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文人杂谈

如果说，我在新华社当了10年记者之后决定“下海”只是想为知识分子的独立生存闯出一条道路，那么，《谋事在人》出版之后文人“下海”则已成蔚然之势，至今朝，知识英雄更是遍地开花——用知识创造财富不再是为“正统文化人”所不齿的旁门左道，财智双全的精英们已成了社会的中流砥柱。

从人们为一个点子价值几十万感到惊叹，到人们对一位教师在纳斯达克身价20亿不以为奇，其间只经历了短短的10年。如果说，在市场经济初期，知识分子没有钱是高尚的表现（因为那时候更多的是“不三不四”发大财），那么，在市场经济的后期——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分子若还不能体现自身的价值，就应怀疑他的才能和知识的真伪了。

面对时代的“壶口瀑布”，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我们困惑的是，在新时代下，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应如何定义？

早在十几年前，就曾有媒体到我的创业之地——深圳银湖水帘洞采访我，当时他问过我这样一个问题：在如今这样一个时代，到底谁是文化人？其间还提到，关于对“余秋雨现象”如何看。2006年，央视《对话》栏目又邀请我就“易中天现象”发表点看法，包括几年前曾有人对我的知识分子身份提出质疑，从而，使我对“中国的文化人”这个话题保持了一贯的关注与思考。

今天，当我再谈文化人这个话题时，感到早年的这段对话，还是很有意思的，故放在开头。

谁是文化人

记者（以下简称“记”）：我们现在正在拍一部有关文化人的片子，想听听您的意见，您认为谁是文化人？

王志纲（以下简称“王”）：谁是文化人？李白是文化人，孔乙己是文化人，今天的余秋雨也是文化人。

“文化人”有多种界定方式，但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层次：

第一，他是靠文化为生的，就是我们通常所说吃文化饭的。李白在文学上的造诣是大家公认的，但不管他的造诣多高深，他还是离不开吃饭。

今天，谁是文化人？余秋雨、金庸应该是，大家都没有疑义。但尽管余秋雨著书甚丰，海内外名气很大，但他却有一个非常大的困惑。昨天晚上我看他的书，其中有不少是对嫉妒的感受。为什么他对嫉妒会有如此深的感受？是因为同中国历代的文化人相比，包括同现代的许多文化人相比，他太成功了，特别是在生存能力方面。这就反衬出一个问题：我们的很多文化人在生存能力方面还不太成功。

很多人骂他，因为他经常出入于上海的电台、电视台作评论员、评榜员。中国的文化人一直很可怜，所谓“皓首穷经”，从来没有说话的机会。余秋雨说自己有机会通过电视、通过大众传媒让更多的受众接受文化，本来是件很愉快的事情，但最后连他自己都感到有点江郎才尽，不是他说的多了，而是他“发现自己有点撑不住了”。这句话说得很精彩。

我们很多文化人攻击另一些文化人上电视做节目，可能犯了一个可笑的错误，就像清朝末年的官员们经常争论的官员们应不应该坐火车的问题一样。再过30年，学者肯定能用这种媒体传播文化。

第二，我认为，真正的文化人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应是韩愈所讲：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他们是社会的良心、社会的脊梁，他们所做的一切已超越了生存的压力，而是为了影响和推动社会的前进，甚至是为了提高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和品味，这也就是我所称道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

在深圳，文化恐怕只是一种陪衬，像是人们茶余饭后才想起来的、用来擦嘴的一块餐巾，但余秋雨这样的大文化人却在深圳找到了藏身之地。余秋雨每到一地，都会有一些入乡随俗的说法，也有许多恭维深圳的话，但我认为，有一句话倒是他思想的真实流露，那就是他比较欣赏深圳人际关系的疏离，“疏”是疏远，“离”是离开一定距离。余秋雨长期生活在上海这样人口高度密集的城市里，在获得名利的同时，他也受到了许多超乎常人想象的伤害。而深圳则是人口“大沙拉”，人们来自天南海北，英雄不问出处，各自为生存忙碌，顾不得管别人的闲事。因此，深圳正是这种伤痕的最好抚慰处。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按道理来讲，余秋雨的书卖得这么火，也算是一位大学者，他的到来本应成为一道风景线，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但奇怪的是，仅是媒体把他的到来作为“深圳不是文化沙漠”的论据，而整个社会却毫无反应。这也是深圳这个城市性格中的一个有趣现象，即“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文化回归到它的本位上去，这个本位就是“吃饱了撑的”。

从中国古代的三皇五帝到现在，特别是在中国处于农业社会之时，文化只是宫廷中的消遣，皇帝和达官显贵吃饱了没事干才有工夫去欣赏文化。从李白到后来的文人，哪一个文人不依附于权贵，又有哪一个文人不依附于朝廷？“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皇帝呼来不上朝，自称臣是酒中仙。”这都是发牢骚之语。皇帝真要用他了，他马上精神振奋，“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那时的《将进酒》之类也全是牢骚之作，这其实是一种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是中国文化人的悲哀。

我属于哪类文化人

记：您觉得自己属于哪类文化人呢？

王：我是处于过渡状态的文化人，这可能与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有很大的关系。

第一，我是解决了生存问题的文化人；第二，我是继续以文化为业的文化人，尽管这个文化带有很大的经济成分，但我一直都把追求文化作为自己生命中最崇高的目标。你们所了解的，只是靠给企业做策划吃饭的我、作为学者与商业结合得很成功的我。其实，这只是冰山一角，我开拓这种生存方式是想给中国的知识分子探索出一条路，这条路就是第三种生存，即出污泥而不染，在自尊、自立、自强的前提下，能继续追求自己的文化。我一直是这样做的。为什么现在我躲在水帘洞里，二郎腿一跷，就有老板们鱼贯而入，听我怎么讲，照我说的办呢？这就是文化的力量、知识的尊严。

当然，这可能也同我的经历有关。我始终处于一种主动的地位，为老板师，而不是由财大气粗的老板来规范我。在这种前提下我们就有可能做两件事：第一，给文化、给知识张目；第二，牵着老板从庸俗走向高雅。这两点我们都做到了，但目前还不够。因为只有少数人这么做是不够的，必须在全社会大范围地做，唤起文化人千百万，发挥我们每一个文化人的影响。

那么，什么样的人是文化人呢？我认为有两种：一是靠文化生存的人，文化是一种职业。这种人中值得称道的是巴金，他在计划经济时代也从来不要工资，单靠自己的稿费吃饭，这一点我很佩服。他靠什么？靠的是实力，一般人是做不到的。而最高层次的文化人，靠自己的精神和影响推动社会前进，这才是真正的文化人。很多人都想成为这样的昆仑、北斗，能达到这个高峰的却极少，但它并不妨碍人们朝这个方向努力，这是一种精神的跋涉，一种灵魂的拷问，一种对美的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的文化人是一个民族的良心，是一种社会操守的倡导者、率领者。从这个角度来看，你的这个题材可以成为大作品。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在拷问每一个文化人，试问，13亿中国人中的3亿文化人哪一个没有经历过这种血与火的考验？

文化人的追求

记：我采访过余秋雨，感到你们的不少东西有共同之处，包括你们的这种行为即儒家所讲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您刚才提到的传道、授业、解惑，他也有这种想法。尽管在一些场合有人骂他像电视台的鞠萍姐姐，但他不管是走到哪里，都在传播他的思想。我认为，您的行为也带有这种特性，当然您不仅是通过语言，还有行动。

王：我认为，其共同的东西叫水满自溢，像这个杯子，我们把水不断地注入里面，它就会流出来，浸盈到周围。有的人具有的东西可能一杯水就差不多了，有的人则可能还有大量的水，在这种情况下，他要普济众生，是很自然的事。

记：在这一点上，你们所推崇的东西和我所在的圈子里所推崇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就像一般情况下儒家的东西在中国文化史上属于正派，而道家的东西属于邪派一样。搞美术的归于邪派，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管什么兼济天下的事，连独善其身都不会考虑，他们崇尚的是一种快乐原则，他们的一些后现代的东西更是如此。

王：诗人是比较脆弱的人群。他们不像海燕、高山的松柏一样是经过雷霆火闪后生存的。诗人的东西是一种灵性的暴露，他也要水满自溢，他也要把自己内心的东西表达出来，但这种表达基本上是一种不经社会锻铸的自我表达。从这个角度讲，在这个变化的时代，诗人是很脆弱的。当社会不需要诗的时候，诗人就变得非常可怜。有位大诗人跟我说过一句话：诗歌使文学浅薄。我理解，因为诗本身的表现形式多样，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很容易使一些连文字都没有过关的人，自认为能写出好诗来，而且他可能还会声称自己创造了新的流派。

记：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不大赞同他的这句话。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现在，中国真正比较前卫、有冲击力的思想最早都是从诗开始的。

王：他这句话的意思，我是这样理解的，他本来是一个很有造诣的诗人，为什么他要自残手足呢？就是因为这个行道太容易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了。像当时郭沫若很痛苦地讲到屈原时，说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他是在叹惜真正的栋梁反而毁弃了，那种破砖烂瓦却像雷一样地鸣叫。我现在从事的策划这个行业也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也有这个问题。有些人抓着自己的头发向上飘，也可以蒙蔽一些人。他自己砸了牌子后，人们就开始质疑，产生出对这个行业的否定，所以，我们给自己定了个原则，即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我们是不能出问题的，如果我们出了问题，那这个行业真是没戏唱了，因为在这个行业中有很多人是极不负责任的。

记：诗歌界也是如此，有一大批瞎混的人，我昨天还写了一篇文章，把这种人臭骂了一顿。从20世纪80年代起，诗歌界连续出现过诗人发疯、自杀、杀人的事件。这样的东西给人们尤其是给年轻人带来了很不好的影响。

过渡时期的文化人

记：刚才您提到您是一个处于过渡状态的文化人，“过渡”这个词很有意思，过渡到韩愈所述境界的这个过渡期，可能正好是中国文化人的转型期，中国文化人所必须要走的一段路。您认为，在深圳，成功的文化人能不能对中国文化人的这种过渡起到一种推动作用？

王：深圳是中国的深圳，这个问题拷问的应是全国，深圳只是先导性的。我看待任何问题，从来都不用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方式。我不会过多地批判深圳，我也不会过多地恭维深圳，因为存在即合理。我希望通过这个讨论，你能拔出萝卜带出泥，围绕这个问题发散开，使每一个人包括商人们，感到文化原来与自己也有关联，使人们向往文化，哪怕只是附庸文化。附庸虽然仍是一种庸俗的表现，但比起那种整天陷入酱缸一样的状态，它毕竟是一种进步。

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文化中可谈论的题材是非常多的，文化会是一个热门话题，而且肯定是大题材。只是我们没有把它呼唤出来、整合起来，没能体现出文化的力量。文化的力量与商业的力量是不同的，商业的力量是金钱，文化的力量则是一种呼应、一种号召。

记：您到了深圳，经过了与商业的对接，这对于摆脱中国文化人惯有的依附性有什么作用呢？

王：我想，我个人的实践，应该能圆满地回答你的这个问题。但我认为，目前它的作用还是有限的，毕竟只是我个人解决了这个问题。只有当整个中国有更多的人解决了这个问题时，才是一种革命性的变化。

记：从这个角度讲，我也不认为单个人就可以改变中国的状况，这是不可能的。但深圳是否提供了这样的一种文化榜样及导向？

王：我不认为是深圳提供了这样一种导向，而是人的行为本身，有意无意地提高了深圳的层次。因为人们所做的，在北京、上海、成都甚至其他任何内陆城市都具备这种可能性。比如贾平凹，他在陕西生活得很舒服，他的《废都》出来后，别人看到的只是表面上的一些争论，而我看到的则是被惯坏了的文化人的失落，是文化人用“手淫”的方式对社会的报复。我不是针对个人德性的好与坏，而是指当一个人处于一个行业领头的地位时，他的意识和行为，就代表了人们对于这个行业的感受，就相当于风向标。

新形态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记：那么，您能不能概括一下，深圳这种形态的文化对中国文化有哪些贡献？

王：我认为，在文化方面，深圳至少能够提供以下几点：

第一，它没有过去的思想包袱和负担，更像一个朝气蓬勃的小伙子，初生牛犊不怕虎，敢于提出很多新颖的东西来，可能这种东西略显浅薄，但这种东西对整个中国的文化有启迪的作用。

第二，它是一个移民文化，如果说广州是一煲粥，那么，深圳则更像一盘水果沙拉，看起来是在一个碗里，但一个是一个。人们来自五湖四海，但不管他的原始目的是什么，他都有一个赤裸裸的目的——挣钱。“时间就是金钱”确实是深圳的真实写照，人们的生活节奏特别快，这也造成了前面所说的人际关系的疏离。常有人问我广州好还是深圳好，我回答无所谓好坏，广州就像一棵老榕树，根深叶茂，但它也有很多枯枝败叶；深圳像移植过来的一个盆景，非常工整、漂亮和精致，但根基很浅。从这个意义上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关键看你选择什么。

第三，深圳是新建城市，最早接触并向世界学习，具有超前性，对全国来说，有借鉴意义。

第四，深圳给不少中国的知识分子、文化人提供了一个学会独立生存、通过市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重要实践场地，一个与市场对接的跳台和跳板。

我对今天深圳的文化尚不过于乐观，因为文化必须经过积淀，要像百年老酒一样窖藏，但我对明天深圳的文化倒是十分看好。我相信，一种有潜质的东西假以时日，一定可以变成一种真正的琼浆玉液，它的芬芳自然会弥漫出来。

记：这方面已经有两种观点：余秋雨认为深圳这种地方有可能给文化人开辟一条新路，而且他也已经在这儿买了一套房子，准备做点儿事；梁晓声等人则认为，在深圳有一种灵魂无依的感觉，也有一些文化人认为深圳没有文化，让文化人无法生存下去。

王：你的这个问题很好。其实，他们的回答都是真理，只是各种文化人的特性不一样，因此，他们的回答形成了一种尖锐的对立。

什么样的文化人适合在深圳生活呢？梁晓声所代表的，是一种“稀粥文化”，像一锅熬制得非常好的粥，汤米已经融为一体了，这是一种把自己的生活底蕴作为创作源泉的人，他们就像“安泰”一样离不开大地母亲的怀抱，他们只有在自己已有的文化土壤上面才能生根、开花、结果，找到自己的创作源泉。因此，他的回答是对的，因为深圳是一大盘沙拉，梁晓声同志肯定找不到感觉。那么，余秋雨为什么认为深圳好呢？因为他是另一类文化人，他不需要体验生活，他需要的是“文化苦旅”，他就像远足的僧人一样，取到经后可以把行囊一背，找一个没有人干扰而且资讯发达的地方来整理他的行囊。深圳正好给他提供了一个这样的天地，他当然说深圳好。另外，还有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深圳适合生存能力强的人。余秋雨讲学、出书，这已足够使他体面地生活了，因此，他把深圳作为寓居的地方，他像蜜蜂一样飞出去，采了花粉，再回到蜂巢中酿造他的蜂蜜。但这两种文化形态，无可厚此薄彼。

拿我来说，我既不是纯粹的商人，也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化人。我倒是很喜欢深圳的这种“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状态，没有救世主，组织、社会、政府既不会来关怀你，也不会干预你。在这里，我们追求一种独立的生存。所以，我既不觉得深圳非常好，也不觉得它很坏。我只是寓居在此，也许明天我一拍屁股就走了。

新时代的文化特征

记：在您的话语中，我已经感觉到我们对文化的理解有一些不同了。您刚才说您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化人，前面也谈到“文化就是吃饱了撑的”。但我做这个选题，就是试图寻找这个时代的文化传人，我不认为您不属于文化人，这个时代有代表性的文化人跟传统意义上纯粹的文化人应该是不同的。任何时代的文化都有一种主流的东西，这个时代的主流文化应该是怎样的一种形态？尤其是在知识经济已经到来的情况下，文化人到底应该有一种怎样的形态，是不是应该具有时代的特征？

王：这个问题非常好。

我认为这个时代有三个特点：

第一，市场经济汹涌澎湃，给文化人提出了一个现实的要求，那就是文化人首先必须要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市场经济就像汪洋大海，有许多生活之舟在上面航行，每一个文化人都是自己命运风帆的掌握者。时代给文化人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天地，能不能航行好，关键在自己。

第二，我讲“吃饱了撑的才需要文化”是极而言之的。人类上千年的发展史，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现代社会，人们都是从追求生存、发展，再到追求品位和精神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人们解决了生存问题之后，就是不断提高的过程，人们对文化的渴求以及文化需要的广阔空间给文化人创造了广阔的天地。做不好，不能被社会承认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不怪别人。

第三，在现在这个历史时期，特别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给很多文化人提供了释放和裂变的机会。信息时代和高新科技给白手起家创业的知识分子（广义的文化人）提供了诸多可能，同时资讯媒体的发达使得大量的舞台需要文化人去占领。把文化精品放上这些货架，有价值、有美感的内容将是最稀缺的资源。电视观众动辄上亿，报纸杂志的发行量也有上百万份，这就给文化人释放自己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只要你有本事，就能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只要被社会承认，金钱肯定是顺带的结果。经济基础解决了，你就会有更大的空间去施展、实现自己的文化追求，如此说来，我认为深圳应是比较适合现代文化发展的、实现文化人价值的天地和舞台，比如余秋雨，搞戏剧史的人在这里找到了感觉，我认为是不难理解的。

文化人如何处理文化与商业之间的关系

记：传统的说法是文化人包括从事商业的文化人，我们要重新定义这个时代的文化人。我认为，现在能够代表这个时代文化人形象的应该是像您这样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化人，既能继承文化传统又能够兼容商业的东西。

王：文化人如何处理文化与商业之间的关系，我认为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是用排斥法，你刚才讲到很多诗人自杀、变疯、杀人，除了不被人理解之外就是一个精神问题，就是适应不了这种转折期。

第二种，从文化起家介入商业，而后彻底的商业化，这种文化人已经不能被称为文化人了，他们已经彻底地改行，纯粹经商去了。我也认识很多原来相当不错的文化人，他们现在搞房地产、搞贸易，他们的整个思维、价值尺度都彻底改变了，追求的就是效益最大化、挣大钱，当然，这也是正常的。

第三种，就是我们一直追求并寻觅的第三种生存状态——不仅靠知识、智慧解决了生存问题，而且生活得很体面；自立、自信、自尊、自强，同时又不放弃文化追求，仍旧在进行着文化的创造或者从事着文化产业。

记：通过商业的渠道来创造文化？

王：这可能有两种方式：

一是有的人本来就从事文化事业，但现在是把文化作为一个产业来经营，能量和影响比他当初大多了，因为他的操作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过去文化人的做法多是一种个人行为。但现在通过商业的力量把它放大了，企业行为可以使文化成果产生裂变，在产生更大影响的同时可以产生出巨大的经济效益。这种文化企业家，可能就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文化人了。

二是像余秋雨这样的文化人，自己还在进行文化苦旅、在做自己的文化，但同时，他也已经在商海中找到了别人对他的认同，这种认同可以让他衣食无忧，当然，这也是很多文化人所追求和羡慕的方式。

至于我，我想我是一颗糖豆，外面的一层糖衣是我必须与市场对接，里面才是我的价值追求——文化。这就是我给工作室的定位，既是公司又不是公司，我强调工作室的属性是一个思想研究机构。博士、硕士从全国到工作室来工作，如果挣不到钱，没有体面的生活，我们就不可能进行崇高的探索；但我们又不能完全是公司，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必须以效益最大化作为我们的唯一目标，就会失去我们的方向和价值追求。

因此，我们不完全是公司的定位使我一辈子赚不了大钱，也使我可以尽可能地去进行一些文化上的、思想上的探索，出版书籍为社会提供一些精神食粮，很多人认为我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我说我的目的就是为了教会徒弟，但是不是会饿死师傅就要看情况了。如果师傅被饿死了，那他该被饿死，因为他被淘汰了。我相信，只要我们不断地努力追求，我们就会有更大的空间。

古代文化人的宿命

由于工作的关系，这些年我走南闯北几乎游遍了整个中国，在饱览大自然壮丽风光的同时，让我最感兴趣、最流连忘返的就是那些古代文化人的遗迹。站在这些历史的现场，重走在这些文人或浪迹、或被发配的古道上，吟诵那些世代流传的诗词歌赋、名篇佳句，我在对他们的才华大为惊叹的同时，也对他们的命运深为感叹。

从春秋战国时期一直到满清王朝，中国知识分子的所谓“正途”，其实只有“自古华山一条道”——入仕从政。被后世尊为“圣人”的孔夫子周游列国，是为了找一个可以通过“以道事君”来实现自己理想的君王，同时也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由此“三日无君，则惶惶然”。“亚圣”孟子游说列国君王，也是想以王者师的身份，辅佐君王以“仁义”治国，使自己得以安身立命。骄横恣睢的君王，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他们最后只好退而传业授徒、著书立说。但不管仕途多么艰难，处于那个漫长时代的知识分子，总是以“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为人生梦想，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为人生目标，以“文死谏，武死战”为人生价值，因为唯有如此，他们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理念——光宗耀祖，扬名显亲，泽被后世。传统社会中的价值排序是“立功、立德、立言”，排第一位的是“立功”，之后才是“立德”，两者都不能实现，不得已才去“立言”。

纵观数千年中国士人的命运轨迹，不难发现，他们其中的绝大多数人几乎从未摆脱过悲剧的阴影。除了极少数的贤相之才遇到了明君，在一定的局限之内，为社会、民众做了一些贡献外，就大多人数而言，他们或入仕从政，蝇营狗苟；或落泊江湖，西风瘦马；或混迹青楼，放浪形骸；或揭竿而起，落草为寇。

是谁在导演这一幕幕的悲剧？这些悲剧对中国士人的性格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以下几位文人的故事或许能带给我们诸多的启示。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前几年，我经常受邀游走于长江两岸，工作之余，我在长江头的四川拜访了李白的故乡，也在长江尾的安徽凭吊了李白的陵墓，以致再读这位大诗人的诗篇，亲近中总是夹杂着一些凄凉的味道。

李白，这位才华横溢、志存高远的天才诗人，“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力抵卿相”。四川江油太白祠下的李白故里山清水秀、灵气氤氲，站在这里，缅怀诗人当初辞亲远游、仗剑去国的冲天壮志，不禁让人思绪万千。李白25岁出蜀，目的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入将出相、事君报国、济利苍生。

只可惜，此时的唐玄宗已不是当年那个任用贤相、励精图治、开创“开元盛世”的李隆基了，而是耽于声色、奢侈荒淫的唐玄宗。他心里想的既不是大唐江山，也不是黎民百姓，而是那个“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玉环。他已经昏庸到把最后一个贤能老相张九龄赶走，而让嫉贤妒能、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和出身市井无赖、善于谄媚钻营的杨贵妃的叔伯哥哥杨国忠先后当了宰相。

也许是李白并不知深宫内情。四处奔走的他，依仗自己的诗文才名，一时隐居于终南山，结交玄宗的宠婿张垍，希望得到他的援引；一时又上书且前往拜谒以奖掖后进闻名的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兼襄州刺史韩朝宗，表示“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也是希望得到他的引见。这些都落空之后，在他42岁这一年，似乎时来运转，由好友——道士元丹丘通过玉真公主引荐，他终于被玄宗征召入京，并赐翰林供奉（在天子左右供职的翰林）。初到时，天子“降辇步迎”、“置于金銮殿，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潜草诏诰”。试想，皇帝随时向他咨询国政，又请他秘密草拟诏书，这是多大的重用与恩宠！但这些都是皇家的虚应故事，唐玄宗只是想用他的诗情文采点缀他与杨贵妃的缠绵艳情。

一日，唐玄宗携杨贵妃到沉香亭前观赏盛开的名贵牡丹，乐师李龟年带着一群梨园弟子正准备献歌助兴，唐玄宗说道：“赏名花，对妃子，哪能用旧歌词！”于是命李龟年宣李翰林即刻制作新词。正在“长安市上酒家眠”的李白，还“宿酲未解”，迷迷糊糊地写好歌词交给了李龟年。“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这就是李白一生中少有写得令人销魂的艳丽之词《清平调》之三首。可见，狂傲不驯的大诗人，对这位多情好色的皇帝也不能不委曲侍应。但即使如此，他的闲散翰林当了不满两年，还是被皇帝身边的小人诬陷了。唐玄宗对他总算是宽大处理，没有贬逐杀戮，而是“赐金放还”（给几个钱打发走了）。

从此，这个曾一心想效法管仲、范蠡、张良、诸葛亮等名臣良相，辅佐君王、建功立业的诗人，只能浪迹于江湖，寄情于山水，以诗酒消愁了。

于是便有了两湖“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诗句；庐山“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壮景；黄鹤楼“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的感叹；天门山“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的壮丽。

但李白毕竟不是一个忘情于山水之人。他虽一度消沉，到处求仙访道，并说“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但当他看到李林甫、杨国忠这些奸佞之徒掌握了大权，官吏贪渎，边将横行之时；当他得知安禄山预谋造反，而皇家却一味娇宠之时；当他目睹杨国忠为邀功两次讨伐南诏，导致数十万官军覆没，百姓流离涂炭之时……他忧心忡忡，寝食难安，却也只能在诗歌中讥讽感叹。而当他的朋友北海太守李邕及刑部尚书裴敦复这些有功的俊秀之士竟被李林甫诬陷、杖杀时，他似是悲愤、哭嚎着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坟头三尺蒿棘居。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他似是已心灰意冷了：才俊之士都有如此的下场，自己这个早就想引退的人还追求什么功名利禄啊！

可是，拳拳报国之心难以割舍。安史之乱爆发之时，李白正流浪于中原，在携妻子逃难南行的途中，当他得知叛军攻陷长安，唐玄宗仓皇出逃四川时，一下子就从酒醉与颓放之中惊醒了过来。“申包惟恸哭，七日鬓毛斑。”为了报国，他愿效法申包胥于秦庭做七日之哭，可惜愁白了头发却无报效之门。正此时，被唐玄宗任命为江陵大都督的永王李璘率平叛大军到了浔阳（今九江），三次征召了李白，刚到庐山的李白也认为机会终于来了，于是精神抖擞地投身于拯救国难，当了永王的幕僚。此时唐玄宗宣布退位，成为太上皇，太子李亨在甘肃灵武即位，是为肃宗。新皇帝怕弟弟永王功高权大，将来会威胁到自己的皇位，于是发诏书命他去四川觐见太上皇。永王不从，于是他的平叛大军反成了叛军，部将畏罪作鸟兽散，永王也被急于向新皇帝表功的地方官员杀掉。一直梦想建功立业的李白糊里糊涂地被投入了大狱，被友人救出之后，又被放逐到了夜郎，半路遇赦得还。舟经三峡时，他挥笔写道：“朝辞白帝采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是我们的大诗人留下的最后的欢乐诗篇了，不久他就在穷困潦倒中客死于安徽当涂。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一代诗仙尚且落得如此下场，又何况那些寻常文人呢？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中国古代文人有“三士”——第一个“士”，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第二个“仕”，加个“人”字旁，由士变成了官，叫做“学而优则仕”；第三个是“隐士”，归隐山林，不肯同流合污。

因工作室业务的关系，我曾驰骋于江西的长江沿岸，于是，我便有幸“结识”了中国古代最为有名的隐士文人——陶渊明。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陶渊明最有名的文章可能就是这篇《归去来兮辞》与带有强烈农耕文明时期乌托邦色彩的《桃花源记》了。北宋大文豪欧阳修甚至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而已。”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有名的田园诗人。他幼年丧父，家道中落，贫困交加。其实年轻时，陶渊明也是一个理想远大、积极进取之人。对社稷，他渴望能建功立业；对家族，他希望能重振雄风——他双亲的祖上都是声名显赫之人。在他的《精卫衔微木》诗中，没有闲情逸致，有的只是积极进取的自勉；在《咏荆轲》一诗中，从他对荆大侠舍生取义精神的热烈赞扬，也看得出他的一腔热血。在这种积极进取精神的指引下，陶渊明步入仕途，曾经做过祭酒、参军、县令等一些小官，但可惜的是，他身处东晋向南北朝更替的年代，东晋王朝已无力控制混乱的政局，吏治腐败，公正不存，门阀森严，仕途不畅。最后他勉强出任彭泽县令，本是希望能有一块官田，收些黍谷，酿酒自欢。但谁知官场的潜规则令他毫无作为，上司的苛敛骚扰又让他穷于应付。已年过四十的陶渊明，见前途渺茫，只好找了一个“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堂皇理由，挂冠而去。

早年的陶渊明就有爱好自然的一面，所以，在政治理想破灭之后，他选择了洁身守志、栖身田园的道路。

“引壶觞以自酌，眇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翘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自此之后，他老人家就是在曲曲折折的山谷、高高低低的山丘、欣欣向荣的树林、叮叮咚咚的泉水中寻找此生的真意了。

虽栖身田园，陶渊明仍无法逃避现实，自然灾害与社会动乱依然困扰着他。现实的黑暗、丑恶，自身经历的痛苦与艰辛以及农村的凋敝、荒芜，更引起了诗人的深思。他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出路，只能寄希望于理想之境界，希望有一个没有压迫、人人平等、自食其力的桃花源式的理想社会，于是就写出了《桃花源记》这样的名篇。但它只是基于一种对幸福、安定生活的向往，他自己当然不可能进入这样的人间仙境。

冲天香阵透长安

2001年，应西安市委之邀请，我得以深入“九朝古都”西安，对这片人文厚重的沃土进行深度挖掘。

在梳理这座千年古都的历史人文之时，一个人的命运令我深思——他就是黄巢。咸阳的乾陵西侧有一个黄巢沟，是当地人民为了纪念黄巢而命名的。关于黄巢起义军的诸多故事也一直流传至今。

唐朝末年的黄巢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铤而走险的一个典型。《新唐书》说黄巢“世鬻盐，富于赀”，彼时的盐业比现在的房地产行业还要暴利。在传统的农耕社会中，各行业的价值排序是士、农、工、商，商人虽富有，却没有社会地位。心性甚高的黄巢怎能忍受世人对商人的如此白眼，于是他发奋读书，希望经过十年寒窗苦学，可以高中进士，以报效天子、造福百姓。可惜其时运不佳，次次乘兴而去，却回回败兴而归，一而再、再而三的名落孙山。黄巢的愤懑、不平之气渐渐显露了出来，其《题菊花》一诗中写道：“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

时值唐朝末年，各种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皇家承平日久，天天歌舞升平，前朝覆灭的惨剧经过近三百年岁月的冲刷，在太祖、高宗后代儿孙们的脑海里早已荡然无存，江山社稷似乎可以与天地共存、与日月争辉。其实，帝国的内部早已腐烂透顶，官僚机构急剧膨胀，蝗虫一样大大小小的官员和他们的部属们打着天子的旗号，以国家的名义对百姓敲骨吸髓，百般盘剥；农民的命根子同时也是帝国之基础的土地逐渐集中于贵族、官僚及大大小小的地主之手，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为居无定所的流民；朝廷内部宦官集团与文官集团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搞得你死我活；边境重镇，手握重兵、大权独揽的藩镇诸侯们个个居心叵测、蠢蠢欲动。李唐王朝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摇摇欲坠。

黄巢除了喜欢读书，还喜欢盘马弯弓，结交四方豪侠之士。他是想干一番事业，才会频频出入科场的。但多年的科场失意，最终让黄巢忍无可忍了，在他所写的《不第后赋菊》诗中，其不平与愤懑已变成了阵阵杀机：“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首气魄宏大、杀气十足的菊花诗的影响很大。据说，元朝末年朱元璋造反时还将之借鉴了去——“百花发，我心发。我花发，都骇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

黄巢这个屡试不第的“秀才”，终于被“逼上梁山”，率领数千人造反了，他自称“冲天大将军”。这支大军从山东南下，经淮西、浙西，进福建，入广州，然后又回军北伐，转战十余省，后下洛阳，占长安，即皇帝位，国号“大齐”。其后又被官军围困，撤出长安，东下中原，最后，黄巢在泰山脚下兵败自杀。

这位书生在十年之间掀起了一个铺天盖地的大旋风，却又于倏然之间梦幻破灭般地消逝了，千秋功过，留与后人评说。

路长人困蹇驴嘶

中国的不少城市都有湖，但若论起湖来，最能令人浮想联翩的恐怕只有西湖了，因为西湖在湖光潋滟之余，还蕴藏着浓郁的人文因子。而说到西湖，人们自然就会联想起大文豪苏轼。当年，我到广东惠州的西湖一游时，偶然间读到了原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现代著名书法家赖少其的一首游惠州西湖的诗：“西湖复西湖；再放海南岛，终于死归途；若是媚俗辈，何来诗千古。”这首诗正话反说，意味深长，不禁使人联想起东坡居士那屡遭贬谪、千里奔袭、路长人困、富于传奇的一生。

惠州西湖与杭州西湖都与“才高八斗，风流倜傥”的苏东坡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位宋代的大文学家，曾被贬谪到惠州待了三年，并在惠州西湖岸边留下了爱妾王朝云的墓及一座“六如亭”（所谓“六如”即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

今天的惠州西湖在北宋时被称为丰湖，苏东坡是最早称丰湖为西湖的人。苏东坡死后，人们就逐渐将丰湖称为西湖了。六如亭的亭柱上有一副楹联，不知是否真的出自苏东坡之手。这副楹联是：“不合时宜，唯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这副楹联既有对爱妾王朝云的怀念，又饱含了对诗人一生坎坷际遇的感叹。

每次面对景色旖旎、风情万种的西湖，我于情不自禁之中都会回味起东坡居士那首脍炙人口的诗——《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林语堂先生曾赞叹说：“西湖的诗情画意，非苏东坡的诗思不足以极其妙；苏东坡的诗思，非西湖的诗情画意不足以尽其才。”林语堂只欣赏到了苏轼的文采诗思，其实，苏轼还是一位务实而有作为的官员。他每到一地，都会惠民建树。比如，在杭州时，他不仅于大灾之年请朝廷减免贡米，挽救了数以万计人的生命，而且还主持大修了西湖的水利工程，使葑草咸水为患的杭州，变成了“人间天堂”。

苏轼是一位性情耿直、豪放的人，经常无所顾忌地在诗词中畅论自己的政见，抒发自己的不满，但也正是这种性格屡屡为他惹祸招灾。他自己曾说：“吾一生典八州”（一辈子在八个州做过主官、属官或闲官）。确实，苏轼的一生就是在多次入朝、贬官、再贬官、再入朝中度过的，饱尝宦海沉浮之苦。但也就是在这沉浮之中，显示出了他人格的可贵。有些历史学家把他说成是保守派，理由是他曾经反对过王安石的变革。但实际上，当保守派重新掌权、对新政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废除时，苏轼却坚决地反对，他认为，推行中已经证明确实利国便民的新政，不管是谁倡导的，都应继续实行。

为此，他又一次被贬逐于外地。他最后一次被贬，是从边远的惠州到了天涯海角的儋州（在今海南岛西部）。就是在这个他几乎因贫病交加丢了性命的蛮荒之地，他还在《和陶劝农》诗（依陶渊明《劝农》的诗韵所写）中写道：“咨尔汉黎，均是一民。鄙夷不训，夫岂是真。”历代封建朝廷及官府对海南岛黎族的政策是非“剿”即“抚”，而东坡先生却提出，汉族、黎族是一样的百姓，是平等的，歧视黎族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此外他还劝黎族兄弟们要学习种植稻谷。在那个时代有这样的观点，是很了不起的。可惜的是，他被从海南岛召还时，已经６５岁了，且于第二年就病逝毗陵（今常州）。

立于长江岸边，俯瞰滔滔江水，眺望如画江山，遥想当年的东坡居士，心中总是情不自禁地涌出他的豪放诗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最令人心驰神往的还有东坡居士于初秋那个幽静的夜晚，驾舟畅游于赤壁之下的长江水面时写下的千古名作——《赤壁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

年轻之时，苏东坡与他的弟弟苏子由路经渑池，在路上他们骑的马死了，于是二人骑着瘸腿的驴到渑池的一座寺院寄宿，并在寺壁上题诗。若干年后，苏东坡又经过此地时，当初接待他们的老僧已逝，寺里为老僧的遗骨修了一座新塔，而当年东坡兄弟题诗的墙壁上后加的泥皮已经脱落，旧日的题诗又露了出来。他在百感交集之中写出了如下的诗句：“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知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或许，用这首诗来描述苏轼的坎坷一生是最恰当的。尽管他是旷世奇才，文坛泰斗；尽管他为官清正，政绩卓著；但他却依然无法逃脱一次次地被贬官、被放逐的命运，他一生之中的多数时光都跋涉在艰险崎岖的路途中。他迷恋老庄，崇尚禅宗，只是要为自己在苦闷与压抑之中寻求一条解脱之道。表面看来，他旷达乐观、诙谐幽默，但谁又能读懂他内心深处的痛苦呢？有诗为证：“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一代英才、千秋巨星落得如此境地，怎不令人扼腕叹息！

从屈原、陶渊明到李白、杜甫，从黄巢到洪秀全，从苏轼到辛弃疾，一代代的中国文人为什么会反复重演着这种种人生的悲剧？这是因为他们从未获得过独立生存的空间与自由，他们只是依附于专制体制之上的“毛”，因此他们无法摆脱自己的宿命，而这一宿命又决定了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依附性、软弱性及其他种种局限性。

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为中国知识分子摆脱历史的宿命提供了一个良机，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再去犹豫、抱怨、蹉跎呢？有什么理由不满怀热情地投入其间，去体验、去创造、去推动呢？

谈到这些年的最大感受，我常说：“感谢时代，让我们躬逢中国千年未遇之变局。20年的时间，我们经历了前人不曾经历过的风云，或者可以说，我们活一辈子相当于前人甚至于后人的几辈子，值！”

新时代文化人的抉择

在我们讨论“谁是文化人”这个话题的时候，以网络、IT产业为代表的知识经济的浪潮已经以雷霆之势席卷了整个中国，数字英雄们一夜之间成为了亿万富翁的神话，令很多人特别是北京的新闻界及中关村IT业的人士们欣喜若狂，一些知识分子们甚至欢呼“知本家”的时代到来了。

有感于此，1999年8月在深圳召开的知识经济论坛上，我首次提出了“财智时代”这一概念。

走进财智时代

为什么是财智时代？财智时代是相对于西方知识经济时代的中国式解读。当西方已经完成工业化进程、昂首走向知识经济时代时，古老的中国像一条正在穿越时空隧道的巨龙，尽管龙头已经开始与世界对接。

伸向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但龙身却还在工业化的过程之中，龙尾则尚处于落后的农业文明时代。巨龙翻身，三种文明同时升腾、激荡。在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并存的中国，出现的是一个既非纯粹的知识经济时代，也非往昔财为主、智为仆的财富时代，而是一个财智平等、以财求智、以智生财、财智相融的特别时代——财智时代。

它的一个简单标志就是，知识由经济的配角变成了经济的主要推动力量。过去，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是作为社会的一种附庸和陪衬而存在的。在漫长的社会演化历程当中，知识分子是一个无根阶层，从来都没有自尊、自信的本钱。

我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知识如何才能成为经济？拥有知识的人，如何才能成为主流社会的代表？如何才能确立自尊、自信、自立、自强、自持这样的“五自”？如何才能改变千百年来形成的文人无行、同室操戈、文人相轻等种种弊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知识经济给今日中国送来的第一份大礼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找到自信了。

面对新时代的壶口瀑布

作为一个下海二十年的知识分子，我常常由衷地庆幸：庆幸自己，遭遇了一个非常伟大的时代、一个数千年未遇之大变局。这个时代，就像万里黄河一样，历经九曲十八湾，来到秦晋高原的壶口，平缓的巨流慢慢聚拢，突然间水势骤变，奔腾直下三千尺，挟泥裹沙、波涛翻滚，气势磅礴，声闻数十里，可谓“滔天巨浪从天下，奔腾万里任自由”。

下海的时间越长，对社会的感悟越深，我就越发强烈地感受到：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能够与今日相比的，只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那时正是中国社会的政治格局、文化生态、经济形态以及与之相匹配的价值取向、道德规范，大转型、大碰撞以及重新调整、塑造的时期。而正是这种转换所带来的“混乱”，使得各路诸侯、各种利益群体，尤其是所谓的知识精英有了广阔的博弈空间与选择的可能，于是才产生了斗智斗勇的合纵连横。政治上，群雄竞起、逐鹿中原；文化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于是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文化高峰，才有了光照千古的诸子百家及其伟大实践。那些为各路诸侯称霸或自保而设计的形形色色的理论与实践，沉淀之后，客观上就构成了中华民族赖以立基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之源的主要部分，虽然是宝藏与泥沙共生，但时至今日，其依然熠熠生辉、光彩夺目。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中国社会就像一条平缓的河流，虽然遇到过险滩窄谷，也遇到过一些波澜，但都不至于翻天覆地，社会政治及生活形态周而复始。与此相适应，知识精英也大都是“述而不作”，诗人、墨客吟咏的，也多是人生际遇的感慨、作客他乡的愁绪、离别的伤感、望穿秋水的情思。士大夫中有才华又有抱负的人，虽然也提出过一些独立的思考、超越的理想，但很快就被各种方式的统治之术压制下去了。人们都承认自己是孔孟之徒，可是人们离真正的孔子、孟子以及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这些独立思想家的峰峦却是渐行渐远了。

改革开放之后，知识分子又遭遇了一个更宏伟、更气势磅礴的黄河壶口：经历了漫长帝制时代的半停滞状态，经历了一百多年来反对外族入侵和内部压迫的革命斗争，特别是经过了新中国数十年的艰难探索，中国终于从闭关锁国走向了改革开放，从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走向了“韬光养晦”、全力以赴搞好经济建设，从僵化死板的计划经济走向了灵活开放的市场经济，从一个几乎只能纵向传承文明的时代走向了犹如喇叭口一样的交融互动、八面来风的新时代。正是由于经历了这样的大转型、大碰撞、大调整、大整合，沉睡多年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时代。

站在新时代的壶口瀑布，我们能强烈地感受到两股强大的力量：一个是财富，另一个是智慧。放眼今日之中国，财富浪潮“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民众压抑了数千年的逐利之心像火山爆发一样喷薄而出，人人都追求财富，个个都渴望财富。市场经济无形之手以不可思议的神奇魔力迅速改变着古老中国的方方面面——经济、文化、政治意识、价值观念、法律制度、审美趣味、道德原则，个体生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选择路径及发展空间。

当新时代的壶口瀑布以震天撼地的气势在我们面前展开的时候，一个历史性的课题也摆在了每一位文化人或知识分子的面前——在这个数千年未遇之新时代，知识分子当如何确立自己的人生方位？如何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创造方式、发展方式？又当如何实现自我生命价值以及文化价值的最大化？

探索文化人的独立生存之路

有人问我，为什么敢于舍弃新华社这块金子招牌光着屁股下海时，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自认为是知识分子中比较优秀的一员。如果连我下海都失败了，说明中国知识分子没有救了；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救了，中国就没有救了。如果中国都没有救了，淹死我一个人又算得了什么呢！”这虽是调侃之语，却也是我的真心话。

客观而言，促使我毅然下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希望通过自己的亲身探索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蹚出一条新路——一条改变中国文化人数千年历史宿命的新路。

幸运的是，我没有被淹死，而是带领我的团队走通了这条路——我把它称为“第三种生存”。也就是既非入仕做官，也非单纯经商。而是以商业咨询的方式进行文化研究和文化传播，凭借智慧和文化的力量在赢得财富的同时，也赢得尊严；既创造物质财富，也创造精神财富的路径。

而在这一过程之中，尤其是在《大盘时代》出版之后，有人曾指认我是房地产商的帮闲，甚至说：王志纲要申请“知识分子”、“哲学家”、“思想家”等称号，我坚决驳回。实际上，大家争论的核心还是：谁是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中应如何定位？这的确是一个历史性的课题。它不仅关乎每一位知识分子的命运，也关乎一个民族的命运。

在探寻这一课题之前，我们必须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定义文化人。首先要说明的是，我这里所说的文化人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是一个与知识分子具有同等内涵的概念。但广义并不意味着含糊，一个科学的定义必须反映出事物最本质的属性，由这种最本质的属性所决定的事物一定具有特定的外延或边界，而不是漫无边际。此外，一个科学的定义还应体现出特定时代的要求。那么，在新时代下，我们应如何重新定义文化人呢？

文化人形态的多样性

文化人的定义，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一百个人可能有一百种说法。按照《辞海》的解释，文化人是读书能文的人，知识分子是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按照这种定义，连小学生都是文化人，因为他们也会读书、能作文；老板们则成了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因为今天成功的老板，不仅要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而且一定要会动脑子。显然，这样的定义没能抓住文化人或知识分子最本质的属性，宽泛得没有边界了，也没能反映出当今时代对这一群体最本质的要求。

那么，文化人或知识分子究竟应该怎样定义？

我所理解的文化人，就是以文化求生存、以文化为职业、以文化处世立命的人。

有文化的人就是文化人吗？未必。如果他不是靠文化求生存，而是靠文化之外的东西谋生的话。

有知识的人就是知识分子吗？未必。如果他不是靠知识处世立命就不能算。

在计划经济时代，体制内有文化人，而体制外没有文化人。因为只有在体制内，人们才能从事各种文化工作，才能从事知识的传授或传播工作。因而，所有的文化人，教师、记者、编辑、文艺工作者……都是领工资的，都是被体制“圈养”的。而文化人一旦被排斥到体制之外，即使是像王蒙、张贤亮那样有文化的人，也只能是右派或“四类分子”，而不可能是真正的文化人，因为他们只能靠体力劳动来求生存，而无法以文化或知识来安身立命。

自古以来，体制内部对文化人的容纳总是有限的，更多的文化人只能游离于体制之外。那些体制外的文化人，靠的只能是家有良田数百亩、商铺一两间，或者有亲属做官，若完全靠自己以文化谋生，生存将是异常艰难的，于是，中国文化人才有了演绎不完的悲剧。

改革开放以后，文化人的形态变得越来越多样化，越来越复杂。体制内有文化人，体制外同样有文化人；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体制内的文化人将会越来越少，体制外的文化人将会越来越多。

按照我的说法，文化人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圈养动物”、“放养动物”、“野生动物”。所谓“圈养动物”，就是体制养起来的文化人，如教育、文化、科研等机构中完全靠工薪生存的教育工作者、文化工作者、科研工作者等；所谓“放养动物”，就是在体制的保护和控制下觅食的文化人，如政府主管的各类媒体、各类演出团体中的编辑、记者、编导、演员等；所谓“野生动物”，就是在体制之外，完全靠自己到市场上觅食的文化人，包括策划人、媒体人、音乐人、电影人、广告人、创意人、娱乐明星等，还包括在非公有制企（事）业单位工作的白领阶层。除此之外，还有一类文化人则是如易中天所自称的“偶尔出去打点野食”的“圈养动物”。他们是脚踏体制内外的两栖文化人，一边拿着国家的俸禄，一边享受着市场的风光，最近自我加冕、集体亮相的“中国十大智库”里的智囊们，也属于这类两栖文人。

正是文化人形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导致了一场场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不少自称为真文人的人，俨然以卫道者的身份，指责那些走出体制外的文化人有辱斯文、不配再做文化人；而那些下了海的文化人反过来又嘲讽那些处于体制内的文化人的穷酸与迂腐。

从下海至今，尽管我一刻也没有放弃过对文化的追求，但亦同样面临着归属的困扰——我究竟是不是文化人？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当我说自己是文化人的时候，反对我的人站出来说：“你说你是文化人，可是你下海了，而且是在以商业的方式挣钱。”甚至有人说我是“老板们的帮凶”、“房地产商的帮闲”、“文人的叛徒”。但支持我的人则说我是“文化大师”，说我是在“用先进的文化改造着老板、改造着社会”，或者说我是“文化人的榜样，用自己的行动给中国文化人落实了政策”。多年前，易中天见到我时还感慨地说：“志纲兄，你可是给我们文化人挣了大面子了！”文化人如何赚钱的确是一个问题，时过境迁，现在易中天所面对的各种赚钱机会恐怕已经让他应接不暇了。

文化人或知识分子——一个原本不证自明的问题、一个原本十分清晰的概念为什么变得模糊起来，以致引出了种种纠葛？

其实，仔细一想，知识分子身份的日益模糊恰恰证明了这个时代的伟大与恢弘。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时代，知识分子才有了前所未有的选择权和发展空间，才有了多姿多彩的生存形态。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作为一个群体，知识分子只能在国家意志规定的轨道上运行，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做出任何选择的可能，所以，那时他们的身份识别起来容易而简单。用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如果说知识分子像一个灵魂，过去不管愿不愿意、喜不喜欢他们只能依附于一个躯壳，那么在“万类霜天竞自由”的今天，他们几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选择各种各样的生存方式。

然而，当市场经济已是洪水滔天、几乎淹没了整个中国的每一片土地时，当“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选择空间呈现在每个文化人面前时，我们却发现，还有不少“圈养动物”依然困守在没有希望的孤岛上，或等待着上帝之手的救援，或上演着一幕幕“侏罗纪公园”中的故事。据媒体报道，2006年10月19日，吉林籍作家洪峰的所在单位——沈阳市文化局，在其进行创作时，暂停了其每月两千元的工资，而其身患癌症的未婚妻正需钱医治。一气之下，洪峰公开上街乞讨，以示抗议，由此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有人表示同情，但更多的人表示的是鄙视与指责。

究竟应该怎样看待洪峰的行为？

我的看法是鲁迅先生那八个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这样一个“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时代，文化人如果依然走不出围城，以致身陷困境，就不能不更多地从其自身寻找原因了。我建议洪峰到体制之外、到市场的海洋中去游历一番。我相信，他一定会有惊喜的发现。

也有一类文化人与洪峰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当市场经济的大潮呼啸而来时，他们的脑子转得很快，并迅速跳入商海之中，不仅与狼共舞，甚至比狼更凶狠。他们在毫不犹豫地抛弃了文化人所固有的迂腐的同时，也抛弃了文化人最可贵的良知与操守，成为地地道道的商人，甚至成为为了获取钱财可以不择手段的奸商。

我们也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文化人在敏锐地感知着时代的潮汛，从观念的牢笼中、从体制的围城中、从象牙宝塔中走了出来，走向了海阔天空，用市场化的方式寻求自身文化价值的实现。他们在咨询、广告、传媒、创意、设计、艺术、出版等文化产业领域找到了英雄用武的广阔天地。他们在为个人赢得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为社会创造了文化财富；在赢得自身发展的同时，也推动着社会的进步。

总之，今日之中国，对于文化人来说，既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天地，又是一片混沌初开的天地；既有无数文化人在市场海洋中如鱼得水、如鸟在林，大显身手、创造传奇，也有无数文人仍然在三岔口苦苦地摸索，在困境中艰难地挣扎，甚至在歧途上滑向深渊。

每个文化人，面对前所未有的时代变革，要想求得生存、发展并进而对社会有所贡献，都面临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以及“我要向何处去”的问题。因而，梳理一下中国古代文化人的命运轨迹，中国当代文化人所面对的社会、经济、文化与生存状态以及展现在我们脚下的条条道路，或许对文化人有所帮助。

野生动物，站着的灵魂

前面我已经说到，“野生动物”就是在体制之外，完全靠自己到市场上觅食的文化人。他们有的借船出海，空降航空母舰；有的折腾滩涂，弄得一身污泥；有的驾驶一叶扁舟，出没于波涛汹涌的大海；有的投身于各种各样的企业，“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有的修成正果，有的折戟沉沙；有的风骨犹存，有的人格严重分裂。

两年之前，我在南方一座城市打高尔夫球时偶遇一老兄，初见觉得该人面熟，寒暄之后，才知此君原来就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名动中华的一位报告文学作家，其时，他那一篇篇充满激情、笔锋犀利、鞭辟入里的作品是热血青年们的最爱。当时在一起打球的是一群当地的老板，这些刚从“流氓”变成“绅士”的老板们自然不知此君原为何方神圣，只有我知道他是谁。不过非常奇怪的是，他完全没有“他乡遇故知”的惊喜——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有人记得他。从他的眼睛里，我读到的只有冷漠与拒绝，就像一个混迹于人群的特工突然被人识破了身份一样，尴尬异常。

之后我们又碰见过几次，但因话不投机，未能成为朋友，却反倒比陌生人更陌生。后来，从朋友处得知，这位昔日曾写过诸多颇有正义感、责任感及社会良知作品的作家，不知是看破红尘还是备感失望，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通过关系移民海外。其间，他与一位太子党结为了夫妻，摇身一变成了海外商人，投资房地产。当然，不管他的背景如何，他这个老板在我的眼中，是无法与当地的房地产巨鳄们相提并论的。

不过，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人，一位优秀的知识分子，其人生轨迹为什么会发生180度的大转弯，而且将之前的东西丢得干干净净，不留一点痕迹？他与过去的决裂是因为他对变化的现实不满却又力不从心，还是因为他对中国乃至世界、人类的前景极其悲观，而让“虚无主义”占据了灵魂？在巨变的社会中，这是不是部分知识分子必然的宿命？

前一段时间，工作室的策划人员自惠州回来，商谈项目之余，他们谈及在当地有个大师级的策划人很有名，说此君不但拥有博士头衔，而且还精通阴阳八卦，实践经验也非常丰富。我一听就笑了，这个人我认识，并且我们二人的关系还不错。

此君乃湖南农村人，既聪明，又勤奋。大学毕业后，去了广州的一家报社，两年之后觉得没有意思，又重回大学读了研究生，学哲学。毕业后，他再次到广州的另一家媒体去当记者，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他毅然辞去公职下海，到了惠州。不想运气不佳，折腾了很多年，依旧是两手空空。

一日，偶遇一群广东老板，不知为何，他们聊起了风水。我的这位年轻朋友不知是家传，还是自学成材，总之是对风水颇有研究，于是，他顺势大谈“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没想到一下子就征服了老板们。仿佛灵光一现，他突然意识到这就是商机。自此，这个饱读哲学著作的硕士，为了“稻粱谋”，拼命地钻研长期以来被斥为封建迷信的风水学，并且为了提高业务水平，他还几次前往风水学极为昌盛的香港拜师学艺。不曾想，几年下来，这位头脑灵活的小老弟居然成为了房地产界小有名气的风水先生，经常可以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看见他矮小、敦实、敏捷的身影。

解决了生存问题之后，这位小兄弟见策划行业因不少策划人的垮台而有过街老鼠之嫌，便非常敏感地与他人一起搞了一个国际×师的认证活动，即只要通过他们的培训、考核，就可以获得一个国际×师的资格证书。于是，他这个风水先生摇身一变又成为了认证国际×师的重量级培训师，并且理论实践皆有之。

对于这位小伙子，有一点我非常欣赏，那就是他能够顺应环境的变化，不断地调整自己的专业方向，以适应市场日益复杂多样的需求。近几年，他发现城市经营是一个热门话题，便毅然地就近读了广州一所大学的在职博士，研究方向据说是粤港经济一体化。试想，他在广东这么多年，长期在市场上打拼，且又学贯中西——既懂西方哲学、又精通东方风水，知识结构较为全面，口才也不错，于是，很多中小城市的政府部门便邀请他去作报告，时间一长，自然就获得了一定的口碑。

时空转换，几年之后，商海中吃香的似乎已不再是风水师、策划人，而是到处打着各名牌大学牌子与知名教授之名的专家组、研究团，这位小伙子又很快地修了一个博士招牌，真可谓与时俱进。

歌德曾说过：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只有生命之树长青。如果我们生活在封闭的书斋之中，可能永远也不会想通——一个饱读东、西方大师著作的现代哲学硕士，怎么会是靠风水起家的，因为两者并不兼容；但如果我们处在市场经济的丛林当中，对此就不会有太多的疑问了，因为我们知道，生存才是发展的基础，不论用什么手段，生存是第一位的。另外，这也说明了我们这个古老的社会已悄悄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过去不能讲的现在可以讲；过去不能说的现在可以说；过去不能做的现在可以做；过去看似大逆不道的事情，现在的人们也是见惯不惊。其实，在今日之社会，只要你不公开地与当局宣战，不触犯法律，那么，你几乎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这种自由的选择权，中国的知识分子几千年来似乎从未获得过。

今日的知识分子无论以什么方式安身立命，我认为都是无可厚非的，但有一个最低限度，即至少要是社会的无公害植物。也就是说，不危害社会，不伤害他人，不为虎作伥，不坑蒙拐骗。也许有人会说：“风水学难道不是封建迷信，不是坑蒙拐骗吗？”我认为这是一个认识、解读现实的角度问题。在广东，绝大多数的老板都非常相信风水，买楼的人也关心房屋的朝向、布局等风水格局。这就像在中国，如果你往他人脸上吐唾沫，他一定会认为你是侮辱他，会与你大动干戈，严重者甚至会与你拼命；而在非洲的一些部落，往他人脸上吐口水，则是表示欢迎与尊重，其中并没有简单的对错、是非之分，而是长期形成的社会文化心理的问题。

作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与训练的知识分子，我认为，知识分子在市场的搏击中，应该是社会前进的正推动力而非负推动力，即小则能帮助一个企业调整航向、与时俱进、更好地适应巨变的市场环境，可以通过一个特定的项目获得长足的发展；大则能通过企业运作的成功，为拉动一方的经济贡献一己之力。

现实生活中，我们也会碰到一些文化人比流氓更流氓、比土匪更土匪。而因为他有文化、有知识，做起坏事来其破坏性会更大，社会影响也会更加恶劣。

20世纪90年代末，我去北京做项目时，几个重量级的老板邀请我与他们一同去参加一个高档次的饭局。汽车七拐八拐之后，来到一个闹中取静的所在。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很难相信在喧闹的皇城之中居然有如此幽静的深宅大院。院墙很高，约五六丈，青砖砌就，静穆、森然。按了门铃之后不久，出来一位满头银发、很有风度的人，约六十多岁，我最初以为他是房屋的主人，后来才知他是管家，以前是某省的厅级干部。这家主人的派头十足，这是我的第一印象。

进门之后，我发现院落很大，可以停十几辆车。一行人下了车，走了十几米，便进入了第二个院门，真有曲径通幽、廊腰缦回的意境。进入第三道门，眼前豁然开朗。我想，走了这么久，这里应该是正房了。进了门，只见一个年约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可能不是这个年龄，但看起来非常年轻），穿着对襟大褂、老头鞋，笑眯眯地从沙发上站起来与大家寒暄，举止似乎随意而安详，看起来他们彼此之间很熟，没有太多的礼节。开始我认为这年轻人是阔气主人的公子，不曾想，他就是这座大院的主人。我是初次到访，经朋友介绍之后，他客气了一番，说了“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之类的客套话，大家就坐了下来。

就餐非常正式，恐怕比国宴还要规范，有非常到位的背景音乐。大家坐下后，主人拍了几下掌，旋即，最早应门的老先生像正统的英国贵族管家一样，率领衣着整齐的侍者鱼贯而入，动作潇洒、流畅。我走南闯北已经多年，真正的亿万富翁亦见识不少，却未见过有人敢摆这样的谱儿。这位神秘的年轻人到底是靠什么起家的？他这样做的目的又何在？

在座的还有一位级别很高的领导，身边有一靓女，千娇百媚，小鸟依人。可能是因为朋友的面子很大，我身边也有一位光彩照人的美眉。朋友打趣地问我：“可知身旁的美女是谁？”我茫然地说：“对不起，不知道。”“大名鼎鼎的影视明星，王老师都不认识？”我只好惭愧地说：“电影几乎没有时间看，电视也只看经济类或历史类的，我实在不知道小姐是何方神圣。”主人见状，便很优雅地打了圆场，并对我说，她是他的女友。回来后，问手下，他们告诉我那个美女的名声的确很大。

于就餐闲聊中，我得知这座非常气派的大院以前是林彪手下一员大将的家宅，几经辗转，才到了这位年轻人的手上。价钱是6000万元，不是买而是租，租了20年，每年租金300万元。

回去之后，受好奇心驱使，通过一些渠道我粗浅地了解了这位神秘年轻人的发家经过。20世纪80年代末，他去了海南，恰逢房地产泡沫狂吹之时，他没有目前北京房地产大佬潘石屹、冯仑等人幸运，没赚到什么钱，但他却建立起了一些人脉关系，最重要的是，他发现了在中国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要想迅速地致富，就必须“剑走偏峰，兵行险道”，也就是说目光要准、出手要狠、平台要高、派头要大。

20世纪90年代初，他从海南到了北京，虽囊中空空，但却气傲王公，因为一个宏伟的蓝图已在他的头脑中成型。中国历史上有一种说法叫做“盛世修志”，即编撰地方志，当时全国的两千余县都在激情满怀地修编地方志。与此相关的还有一种说法，叫做“盛世编典”，就是整理、编辑国粹，如明朝的《永乐大典》、清朝的《四库全书》。所以，这位年轻人的“宏伟蓝图”很受国粹级专家们的欢迎。其实，年轻人在布局时首先拉拢的就是这帮德高望重、操守严谨、名动中华但又比较寂寞的老头子们。而他们也深知，要从事这一类似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的伟大工程，仅凭他们老朽之力是万万不可想象的，现在有一位年轻的儒商发财且不忘回报社会，实在难得。既然名高风清的老头子们力荐这个伟大的文化工程，有关部门自然表示全力支持。于是，聪明的年轻人再靠个人的头脑花了点儿小钱后，一下贷了上亿元。其中的一小部分用于整合中国最高学府的“老朽”们，其实学界泰斗们都很天真，往往会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毛病，以为人人都像他们一样以振兴中华为己任、以弘扬民族文化为目标，但实际上，商人的眼中只有钱——尤其是那些急于从“蝌蚪”变成“青蛙”的老板。在拉拢、整合纯洁的老头子们时，这位年轻人真是一点儿都不浪费资源，他把自己顺带打包进去，于是摇身一变，成为了中国国学大师的嫡传弟子、中国最高学府的博士生。

贷款到手后，他又花了上千万元作为租赁深宅大院5年的费用。难怪排场如此之大，原来这都是他手中的符号、道具。只有这样，他才能高举高打，先声夺人，一下子征服对手。接着，他又花了几千万元投资印刷厂。布局完成，这位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就乘风破浪，脚踏泡沫，一举上市。在银行的支持之下，他头脑中的宏大文化工程的结晶、皇皇巨著出来之后，价格极其昂贵，好像不如此就无法显示出我们正躬逢千古之盛世，不过书并没有卖出多少，但他并不担心，因为款是从银行贷的。最后银行只得将这些伟大的著作搭配给向他们贷款的老板，尤其是房地产老板们。我在许多房地产商的书柜里都见过这些皇皇大著，老板们自然是不会读的，但他们很高兴，因为至少可以装点门面。

上市之后，年轻老板及其公司备受关注，许多人都把他看成是中国传媒帝国冉冉升起的一颗巨星，他的雄心开始膨胀。想想也是，以前空手都可以套住白狼，现在有了一个超级证券平台，怎可不大干一番？于是，他拼命地扩张。步子越大，链条越长，风险也就越高。终于，他在股市上被ST（特别处理）了。这时，一位广东老板为了实现自己买壳上市、迅速扩张的梦想，斥巨资买下了他的壳，没想到一接管，打开账本就傻眼了——一个又一个的财务黑洞，重复抵押，关联担保，犹如泰坦尼克号，处处冒烟、到处漏水。全国几十家银行跑来要求还贷，大大小小的债主跑来要求还款，广东老板本来就是房地产界的新闻人物，媒体一曝光，立刻天下大乱。见势不妙，年轻老板还没来得及庆祝，便匆匆扔下手中的烫手山芋，躲起来了。

在这一时期，一个号称“中国最有前途的金融家、银行家”也在香港地区落马，据江湖传闻，这个可以与国际接轨的上海籍银行家就曾贷款给这个亡命海外的年轻亿万富翁，他年轻、貌美的明星女友在其中功不可没。

在这些野心勃勃的老板们心目中，高墙深院、香车宝马、美女俊男，甚至自己的老婆，都成了商场上的一颗棋子、一个砝码。

那么，这类人还是不是文化人或知识分子？按《辞海》的说法，他们当然是，但在这类文化人前必须加上一个定语——“反文化”，即他们是反文化的文化人。文化人最本质的特点是追求真理、坚守社会良心，而以上这类文化人却只相信权谋、阴谋甚至欺诈。一位哲人说得好：文化如果不能与真理同在，注定是要被毁灭的。以此推论，文化人如果不与真理同在，同样是要被毁灭的。

这些人虽是文化人，但现在他们既然已从商，并且彻底地商业化了，所以衡量他们的指标更多的是市场法则——成者为王或者败者为寇，成龙上天或者成蛇钻草。

接下来，我要探讨的是那些属于“圈养”的、但偶尔会出来“打点野食”的传统文化人。

在中央电视台《对话易中天》的节目中，当我谈到关于文化人的三种动物生存形态——“野生动物”（自己找食，完全靠市场生存）、“放养动物”（人还在体制内，但吃不饱，要常到圈外打点野食）和“圈养动物”（完全靠政府供养）的比喻，并打趣地对易中天说，他现在终于从“圈养动物”变为“野生动物”时，易中天很认真地说：“我还算不上‘野生动物’，只是偶尔出来‘打点野食’。”目前采取这种生存方式的文人不在少数。正是由于他们这种脚踩两只船的试水行为，使得他们在获得圈外一片欢呼与喝彩之声的同时，也招来了圈内同类的一片讨伐之声。

他们为什么会引来非议呢？一是因为他们两头赚钱，这让许多人眼红和认为不公平；二是因为他们名利双收，一个都不少的讨巧。但他们确是最先敢于放下身段，与世俗结合的。所以，他们也最先尝到了甜头，假以时日，“王八吃秤砣铁了心”，就有可能从偶尔“打野食”变为绝对的“野生”。如果他们真有真才实学，那他们自然可以享受到圈外丰美的水草，从而一花引来万花开。从余秋雨到易中天，再到于丹，他们在电视上频频露面的时候，人们已经开始渐渐地习惯了。

现代生活需要通俗，但是没有根底的通俗也越来越短命，这时，有文化的人愿意介入其间，对大众加以引导当然是一件好事。经济在发展，社会在前进，文化也必然将从通俗走向高雅。而文化人切入市场的最有效途径，往往都是先由通俗入手，在取得大众的信任与话语权之后，再将高雅的东西推向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讲，更多的圈内文化人能够出来“打野食”，也说明了社会的进步与市场经济力量的日益强大。在人们还在为文化人的这种行为争论不休时，我却相信文化人很快都要靠自我而生存了。所以，文化人在指责同类的行为时，倒不如思考一下自己的生存之路，并从这些先行者身上吸取些有用的经验。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越来越发现，当今世界已不是文化人应如何生存的问题，而是没有文化的人无法生存的问题。“文化人下海”也将很快成为一个过时的说法，因为我们就处于一个市场经济的海洋，所有人都必须学会在市场中生存，文化人也不例外（除了少数国宝，像大熊猫一样由国家保护起来）。

中国加入WTO的最大意义恐怕就是中国从此走上了市场经济的“不归路”，所有的一切都将与国际接轨。随着各种保护性行业的逐步放开，银行已经逐步实现了商业化，文化、艺术及教育领域的变革也将是迟早的事。更重要的是，当社会经济形态发生变革、知识经济和文化创意产业在社会上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时，文化人的生存甚至存在的形式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如果说在农耕文明时代和工业革命初期，舞文弄墨的人算是文化人，那么，在网络时代，那些靠网络、电视等传媒创造和传播文化的人算不算文化人呢？人们在为文化的日益浅薄和庸俗而感叹的同时，却也发现文化与人们的生活正结合得越来越紧密；而在文化产业的队伍越来越庞大的同时，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人却似乎越来越少。于是，我们不得不回到开场时的话题，再次追问：究竟谁才是新时代的文化人？这的确是一个见仁见智的棘手问题——不是我们不明白，而是这世界变化太快！

尽管一时间无法找出一个统一的答案，但通过分析这些年来备受关注的文化人所引发的社会现象，我们也许能看出其中的一些端倪。

附：90年代让传统知识分子面目全非（凤凰网专访王志纲）

九十年代，中国经济面临难关，一时间，文人下海，国企改制，有能力的人纷纷下海谋发展。一边是被裁掉的人苦苦挣扎在贫困线上，另一方面，一些体制内的人通过下海充分释放了自己的能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甚至“92派”也成为了荣誉的标签。

知识分子下海无疑是90年代最引人关注的话题之一，而在种种不同类型的下海知识分子中，王志纲是具有标本性意义的一员。

他曾经是甘肃社科院从事经济研究的学者，更熟为人知的身份是新华社的名记者，他的下海曾被新闻界的同行叹为“南中国首席社会经济评论家从此缺席”。在此后的十七年里，他以战略家的身份带出了一个民间智库团队，深入参与到众多极具社会影响力的项目之中，并且不断推出研究著作，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第三种生存”之路。

那么，他如何看待90年代，如何看待知识分子下海这一话题，为此，凤凰网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凤凰网：我们的话题是万人书写九十年代之知识分子下海，您专门有一本书《第三种生存》讲述90年代知识分子下海，其中这样写道“回首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十多年的社会变迁，知识分子下海，可以说是这段风起云涌、潮涨潮落的岁月中情节最为精彩、最富有戏剧性、也是最耐人寻味的时代乐章之一了。” 您在书中也说自己也是闯入市场经济的其中一员。原来在新华社工作，1994年选择下海。当初为何选择离开新华社这样稳定的体制内单位，而选择下海呢？

王志纲：我离开体制，从一般意义上说可以叫下海。什么叫下海？就是扔掉铁饭碗，自己找饭吃，而不是组织给饭票。形象地说就是从圈养动物变成野生动物，从这一点讲，我的确算是下海了。

但是，我跟大多数下海者又有不同，下海的人给人的印象就是当商人挣钱，我到现在也还不算是个地道的商人，因为挣钱对我来说从来不是第一目的，而只是顺带的结果。

第三，由于我采取第三种生存的态度，所以相对超脱。所以我既是下海大潮中的一员，但同时我又像达尔文研究生物进化一样，是潜入商海中的观察者、研究者。因此，今天我来谈90年代下海潮流这个话题时，应该是比较有发言权的。

凤凰网：90年代下海的这批人有什么不同？

王志纲：刚才为什么我跟你讲80年代的大学生呢？因为90年代下海的主力军团就是77级、78级参加高考的那批人，这批人82年陆续大学毕业，到了90年代的时候，这些人不少已经到了处长一级。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不久，开始兴起下海狂潮。

这批人跟今天的北漂、今天的大学生完全不一样，他们拥有社会资源，加之把持自我的能力很强，他们是在已经成为社会骨干、栋梁之材之后下海的，这些人一旦脱离体制的束缚，下海后的能量是不可小看，是可以倒海翻江的。

90年代下海的人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人是被迫下海。这是由90年代的格局所决定的。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从好的方面来说，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是一个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年代，几乎所有有志向的年轻人，都把从政作为自己最大的抱负，将推动国家的改革开放和重振国家当成自己人生的最大目标。这些理念上的东西最后总要归成一种实实在在的结果，所以这些人把这种追求寄予在出将入相——当官层面上去。但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这些人的追求成为昨夜幽梦、一枕黄粱，这条路走死了。包括冯仑、郭凡生这一批人，其实他们都是在政治上有想法的一批人，但最后走不通了，最后被迫下海。这是第一拨人，占了很大一部分。

第二种人是体制内主动下海的，像陈东升、马明哲等。他们懂得将体制内的资源转化为财富。下海之前，他们已经掌握了很多资源，但这些资源在体制内并没有用好。他们看出了商机，就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先在体制外打造好一艘船，然后再跳到船上，外面已经做好了接应。但他们利用体制内这些没有用好的资源，这个不违法，因为他们做的是增量，不是存量。比如民营航空，再比如很多金融的衍生业务，保险、期货等。

但这群人里也不乏内外勾结、巧取豪夺、无所不为的人。知识分子下海，如果没有操守，没有道德底线，是很可怕，比没有知识的人对社会的破坏和腐蚀更大。因为当他们有了一定的积累回来，他们当年的同事、朋友已经升到更高的位置。北京为什么有几十万一桌的饭菜？有所谓的红楼和会所？就是为那些搞勾兑的人准备的。所以对知识分子下海，不能只是一味的歌颂。他们中有很多人是在挖祖宗的坟墓，在吃子孙的饭，就像当年国民党的四大家族一样。

第三种人下海是真正想在商界干出点名堂，后来也的确成为了成功的企业家。像柳传志、王石都是80年代就下海了，但是80年代还是摸索期，什么赚钱做那么，到了90年代，才为他们这一批人创造了展现才华的舞台。像柳传志，从在传达室开始创业，倒电视、倒冰箱、做买卖开始原始积累，在一般科学家看来这简直是不务正业，到90年代才慢慢有了主动权。

为什么90年代他们能发展起来？因为在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走上市场经济的不归路，一个商人的时代到来了，一个企业家的时代到来了。像柳传志、王石、李东生，都是天生的商人，正好赶上这么一个好时代，尽管出身是科研人员、知识分子，但并不能够掩饰他们作为商人的天赋，他们最后走向大舞台是必然的。

还有第四种，傻乎乎的一批书呆子也去下海，包括新闻界也有一批人。看见别人下海他们也想到海里弄点小鱼小虾，于是就懵里懵懂、不知深浅地往里跳。

凤凰网：这些人可能是看到之前下海的那批人成功，内心深处蠢蠢欲动。

王志纲：不平衡嘛，也跟着下海。但出现一个很尴尬的问题，没下海之前他们是无冕之王，当他们跟这些商人、有钱人打交道的时候，别人都把他们放大了，久而久之，自己也将自己放大了。心想现在做生意傻瓜都能赚大钱，我能量这么大，怎么赚不了大钱？就跟着往下跳，但当他们头上的光环消失了的时候，在海里现出了原形，最后很多人呛了几口水以后，逃回岸上，有些人则尸沉大海，成为时代的祭品。

当然如果再广义一点，还有一种是下大西洋的海，跑到美国、欧洲的那批人，其实也算是下海。我在美国遇到好多那个年代出去的，教授当出租车司机，艺术家拉大提琴，画家在纽约街头卖艺，被警察追得满街跑。到了国外生存问题必须自己解决，没了单位和依靠，要靠自己的本事找饭吃，那也是一种地道的下海。

什么叫潮流？大马哈鱼往这儿游，沙丁鱼也往这儿游，人有一种从众心理就是潮流。

从90年代下海到现在将近二十年，今天再回头看中国，已经无所谓下不下海了。现在倒过来，体制内有金饭碗的人变成了少数，这时候不是争着下海，而是成千上万的人排队考公务员。多数人都是在海里，必需自己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人们不得不去适应市场经济的选择，尽力学会在海里游泳而不被淹死。人们已经没有单位的概念了，认为自己找食，养活自己是天经地义的，这说明大家已经接受主流是海洋了，大家都在海里生活，每个人在解决自己的生存，没有什么神仙皇帝，要创造自己的幸福，必需靠自己打拼，这是这个社会最大的进步。这是第一。

第二，今天整个社会最活跃的，大多还是体制外的。我们看当年下海的那批人，包括你们凤凰的老板刘长乐，他是不是下海？肯定是下海，他跑到新加坡海里去了，而且带动了体制内的一大批人都过去了，一个人的下海搭建好平台又带动一大批人下海，他们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可以代表这个社会的声音；再比如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哪一个不是在海里？都是在海里的。社会在进步，这个时代在发生很深刻的变化。

凤凰网：那您认为这场大变局与知识分子下海有什么联系？您在《第三种生存》一书中也提到，“值此数千年一遇之变局，知识分子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的命运了，可以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学识，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选择生存方式了”，这个具体怎么来讲？

王志纲：这场大变局彻底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里要从经济史讲起，如果沿用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经历过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未来就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如果不按照这种方式划分，人类社会可分成游猎时代、农耕时代、工业时代、现在的信息时代。不管如何划分，都有一个不变的东西，就是生产力的问题。

什么叫知识分子？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心者就是知识分子，劳力的就是劳动人民，劳动人民是被知识分子管理的。纵观整个东西方历史，有一个规则，当人类生产财富有限时，只能养活有限人口的时候，肯定是原始共产主义，你多吃一口他就得死，所以必须实行平均主义，这时谈不上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谁的力气大谁是就是大王。伴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有了剩余产品，这些剩余产品能够支撑一批人不劳动来统治和管理，而这些统治者又有了剩余的钱，就可以养知识分子了，比如乐工、画工，这时就开始出现了最早的知识分子，作为门人、食客。他们身怀绝技，但他们不能下海，因为那时的社会经济水平，商品是自给为主，顶多就是倒腾点小买卖，他们没有优势，搞不好还得饿饭，所以只能是寄生于一些贵族家里，这是最早的知识分子雏形。

后来到了封建时代，自古华山一条路——“学而优则仕”，“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一切都是为了皇帝的认可。这就决定了无论文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只是一种依附阶层、一种官僚体制的点缀。毛泽东曾经说“他是一根毛，多多少少要附在一张皮上”。他的说法有道理，但有局限性，因为站在农民的角度上来看他是对的，这也是知识分子的悲剧。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旦读书人求仕失败之后，结局往往十分凄凉。

陶渊明能归去来兮，“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是因为他是员外，家里有几百亩地，有仆人替他劳动，一回家有“僮仆迎门，稚子候门”。李白就归不去兮，“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杜甫更可怜，茅屋为秋风所破，“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后来越过越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只能是依附，无法体现独立价值。

西方怎样呢？莫扎特，包括文艺复兴时期的米开朗琪罗、达芬奇等也一样，要么被贵妇养起来，要么被教会养起来，要么是银行家，那个时代没有他们独立的存在。

直到今天才有可能，为什么？因为市场经济。马克思说过货币是天生的平等派，没有市场经济，没有货币，就没有这个空间。现在我精神上是自由的，因为我是独立的，我不依附于别人，我为什么敢说这个话？因为今天是一个财智时代，是市场经济时代，智力资源被定价了，也就有了独立存在的可能。

凤凰网：自晚清以来，以张骞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就怀抱实业救国的理想而选择弃官从商，那么您觉得九十年代那一批下海的知识分子，有没有这样的理想？作为下海的亲历者和观察者，你认为当时真实情况是怎样的？

王志纲：我敢肯定的说，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下海时绝对不敢提实业报国这个口号。当时张骞为什么敢提实业报国？是李鸿章给了他很大的平台。包括今天中粮喊实业报国，那也是国家给他了一个几千亿的平台。九十年代下海的人，要么政治上失意，要么就是为了改变命运，要么就是穷途末路。一条破船下海，能开到哪里都不清楚，搞什么实业报国？

90年代下海的人只能这样讲，另辟蹊径，政治走不通换一条路。另辟蹊径以后一不小心发现，原来到了体制外，可以施展的空间更大，发现自己比那些土老帽、那些暴发户更有才华，更有经商才能，一不小心就做大了，几十亿、几百亿就做到了。这时就成为船长，有抱负的人终于回归，把自己的愿景拎出来，喊出实业报国，这就有条件了。原本试图在政治上实现的抱负星火还在肚子里藏着，今天有条件喊出来是名至实归了。

凤凰网：听您刚才讲述的这几种下海人，我想其实成功的可能只是少数，那么在您看来，那些成功的知识分子有什么共同的品质？

王志纲：应该是具备以下几个东西：

第一，他们有理想，这个很重要。如果没有理想，就会沦为纯粹的商人。像柳传志、李东生、王石，他们是有理想的。如果没有理想，最后穷得只剩钱了，有什么意义呢？他们的财富也许不比其他暴发户多，但他们的影响和社会地位，是那些人是无法望其项背的。甚至他们将当初在传统体制内以及政治舞台上没有实现的抱负，带到了现在所拥有的平台上来，最后形成主流的声音和主流的价值观，并放大一百倍、一千倍，最后自己获得了一种额外的成功，体制内都不可能给的成功。

没有理想的人喜欢投机，他们可能积攒了很多钱，我在欧洲、美国遇到过不少这样的人，曾经也是知识分子，但现在他们穷得只剩钱了，成为这个社会既得利益者，甚至成为破坏正常游戏规则的人。这样的人不值得称道，更不值得尊敬。但有理想的一批人不一样，君子慎独，会约束自己，并且有更高的目标。

第二点，坚韧不拔，有了理想还要坚持。许多人的失败不是因为没有抓住机会，而是因为没有能拒绝诱惑。今天炒股票，明天倒地皮，后天再倒煤炭，什么来钱做什么。而像柳传志，20年一直坚持。包括王石登山那也是一种坚持，起码给社会鲜活的一面，提到商人、老板，好像只会喝酒、吃肉，王石这些人给外界一种全新的形象。

第三点，勇于学习、善于学习，学习能力强，能够与时俱进，也是90年代下海，至今还能站得住的成功者，所必备的能力。

凤凰网： 80年代下海的知识分子可能也有这种特质，但为什么他们没有形成翻江倒海、蔚然大观之势？

王志纲：在80年代根本没有形成大海嘛，怎么翻江倒海？这里面有两个大的背景：第一，从1978到1992年，改革先是在农村，最后到城里。但在这个时候，即使是柳传志等人下海，也是翻不起大浪的，因为那时只是一种权宜之计，顶多卖个大碗茶，卖个羊肉串，都是解决生计的平民所为，并不是精英所期盼的。

真正的大海到92年才初步形成，面对西方的经济制裁，和国内一些人想走回头路的倾向，邓小平开始了第二次南巡，并发表了石破天惊的讲话，宣告中国至此走向市场经济的不归路。到这个时候，改革开放已经有了14年的积淀，水比较深了，潮已经开始涨了，所谓“海是龙世界，天是鹤家乡”，这个时候才真正有了下海，知识分子也才有了用武之地。

所以我们在谈这个话题的时候，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的知识分子下海，不是从90年代开始，但是在90年代成为一个话题，一个现象。为什么？中国已经走向市场经济的不归路，没有这一条就没有大海，没有大海就没有船，没有船就没有船长，没有船长就谈不上下海。同时，中国经过了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有了一定的积累，使下海具备条件。如果说八十年代的下海只是赶小海、只在滩涂和沼泽地里捡个打滚的小鱼小虾，那么到了90年代已经涨潮了，可以倒海翻江了。没有这个前提下海只能是小打小闹。

还有一点要说明，随着市场竞争的激烈，光靠投机已经不行了，企业需要借助知识和智慧的力量，这时知识分子的价值也就显现出来了。在这以前，有钱的老板们根本就看不起知识分子，认识不到知识价值的。有个大学老师下海，办了个广告公司，为商场写了个策划案，老板掂量了一下打印出来的文案，问多少钱啊？当时他战战兢兢地报了个价：三千块钱。没想到老板把这个东西往桌子上一砸，就骂开了：“你不就是一个写字的嘛！三千块在街上可以买多少纸啊？这几张纸三百块都不值！”。到90年代，知识的价值开始显现，知识分子的大脑也成为了可待开发的金矿。

凤凰网：有人认为正是90年代这一批下海的知识分子，逐渐建立起了中国的商业秩序。您认同这种观点吗？在您看来九十年代的商业秩序有没有？如果有是怎么样的？

王志纲：这个话题不能这么表述。主流社会的发展其实是一个博弈的过程，邓小平讲摸着石头过河，没有路，大家可以摸索。按照广东人的话说，就是凡是中央没有说不让做的，都可以去尝试。有了这个尚方宝剑以后才有了博弈，体制外和体制内、新生和传统、增量和存量之间的博弈，最后的结果是优胜劣汰，体制内效率越来越很低，体制外越来越生猛。政府就顺应大势不断退让，先让出了私营经济的空间，允许小摊小贩，后来让出集体空间，比如乡镇企业改制，最后让出了一些行业，国有企业改制。另一方面，就民间而言也是一个不断的试错过程。有很多东西大家不知道是对还是错，如果走错了就会导致民怨沸腾，自己最后被淘汰也是正常的。

这种不断的博弈，最后共同构成了今天中国的游戏规则，游戏规则是一种平衡。它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可以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把握住的人就可以“直挂云帆济沧海”，把握不住的人就会大海翻船。像牟其中翻船是必然的，因为他破坏了这个规则，不处理难以平天下。冯仑、王石很聪明，会适当“踩线不越线”，不会给体制造成一种危机。所以在中国，一个好的商人也是一个政治家，必须要懂政治，要与时俱进。

凤凰网：您曾提到知识分子是追求“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的，有理想情结；但商业社会注定是一个狼性社会，要追求利益。这二者之间难免会有矛盾，就您而言，您是如何平衡的？

王志纲：这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

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前进，唱主角的是过去我们看不起的商人们。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必须要跟他们打交道，也就是所谓的“与狼共舞”。这个狼是什么呢？是指老板、企业家、商人，他们是狼。那我是谁呢？我是一只披着狼皮的羊。要跟狼共舞啊，如果不能变成狼，就要被狼给吃掉的。但是如果你也变成狼，你就失去了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坚守的东西。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的处理方式就是做一只披着狼皮的羊。市场经济大潮中的知识分子必须要能“与狼共舞”。只有敢于进入狼群，被市场接纳，才能学会与狼共舞，也只有善于与狼共舞，才能在市场中兑现知识和智慧的价值。但在与狼共舞的过程中又难免被狼群所同化，有没有一条既达成财智双赢，又不扭曲自身人格的道路呢？其实是有的，我将这种既不依附于商，也不依附于官，靠知识智慧立世的生存状态称为“第三种生存”。

这十多年来，我跟无数老板打交道，都秉承“同流而不合污”的原则，坚持建立在独立人格上的第三种生存。当然我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我们这些文化人作为知识的载体，必须获得一种内在价值的认可，赢得对方对知识的尊重，同时兑现知识的价值，从而不仅可以解决温饱，还能过一种体面的生活，不然怎么叫知识经济时代？可以说这十多年走下来，这条路我们走通了。

凤凰网：90年代对您个人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王志纲：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可以说90年代让传统知识分子面目全非。为什么这么说，90年代是一个传统价值体系彻底受到冲击的年代，今天可能感觉不到，但是那个时候，尤其是逐渐壮大起来的市场经济力量已经让所有人不可能对之视而不见，不管是怀抱治国理想，还是为生计所迫，甚至是受到诱惑，都纷纷走向市场这个风云莫测的海洋之中。原有的传统式的知识分子的道路选择、形象等等全被打破，到海里人是要靠真实的生命能量去搏斗的，所以说90年代让传统知识分子面目全非。

对于我个人来说90年代也是一个彷徨的时代。我应该算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我们家几代人都是知识分子，在我的血管里面流淌的就是传统的教化，从爷爷到我父亲，我从小所接受的教育都是传统的教育，比如风雅颂，比如家国理想、忠孝节义，全是文化的东西，我是非常讨厌商人的。

后来当记者，责任感也是非常强的。对物质要求并不高，一直到1992年都没有自己的房子，已经是主任记者了还住办公室，工资收入养两个双胞胎都不够，但即使这样我从来没有感到痛苦，觉得是为事业。那个年代恐怕现在的年轻人都无法理解，现在想起来很好玩。看到现今的年轻人没房子、没车子就不能嫁，觉得不可思议。那个年代完全是事业第一，老婆也很支持。

1994年我离开体制，动机并不是想挣大钱，而是对记者职业前途的绝望。对搞新闻的人来说，八十年代是春天、非常好的时代，特别是新华社的记者可以直指社会弊端，可以建言共产党的改革，上面从善如流，我当时甚至写了一组报道，对整个中国的出口经济、中央和地方的矛盾都讲了。所以那时候是非常富有理想和责任感的。

但90年代初，特别是1992年、1993年，这时候整个新闻界，被盯着、管着，接下来是一片萧条，一下子进入了万马齐喑的时代，甚至连内参也要主旋律。之前我为什么愿意在新华社干呢？尽管公开报道受到很多控制，但可以写内参，可以揭露社会的很多矛盾，可以为民请命，推动改革。但是后来不准了，内参也要主旋律，不能讲真话。在这种背景下面，当记者只能是混饭吃，我曾经把记者这个职业当事业来干，既然变为仅仅是一个混饭的职业，就没必要再混下去了。最好的前途就是混个官当，组织上也曾找我当第三梯队，但我既不想管人也不想被人管。

我也曾想另辟条路，对当时新华社穆青社长建议，新华社应该搞电视，社长很支持，我也摩拳擦掌做准备。在广东先尝试拍了几部电视专题片，一部叫《大潮涌珠江》，专门讲邓小平南巡后广东市场经济的，中央台黄金时间播出了；第二部是在山东拍的片子，《北方的躁动—胶东纪事》，拍山东农村的商品化改革；第三部《南方的河》是讲广东的全面改革。这些虽然都不挣钱，但是拿了大奖。但后来换了新的中宣部领导，电视台筹办计划也就流产了。

这时我就想离开体制了，准备下海。下海做什么？我自知我的性格不适于经商，但下海之后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我就给自己印了一个名片，独立撰稿人、独立策划人、独立制片人。独立撰稿还是想以文为生，但那时候这个市场还没形成，接着主持拍了一个片子《老板你好嘢！》，讲述十个老板的故事，我自己当评论员、总策划。最后缺一个主持人，新周刊的总编封新城给我推荐了当时还在做电台主持的窦文涛，这个片子非常轰动，后来窦文涛也因此去了凤凰台。

在下海初期的一段时间，也是在找路，但我骨子里还是想搞文化，自信凭自己的能力，解决生存问题应该不难。彷徨了将近一年时间，由于市场力量的推涌，把我推到了策划这个行业的浪尖上。而我这个人喜欢挑战，这个行业使我可以不断冲浪，同时能够做一些对得起社会、对得起历史的事情。就这样歪打正着，从我一个人开办王志纲工作室，到现在北京、上海、广东、西南几十人的战略咨询团队，一路走下来，已经走了17年，从开始产品营销策划，到现在的区域城市战略，再到民间战略思想库，至少还需要20年、30年，这不是一个短暂的过程，这也是我下海之初没料到的。

凤凰网：非常感谢您为我们分享了那么多，我想问您最后一个问题，我看到这些年来，您的工作室一直不断的出版很多著作，将你们的经验和案例和盘托出，这是非常花精力的事情，而且效益肯定不如你们多做一个策划案，那么您做这些事是不是还是一个知识分子情节的缘故，还有您的名片上是“打造中国最好的战略思想库”，这也是您一直的追求么？

王志纲：现在我们的名片上写的就是“打造中国最好的战略思想库”，这是我们的愿景，我们怀抱着这样的理想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走到现在已经17年了。我相信再过10年、20年、30年肯定会成为一个当之无愧的代表中国的战略思想库。现在一说起思想库人们就想起美国，今天中国的经济崛起为世界所瞩目，我相信，再过一二十年，等到中国和美国等量齐观的时候，人们会真正关注中国，探讨中国发展的经验。到那个时候，我们作为中国最好的战略思想库，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因为我们拥有成百上千的案例，我们参与了整个中国的天地之变，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希望作为一种形而上的思想上的代表。

所以当年我曾讲：知识分子下海，不要怨天尤人，只要你有能力，市场最终会为你落实政策，兑现知识的价值。而对于现在来说，选择太多不一定是好事，有点乱花渐欲迷人眼，成功往往不在于如何扑捉机会，而在于如何拒绝诱惑。只有那些有理想，有坚守，有追求，看准一个方向坚定不移走下去的人，才能走得坚实，走得长远。但是现在有很多人不相信这个简单的道理，把精力全放在怎么走捷径上，这样肯定走不远。

凤凰网：好，非常谢谢您接受采访。

形形色色的文化人——经济学家一瞥

说起文化人，经济学家们应该算是一个不小的群体。但近年来，这个群体在备受大众和舆论关注、热捧之后，曾一度出现不少责难和围攻，核心是对经济学家的诚信提出质疑，指责他们已沦为商人的工具，滥用话语权，应该为改革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失误承担责任。虽有人称他们是忍辱负重，不应当背这个黑锅，但经济学家群体内却鲜有人回应，以致媒体指责经济学家集体失语。为什么经济学家这一群本来在高楼深院中做学问的人们，却受到大众舆论的格外关注甚至围攻呢？因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矛盾和冲突，需要经济学家们拿出对策和解决方案，需要他们预测走向、指点迷津。

由此，经济学家经常被政府、媒体、企业等各方面捧为座上客。大大小小的经济学家们忙着在全国各地跑场，争着在各种热闹场合和媒体上亮相，对各行各业发表看法和观点。按他们自己的说法是：对政府政策层影响有限，但对舆论的影响却不小。不少老百姓炒股、买房都以他们的话为参考，“受益匪浅”。但根据有心人整理出来的各种“经济学家语录”，常有今天打昨天嘴巴的事情发生，让人啼笑皆非。

歌德曾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歌喉，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鸟儿。同样的道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英雄，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备受追捧的显学。

何谓显学？顾名思义，就是显赫一时的学说、学派。一位知名的经济学家曾总结道：原始社会的显学是巫术，所以巫师在那时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实即便在今日科学昌明的时代，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一些封闭的部落里依然如此；欧洲中世纪的显学则是神学，罗马教廷拥有生杀予夺之大权，布鲁诺就是被其宗教裁判所活活烧死的；而在中国的帝制时代，显学则是孔孟的儒家学说，国家选贤任能的科举考试使用的也是其经典的“四书”、“五经”；十七至十八世纪的欧洲，显学则是哲学，物理学家牛顿、笛卡尔，数学家莱布尼兹等都以哲学家自居，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更是公认的哲学大师；到了20世纪，尤其是进入70年代后，欧洲的显学是经济学；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异军突起的显学也是经济学。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一百多年的时间，高悬于国人头上的两把利剑就是“亡国灭种”，与之相对应的显学就是探讨、研究中国如何“救亡图存”的学说、理论，如哲学、历史学、文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传统国粹自然也是研究和实践的一大方向。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陈独秀、陈垣、鲁迅、熊十力、陈寅恪、胡适、梁漱溟、冯有兰、金岳霖、郁达夫、徐志摩、老舍、沈从文、梁实秋、巴金、钱钟书等人就是代表，其中没有一个是经济学家。

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知识分子的显学也是文学、史学、哲学、社会学等学科，主流地位中仍没有经济学的立足之地。

经济学在中国成为社会的显学，认真算起来只是从1992年确立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以后，所以，目前经济学家的异常火暴就像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粮食、商业及供销系统的唯我独尊一样，都是“时也，命也”，跟个人的努力、才华没有多大关系。与经济学家打交道多了，我经常在恍惚中看见他们的神色——矜持，儒雅中遮掩不住的自傲，就像在物质极度匮乏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卖食品、卖生活物质，尤其是卖肉的人脸上显露出的自得神态一样，当然他们毕竟是文化人，外表还是温文尔雅的。

一个行业的催生靠的是天时与地利。经济学成为显学，天时就是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千年未遇之变局，是市场经济框架之确立，今天经济发展的水平已经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在国际上地位高低、价值大小、有没有话语权的最重要因素。地利，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深水区”，靠“摸着石头过河”完全无法适应残酷的市场竞争环境，也无法有效地提升一个区域、一个城市，乃至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大则国家的发展战略与走向，中则区域经济与城市经营的提升，小则一个企业的生死存亡，都离不开经济理论的指导，加之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不仅登堂入室，而且纷纷进入政府成为国家的行政首脑，更大大地推动了这一波浪潮。

克林顿是美国历史上在经济方面最有作为的总统，两任财政部长鲁宾、萨默斯及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号称“三驾马车”，为美国重执世界新经济的牛耳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三人都是颇负盛名的经济学家。2004年，在党派混战中脱颖而出的印度总理也是国内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

学者从高墙深院中介入火热的生活，本来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目前的隐忧是许多显学大师经常“越界飞行”，并且乐于成为大众传媒追逐的明星。

在不同行业的许多商业性演讲场合，常常会看到一些经济学家熟悉的身影,他们讲的多半是泛泛的东西，大道理多而接触实际少，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多,而有针对性的内容少，往往让台下的老板们感到摸不着头脑。但他可是拿了主办方给的劳务费就走人，管不了那么多。据圈内人说，有的人最高纪录是一天跑五场。演讲似乎已经成为他们赚取外快的一个主业。

有一位名气不小的学者，经常被邀参加各种论坛。他的一个最重要特点就是唱反调——如果大家都说经济“过热”，他必定说“过冷”；反之，如果大家都说经济“过冷”，他必说“过热”。不少人说“地产泡沫严重”，他就说“根据世界主要城市的发展经验来看，没有泡沫或泡沫很少，无伤大雅”。

学者从书斋走向社会，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市场对接，本无可厚非，但却不能成为四处逐利、搏名的商人，更不能违背自己的学术精神。一位严肃的学者不管他怎样活跃，总要保持自己学术研究的一贯性，也就是说他的一切社会实践都应围绕着自己的学术研究，绝对不能为了成为媒体眼中的明星或者为了区区几个孔方兄，就随便追逐热点，越界飞行，今天说“热”、明天说“冷”，今天打自己昨天的嘴巴。如此，中国这些精英级的知识分子不就成了游走于四方的托钵僧、到处化缘的游方和尚，或者是某些拼命走穴的通俗歌星了吗？

过去我们常说“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殊不知社会发展速度惊人，已经成了“各领风骚三五年”。目前的中国，年老的显学大师们仍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中年的则正欲“乘长风破万里浪”，而新近崛起的年轻一代显学大师们已经喊出了“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或者“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听这些年轻的学者纵论天下风云，感觉到他们身上的确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就其年龄、经历而言，客观地说非常难能可贵。不过“听其言，观其行”，我始终有种印象挥之不去。什么印象呢？打个比方，就像一幢房子，一般而言应有三个层次：框架结构，外墙及装修。他们给我的印象就像房子的装饰、装修一样，远远一看，色彩、线条、图案非常漂亮，工艺也不错，但是往近处看，就不难发现他们对自己所装饰、装修房屋的框架结构、功能用途知之甚少。

这让我想起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几件事。有学者向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提出价格双轨制的建议，原本之意是想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之下，寻求改革的突破点，不想这一建议推行的结果是产生了大批的“官倒”，腐败盛行，使改革开放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其后，这个价格双轨制的发明者借用恩格斯引用过的德国大诗人海涅的话说：“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经验性都极强的科学，而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大师”们最大的缺陷就是普遍脱离实践，闭门造车，关在书斋中潜心研究西方大师们的理论，当他们所知、所感的现象与这些大师们的理论有某种程度的吻合时，便兴奋得像发现了真理，马上在媒体上传播。所以，他们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判断、看法与见解，更多的是一种一时、一地的感悟，缺乏的是系统、理性、战略的思考。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一位领导人曾不无感慨地说：经济学家总希望他们的建议被政治家接受，从而扬名天下，但政治家却要对实验的结果负责。

中国的经济学家什么时候才算成熟？什么时候才能够对中国的经济现象及走势有长期、稳定、成熟、理性的认识，并因此在世界学术论坛上有一席之地，而不是成为大众传媒的明星？正如美国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如果谁能将中国的经济现象解释清楚，一定能获诺贝尔奖。我们期待着。

玩票才是最高境界

孔子说过一句话，“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之”才是最高境界，就是票友。

现在人们都在追求时尚、追求表面的东西。影视圈里遇到的所有投资人都说，什么都不缺，就缺好剧本。我说既然什么都不缺就缺剧本，为什么没人去做剧本呢？这就是一个悖论，它是一个“下地狱”的活。剧本剧本，一剧之本，剧才是本，为什么没有人去做本而是热衷末呢？因为这个时代太泡沫化了，谁都想取巧，走捷径，选择光鲜的生活。

其实生活就是这样，当人们都选择光鲜的生活，生活就不光鲜了。很多人都选光鲜的东西时，一个人只要沉下心来敢于下地狱，那出来了就了不得，就是稀缺资源。

80后这代人，我也看出来了，他们是痛并快乐着，乐此不疲。我儿子是个记者。春节的时候为了赶一个稿子都虚脱了，累了一两个晚上。我说既然这样你还干这个做什么？是不是很痛苦啊？他说痛并快乐，我说那就没办法了，这是吃饱了撑的。像他们这代人起来以后你别小看，当他们真正对这个乐此不疲的时候，金钱打不倒他。

当很多人所追求的名利、地位和虚荣都打不倒他的时候，可能中国就开始产生大师了。

过去很多作家（比如托尔斯泰）都是大地主、大庄园主，这种背景下反而从容淡定，能出传世之作。早些年中国不少的作家可能就是为了改变命运，写啊写啊，写得满脸沧桑，甚至为此赔上生命。我曾跟很多作家聊过，包括陈忠实，他们还不接受我的观点。很多人把文学当作最大的风险投资，后来成为所谓的厅级干部，房子有了，车也有了。

陈忠实也罢、路遥也罢，早期都属于代课老师这个层面，就是社会最底层的知识分子。现在的人已经不可能有那种精神了，就像普罗米修斯盗火种一样，是用自己的骨头当作火炬，做不到了。但如果这些人真的不被生活所累，真的到了乐此不疲的时候，反而能真正做到超然、超脱。

其实对于子女的教育，最根本的就是家庭环境。家庭环境当中最真实的还是言传身教，爹妈是个虚伪的人，可能孩子要么虚伪，要么就会变成造反派，就说你是个混蛋，我要当革命者。我也见过一些人，拼命地想当官，当时我就很奇怪，为什么要对当官如此乐此不疲？后来我才明白，他是小官宦家庭长大的，他爹可能就是一个科长，或者一个处长，在那种环境长大的，对于那种环境的痴迷就是这样。

从小我就让两个孩子行万里路。他们十八岁前跟着我在全中国旅行，同龄人里没有人比他们见识更多。好处是见多识广、阅历丰富，坏处就是广而不精。他们跟着我遇见过华国锋，见完我说这是华国锋，他不知道华国锋是谁，现在长大了才知道，“哦，原来是华主席啊”。包括现在中国的很多商业名人，杨国强、黄文仔、吴亚军、那些老板他们小时候就经常见。

他们爷爷、姥爷两边都是文化人，对文化非常看重。这让他们对商人一直都是不屑的，后来才懂得不要简单地否定商人。

要善于“与狼共舞”、与商人打交道，而且要会当“披着狼皮的羊”，你跟狼在一起，但心里是羊就行了。我就是披着狼皮的羊，虽然跟狼在一起，但是内心里还是羊的习性。

我们老家有句话，人在外要“吃得亏，打得堆”，就是一个人能吃得了亏，大家就能够在一起相处。我跟儿子说，你的家庭条件可能比别人好得多，所以在外面要大度一点，吃饭抢着埋单，这是吃不穷的。

我同商人无缝对接二十年，应该说对商人有很深刻的了解。第一句话就是“老板不是人”。他们都吓了一跳。我说“他们的眼睛是铜钱做的，看到的永远是白花花的银子。他们的鼻子像鲨鱼一样，能够闻到暴利的血腥气味，当他们闻到哪里有受伤的猎物就会像鲨鱼一样张开血盆大口扑过去。他们的耳朵是什么样的呢？纳斯达克和纽约证交所任何一点金属之声都逃不过他们的耳朵。他们是最大的实用主义者，他们相信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为了利益就算是祖上的冤家也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为了利益就算是再好的朋友也可以撇在一边”。

有一天接到一个电话，一个老板说，他非常赞同我对老板的解读。我说：“这不是骂你们这个阶层的吗？”他说：“骂得太好了，骂得太绝了，骂得我心服口服啊。”这个人是谁呢？原来哇哈哈最大的对手、广东乐百氏的老板。

其实我骂这些商人并不是要彻底否定他们，只是要剥掉他们的外衣，把他们的本质讲出来。最后我还是肯定他们的，肯定商人的力量和商业的力量。他们冷酷、他们理性、他们追逐利益、为了利益可以六亲不认，但在最后其实是推动了这个社会的前进。你可以不当商人，但你要理解商人，而且你要善于跟商人共处，“与狼共舞”。

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就会改变对于问题的理解。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快要六十岁了，能听进去很多意见，现在我看很多问题都是踩在边缘线上，但肯定不会像一些商人那样耍奸耍滑。你做什么事情都要有底线。

商人是个很功利的群落，你不要指望和他们成为朋友，他们只有到了最困难的时候才会来求你，没有困难他求你干什么？每天有多少人簇拥着他？他们的骨子里是想当百兽之王的。每个老板的心里都有一头熊在咆哮，都想当狮子王，特别是那些所谓的行业大佬都想称王称霸。“万般皆下品，唯有老子高”。大家都围着他转，凭什么他们要拜在你王志纲面前？凭什么像刘皇叔一样三顾茅庐？凭什么把你称为“王老师”，围着你转？因为你能带来巨大的利益。

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他们是会算这个帐的。黄文仔的北京星河湾项目我取了多少？记得项目成功后他请我吃饭，我打趣说：“黄老板，你真是商人啊，我们辛辛苦苦帮你三年把这个项目做成了，你赚了大钱，而我从你这里收的钱为买你的房又让你一把赚回去了，什么财智时代啊，做梦呢，那是文化人自己宽慰自己的，还是财富时代、商人时代”。然后他就哈哈大笑。

商人存在的就是追逐利润，我的价值追求是另外一回事。我只是个票友。黄文仔这个人能干成事，能把我的智慧变成现实。另外北京缺少好产品，需要一个样板田，让那些只会吹牛皮说大话的“大炮”，知道什么叫做好东西。好房子是会说话的，通过好东西可以推动北京的城市化和人们的居住水平。我也需要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告诉北京人我们来了。否则大家认为你在广东能玩得开，在北京就玩不开了。

金钱只是一个结果，三百万、五百万是无所谓的，那个时候黄文仔天天陪着我打高尔夫球。我把他的公园搞成了迷你高尔夫球场，他成天陪着我。为什么要陪着我？这就是商人的特点，只要你能给他赚到利润。但是一旦商人成功以后你赶快走开，他不找你你就别找他。

过河拆桥是商人的本性。很多人作怨妇之状，我觉得可笑。如果你有这个本事就继续前进，走在他的前面不就行了？

我对人性看得很清楚了。有句话传得很广，“我们是火箭送卫星上轨道”，十五年前我就说过这句话。哪个火箭把卫星送上太空之后还抱着卫星渴望和它一起在轨道上运转的？那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你的任务就是自动脱落。

你知道王健林是怎么找我的吗？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刚开始我不想理这个事的，还跟我攀老乡。我说：“我们怎么是老乡呢？”他说：“我们都是四川人吧”。我回答：“我不是四川人，我是贵州人”。他又说：“听说你爸是四川人”。我说：“对”。他说：“那就是老乡嘛！”后来我去了他的万达广场。商人是考虑得很周全的。他把几个大老板都请来了，黄光裕、郭广昌、还有泛海的卢志强。

王健林这个人很厉害。当出现根本性问题的时候就会撇开所有的一切，直接自己来解决。他来找我的时候就说：“志纲兄，我可以先打几百万过来，咱们把事情做了，我们以后还希望合作三年五年”。后来还出了一个笑话，我们的财务傻乎乎的，天天追我，说是要把发票给人家，不开发票这个钱就是不义之财，没法做帐。搞得我三次问王健林：“财务怎么天天追着我说要给发票？”王健林问：“什么发票？”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事后才反应过来，王健林为了加快项目节奏，摆脱大企业病的低效，从自己的私人账号直接打出来的钱。

这很有意思，商人的成功是有他的道理的，平时他可以睁只眼闭只眼，但是关键问题上自己肯定要把握。

我从来不指望商人感恩，哪有什么感恩？我只唱《国际歌》，不唱《东方红》，这是贯穿我一辈子的哲学。国际歌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东方红》就要倚仗于“人类的大救星”。

要不断地领跑、不断地超越，慢慢地就会在江湖上形成一个神话。

我坐在这里，老板大多会过来拜访我，我原则上不会去老板的公司跟他们见面。他们每次过来都问：“找你们太难了，怎么像搞地下工作一样？”；“你们怎么不把买卖开大一点？是怕钱砸你吗？”他们就是不明白，我基本上就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你愿意来，我经过甄别以后确认你这个人能扶得上墙，大家又很愉快我就跟你合作。如果不是这样，在商言商我毫无兴趣。

一种刺激着我的力量

我当记者的时候人家叫我“记者王”，当时名声的确很大。我认识很多那个年代几乎所有的大佬，比如健力宝的李经纬、白云山的贝兆汉这些顶级企业大佬。

离开新华社之后，有两年是很痛苦的过程。就是高台跳水转型。

我决定离开新华社的时候，有段时间天天在广东从化骑马荡舟吃野味。那段时间心里是很痛苦的，我在寻找我的下一个生活方向。大的方向没有变，但是具体的方式变了。我的自尊心太强了，我离开新华社的时候很多人都在传，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说王志纲原来那么牛就是靠这个牌子，离开这个牌子他就完了，甚至有人断言以后我还会用新华社这块牌子招摇撞骗。

为什么叫做“王志纲工作室”？我的自尊心强，特别敏感，既然离开了就一刀切，就用“王志纲”三个字，跟之前没有关系。到今天为止跟我打交道的百分之九十九老板，根本不知道我以前是干什么的，根本就不知道我的历史，我也不想讲。

当时离开的时候给自己设计了一个头衔，叫做“自由撰稿人”、“独立制片人”、“市场策划人”三位一体。我希望通过撰稿养家糊口，这个本事还是有的吧？还有一个是“独立制片人”，因为我爱好影视，就想拍片子。第三个是“市场策划人”。第一个是能够吃饱饭的；第二个是前进一步的，当时我拍了五六个片子，觉得很有感觉，还想继续往下走；第三个市场策划是想探索这个未知的领域。

有一次我拿名片给一个老板，那个老板看了之后就说：“要独立、要自由、要发财，哈哈，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不当孙子能发财吗？”但是现在我见到他，他就说“王大师啊，你是对的，要独立、有自由、得发财，哈哈！”。

后来无意当中发掘了窦文涛。当时我做片子成本有限，我要扮演评论员，得找一个主持人，说白了就是找个话筒架子。他们给我推荐了中央台一个当时很有名的主持人。我把他的节目调过来看。我说不行，这个是小白脸，而且还牛皮哄哄的要价很高，我成本有限。我这一辈子就愿意提携新人，不愿意用那些自以为是的。我认为就像牛初乳一样，牛最好的奶是牛初乳，奶出多了就不行。这个小孩出场费要一万块钱一期，不行，我找新人。找谁呢？后来有人推荐就说，珠江广播电台有个武汉大学分来的小子不错。我就把录音找来听了听，结果是讲荤段子的，打擦边球，讲一些色而不淫的东西吸引你们收听。我看这个小子吐字清楚、语调幽默，感觉可以，叫来见见。就是窦文涛。后来就发现这个小子真是厉害，用他用对了。

这个节目就是《老板，你好嘢！》，一个晚上可以做五个老板。这个片子播出之后轰动了整个南中国，创造了一个收视记录。当时广东人只看香港台，那段时间全部转过来看广东台，那是当时广东台开台以来的最高收视记录。

我离开新华社跟碧桂园的杨国强合作三年告别的时候，他说了句话：“王老师，我们两清了“。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我们谁也不欠谁的了。包括都说好了碧桂园学校给我的孩子是免费的，后来也变卦了。一事一议，决不记情，这就是商人。

就是这种力量刺激着我，我后来帮助星河湾，杨国强又要重修旧好。我就扔下这么一句话：“要珍重知识，敬畏智慧”。

所有的商人都是功利的，昨天你的利用价值是记者，他认识的是“记者王”，你能呼风唤雨，能给他省掉广告费，这是很实际的。他的失误在于不知你废了新闻武功后还能再生出其它功夫。

我这个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从来不相信天上会掉馅饼，从来不拣便宜。当然，还要自身功力强。

我很感激这个时代，我活一辈子相当于别人的几辈子。我爷爷以前是大士绅，我爹大学毕业从事文化和教育，其实我是把几千年承上启下的都经历和跨越了。

说得难听一点，我们这些人都是过渡性的人物，在为时代承上启下，通过承上为后来的人启下，也让他们少走弯路。说得好听一点，可能五百年以后我们的故事也是个传奇。今天单单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别人听，别人都不相信，编都编不出来，等到五百年、一千年之后，那是多精彩的故事啊。

我非常讨厌别人把我当商人看，这一点上我很敏感。就是那句话，金钱只是顺带的结果。从这一点讲我不是商人。商人应该是利益最大化的，这才是商人，我不是。

我想做的是战略思想库。中国人搞战略思想库，一类是纯粹照搬美国模式，但在中国没有市场。因为美国的战略思想库是不需要挣钱的，有美国的大资本家支持和国家委托。中国人学的结果就是养不活自己，死掉了。另外一类就是纯粹市场化的机构，但是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纯粹得看别人的眼色行事。没有角色独立哪有科学决策？

你可以说我是既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但是我们在探索一条道路。我的兴奋点还是在于宏观和中观的问题，是比较超前的战略性问题，要植根于中国的现实。我们肯定要有委托，委托人有可能是商人，也有可能是国家和政府。

这二十年让我感觉最自豪的是，前十年我教会了老板购买知识产品是要交钱的，而且还要交大钱；后十年我教会了政府购买知识产品是要交钱的，而且还要交大钱。我们的委托人包括很多省市一级的政府。全中国都开始懂规矩了，这也是我们做的贡献。

我们的战略研究院也在研究迈克尔•波特的理论和模式。我就发现中国人有个毛病，就是觉得洋人的东西就了不得。我觉得基辛格说得非常好，美国人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就在于美国人是下国际象棋，中国人是下围棋。国际象棋每一步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中国人不是，下围棋只有最后收盘的时候才能看出来胜负。

中国需要很多创新和创造，直接从国外移过来是不行的。迈克尔•波特的理论在美国那种定量化的文化下，一个准确的定位是有存在价值的，但变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就会出现问题。波特自己的咨询公司不是也垮了吗？

中国人不是这样的，中国太复杂了，中国是在一个没有航标的河流上行驶，有没有规律？有，但绝对不是美国人的规律，这是我们跟他们最大的差别。

中国以后真正的奢侈品洗牌就要开始了。中国的奢侈品从哪里破题呢？陶瓷估计是个重要的突破口。

我们有句话叫做“非新勿扰”，不是新的你别找我，因为是新的，大家都很陌生，我们反而具备了优势，因为你总是在准备，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我当记者的时候，很多建议受到了中央的重视，包括关于特区的完善、关于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与冲突是怎么回事。当时觉得自己是个专家。但是等到二、三十年回头再看，开句玩笑，演戏的人是疯子，看戏的人是傻子，写戏的人是骗子。如果人生是个舞台的话就是这样。那你是什么呢？我说我曾经当过写戏的，也当过傻子，但现在我是一个舞台监督，我站在第三方可以全部看清楚。舞台监督从演员的演出到观众的表现再到写戏人的效果一目了然。原来也不是记者当得不好，而且当时都是很有针对性、很积极的，但那个时候的成就感是很简单的，只要是被采纳、变成中央文件，革命就成功了。但其实离最后的改造还有十万八千里。

我的印象很深，当时的总理说过一句话，“学者总想使他的研究成果被政治家采纳，从而流芳千古，而政治家却要为后果负责任”。

跟商人也罢，跟官员也罢，就是人一走茶就凉，你求我帮你，帮了之后一刀两断。不少商人、官员为表示亲热，会主动把手机和家里电话给我。我就好笑，我从来没有主动给他们打过电话，从来不主动联系他们。这可能是我的一种毛病吧，但也是一种独特的方式。一辈子都有这么一个万事不求人的毛病，特别害怕求人，太敏感了。

当时我已经在广东分社三年了，与爱人两地分居。有一次跟卫生局局长开会，我就讲到了这个痛苦，他说可以考虑。后来广东分社的领导就说：“小王啊，要抓住机会啊，不能答应了就完了。”甚至建议我送礼，我想麻烦了，送什么礼啊？家徒四壁什么都没有，最好的东西是一瓶洋酒，别人送的一瓶蓝带，六百块钱。当时就穿个短袖短裤，拿个报纸一包就去了。广东的雷阵雨说来就来，我闷着头往他家跑。门推开进去一看，一屋子都是人，“手榴弹”拿出来不是，不拿出来也不是。我就往厨房里面跑，他老婆就追过来：“王记者，怎么回事？”我满头是水地把蓝带拿出来，她说：“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说：“没事没事，这个我也不喝”。放下就跑。

我的确觉得我有做记者的天分，而且当时我有个人生目标，就是想当中国的李普曼。年轻时我看完《李普曼传》以后感受很深，觉得一个人作为第三种力量能够推动社会、推动历史，连总统都要来拜访他，很了不起。我觉得我真有这个潜能。但是后来为什么放弃了这个职业？我走的时候当时《南风窗》总编秦朔跟我做过一个对话，叫“最后的江流”。我最后拍的一部片子叫做“南方的河”，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当珠江经过漫长的流淌汇入大海以后，这个江流从此就消失了。”所以是“最后的江流”。其实我讲最后的江流就是讲我自己。本来我是想把记者当成一个事业来干的。

当时我有一个武器，就是内参，可以把中国的很多尖锐问题摆出来。但是到了后来，有一段时间说内参也要遵循主旋律，这时候记者就没法当了。

1992年时我还提出过一个建议。当时新华社要提拔我，我坚决不当那个官，在我看来那就是生产队队长。但是不当官怎么办呢？这是传统体制，要么就当官，要么就当记者，写那些毫无意义、毫无价值的东西。当时我对新华社还有点感情和念想，我就跟老社长穆青提出来：“穆青同志，我们要与时俱进，其实平台只是手段，不是内容，新华社应该创办一个电视台，如果有这个想法的话给我一个授权，我肯定能办出一个超过中央电视台的台来……”。他说“可以考虑啊”。当时李瑞环管意识形态，李瑞环也说可以考虑，可以从中央电视台划个频道出来，为此我还准备了两年。后来又不行了。没办法了，就离开吧。

我离开新华社的时候提出了“三个不来往”：第一是跟之前认识的企业家不来往，第二是跟采访过的官员不来往，第三是跟熟悉的媒体不来往。因为我必须要自绝于他们，否则是很尴尬的，等于是落地凤凰不如鸡，跟他们打交道像求施舍一样。所以需要浴火重生。见到他们的时候原来的王志纲已经不在了，一个新的王志纲出来了。

一个记者一定要永远保持孩童般的好奇，如果不好奇就干不了这个行当。现在手机上的微博、微信我也在了解，就是一种好奇。另外要保持一种哲学家的思辨，还要保持一种历史学家的理性。我们不能听到风就是雨，严谨很重要，所谓大胆想象、小心求证。

整个中国是很好玩的，我们是躬逢其盛

如果精英指的是鲁迅所说的“民族的脊梁”，这种人应该是在企业家当中。任正非这些人是了不起的，虽然我担心他退任之后，华为能不能延续下去。尽管我不是很喜欢他，但这个人是很了不起的。另外一个搞实业的人，李书福，他能够颠覆国有企业几十年都做不好的汽车业，甚至把外国企业收购了，是很值得钦佩的。还有哇哈哈的宗庆后这样的老知青，一个骑板车的能通过做水做成中国首富。

有些商人，我开玩笑说， “掌声响起来”，他很害怕没掌声，他是为掌声而活，生怕你忘了他。就是营销、营销、营销，通过最小的代价达到最大的效果。

“作品”是什么？ 有些人想追求完美，希望做到百分之百的完美再出来作品，我是一边走一边唱。先完成，再完美。现在我已经出了十五本书，在我看来这十五本书都是建筑材料，等到一定时候我就有条件盖这个房子了。至于房子怎么盖，现在我是五十八岁，距离六十五岁还有七年，这七年时间里我就在过渡，不断地超脱，让我的员工成长起来。

我想做一些带有概括、提炼、总结的规律性的东西，摆脱现有的功利性。我想写一本书叫做《战略之道：寻找必然》，当下可能就卖三五千本，但也许过了一两百年还有人会愿意看，那就是有价值的。这个时代给了我这样一种可能和机会，把它提炼好、概括好、总结好。

我还希望跨界，我一直有这个愿望，拍摄一部真正的《中国往事》，把我这一生的体验和探索最后浓缩在一个点上，然后以电影的方式来表现这样一个野蛮生长、惊天动地的时代。

八十年代太有趣了。它很贫寒，但不贫穷。衣服是有穿的，饭是有吃的，但是穿不好吃不好。每个人的精神都非常丰富。山也美水也美，那是一个充满憧憬的理想主义年代。邓小平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给了舞台上的所有人一种可能，去展现自己、去释放自己。那是一个纯真年代，很伟大很纯真，都渴望中国好，只是早产而已。那时人性没有现在释放得这么充分。现在这种人性释放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那时每个人都很美好，虽然纯真，但是幼稚。

九十年代是一个泥沙俱下的年代。所有的人都失去了方寸，这是很好玩的。特别是邓小平南巡之后。

“九二派”算什么？什么叫下海？我才叫真的下海，我下海是不系安全带的，光着屁股跳下去。有些“九二派“是先把船打造好了，这边下海那边就上船。还有些人是想当官的，后来碰了壁当官无望被迫下海。真正的下海是高台跳水，我们就是这样的。

不过九十年代也挺好，每个人都在探索，特别是整个中国面临“知识分子商人化”。1993年之后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很有意思，中国很多人淹死了，很多人逃回岸上来了，包括《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有很多下海的，最后都逃上来，求爷爷告奶奶请求组织把他接收回去。

整个中国是很好玩的，我们是躬逢其盛

现在的社会都是浅薄化、平面化的，追求的是一瞬间爆红。这是转瞬即逝的，包括现在“中国好声音”也罢，湖南卫视搞的那些东西也罢，节目成功，得到一些票房但很快就会过去。这个时代的确是个易碎品时代。

中央电视台请我去跟易中天对话，我是作为神秘嘉宾出场的。我一出来他就说：“哇，志纲兄，是你啊！”我就说“老易啊，你用不着再问我怎么赚钱了吧？”我之所以如此调侃是因他在未爆得大名前，一次在论坛上曾对我说：“志纲兄，你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啊。”随后问我怎么才能用知识赚钱。

人海茫茫，大家都是黑暗中的舞者，照射的灯光就是名利之光，当它照到谁的时候观众就看到了他，这个人就是明星。但是灯光是会移动的，被灯光照亮的可能是幸运儿，没有照住的可能就是失落者。在这个过程中，当灯光要转换的时候，瞬间照到一个周杰伦，可能在黑暗中舞跳得比郭富城还要好，灯光要移走的时候台下的观众不干了，“不准不准”，灯光只好把她锁住，一个明星就如此诞生了。这是舞台、灯光和观众的关系。大家都是明星，有些人就变成了流星，有的人就变成了恒星。流星本身有幸运的因素，但恒星是必然的。

我跟易中天说，中央电视台是一个超级名利场，也是一个卫星发射台，这里每天都在把各种动物发射到太空上去，但是为什么很多人还只是猴子，你却成了齐天大圣？

我已经不太在乎谁知道我或不知道我了。有的时候我跟他们出去，也会有一些粉丝冒出来，把我认出来，然后拿出一本书。拿出我的任何书我都不激动，唯一拿出我二十年前当记者时候写的书我就会很高兴、很激动，因为一万个人当中终于有一个人知道我昨天是干什么的了。

我看到易中天一夜成就大名的时候就为他捏了把汗。因为我是过来人。我曾经一夜获得大名，后来我消化这个大名用了五六年。当一个人一夜成名，这时候其实是骑虎难下的，他有点超前透支了。就看你能不能成为恒星了。

所有的人恭维你的同时也会对你寄予更高的、甚至是神话般的期望。也有人会攻击你，无形之中你增加了很多对手，恨不得把你打死。很多人是一夜成了大名。如果他能够消化得了就是个幸运儿。

碧桂园最红的时候，名利巨大，分赃者蜂起，我自然成了拦路石。一些人要打倒王志纲，有人甚至说我对碧桂园是贪天之功，好像都是他们做的，我只是拣了便宜一样。这些被炒作多了，就逼着我进行“星河湾之战”，告诉健忘者和被误者。

想到钱我脸就红，嘴巴都说不出话来。你不知道，我是从来不谈钱的，就是“你看着办”，都是这样。到现在我还有这个毛病。但是我有一个办法，就是派手下去谈判。他们就说：“王老师从来不谈价的，我们来谈”，就是这么分工。这一关我还没迈过去。

一个商人向往成为文人是个好事

做地产的人是脚踩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更多的是社会大学，更多的是和制度打交道的能力，长袖善舞，需要更多的是社会阅历，逢山开道、遇水搭桥。你说的那三个做互联网的巨头反而像试管婴儿一样，更多可能是在一个相对单纯的环境里面做事情。这是他们最大的不同。

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如果讲他们当中有个承上启下的人，那就是马云。真别小看这个人，牛头马面，虽然他形象怪异，但是不可小觑。这有点像人类社会从冷兵器时代到了热兵器时代，前面那些做地产的是冷兵器时代的高手，个个身怀绝技。然后突然冒出一批洋枪队。你武功再高，也奈何不了大炮子弹吧？他们完全是两种企业家。新一代的企业家动不动就买飞机买游艇，你说老一代的怎么会想去玩这些东西？

它是一个风水轮流转的问题。不是玄学，是我们阐释它的时候叫它玄学。其实它是有规律的。比如全球化，风水轮流转到中国的时候，中国的很多东西都变成了优点，包括我们讲的人口红利、后发优势，包括人民改变命运的冲动，所谓的聪明勤奋勇敢这些东西。

但是也把人的另一面唤醒了。从董仲舒的罢黜百家到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只求吃饱不求吃好的水平。因为中国这个国家没有殖民主义的条件，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种传统。但是在这三十年来，邓小平把中国人几千年压抑的妖魔放出来了，就是贪欲。由于贪欲，中国迅速地发展到今天，但是贪欲所造成的后果也越来越严重了。这个平衡点要怎么找？从大历史来看我还是持乐观的态度，从小历史就很难说乐观不乐观了。

中国这个国家不能用零和游戏的角度来说，“是”还是“不是”。它有前提条件，你把前提条件设定好了才能谈这个话题。这个东西不是玄学，也不是诡辩。谈问题不能说简单的“是”或“不是”，而是要一分为三。我经常找到的答案都是在“是”和“不是”之间。

现在这个时代人们都追求短线，这是最大的问题。要问我人生最大的经验，真的就是傻瓜哲学。我遇到过很多聪明人，跑得特别快，就像飙车一样，结果跑的距离最短。因为他在方向未明时就开跑，定是在断头公里上。我是很笨的，为什么走得远，因为重视目标，所以基本上没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