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新目标：中国区域经济史研究七十年与发展前程

虞和平

区域经济史研究既是区域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中国幅员广大，因不同的地理、气候、资源、人文、交通、行政等状况及其变迁，从古至今分为众多不同层次的区域，且不同层次的区域在经济上各有特点，在结构、模式、程度和制度上各有差异。这不仅是区域史研究需要关注的问题，更是经济史研究必须关注的问题，否则就难以全面揭示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的实际状况。对于这个学科的产生和发展，由于学界对其概念界定的不同，对其学术发展状况了解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看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本文力图对区域经济史研究产生发展的主要方面和主要脉络做一回顾和总结，并结合我国当前新时期经济建设战略，提出几点区域经济史研究的新目标。

一 从传承到创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区域经济史的产生

中国区域经济史研究已有较多的成果，它们或从属于区域史研究，或从属于经济史研究。从具体的研究成果来看，区域经济史研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即已有之，突出的如傅衣凌之福建农村经济研究、江南商人和社会经济研究[1]，洪焕椿之江南和苏州社会经济史研究[2]，叶显恩之徽商徽州社会经济研究、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史研究[3]。

此三位可谓中国区域社会史和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前驱学者。尤其是傅衣凌（原名傅家麟），他不仅最早出版区域经济史研究成果，而且最早具有区域经济史研究意识，最早提出基本研究方法。傅衣凌于1930年入厦门大学历史系从事《史学专刊》编辑工作，初涉历史学，1935年赴日留学，学习社会学，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回国，到福建省银行经济研究室工作，任编辑科主任，随即开始主编《福建省农村经济参考资料汇编（1927～1940）》一书，搜集了许多报刊、年鉴、统计、调查等资料，于1941年初出版。[4]在此期间，因抗战之故，福建省银行随省政府一起迁至永安县，1939年傅衣凌因躲避日机轰炸，在距永安县城十多里的黄历乡的一间老屋里，发现了一大箱民间契约文书，所涉年代自明代嘉靖年间至民国时期，多达数百张，其中有土地的买卖典当契约，以及金钱借贷字据、分家合约、钱谷和物价账簿等。他得此宝贝后，即依据这些契约和地方志、寺庙志等资料，运用留学日本所学得的社会学、经济学方法进行研究，陆续写成了关于永安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三篇文章，于1944年合编为《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一书出版，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利用地方民间契约文书研究中国区域社会经济史的著作。后来，他又从农村经济研究延伸到资本主义萌芽而研究江南商人和商业，[5]出版了《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一书。与此同时，傅衣凌的区域经济史意识亦开始萌生。当他在主编《福建省农村经济参考资料汇编》一书时，虽然开始涉足地方经济史研究，但出发点只是为地方编制经济建设计划提供参考；在发现民间契约文书而写作论文时，也可能出于对这一资料在地方经济研究中的独到价值而加以运用。然而，当他于1944年将三篇论文合编为《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一书时，则已有了区域经济史意识，在该书之首的“集前题记”中特别强调该书的区域经济史意义：以往的研究“对于某特定范围内的问题，每不能掩蔽其许多的破绽，终而影响到总的体系的建立。所以近来有一般的社会经济史家颇积极地提倡经济社区的局部研究，以为总的体系的解明的基础。本书即站在历史学的立场上，考察福建农村的经济社区的一个尝试”。“本书的内容，虽侧重于福建农村的经济社区的研究，然亦不放弃其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形态之总的轮廓的说明，尤其对于中国型封建主义的特点的指明的责任。”[6]这不仅提出了“某特定范围内”“经济社区”这两个具有一定区域经济含义的概念，而且指出了区域经济史研究以局部见总体的宗旨。

洪焕椿和叶显恩步入区域经济史研究则是通过另两条道路。洪焕椿1949年之前先后在浙江图书馆和通志馆工作，从事图书文献整理，并研究浙江方志史志，参与编写浙江通志。1949年之后到金陵女子大学、南京大学从事教学工作，专讲地方志及目录学，后受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影响而研究苏州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进而逐渐扩展为苏州和江南区域经济问题研究。[7]其路径是从地方志研究出发，经由地方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而进入区域经济史研究的范畴。叶显恩从事徽商和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则始于1962年考取中山大学硕士研究生后，其导师梁方仲为之选定的硕士论文题目，其缘由是1958年后陆续发现的徽州契约文书。据他自述：“我研究生的毕业论文，是梁先生和他的好友严中平先生商定的，题为《徽州的佃仆制度》。在梁、严二先生看来，1958年后陆续发现的大批徽州契约文书，还没有人作较全面、系统的研究、利用，徽州传世的文献又甚丰富，它又是著名的徽商的故乡，对之作研究既可能有所突破，而且作进一步的拓展研究又有广阔的前景。”洪、叶两人，在早期的学术研究中从研究的对象和内容来说无疑已属于区域经济史的范畴，但尚未有傅衣凌那样的区域经济史意识，主要还是地方史意识。对此，洪焕椿尚未有直接表示之文字，但从其研究成果来看不外于此。叶显恩则在1981年为其《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一书所写的前言中明确表示：“本书是地方史研究的一个很不成熟的尝试。”同时，他也如傅衣凌那样指出了地方研究的必要性及其与整体研究的互相依存关系，说：“这里想顺带提及的是，我感到自秦汉以来，在统一中央政权管辖下的各个地区，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固然未曾间断，彼此间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形成中华民族历史的整体。但是，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商品交换有限，地方闭塞，各地区历史的发展又是不平衡的，因此，往往表现出各自的特点，所以，在作全国性历史综合性研究的同时，需要作局部地区的典型解剖。全国性的综合研究，自当以各地区的研究为基础；同样，地区的研究，也不能局促于狭窄的小天地，而必须放眼于全国历史发展的整体……在地方史的研究中，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但其中似乎也表示这种关系并非这本著作探讨的重点，而是有所感觉而“顺带提及”。

上述三位虽然尚未形成明晰的区域经济史意识，但仍不失为中国区域经济史的前驱学者。从他们的学术起步过程中可以看到，中国的区域经济史研究有自己的产生路径：从地方史到区域史。地方史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传统强项，其早期载体可以说是发端于周代、盛行于南宋之后的地方志；后来，尤其是民国之后又出现一些非方志的地方史著作。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连横著《台湾通史》（台湾通史社，1921）、傅斯年著《东北史纲》（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2）、徐松石著《粤江流域人民史》（中华书局，1939）、张立志著《山东文化史研究》（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39～1940）、曾仲谋著《广东经济发展史》（广东省银行，1942）等，其中《粤江流域人民史》一书，运用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社会学方法，对地跨广东、广西两省的珠江流域地区古代的地理、民族、习俗、文化、语言、地名等做了比较全面的考察，已有一定的现代区域史意义。另外，在整个民国时期有一大批地方史著作问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地方史研究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8]这些著作中自然包含多少不等的经济内容，甚或地方经济史专著。

地方志、地方史与区域史虽有所区别，但渊源相连，不可分割。简而言之，地方志与地方史的区别主要在于研究主旨和编纂体系的不同，前者以呈现现实状态为出发点，以介绍和叙述地方构建为主体，回顾相关事物的历史状况，重纪实采访和文献征集，但不太重视对历史变迁及缘由的探讨，内容追求全面，自守一方天地，较少涉及与外地区的比较与联系；后者以研究地区历史变迁和发展过程及其缘由为出发点，重点着眼于历史，内容不一定面面俱到，有选择、有主线、有重点，并通过考察与外地区的区别和联系突出本地区的特点和地位。它们两者与区域史的区别则主要在于研究对象的空间划分方法有所不同，前两者主要以各个层级的行政区划为空间单位，区域史则既包括行政区划也包括因各自独有的自然、人文、交通、经济、社会等因素而形成的大小不等的非行政区划空间单位，如方向区位、江河流域、沿海地带、山脉坐落、产业构成、活动区间、人文历史等因素；其余则与地方史无大的差异。区域史研究的新体系、新方法在地方史研究中也可以采用。诚如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所言：历史“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记一朝，天下之史也”。而且“志属信史”，“方志乃一方全史”。[9]这就是说志乃史之一种，而且是更可信、更全面的地方历史。因此，从研究对象来说，地方志、地方史、区域史都是一定空间范围内人类社会的历史，互相重合汇通；从研究主旨、研究方法来说，三者之间具有明显的继承发展关系。就这一角度而言，区域史研究是由中国史学最先原创的，也体现了对地方志、地方史的传承和创新。

二 从薄弱到兴盛：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区域经济史的发展

中国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已经产生，但尚处于比较薄弱的状态。上述三位开创中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在起步时都是筚路蓝缕，孤身奋战，各在一方，后来随着他们培养的研究生及后辈学者的成长，追随左右的队伍逐渐壮大，后继有人，乃至发展成为当今中国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最有影响的三个“学派”，并随着其学者和学术的扩散在学术传承上发挥了带动全国区域经济史研究发展的作用，目前在中国区域经济史研究上比较杰出的学者，有不少出自这三位开创者门下。

除了这种“学派”作用之外，推进中国区域经济史研究发展的更为重要的动力是改革开放。区域经济史与区域史密切相关，它的兴起及缘由也与区域史的兴起及缘由别无二致。有些学者把中国区域史研究的兴起完全归因于美国的“中国中心论”学派采用和提倡的区域史研究的影响，这未免有失偏颇。从源头上来说，中国学者提出区域史研究要早于美国学者。如上所述，傅衣凌在1944年就开始提出区域史研究，此外他当时还提到：“近来有一般的社会经济史家颇积极地提倡经济社区的局部研究。”[10]这里虽然没有明确指出这“提倡经济社区”研究的“一般的社会经济史家”的姓名，但至少可以印证除了傅衣凌之外还有别的经济史研究者也开始提倡区域经济史研究。

这时，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学者大多还没有这种区域史意识。作为美国中国史研究奠基者的费正清虽于1946年出任哈佛大学区域研究（中国）项目的首任主持人，但这里的“区域”是指以世界各国为单位的区域史，也就是国别史，是对中国历史进行笼统的整体性研究，与后来的中国区域史不是一个概念。这一点从费正清的著作中可以得到证明，他在1948年出版的第一本研究中国的著作《美国与中国》[11]，是从中国的国家层面进行研究的；1953年，他又出版了由博士论文扩展而成的《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条约口岸的开放，1842～1854》[12]，所论述的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放通商口岸的过程以及中外贸易状况，虽然涉及沿海地带，但其着眼点并不在区域而是整个中国的中外关系，其研究的视角是“冲击-回应”和“传统-现代”范式。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有一些学者从反思和突破费正清这两个范式出发，开始做中国地方史研究，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1975年出版的路康乐著《中国的共和革命：广东个案，1895～1913》[13]、1976年出版的周锡瑞著《中国的改良和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14]、1977年出版的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15]、1978年出版的包德威著《中国城市变迁：山东济南的政治和发展，1890～1949》[16]、1979年出版的贝蒂著《中国的土地与氏族：明清两代安徽桐城县的一个研究》[17]。此外，还有一些研究中国某一地方和城镇的著作。[18]这些著作研究的内容都是中国某一行政地区或城市的某一方面，大多未用区域史的概念，应仍属地方史的范畴，且其兴起的时间大大晚于中国学者的地方史研究。不过有个别著作在研究的领域上有所扩展，采用了区域史的概念，在理论方法上亦有所创新。如施坚雅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中提出和运用的“社会经济层级”“城市化的地区体系”“中心-边缘”“城市-腹地”概念，对中国学者的城市史和地方史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但是，施坚雅的理论对中国学者产生影响则是在他的著作中译本[19]于1991年出版以后，正如有学者所言：“因为没有中译文印行，（1980年）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施坚雅理论的影响在中国几近于沉寂。”[20]对施坚雅的理论方法和相关观点，中国学者曾多有议论和批评，对其具体观点不乏商榷，但亦由此引起了中国学者对施坚雅理论方法的关注和一定程度的采用。[21]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学者的中国区域史研究成果陆续问世，其代表性学者是柯文。他从1970年前后开始对主导美国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冲击-回应”模式有所反思，如其所言，“直到80年代初期我才更全面地检视这种研究取向”，遂在1984年出版了《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22]一书，提出了“中国中心观”。包括四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的历史；（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县、城市，开展区域与地方史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纵向”分为不同阶层，推动对下层社会历史的研究；（4）运用诸学科理论、方法和技巧，并与历史分析方法相结合。这四点对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史的取向可能有较大影响，对中国学者来说当时已不乏这种思考和实践者，如对“冲击-回应”模式的批评和地方史研究的开展早已有之；第五点是专指区域史和地方史，但只是一种提倡，指出其重要性，尚缺少理论构思，也没有研究实践。当然在该书中文本于1989年在中国出版以后，对中国学者开展区域史和地方史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带来一定的方法启示。

另一位值得重视的美国学者是黄宗智，他既在反思费正清时代中国历史研究模式的基础上提出重视地方史（区域史）研究的主张，又进行了一定的实际研究，于1985年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23]一书，力图把中国经济作为一个“结构-功能”意义上的整体来把握，重视整体性的区域农村经济研究，采用了“区别不同阶层小农的综合分析法”，将各阶层小农的生产力进行比较，并构建了“内卷化”这一概念和分析模式，对中国学者所持的农村资本主义萌芽论提出不同见解，显示出独到之处。[24]此后，他又于1990年出版了《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25]一书，以与前书雷同的方式进行研究，进一步提出“过密化”理论模式，并指出了地方史研究的整体史研究意义，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微观的社会研究特别有助于摆脱既有的规范信念”“集中于一个地区使我们有可能把它作为一个内部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来研究。”该二书所提出的“内卷化”、“过密化”、小农分层论等方法和观点虽有一些中国学者与之商榷，但其提倡地方史研究并关注地方的整体性，与柯文有异曲同工之效。

中国的区域史和区域经济史研究主要是受改革开放的影响而于1986年之后发展起来的。1984年中国决定开放沿海14个城市，是年也是国家“七五”计划第一年，国家社科基金一次就设立了四个区域经济史研究重点项目：傅家麟（傅衣凌）主持的“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研究”；叶显恩主持的“明清时期广东地区经济研究”；洪焕椿主持的“上海经济区历史研究”；罗仑主持的“明清苏松杭嘉湖地区社会经济史”。其中既有以省为范围的地方经济史，也有以地理和经济范围为单位的区域经济史。同时，还设立了上海、天津、武汉、重庆、香港5个城市史研究项目。这一举措不仅使四位区域经济史课题主持人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展开了更全面深入的研究，而且得以组建和扩大新的研究队伍，还开辟了城市史这一区域史研究新方向，无疑对中国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这些国家课题研究的基础上，1987年在深圳举行了“国际清代区域经济史暨第四届全国清史学术讨论会”，这是中国学界举行的第一次以区域经济史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也是中国区域经济史研究进入发展阶段的一次初步显示。会议聚集了众多国内外名家和新秀，参会论文多达90篇，会后编成《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一书出版，反映了当时国内外学者对清代区域经济研究的积极态度、响应范围和基本水平，其中不乏很有见地的佳作。但从整体上来看，真正从区域经济角度进行研究的论文不多，所涉及的区域也比较少，主要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理论探讨、城市经济和个别小区域经济的研究，如章开沅的《南通模式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叶显恩、陈春声的《论社会经济史的区域性研究》，杨国桢的《清代社会经济区域划分和研究架构的探索》。此外，还有一些关于上海、天津、汉口、香港的经济状况、模式和功能等某一方面的论文。[26]

此后，相关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不仅有上述几个国家课题的主持者及其参与者的成果，而且有一批自发研究者的成果，渐呈兴盛之势。从已有成果的内容和作者来看，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跨地方的地理区域经济史研究明显增多。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研究所涉及的区域已相当广泛，主要有长江三角洲、长江下游、长江中游、长江流域、珠江三角洲、淮河流域、闽江流域、运河流域、环渤海地区、粤港澳、闽粤赣、杭嘉湖、江南、淮扬、苏南、东北、西北、华北、西南、西部、陕甘宁边区等。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南京大学洪焕椿、罗仑主编的论文集《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湖州师范学院陈剑峰著《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史研究（从先秦到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江苏省委党校张学恕编著《中国长江下游经济发展史》（东南大学出版社，1990）、《中国长江流域古代经济发展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2017），武汉大学牟发松著《唐代长江中游的经济与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武汉大学陈锋主编“15至20世纪长江流域经济、社会与文化变迁书系”（2004年起由武汉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叶显恩著《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史研究》（台北，稻乡出版社，2001），安徽大学历史系王鑫义著《淮河流域经济开发史》（黄山书社，2001），安徽大学历史系朱正业著《近代淮河流域经济开发史》（科学出版社，2010），厦门大学水海刚著《口岸贸易与腹地社会：区域视野下的近代闽江流域发展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9），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张利民著《近代环渤海地区经济与社会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暨南大学历史系张晓辉著《近代粤港澳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杭州大学历史系蒋兆成著《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史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华南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室王福昌著《明清以来闽粤赣边的农业变迁与山区环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浙江师范大学徐新吾主编的《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范金明、胡阿祥主编的《江南社会经济研究》（3卷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李伯重在任职清华大学时所著《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王振忠著《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三联书店，1996），苏州大学历史系段本洛著《苏南近代社会经济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吉林大学经济系孔经纬著《东北经济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李清凌著《西北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7），山西大学历史系乔志强、行龙主编的《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1998），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卢华语等著《唐代西南经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0），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王双怀编著《中国西部开发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黄正林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人民出版社，2006）。此外，还有全国的分区域研究，如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陈桦所著《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把全国分为东北、华北、华中、华南、蒙古、西北、西南、青藏八个大的区域进行研究。

第二，以行政区划为单位的地方性区域经济史研究快速发展。这方面的研究从原先的只有少数几个省扩展到几乎全国各地，特别是各个省及自治区大多数都有了全境性研究著作，还有一些研究省以下行政地区经济状况的著作。其中，关于福建省的，有厦门大学历史系傅衣凌、杨国桢主编的文集《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厦门大学历史系戴一峰著《区域性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以近代福建地区为中心》（岳麓书社，2004）；关于广东省的，有暨南大学历史系张晓辉著《民国时期广东社会经济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暨南大学历史系李龙潜著《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关于云南省的，有云南省经济研究所李珪主编的《云南近代经济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云南大学发展学院杨寿川著《云南经济史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关于贵州省的，有林兴黔编著《贵州工业发展史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关于四川省的，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张学军、张莉红著《四川近代工业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彭通湖主编《四川近代经济史》（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关于河南省的，有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薛瑞泽、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程民生等著《河南经济通史·古代河南经济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关于安徽省的，有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程必定著《安徽近代经济史》（黄山书社，1989），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王鹤鸣、施立业著《安徽近代经济轨迹》（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关于山东省的，有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许檀著《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陈新岗、山东经济学院张秀娈著《山东经济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关于河北省的，有河北师范大学苑书义等主编的《河北经济史》（人民出版社，2003）；关于山西省的，有徐月文、张郑生著《山西经济史纲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关于陕西省的，有首都师范大学田培栋著《明清时代陕西社会经济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陕西社会经济史（西周至明清）》（三秦出版社，2016）；关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有徐安伦、杨旭东著《宁夏经济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关于青海省的，有青海社会科学院崔永红著《青海经济史（古代卷）》（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青海社会科学院翟松天著《青海经济史（近代卷）》（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蔡家艺著《清代新疆社会经济史纲》（人民出版社，2006）；关于西藏自治区的，有西藏民族学院陈宗凯著《西藏地方经济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关于辽宁省的，有辽宁省统计局工业处张福全著《辽宁近代经济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关于台湾省的，有厦门大学陈支平著《民间文书与台湾社会经济史》（岳麓书社，2004）；关于上海市的，有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丁日初主编的《上海近代经济史》（1994年起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

有关省以下地区的著作主要有南京大学历史系范金民、夏维中著《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无锡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王庚唐、汤可可主编《无锡近代经济史，1895～1949》（学苑出版社，1993），常宗虎著《南通现代化，1895～193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唐力行著《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宁波市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乐承耀著《宁波经济史》（宁波出版社，2010），宁波市发展规划研究院江怡著《宁波民营经济史，先秦时期～1956年》（中国发展出版社，2018）。

除了上述著作之外，还有大量专题史研究著作和论文，如区域农业和农村经济史、区域商人和商业史、区域交通史、区域手工业史等。

第三，研究视野扩大，开始出现区域之间的比较和互动研究、交通与区域经济互动研究。在区域比较和互动研究方面，代表性著作有单强著《工业化与社会变迁——近代南通与无锡发展的比较》（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唐力行著《苏州与徽州：16～20世纪两地互动与社会变迁的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戴鞍钢著《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1843～1913）》（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它们或从两地人口、经济的内在联系出发考察彼此的影响；或从两地的经济发展模式出发考察彼此的发展道路的异同和得失；或从经济格局和市场网络出发考察彼此的经济互动及特点。在交通与区域经济互动研究方面，代表性著作有朱从兵著《铁路与社会经济——广西铁路研究，1885～1965》（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郭海成著《陇海铁路与近代关中经济社会变迁》（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侯林著《南运河航运与区域社会经济变迁研究（1901～198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它们或研究一个省的铁路交通与经济发展互动关系，或研究一条铁路对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或研究运河航运与沿岸区域社会经济兴衰的关系。

第四，研究队伍扩大。相关著作和论文的大量出版和发表，意味着研究队伍迅速扩大。扩大之途径主要有三条：一是师承。如傅衣凌培养了不少弟子，其中杨国桢、李伯重、陈支平、郑振满、陈春声、王日根都不同程度地继承了他的衣钵，在区域经济史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又如洪焕椿、罗仑也在南京大学奠定了地方史研究的根基，影响了一批后辈学者，其中的佼佼者有唐力行（后到苏州大学任职）、范金民、胡阿祥、夏维中。二是项目带动。如1983年叶显恩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明清时期广东地区经济史研究”立项后，由中山大学历史系、暨南大学历史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共同参与，随后成立的广东明清经济史研究会、中山大学历史系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广东明清经济史研究室，也组织众多学者从事这项研究。他们还于1983年、1984年先后两次举行专题学术研讨会，会后分别出版了《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27]前者的作者有唐森、李龙潜、谭棣华、傅同钦、陈君汉、罗一星、蒋祖缘、邓开颂、程耀明、黄启臣、章文钦、朱荣基；后者的作者有蒋祖缘、罗一星、李龙潜、谢天祯、刘志伟、谭棣华、陈春声、邓开颂、黄启臣、冯志强、龚红月，其中不乏后来成为研究广东区域史的出类拔萃者。三是跟进。在国家社科基金设立项目的引领与各地区经济建设的促动下，各地的相关学者相继开展本地区的经济史研究，并且涌现出了为数更多的研究者。

上述中国区域经济史研究走向繁荣兴盛的过程，充分说明改革开放是这一研究发展的最主要推动力，外国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的引入只是在研究方法和视角上起到了一定的开拓作用，对这一研究的深化有一定的助推作用。

三 应时与开拓：新时期中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新使命

回顾中国区域经济史研究70年的历程，它的发展与国家的经济建设进程密切相关，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期，区域经济史研究应继续更好地服务于新时期经济建设，担起新的使命，构建新时期的中国区域经济史学。新时期国家经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发展战略，其中一个非常重大的方面是区域经济发展，如“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长江三角洲地区、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还提出了发展区域经济的“全面开放”和“创新驱动”两大路径，要因地制宜探索差异化的创新发展路径，要“解决经济增长和平衡问题”，[28]使经济不太发达的地区发展起来，逐渐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达到各地区的平衡发展。面临新时期经济建设战略，总结70年来研究的成绩与不足，中国区域经济史研究需要适应新时期的要求继续开拓和深化，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第一，要加强地理区域经济史研究。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对地理性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要大大少于对行政区域性地方经济史的研究。目前，对长江流域、粤港澳区域、长江三角洲区域、中部区域、东北区域虽已有一些研究，但尚比较薄弱和粗浅。对于“一带一路”已有许多论著出版，却未见有从区域经济史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对于京津冀一体化则更少见有研究成果发表。除了这些大的区域之外，小的区域也值得重视，它们大多是大区域中的小区域，与大区域有着内在的关联，已有的研究成果只涉及杭嘉湖、淮扬、苏南少数几个区域，还有更多更小的区域有待研究。

第二，要加强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和作用研究。以往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大多着眼于区域经济的地域结构、产业结构、发展水平等经济状态方面，以及区域经济的差异性、多样性、独特性等特点方面，基本上是一种就区域论区域、就经济论经济的研究，也可以说是区域经济的自我存在、自我成长的自在状态研究。这当然是区域经济研究的一个基本内容，但仅有这样的研究不足以全面揭示历史上区域经济发展的面貌，应该加强从发展战略的角度研究区域经济史。自开商埠、乡村建设实验区、长江上中下游经济圈、珠江三角洲经济圈等则具有既影响本区域经济发展也带动周边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尚可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第三，要注意经济区域划分中的经济因素和行政因素。在以往的区域经济史研究中，如何划分经济区域是一个讨论颇多的话题，主要有三种主张：第一种主张是以经济因素作为经济区域划分的标准，如同类产业、同等水平、同种方式；第二种主张是以自然地理区位作为划分的依据，如沿海、沿江，江南、岭南、东南，东北、华北、华中、华南、蒙古、西北、西南、藏青等；第三种主张是以行政区划为范围。前两种主张所属范围的圈定不以行政区划为界，多有跨界之地存在。这种区域划分方法，主要是从区域经济的自在因素出发的，也是一种典型的区域经济划分方法，当然是研究的重要对象。但是，从发展战略的角度来说，经济区域的划分必须考虑行政因素，因为发展战略是一种人为的经济发展的路径，它与自我存在、自我成长的区域经济不同，必须有人来谋划和推行，如果没有一定的行政力量就不可能有效地实施这一战略。这种行政因素不一定是政府因素，也包括社会力量的自我协调因素。在中国历史上各经济区域特别是大区域中的这种行政因素是相当薄弱的，这也可能是跨地方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太好，多有自在、少有自为的原因之一。

第四，要注重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研究。以往区域经济史研究的一个主要着眼点是揭示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如叶显恩在1985年指出：“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在古代商品交换有限，地方闭塞，各地区历史的发展又是不平衡的，因此表现出各自的特点。所以……需要作局部地区的典型解剖……以展示历史发展的多彩多姿的风貌。”[29]这代表大多数区域经济史研究者的理念。这当然是中国历史上区域经济的基本实情，也是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但从新时期经济建设的目标来说，则是要通过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实现各区域经济共同发展，以核心区域带动周边区域，以发达区域带动落后区域，实现联动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繁荣”，[30]从而缩小乃至消灭差距。中国历史上，特别是近代史上，区域经济之间不无这种联动关系和因素，如上海与广州（广东）、武汉（长江中游地区）、天津（河北地区）之间，各通商口岸与其腹地区域之间，乃至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与东南亚地区之间，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种区域经济联动的因素和现象。这种事情虽不是普遍的，但应有不少个案。特别是那种带有战略意义的区域经济建设，其出发点应该是缩小区域间差距。对此，以往的研究中虽有所涉及，但大多限于贸易、投资、商帮、侨资的角度，很少有从区域联动或互动关系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这种区域经济的联动发展应该是区域经济建设的最高意义，应该成为新的区域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新视角。

第五，要加强区域经济的历史价值和内在精神研究。在以往的区域经济史研究中，很少关注这方面。[31]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少比较成功的区域经济建设和发展事例，如张謇与南通地区近代经济建设、周学熙与清末时期河北地区经济发展、卢作孚与民国时期北碚区域经济开发等。对这些区域经济建设事例，虽已有不同程度的研究，但大多注重于其历史背景、建设途径、发展过程、成就状况、人物作用等方面的论述，对其区域性历史价值和内在精神方面的揭示则明显不足。这是值得区域经济史研究继续努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六，要加强研究队伍建设。区域经济史研究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涉及多学科的知识，如历史学、经济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如果有这些知识的综合运用则是最合理的知识结构。上述成果的作者，大多数是历史学者或历史学出身者，只有少数的经济学、地理学和人类学学者，他们分布于全国各地的高校和社会科学院等研究机构，基本是个人研究或与同一单位的人合作研究。因此，目前的区域经济史研究队伍基本是历史学的队伍，构成比较单一，需要有更多的其他相关学科学者的加入，或相关学科知识的补充，以适应新的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区域发展的论述，为中国新时期经济发展绘制了新的路线图，也给中国区域经济史研究指出了新的发展方向，赋予了新的研究任务。循着这一新方向、新任务，展开更广泛、更深入的研究，必将使中国区域经济史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发挥更大的学术和现实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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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傅衣凌的主要著作有《福建省农村经济参考资料汇编（1927～1940）》（永安福建省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1941）、《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福建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会，1944）、《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2]洪焕椿的主要著作有《明清史偶存》（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

[3]叶显恩的主要著作有《试论徽州商人资本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3期）、《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

[4]傅家麟主编《福建省农村经济参考资料汇编·陈序》（永安福建省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1941）。

[5]《傅衣凌自传》，《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4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

[6]傅衣凌：《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集前题记》。

[7]伍贻业：《怀念导师——洪焕椿教授逝世十年祭》，《江苏地方志》1999年第2期。

[8]参见郝时远《中国地方史、区域史、民族史研究》，张海鹏主编《中国历史学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9]章学诚：《州县请立志科议》，《文史通义》卷6《外篇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其中所言的“一国之史”是指一个行政地方之史，“天下之史”则是指一个皇朝国家之史。

[10]傅衣凌：《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集前题记》。

[11]John King Fairbank，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8）.

[12]John King Fairbank，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1842-1854（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3）.

[13]Edward J.M.Rhoads，China's Republican Revolution：The Case of Kwangtung，1895-1913（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

[14]J.W.Esherick，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

[15]G.William Skinner（eds.），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

[16]David D.Buck，Urban Change in China：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in Tsinan，Shantung，1890-1949（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8）.

[17]Hilary J.Beattei，Land and Lineage in China：A Study of T'ung-Ch'eng County，Anhwui，in the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18]有关美国学者的中国地方史研究状况，参见陈君静《近三十年来美国的中国地方史研究》，《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1期。

[19]〔美〕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王旭等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同一部著作两个译名，两个版本。本文采用后一个中译书名。

[20]龙登高：《慧眼、匠心及其他——〈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读后》，《中国图书评论》1991年第6期。

[21]参见任放《施坚雅模式与中国近代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曹树基《清代北方城市人口研究——兼与施坚雅商榷》，《中国人口科学》2001年第4期；曹树基《清代中期四川分府人口——以1812年数据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

[22]Paul A.Cohen，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1989、2002。

[23]英文版为：Philip C.Huang，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24]叶显恩：《评介〈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历史研究》1986年第6期；罗仑：《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与〔美〕黄宗智教授商榷》，《中国农史》1990年第2期。

[25]英文版为：Philip C.Huang，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350-1988（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26]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陈桦：《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27]参见钟史声《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究》1985年第6期。

[28]习近平：《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第512页。

[29]叶显恩：《〈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史研究〉序》，《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3期。

[30]习近平：《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4，第288页。

[31]有关以往的区域经济研究，参见洪焕椿、罗仑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陈桦《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