇冠也行啊！”我当时是怎么办的呢？我对那位老板说：“谢谢你的好意，我这个人向来秉承的信条是‘无功不受禄’，需要车的时候，有车来接我就行了，不用送我。”回来以后，跟我同去的那个小子就说我傻。我说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不会掉馅饼，我这个人向来不愿把灵魂抵押给魔鬼。果然，那个老板是个魔鬼，最后因为诈骗被抓了。

还有一个老板天天追着我，要给我一台车，还要我搬到他的总部去办公，但是我一直躲他，有一天他把电话打到办公室来，冲着我用广东话嚷嚷：“嗨！大佬啊！我不是老虎狮子，我是送钱给你啊！哪有见了钱就躲的人哪！”他当时要投资成立一个策划公司，邀我入伙，承诺给我多少股份，另外先给我两百万。当时我发觉这个气味不对，就躲，惹不起还躲不起嘛。他说没有见过躲钱的，他又不是老虎。我嘴里不说心里想你就是老虎。这个老兄两年以后也垮了，因为原来那种做生意的方式就是靠歪门邪道，最后他就走不动了。当时我跟他打交道的时候就觉得不行，因为他做事情都是取巧，不实实在在做事。

我说这些故事不是说我多么有先见之明，而是想说明一点：道理都是很简单的，说起来大家都明白，但是事到临头是不是还记得就难说了。有的人偏偏就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而且就掉在他头上。我能拒绝诱惑的原因在于我对自己的方向有很清醒的认识，“弱水三千，只取一瓢”，不符合我的方向的即便是再大的好处我也不要。我1994年离开新华社，当时离开新华社的真实想法就是想探索一种体制外的生存方式。你们可能不清楚那个时候基本上是体制一统天下。体制外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就相当于大家都在一个封闭的闷罐车里面，顶多是开个口子让你鼻子伸出去透点气。那个气孔在哪里？在广东。所以就形成了“东西南北中，发财下广东”这么一个潮流。

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几个浪潮，以广州为中转站，先是往深圳跑，后来又往海南跑，最后往惠州跑。这些行情这些浪潮一波一波过来的时候，我从来没有为之所动。不少人被搅得心驰神往，但是我还是很麻木，每天还是光着膀子穿着拖鞋伏案疾书，当好我的记者。一个人定力很重要，那个时候有着对新闻事业的执著和追求，想的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对物质的东西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我在广州呆了三年，只有一间房子，而且是用马粪纸在一个储藏室隔出来的，里面只有一张桌子一张床，别的什么都没有。我就在那个房间里面呆了三年，就在那个地方“爬”了三年的格子。那时也根本没有空调，最后一年买了一台电风扇，广东人叫“红运扇”。每次我“爬”格子的时候放在我的床上，我在这个地方“爬”格子，它就在后面嗡嗡地转。夏天我就光着膀子，穿条短裤，当时也没有电脑啊，就是一支笔，一张纸，真是一个格子一个格子地“爬”。汗水就顺着头上、脸上一直流到纸上，等到把稿子写完以后，稿纸也湿了，只好摊开晾干，就这么干记者。夏天一天冲好几次凉水澡，我们冲凉到哪里去？就到公共厕所里面，下面是蹲位，上面是喷头，就这样“爬”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品。

那个时候我已经很有影响力，要是去跑红包新闻的话也能拿到不少，但这种事情我从来不去做，后来在广东新闻界流传这样一种说法：这种发红包的新闻题材要是能把王志纲请来那才真是新闻了。我记得当时新华社的记者发一篇稿子稿费是四十块钱，有的记者晚上下班以后不走，还在那个地方剪报，三下两下就拼出一篇报道，我问他们怎么还不走呀？他们说孩子的奶粉就在这里面了。我并不为所动，坚持要写大稿，一篇大稿稿费也就是两三百元，如果算经济账的话是最亏的，但是那段经历让我这一辈子受用无穷。做什么事都是厚积薄发，如果一个人太功利，太追求短期的利益是没有大出息的。

与狼共舞的第三种生存

市场经济大潮中的知识分子过的是一种“与狼共舞”的生活。只有敢于进入狼群，被市场接纳，才能学会与狼共舞，也只有善于与狼共舞，才能在市场中兑现知识和智慧的价值，但在与狼共舞的过程中又难免被狼群所同化。有没有一条既财智双赢，又不扭曲自身人格的道路？有，我将这种既不依附于商，也不依附于官，靠知识智慧立世的生存状态称为“第三种生存”。

财智论语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知识分子一直是个有些尴尬的阶层，尽管不乏洁身自好、不与世俗同流的优秀人物，也不乏登堂入室、为尊者师的显赫人物，但就总体而言，正如毛泽东所讲的，一直是个依附阶层，除了学而优则仕，很难找到其他施展抱负的途径。所以，历来的知识分子要么皓首穷经，在传统的文化圈里打转，要么委曲求全，要么放浪形骸，动辄作穷途之哭。知识分子到底有没有更积极、更有意义的活法呢？也许只有到了今天这样的财智时代，答案才真正显现出来。

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离开新华社自闯一条新路，我觉得我这个人是把新闻当成事业来干的，当它只能是一种职业、一种谋生的手段时，对我就失去了意义。我想实现自我超越，而在传统的结构里又解决不了，只好到体制外去。就像一个孩子已长到了一米八了，他希望管衣服的人发给他一套大号的衣裤，但是管衣服的人说别人中号的都穿得很宽松，就你挑剔，最后你在别人眼里还成了爱捣蛋的坏孩子。那么你怎么办呢？这种情况下我只好自己去找裤子。这裤子就在体制外，好比灯笼裤，你长多高大都能穿得下。

我先给大家讲两个故事，看看当时下到海里的知识分子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状态。第一个是我大徒弟的故事，这是我创业之后收的第一个徒弟。那时王志纲工作室还不叫这个名字，叫熊猫事务所。有一天我回到家里收到一批信件，其中有一封信字写得很工整，信中说他是个热血青年，很关心党和国家大事，写了一篇有关中国命运的论文，这篇论文已经给很多高人看过，其中一位新华社的老人看了以后说这个风格很像王志纲，想请我指导一下。信的最后羞羞答答地写了这么一句话：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能不能给你当徒弟？最后落款是“冒失鬼”，还留了一个传呼机号。我看了觉得他没胆量，连名字都不敢留，随手就把信扔在了纸篓里面。这个时候我夫人在旁边，她把信从纸篓里捡了出来，看了信觉得这个小伙子还不错，很有灵气，既然他留了个传呼机号，就决定把他叫来见一见。

第二天来了一个小个子，就是我的大徒弟。第一个徒弟就这么来的，所以我说他是从废纸堆里捡出来的。后来一说他是贵州人，很聪明，说话的时候眼珠滴溜溜地转，我就很喜欢。我问他有什么要求没有？他说没有什么要求，只要能跟我学习就行，我就让他留下来了。他留下来以后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我看他整天乐呵呵地在电话前面守着，每次电话一打来，对方问他是谁，他就回答他是王老师的助理。

后来才搞清楚当时正是他人生最低潮的时候，他那时是“三无”人员，无户口、无住所、无单位，当时正跟他的女朋友谈恋爱，女朋友是个硕士，分到了珠海税务局，女方的爹妈成天追着姑娘劝说，不让她跟一个“三无”人员搞对象。她的爹妈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女儿为什么会喜欢他，爱上他！殊不知我这个大徒弟有宏图大志，只是暂时得不到施展。他原来的事业是条断头公路，什么热闹他干什么，煤炭火就倒煤炭，新疆热就到新疆，他跟我以前已经这样闯荡了四年。

他们那群人那时的生存状态是白天在外头混，黄昏的时候找个小饭馆买杯散装的啤酒。他们正好处于坏和不坏之间，每个人都是雄心勃勃的，这个要当总理，那个要做总统，到晚上十一点饭馆要打烊了，这个时候啤酒也喝完了，到哪里去住？要么投靠亲友，要么在办公室里把衣服裹上，找个位置一歪就是一晚上。第二天早上一起床，整理好唯一的一套西装，把头发梳两下，又开始继续战斗了。恍然十几年过去，现在他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在我那里呆了几年之后，跟他兄弟开了一家广告公司，现在已经成了一个不小的老板，在上海、北京、太湖边上都买了房子，成了丈母娘一家的骄傲。

另一个故事是我刚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有一个马仔，原来是个大学老师，很早就到南方炒更去了。他来投奔我的时候，真是叫“衣无领，裤无裆，光着屁股走四方”。尽管开着车来见我，但是在过公路的时候交不起过桥费，到加油站的时候没有加油的钱。特别是1993年到1994年宏观调控以后，的确出现了这么一批老板，光着屁股坐花轿，看起来很有派头，开着奔驰车，但其实连加油的钱都没有。

当时他为什么要来投奔我呢？他说有一次一个老板请他们做一个策划方案，他请了十几个大学老师一起做了三个月，他去交方案的时候担心那个老板称斤称两，因为他这个方案落实下来只有一个本子厚的内容。他就把他们所做的所有草稿放在了汽车的后备箱里面。最后见了这个老板，果然，这个老板拿着这个本子掂量了一下，问多少钱啊？当时他战战兢兢地报了个价：三千块钱。没想到老板把这个东西往桌子上一砸，就骂开了：“你不就是一个写字的嘛！三千块在街上可以买多少纸啊？这几张纸三百块都不值！”这个大学老师着急了，把这个老板请到了车的后面，打开后备箱说：“你看到的只是这一点东西，其实这些东西后面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成本，你看看我的草稿。我是用百分之九十九的稿子最后沉淀成了这么一点豆腐脑卖给你，你拿三千块不贵呀！”老板蹦出了一句：“你不就是一个写字的吗！写字的满街都可以找，你不要来蒙我了！”他最后求爷爷告奶奶拿到了两千块钱。

这就是十五年前中国的现实。那个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样去挣钱的。那个时候有钱的老板们根本就看不起知识分子，说知识分子“不就是写字的嘛”，让别人做只要几百块就可以了，你还想要两千块、三千块？这是非常真实的故事。

这个时候很多知识分子就低下了高贵的头，下到海里面以后按他们的话说，狗群里面学狼叫就比狼还要野蛮，比流氓还要流氓。今天的中国有很多老板，看起来就像思想家哲学家似的，其实比那些大老粗要龌龊得多，道貌岸然，两面三刀，心口不一。有很多暴发户，包括很多农民，你可以不喜欢他，但他很真实，他的粗野也很真实，但是蜕变了的知识分子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当时我开始创业的时候就发了个誓，一定要在我手里彻底改写有钱人看不起知识分子的时代。从那时到现在，中国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前进，唱主角的是过去我们看不起的商人们，也就是所谓的企业家、老板。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必须要跟他们打交道，也就是所谓的“与狼共舞”。这个狼是什么呢？是指老板、企业家、商人，他们是狼。那我是谁呢？我是一只披着狼皮的羊。要跟狼共舞啊，如果不能变成狼，就要被狼给吃掉的。但是如果你也变成狼，你就失去了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坚守的东西。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的处理方式就是做一只披着狼皮的羊。市场经济大潮中的知识分子过的是一种“与狼共舞”的生活。只有敢于进入狼群，被市场接纳，才能学会与狼共舞，也只有善于与狼共舞，才能在市场中兑现知识和智慧的价值。但在与狼共舞的过程中又难免被狼群所同化，有没有一条既财智双赢，又不扭曲自身人格的道路呢？有，我将这种既不依附于商，也不依附于官，靠知识智慧立世的生存状态称为“第三种生存”。

这十多年来，我跟无数老板打交道，都秉承“同流而不合污”的原则，坚持建立在独立人格上的第三种生存，就是既不依附于官，也不依附于商。当然我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我们这些文化人作为知识的载体，必须获得一种内在价值的认可，赢得对方对知识的尊重，同时兑现知识的价值，从而不仅可以解决温饱，还能过一种体面的生活，不然怎么叫知识经济时代？可以说这十多年走下来，这条路我们走通了。

当然，后来有些人攻击我，说王志纲现在挣到钱了，却说什么同流不合污，什么与狼共舞啊，他就是狼。后来我说当年达尔文成天跟野生动物在一起，看狮虎争斗，看河马交配，记录猴子猩猩的故事，他就成了野兽了吗？不在于你有没有进入动物世界，而在于你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跟他们打交道。由于我刚开始做工作室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明确的目标，所以这十多年走下来，才最终走通了这条路。

五年前我出过一本书叫《财智时代》。当时的中国很多海归用拿来主义的精神把在美国刮起的IT旋风吹到了中国，特别在中关村一带，传说知识分子的狂欢节到来了，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知识分子们都成了知本家了，靠知识就能够成为大财主。在一次全国知识经济论坛上我发表了一个宣言叫“财智宣言”，我认为今天的中国还不是知本家时代，也不是知识经济时代，顶多是一个财智时代。商人代表财富，知识界代表智慧，找到一个途径达到财智双赢，财智共舞才是这个时代的特色。我认为这个时代还要持续二十年。我提出这个观点是有感而发的，十几年来我跟很多老板打交道，的确经历了一些你们想不到的过程，最后我们终于获得了主动权，找到了知识的尊严，在帮助老板获得财富和提升的同时，也通过市场为知识定了价，兑现了知识的价值。

人生的三种目标

人生有三种形态：平淡人生，传奇人生和成功人生。大多数人求安稳，平平淡淡过一生；凤毛麟角的人可能成就一番伟业，但是成功的太少，很多东西并不是你所能控制的；成功人生是可以争取到的。我们一定要尽量保底，至少有个平顺人生，防范传奇人生，尽力争取成功人生。

财智论语

当尘埃落定、社会完成重大转型后，回头再看，就会发现还是思想最值钱，观念最值钱，理论体系最值钱，方法论最值钱，这些无形的东西才是最值钱的。

我这个人一辈子赚不了大钱，但一辈子不缺钱花。我的生存压力并不大，金钱只是顺带的结果。

人生规划既然必须先有一个目标,那么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人生目标？什么才是你最想要的呢？人的抱负和能力不同，定位的目标也自然各异。《曾国藩》这本书曾经轰动中国，以至于有这么一句话：商人必读胡雪岩，政客必读曾国藩。我认真看了这本书，写得不错。作者唐浩明写了曾国藩以后，又写了张之洞，有一天他突然顿悟了，发觉自己对人生的理解有了一个突破，于是这几年不写书了，开始到处演讲。前不久他到广东做了一次演讲，我没去现场，但是看了报纸上的报道，比较欣赏他的观点。他说纵观古今中外，各种人的命运归纳起来无非这么三种：第一种人生叫平顺人生，一般人要求不高，能够平平稳稳度过一生就可以，所以人们非常害怕兵荒马乱，都希望躬逢盛世，希望平平安安地过个小日子，这叫平顺人生。他说拥有这种人生的人占了百分之八十。

第二种叫传奇人生，这种人生可遇而不可求。比如说毛泽东，那绝对是传奇人生。什么叫传奇啊？就是你一个人拿着一块钱去赌一个国家，大家想一想这个概率有多低呀！正是因为不可能最后变成了可能，所以就成了传奇。我曾经沿着毛泽东长征的路走过一趟，走的时候有很多感受。李嘉诚有句话说“小富由勤，大富由天”。他说一个人这一辈子很多事情是想不到的，包括我能够成为亚洲首富，这也不是我所能够想到的，我最多只想到我能成为富豪，但我没有想到能够成为亚洲首富。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有的事情靠主观努力是可以达到的，比如说我要成为亿万富豪，但是我要成为千亿富豪，这就可能要看命运了。这个命运用唯心主义的话说就是老天爷在帮你，用唯物主义的话来说也许是我们恰好掌握了这个规律。

唐浩明的这个观点我很欣赏。他说万分之一左右的人是传奇人生，传奇人生的代价非常高，杀人一万，自损三千，一将功成万骨枯，成功率只有万分之一甚至百万分之一。所以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不是刻意去追求就可达到的。

那么除了平顺人生和传奇人生之外还有一种人生是成功人生。所谓成功人生，第一是自己的价值能够充分实现，第二是命运的缰绳始终掌握在自己手里，第三是自己在心灵上觉得自己是充实的，愉悦的，而不会像我们现在的很多人动不动就患忧郁症，患忧郁症就容易自杀。很多人搞不明白，身边的某个人昨天还是好好的，怎么今天就自杀了。

在平顺人生、传奇人生和成功人生这三种人生中，我们一定要尽量地保底，至少有个平顺人生，尽量防范传奇人生，因为那风险性很大，概率非常小，而要尽量地争取成功人生。

唐浩明讲像曾国藩这样的人应该可以算做成功人生的例子。他说原来在曾国藩执政之前，湖南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壅闭之地，经济不发达，民间没有工业基础，没有原始积累，但秀才状元很多。现在湖南人经常挂在嘴边上两句话，一句叫“无湘不成兵”，讲湖南人好武斗勇，打仗很厉害；第二句话出自他们岳麓书院的对联叫“唯楚有才”，这里面有曾国藩的功劳。曾国藩掌管湖南以后，湖南的格局为之一变，为什么会为之一变呢？这就要讲到一段很重要的历史。曾国藩的湘军打到南京的时候，他把头功给了他的弟弟曾国荃。这个曾国荃是个典型的湖南汉子，把天王府摆平以后大火烧了三天三夜，抢了很多金银珠宝。这个时候曾国藩从实力上完全可以称王，这时也有一些专门治帝王学的人来劝曾国藩推翻清王朝当皇上。但是最后呢？我想曾国藩像今天我在讲这个话题一样，在思考这个问题了——幸福是什么？生命的意义何在？最后曾国藩权衡来权衡去，得到了他自己理解的幸福和人生的意义，他认为他只想做个中兴之臣，按照儒家的理想走一个大儒和一个典型的国之栋梁这么一条道路。只想做中兴名臣，这在别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既然他这样决定了，他就发现有这么多人来劝我当皇上，那说明皇上也会怀疑我，怎么办呢？他就来个壮士断腕——裁军。曾国藩向慈禧太后提出要求，说仗已经打完了，我留下这么多军队也没用，我自己裁军，把我主要的军队几十万人全部裁掉，朝廷当然高兴了。

他裁军以后，这批湖南佬回家去的时候每人都挑着一担金银财宝。回到湖南以后，办私塾，置田地，招子弟，全中国的人才都往湖南集中，湖南的孩子享受了我们北大这样的优秀教育，包括毛泽东、刘少奇这些人都受到了这种影响，三湘大地风气为之一开。岳麓书院又是一个很好的讲座平台，全中国的大儒们都到那个地方去讲学，这直接为后来湖南成为革命的摇篮起了很大的作用，也直接为后来湖南人才辈出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这些历史故事你仔细去想很好玩。幸福是什么的问题，人生规划和生涯规划的问题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它本身就存在。到湖南的时候我专门去曾国藩故居，又看了林则徐故居，发现了很有意思的问题。中国有句话叫富不过三代，我看到许多名臣世家到第三代就看不到踪影，唯独曾国藩家和林则徐家能够薪火相传。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是中国第一个外交官，驻英国大使，再往后据说现在的高级干部里也有曾国藩家族的后裔，我没有去考证过，但这说明他还是薪火相传，余脉不断，这跟曾国藩这个人的选择有很大的关系。

林则徐家也是一样，林则徐家到现在也还薪火相传，包括中国原来驻联合国的第一任大使凌青就是林则徐的嫡系子孙。林则徐家为什么能够薪火相传呢？我到林则徐的故居看到一则对联，讲关于后代子孙的，非常精彩。我儿子小的时候我就把这副对联告诉了我儿子。这对联怎么说呢？上联：子女不如我，要钱干什么，愚而多财，则增其过。就是说你这个孩子啊，如果你不如我的话，给你钱有什么用呢？本来就是一个花花公子，再给你钱，你更加混蛋了，最后只会更增加你的过错；下联：子女胜过我，留钱干什么，贤来多财，则损其智。就是说你这个孩子已经考上北大了，你比我优秀多了，我有钱给你干啥？给你钱以后你就不认真读书了。最后横批：不给子女留钱财。我的孩子小时候我就跟他们讲这副对联，现在一对他们说以后要自立啊，他们就会跟我背出那两句话来。我在想林则徐他的家族能够传承下来，跟这个认识有很大的关系。而这些又说明一个问题，他们那些祖辈父辈的人已经深谙幸福人生和生涯规划了。

所以说到底人生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我一直在讲一句话“生命是种体验，幸福是种感觉”，就是说在有限的时空和有限的生命中实现你生命的最大价值，这是我的追求。所以我给自己一辈子的定位是啥呢？一辈子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历万端事，这三个东西把握住以后，我想我可以死而无憾了。至于最后的结果，身后之名那是身后之事，留待后人说去吧！

问答王志纲之三

◎不被别人牵着走

问：王老师，你好！听你讲了很多故事感觉很受启发，但是我觉得在生活中学习中随时都会遇到一些复杂的人际关系。我想知道，要想有那种纵横天下的眼光的话，你是要在这一点一滴的小事中随时都去思考问题还是找到一个能够让你自己思考什么问题的平台？我觉得很多东西很容易就在那些琐碎的事情中丧失了，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培养这种能力的？

王志纲：不知道是美国还是俄罗斯有一个统计，对一批大学毕业生进行了长达三十年的跟踪研究，发现一个规律：成才率最高的不是前五名，也不是最后的，而是那些排名中上游的学生，如果一个班有四十个同学的话，可能是在七八名到十七八名之间。我非常赞同这个统计结果，我当时在大学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绝不做前三名，要保持前三名就意味着你要被老师和学校牵着鼻子走，在课本上花费过多的时间，减少许多学习其他知识和参加社会实践的机会，最后有可能是高分低能。

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是我遇到的最聪明的人，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发现还有比他更聪明的人。他很多时候考试都是一百分，有一次考了九十九分他自己都不满意。连政治考试他都可以拿一百分，简直不可思议。他的笔记是用蝇头小楷写的，非常完整清晰，是同学们竞相模仿的范本，有时他整理过的笔记比老师的讲义还要强。他做人做事也很正派稳重。凭借他的智商应该有更大的作为，但是现在看来他这一生几乎可以说乏善可陈。为什么？因为在学校他是最好的学生，在父母面前他是最好的孩子，在老婆面前他是最好的丈夫，在孩子面前他是最好的父亲。他什么都有了，就是缺一点自立自强自信的个性，他一生的命运都被别人掌控。大学毕业以后学校就给他安排留校了，他就留下来了；留校以后又有领导让他去留学，当时正好有一个留法的机会，他就拼命学习了一年的法语，好不容易把法语学会了，情况有了变化，法国又去不成了，就留下来安心教书；教了两年书，父母希望他回家去，他又调回老家去。老家并不适合搞学术，他就在一个一般学校教书，由于书教得好，当上了学院的副院长。前不久他来看我，他的儿子也毕业了要到深圳工作。他儿子已经二十五岁的人了，见到他一头扎到父亲的怀里，他抚摸着儿子头。这使我看到儿子似乎就回到了他父亲的从前，看到父亲又似乎看到了儿子的未来。那天我感触特别深，当时我心里在想，这不是一个老闰土带着一个小闰土回来了，又克隆了这么一个乖孩子，真是太可惜了。

这个例子讲什么呢？绝不当前三名，不能被别人牵着走，但是也不能当倒数，那个时候你吹什么牛也没用。我用一半的时间做好我的功课，另外一半的时间去阅读我感兴趣的东西。比如说当时我对哲学感兴趣，对历史感兴趣，于是把《中国通史》、《中国思想史》、包括《第三帝国的兴亡》、柏杨写的《丑陋的中国人》都找来看，然后比较思考，看这些作者怎么看待问题，分析问题。这些东西对考试没有用，但是对整个人生成长都非常有用。同时我还参加了学校的篮球队，宣传队，还写小说，那都是没有功利色彩的，但是一路走来，这些东西的确很有用。我认为在大学里面安排自己的时候，不要把全部时间都给学校和老师，给他们有五分之三就可以了，另外五分之二留给自己，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后进者之惑

问：王老师你好，我刚才听你讲大学里面比较成功的一般都是五名到十五名，我想知道大学里面那些倒数五名的人将来成功的概率大概有多少？像刘邦和朱元璋那样的传奇人物，学习成绩稍低些，如果他们不甘于一生如此平庸的话，他们将来还能施展什么抱负？

王志纲：我们这个同学是不是倒数第五名啊？（回答：“倒数第二”。全场大笑。）倒数第二啊，那得小心一点，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了，倒数第二、第三，甚至第五都已经很危险了。最近我的儿子也到了悬崖边上了，他突然告诉我，在国外如果今年的学分拿不到，明年也毕业不了。我当时就毫不客气地把他训了一顿，我说凭你们的智商应付学校的课程，取得个中等成绩应该不难，恐怕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谈朋友上了吧？如果你连学校最基本的要求都达不到，有一千条一万条理由都不能解释自己，这是第一。

第二，像韩信这样的传奇人物，他的成功率可能是千万分之一，完全没有可比性。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不去选择有五分之一、十分之一的成功几率呢？你所谓多少名，我想应该有这么一个模式。要是你使尽了浑身解数还是倒数第二名，那没办法，你可能是混进大学的，那只能认命了。但是如果你倒数第二名是因为你无心于此，那么你就要反思了，你到这里来花四年时间和金钱到底想干吗？即便为了混文凭这个最简单的目的，也应该达到学校最基本的要求，更何况对于能考入大学的学生，应付考试应该是问题不大。我认为还是要保证一个中等偏上的排名，当然你不追求成为第一而成为第一那就更了不起了，但是至少要保留中等偏上你才有话语权，有了话语权以后你才能够随心所欲地去做你喜爱做的事情，你有再多业余爱好别人都拿你没办法。但是如果你连底线也保不住，那你说什么都没用。起码在今后的道路选择上你会丧失很多机会。要让人家相信一个学习成绩倒数的人是一个优秀分子，远比自己多拿些分数困难得多，这就是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所以希望我们这个同学早点从悬崖边撤回来，别在悬崖边打瞌睡了。

◎中国式咨询

问：王老师，我想问一问你对于策划和咨询的理解，下一步有很多国外的专业咨询公司进入中国，你们做的这些战略策划和这种咨询有什么关系？能跟我们再具体说一说中国特色的商业智库吗？

王志纲：现在大家说的咨询是从西方传过来的，而策划这个概念则是中国本土生长起来的。我们跟不少西方的咨询公司也打过交道，包括麦肯锡、罗兰贝格这些公司。应该这样讲，它们的模式是建立在工业革命和工业文明基础上的，是有经验的人给没有经验的人提供教练式服务。同时随着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许多专业上的事都可以交给相应的服务公司去打理。一个企业要大步往前走，需要许多社会配套服务，比如人才培训公司、财务公司、资本运营、广告、营销等各类服务公司和机构。在这种背景下面，西方以美国为代表的很多咨询行业分工越来越细。麦肯锡是一种典型的美国模式，美国模式就是麦当劳模式，麦当劳模式就是规模出效益。既然是规模化，它就必须是可克隆、可复制、可拷贝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做不到规模化。

所以麦肯锡的做法基本上是每年到名牌大学去招聘很多优秀大学毕业生，然后大进大出，淘汰率起码在百分之九十左右，三五年以后剩下来的人就成为全球合伙人。它基本上是属于这种标准化规范化的模式，包括上市、培训、物流管理这些都有模式可循。当企业找到这个咨询公司，它把这些经验提供给对方的同时还有一个核心能力，像麦肯锡这样的机构做的案例特别多，它的案例库就有非常多的积累，这个时候它不仅能帮企业解决问题当教练，同时还可以当媒婆，撮合相关企业合作。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服务功能，这是西方的做法，包括北大纵横也是学这种美国模式。

我们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为什么用策划这样一个概念呢？就像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跟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一样，我们所说的策划有几个特点：第一，量身打造，根据不同的企业所处的不同的天时、地利和人和给它设计一种最适合它的打法；第二，别人是做不大不做，我们是做大则不做，别人是不熟不做，我们是不熟则做。我们在中国做了很多项目，基本有百分之五十以上都是属于原创型的。正是这一点使我们虽然规模不大，但影响非常大；项目不多，但极具传奇性。

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认为，今天世界给了中国一个机会。处于数千年未遇之变局之中的中国，各种经济形态混合，碰到的是前所未遇的复杂问题，在西方的经验和案例库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这时候反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实践机会，当我们破解完这一个个带有原创性难题的时候，所沉淀的案例库肯定是哈佛学不到。在这一点上我是非常自信的。我认为随着中国的崛起，当我们能够跟美国分庭抗礼的时候，源于东方的战略策划也会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如果中国人总是拾人牙慧，克隆别人的东西，就永远跟在别人屁股后头走，永远是二流的。

我对现在做的事情充满信心，相信十年以后可以代表中国跟欧美最高端的智库进行同台交流和探讨，到那个时候他们可能会对中国式咨询另眼相看，因为到那个时候我们已经积累了大量奇迹般的案例，这些奇迹的产生绝对不是西方的咨询理论所能够解释得了的。这就是东方和西方，一个叫咨询，一个叫策划的区别。当然，由于策划这个词在今天比较火爆，这个行业鱼龙混杂，我也成天面临打假的问题，有很多人说是我的徒弟，有的说是我的学生，有的点子大王也叫策划，搞得我哭笑不得，这样的故事也很多。

◎时间打磨出的百年老店

问：王老师，你做的这种咨询和项目是一种中国式的咨询，和美国的麦肯锡、兰德相比，我觉得他们有他们成熟的地方，而你面对你的案例和客户的时候，你有没有很成熟的方法？还是说依靠的是你自己的视野和阅历？你的方法可能是基于你这么多年的智慧。你有没有想把你的工作室办成百年老店？你有没有想过他们来找你做项目或者来寻求你帮助的时候，是冲你本身来的还是冲你的工作室来的？有没有想过当你以后不再做这些的时候，你的工作室还要存在下去吗？现在这些人如果没有你，用你的方法能把工作室搞起来吗？

王志纲：很好！这个同学问得非常好啊，考虑得很长远，这也是很多人经常在问我的。有很多关心我们的朋友总喜欢把我们跟麦肯锡、罗兰贝格这些跨国咨询机构进行对比，产生很多类似这样的问题：百年大计的问题、规模的问题、个人英雄主义的问题、方法论的问题、模型的问题。

对这些问题我是这样看的，任何一家咨询公司要想成长到麦肯锡这样的规模是需要时间的，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小青年，人家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看事物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看，美国的咨询行业是怎么产生的呢？因为美国的经济危机造成成千上万的企业倒闭，就有大量的企业烂账需要人处理。麦肯锡本人是个非常古板的会计师，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成立麦肯锡公司，开始帮这些烂摊子处理坏账，处理的过程中就发现了商机。由于成千上万的烂账需要处理，就需要一个专业性的公司来提供咨询，由此出现了最早的以麦肯锡为代表的咨询顾问公司。

今天我们看到的麦肯锡是一将功成万骨枯，背后有成千上万的“麦肯锡”死掉了，终于长成了一棵大树——麦肯锡。在麦肯锡成立十几年之后，也就是像我们这样年纪的时候正面临他人生最大的危机，因为他犯了一个大错误。他做咨询做得好好的，突然有一家客户，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家百货公司，跟他说：“哎呀，老麦，你成天搞这个咨询，辛辛苦苦地也挣不了多少钱，还不如我把一部分股份让给你，由你来打理这个公司。”他一听觉得不错，就把这家百货公司接手过来当了总经理，结果把这个公司给做垮了。于是就成了一个笑柄：你成天教人家这样那样的，让你自己接盘的时候你反而搞砸了。所以麦肯锡临死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甘守本分，咨询公司不要见异思迁。当麦肯锡要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麦肯锡公司还没有我的工作室现在这样的规模，做得并不算成功。当时有个小合伙人叫马丁，这个人把公司买过来了，但是没有改名字，他接手过来的时候麦肯锡的名声并不大，他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一直经营到现在，四十余年的时间，把麦肯锡打造成了一个世界集团公司。

麦肯锡的故事说明什么呢？就是时间会说明一切，任何事情都需要时间来检验。一个团队、一个品牌的形成需要一套哲学，一套方法，再历经一定的时间，千锤百炼才能成为百年老店。现在在中国做咨询有两条道路：一条就是走麦肯锡之路，实行合伙人制，建模型，专业化分工。我前不久见到一个类似的公司，派人到我们一个客户那里帮他们做培训，这个培训是不收钱的，我说你为什么给他们免费培训呢？他说通过培训让他们认识我们，通过认识我们希望以后有机会合作。我们则不是这样，我说为什么你们要免费，提不起价呢？因为你们是美国模式，是麦当劳，就是专业化，规范化，模块化，熟练化，这种可以做大规模，但是不能获得最大的尊重。我开玩笑说他们是换尿片的，我们是换芯片的。老板之所以尊重我们是因为我们通过换芯片，使他升级换代。商人都是很实际的，他给你一百万，希望你能让他挣来几个亿，就这么简单。他是把一般的专业服务机构当保姆看，这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差别。

另外我坚信一点，在中国一定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绝对不排斥西方的模式，但是也绝对不照搬西方的模式。中国今天的改革为什么能成功？就是因为他既不排外又能摸着石头过河，把握中国的特点，前苏联搞改革结果崩盘了，但中国却走出去了。中国的老底千万不要随便放弃，要善于学习，要中西合璧，在这种背景下面，时间跨度会说明一切。

2007年世界银行找我们要我们做一个项目，他们说这些年来世界银行委托麦肯锡还有很多公司做了不少东西，总觉得都是大同小异。他说这次委托你们的是一个特殊的项目，希望通过跟你们的合作能够走出一条新路来，当时我还是很重视，同意做，但是在做的时候却发现有很多问题。本来我们是从不参与招投标的，你认我就与我们合作，不认我也无所谓。后来他们说已经选择了我们，但作为世界性机构必须要走程序，要参加投标。于是我们准备了英文的标书，但突然有天来了个公函，说某年某月某时之前必须把标书送到马尼拉亚洲开发银行总部。我们拿到公函的第二天就是规定的截止日期，显然来不及了。我说这分明就是没有诚意的做法，不做了。后来听说北京有家公司去了，最后他们中标了。这件事本来就过去了，但前不久到了西部见到原来兰州大学的一些校友，他们说是他们在做这个项目。我就很奇怪，说不是一家北京的公司拿到了吗，怎么你们在做呢？他说是北京的一个公司承包，拿到活以后发包给他们做了。我问承包商是干啥的呢？他们也不清楚。这样做出来的东西可想而知。这就是所谓的规范化，看起来流程都是科学的，但其实最后的结果是荒唐的。我们之所以这么受欢迎是因为我们每件事都亲力亲为，拿出来的都是真货，当然我们这样做事情注定做不大。就相当于开饭馆一样，大厨亲自掌勺做出的菜绝对好吃，但是他不会像麦肯锡、肯德基那样能够全世界开连锁店。

这也涉及人生观的问题，在中国转型的时代可能我们的价值和意义在于探索出一条路来，而不在于分享规模化带来的红利。如果我们要追求规模化、可拷贝、可克隆，扩大规模，设计那些复杂的经营管理模式，最后我的精力百分之八十会放在经营管理上，就不可能集中突破转型期的中国遇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样的话尽管钱会挣得很多，但是意义非常有限。所以我寄希望于二十年以后，当中国这条大船过了壶口瀑布进入平缓地带的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像麦肯锡一样做规模化、模块化的东西了。那个时候也许有更好的人继承我的衣钵，把它变成一个百年老店；也许它从此告别历史，但是它在历史上曾经发过光发过热，这就够了；也许还将会作为一种精神产品被很多人记忆。这样去想，人生就比较轻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