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城市发展范式 建设美丽宜居公园城市（代序）

人类社会文明形态演进的一个标志，就是发展范式的创新、完善和固化。农耕文明时代生产力低下，与人类经济社会相适应的发展范式，表现为小农经济、自给自足；在土地资源匮乏情况下，精耕细作，温饱为要；旱涝灾变无常，农业生产盈余有限，难以支撑规模庞大的非农人口。城池功能在防务，市场交易供求低。因而城镇规模小，功能弱，壕沟高墙，画地为牢。

工业革命开启社会文明新时代，热值高度密集的化石能，强劲便捷灵巧的机械力，大容量远距离高速度的交通运输网、能源电力网、信息互联网，催生新的经济社会发展范式，专业化细分工、规模化大生产、空间上高集聚，地不分南北，季不论冬夏，时不顾昼夜，生产力高度发达，技术不断进步，生产大量盈余，积累雄厚财富。农业生产力剧增，人类跨越农耕文明的马尔萨斯陷阱，而衣食无忧；制造业效率攀升，工业文明的发展范式满足了人类的物质需求。工业化带动城市化，人口随制造业产能规模扩张而汇聚，产品服务交易供需两旺。不同于农耕文明的因防而建城，工业文明的城市发展，因工业生产而选址，据规模需要而扩张，随供求对接而成市。农耕文明的挖沟筑墙而空间约束的城池，显然不能满足人口和用地规模不断扩张的工业文明的城市发展需要。

工业文明发展范式下的城市建设，似乎不受“边界”约束。人口规模可以呈数量级剧增，农耕文明时代以千人为单元的镇，轻而易举地被工业文明在规模上升级为万、十万、百万、千万人，狭小空间范围的城市群，更是可以达到亿级水平。相伴随的，是城市空间从方圆一平方公里，到十、百、千，乃至万平方公里的层级，一些城市群的地域空间，则超过十万平方公里的量级。但是，工业文明社会形态下的城市发展范式，也是有边界的，不仅是简单的行政层面的辖区边界，也包括制度层面“中国特色”的城乡户籍隔离，但最具普遍意义的，是物理层面的“建成区”范围，即城区人口居住、产业占用、服务所在、大容量高频次交通可及的“地表硬化”和“人工绿化”的非农业用地。这一依赖于资本投入和技术路径的摊大饼均质化的城市发展范式，在许多方面，例如教育、医疗、文化等各种优质便捷高效的城市公共服务，让人们感到“城市让生活比乡村更美好”。但久居钢筋混凝土的有限空间，我们钻地下、我们攀高楼，我们似乎难以接受大自然的服务了，或者说，在拥挤的城市空间有限的大自然服务满足不了我们的需求了。于是，依靠技术手段，我们建污水处理厂、垃圾填埋场焚烧厂、拓展地下空间；我们建公园、截水源、养花草。悠然见，人为再造的“自然”，不论技术如何先进，毕竟不是自然。却原来，乡村让人们更向往。

美好生活的城市、令人向往的乡村。工业文明范式下的城乡发展，鱼和熊掌似乎不可以兼得。在生态文明范式下，“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美好”和“向往”可以融为一体吗？这就需要创新城市发展范式。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成都考察时，从社会文明发展范式转型的视野和高度，提出建设公园城市；2020年1月，又进一步要求把成都建设成为“公园城市示范区”。显然，公园城市所凝练的发展范式内涵，远远超越了工业文明“水多了掺面，面多了加水”的技术范式，例如增绿的森林城市、花园城市，减碳的低碳城市，去污的卫生城市，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减灾的海绵城市、韧性城市，各种技术的集大成者生态城市、文明城市等。

公园城市的范式内涵，首先在于“公”，体现在其开放性、共享性、可达性。公者，共也。城市园林或园林城市中的园林，有空间封闭、定向服务的内涵。苏州园林、皇家园林，花木有致，曲径通幽，优美秀丽。然而，规模小、数量少、造价贵、费用高，阳春白雪，享用者寡。广义或范式意义上，公园城市的“公”，并非狭义的园林绿地的开放共享可达，而在于城市边界、城乡空间的开放、共享、可达。“公”，突破了农耕文明的深沟高墙，突破了计划经济的城乡藩篱，超越了工业文明“建成区”的技术范式，也打破了“画地为牢”的行政割裂。经济交融、市场共荣、生态可达、资源共享、城乡一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其次在于“园”，体现在其多样性、包容性、系统性。生态文明城市发展新范式意义上的“园”，不仅仅是简单意义上技术层面的“园艺”或视觉空间上的“园林”。所谓多样性，实际上是“多园性”，多园融合，涵盖绿地生态狭义的休憩地公园，提供就业生产场地的工业园或产业园，供给教育医疗文化等城市服务的幼稚园、大中小学校园、医院、影剧院，居民生活居住的家园，乃至“粮袋子”“菜园子”——种植园、养殖园。公园城市，必须是包容性的，不应该是单一的或简单排他的。但是，多园包容，不是杂乱无章的，既不厚此薄彼，也不平均主义，而是多园融合、多园互补，系统一体。

再次在于“城”，体现在便捷性、舒适性、宜业性。“城”的内涵，源于工业文明的发展范式，但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要通过生态文明的发展范式加以改造和提升。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和工具，是工业文明的技术结晶；各种生活设施的便利和舒适，也是技术进步和资本投入的结果；制造业提供就业岗位，劳动报酬是生活之必需。因而，新范式不是也不能否定工业文明的技术创新与引领。新范式的“城”，是要以人为中心，服务于人，指向为民，而非交通容量唯大而大、生活设施以奢悦人、就业机会均等不歧视社会弱势群体。一些城市为了“体面”“光鲜”，多形式主义、表面文章，而忽略了城市的人民性。例如电动摩托车，方便快捷；闹市区街边经营，行方便聚人气。一些城市管理者懒政而“一刀切”，商铺匾牌千篇一律，以工业文明的“几何刚性”整齐划一，缺失了人性。一些商业广告，动辄“皇家”“尊贵”“国宴”，忽略了健康、品质、普惠。公园城市的“城”中就业，是体面的就业，有尊严的就业，有安全保障的就业，可以确保衣食住行无忧的就业，是少有所学、老有所养的就业。

最后在于“市”，体现在活力、效率、创意上。“市”的内涵，传承农耕文明的集市、工业文明的市场特质。集市上、市场内人来人往、熙熙攘攘，表现的是市井的活力；商品和服务的价值通过交换得到实现，寻求和提升的是生产效率；“货比三家”、信息集散、交流磋商，旨在改进、创新。当然，公园城市的“公”、“园”、“城”和“市”，必须是一体的，不能相互割裂。任何单一的特征，需要融入其他要素，才能发挥公园城市的整体效用。如果“市”没有开放性，不具“公”的特质，公园城市就不会有活力、效率和创意。“城”所提供的各种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在于满足“园”的需要，提升“园”的效能。

生态文明的社会形态，需要新的城市发展范式。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成都市所实践的公园城市，表明城市发展的范式创新与变革。准确理解公园城市所凝练的范式特征，科学展现公园城市的“公”、“园”、“城”和“市”，把公园城市建设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载体和抓手，可为人类社会的生态文明转型提供经验和范例。美丽中国的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敲锣打鼓喊着口号就可以实现的，而是需要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建，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建。成都市作为我国经济增长极的重要动力源，国家科技创新的新高地，生态资产的富集地、保值增值区和优质生态产品输出源地，率先高质量加速建设公园城市，打造美丽成都。

成都市委、市政府以极高的政治站位、务实的责任担当、敢为人先的创新锐气，共识一意，勠力同心，全域共创，公园城市建设取得了突出的进展和骄人的成绩。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相关院所和成都市社会科学院携手，利用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公园城市专业委员会的学术平台，协同国内公园城市相关学术团队，从学理上探寻公园城市的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从实践中提炼总结成都各区县、学校机关企业的创意经验和成功案例，记录中国公园城市的建设进展，提出改进和加速公园城市建设的政策和建议。作为本书的主编，感谢成都市委、市政府、各区县各部门的指导支持，感谢研究与撰写团队的高质量高效率工作。本书作为系列出版的年度报告的第一本，许多尚在探索之中，不完备、不理想，甚至错谬之处，需要我们改进，也欢迎读者批评指正，共同为公园城市建设而努力。

不揣冒昧，将肤浅认知形成短文，代以为序。

2020年10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