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能够孕育出书香之家，腹有诗书气自华。厌伴老儒烹瓠叶，强随举子踏槐花。人生的路上我们不断追逐着咆哮着，始终以饱满的姿态，昂扬的气势迎接着这崭新的每一天。
苏轼那篇《猪肉颂》：“尽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文豪就是文豪，连吃吃喝喝这样大俗之事，也可以附会至上层建筑之诗文风雅里，这就不能不令人仰叹了。
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乌台诗案发作，作为高级干部的苏轼受到了政治打压，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这官职就是个闲职，忧闷之余，东坡寄情吃喝，优游山水。其中，最出名的是写出了千古名篇《前后赤壁赋》，其主旨行动，无非是吃鱼、喝酒。
只是这鱼吃得雅，酒喝得爽，呼朋唤友，啸聚于明月之下，泛舟于大江之上，这一雅一爽，尽显文豪的名士风流。
然而，更显吃货本色的，是那篇《猪肉颂》：“尽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较之盛唐，北宋的商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唐玄宗时期，是盛唐经济的高峰。当时一年铸钱不过三十二万贯；至宋神宗元丰年间，年铸钱已达五百九十六万贯。
货币数目足以反映交易之活跃与商业之规模。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流通纸币，也在宋朝的四川地方出现。东京（今河南开封）人口，已达二十万户。按户均五口计，当时东京人口已达一百万；这一百万人口，基本上脱离了农业生产。
手工业和商业应是其主要谋生手段；同时，北宋城市已经彻底打破前代“市”（居民区）“坊”（居民区）分别的制度，面街而市，商、民杂处；据东京梦华录载，以南薰门赶进牲猪时，“每日至晚，每群万数，止数十人驱逐，无有乱行者”，一日赶进上万头猪，供应百万人的食用，每天一百人食猪一头，可见猪肉已成为普通市民的盘中餐。
原因是猪价贱，“黄州猪肉贱如土”，估计东京也不会太贵，由此可见，当时养猪业的发达。
有人据《宋今要》记载，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官中御厨使用猪肉四千一百三十一斤，而羊肉达到四十三万多斤，由此证明当时养羊比猪多，羊在百姓饮食中胜猪肉一筹。
其实，这个数字只能说明上层贵族（皇室）贵羊而贱猪，所以羊肉价贵于猪肉。至于平民百姓，天天食羊未必然，但食用猪肉，按东京二十万户日食万头猪算，估计吃肉已属常态。
但按东坡的说法，烹饪不尽得法——其实，平民百姓向来也就是粗茶淡饭，所谓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那是钟鸣鼎食的贵族才讲究的。
厨中有东坡肉，也有东坡羊肉。东坡肉，有他自己的记载，东坡羊肉估计是别人的附会。倒是他的书法，被时人黄庭坚，戏称为“换羊书”，一封手札，可换十多斤羊肉，这是有记载的。只是东坡知后不肯再作“屠羊”行径。
但对吃的热爱是不移的，除了《猪肉颂》这个流传千年的烹饪方子，苏东坡还有一首诗，可以称为最好的关于吃的广告：《寒具》：“纤手搓来玉数寻，碧油轻蘸嫩黄深。
夜来春睡浓于酒，压扁佳人缠臂金”。此诗放在如今的商业时代，若被某食品厂相中，也是可以换几吊钱的。
“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使人瘦，无竹令人俗”，这也是东坡学士说的，只是此一时彼一时；在春风得意之时，诗人表现的是一派风雅潇洒；在仕途失意之时，诗人对食肉的快感是那样直接而强烈。此时，让人不俗的竹子，怕是让人想不起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