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学界展望（哲学）

〔日〕三浦秀一　安永知晃　斋藤智宽　尾崎顺一郎

佐佐木聪　南部英彦　高野淳一　山田俊　手代木有儿

颜淑兰 译

前言

学界展望各部分从本年度开始采取委托学会会员个人撰写的形式，这样可以不受组织边框的束缚，自由展望。不过，本栏（哲学部分）跟第70集本栏一样，由东北大学文学研究科中国思想研究室的教员（三浦秀一、斋藤智宽、尾崎顺一郎）负责整理汇总。这是出于对这项工作的连贯性的重视，不过今年相比去年有些许变化，就是邀请了更多的专家撰稿。以下将以2018年在日本国内出版的相关著作和论文为对象进行展望。各部分的撰稿责任人如下：前言、总论、近世部分是三浦，出土文字资料部分是安永知晃（关西学院大学研究生院研究员），古代中世部分是斋藤，日本汉学部分是尾崎，还收录佐佐木聪（金泽学院大学）、南部英彦（山口大学）、高野淳一（岩手县立大学盛冈短期大学部）、山田俊（熊本县立大学）、手代木有儿（福岛大学）撰写的对各单行本著作的评论（按文中出现顺序）。近代部分割爱不论。论著的选择由各负责人自行判断。撰写过程中编成的论著目录将接着2017年的部分继续在本研究室的主页上发布。

一 总论

总论部分主要介绍内容上难以限定时代和地域的著作。今年的特征体现在出版了一些个性突出的合作研究的成果报告。

小浜正子、下仓涉、佐佐木爱、高嶋航、江上幸子编《中国性别史研究入门》（京大出版会）以东洋文库现代中国研究资料室性别资料研究班的成员为核心，多角度探讨殷周至当代“性别秩序”的变化，展望“历史研究中性别的主流化”。该书旨在揭露内在的偏见和想当然，其辐射范围不仅涵盖历史研究，也包括思想和文学、语言学的研究。书中，比如佐佐木爱《传统家族意识形态与朱子学》一文，根据程颐和朱熹有关妇女贞节的言论在明清时期向着压抑女性的方向被歪曲的事例，提出需要重新讨论滋贺秀三关于中国家族法原理的主张。

以小路口聪为代表的科研项目团队长期致力于以王畿《龙溪会语》的译注为核心的研究和与王畿讲学活动相关的实地调查。小路口聪编《畅谈的“良知”们　王龙溪的良知心学和讲学活动》（研文出版）可以说是一册当代版“讲会”的成果荟萃，除了团队成员的论文，还收录了钱明、吴震、申绪璐等乐于奉献与合作的中国学者的论文日译和调查报告（报告的撰写人是伊香贺隆和播本崇史）。小路口聪《王龙溪的良知心学和讲学活动——以嘉靖三十六年的“新安福田之会”为中心》运用作为交流纪念获赠的安徽省博物馆藏《新安理学先觉会言》的“会语”等资料，阐明仅靠通行的王畿集所无法得知的诸多事实，称得上对对方盛情馈赠的真诚答谢。

秋冈英行、垣内智之、加藤千惠著《炼丹术的世界 长生不老之道》（大修馆书店）是一本内容充实的共同研究的佳作。全书分“炼丹术入门”和“阅读炼丹术经典”两个部分，“入门”部分对炼丹术的基本概念、历史和原理进行解说，“经典”部分介绍一些经典的概要并附有简练的现代文摘译。介绍的“经典”包括《周易参同契》《抱朴子》《老子中经》《灵宝毕法》《入药镜》《悟真篇》《丹房须知》《金丹大要》《性命圭旨》《女丹合编》，另加《丹房须知》所依据的《参同录》，计11种。从本书精心的编选和结构中可以窥见外丹和内丹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交流的轨迹，炼丹术的历史也以明了新颖的形式被呈现出来。

小岛毅编、东亚海域丛书15《中世日本的王权与禅、宋学》（汲古书院），是以小岛领衔的特定领域研究“宁波项目”的研究课题“东亚三国正史所见王权理论的比较”的研究班成员为核心撰写的论文集。山内弘一《朝鲜王朝建国神话的创造》论述高丽史编修的背后隐藏着朝鲜王朝将易姓革命正当化的逻辑，此外，本书中没有论述“正史”的文章，而是分“中国、朝鲜的近世王权”“镰仓时代的王权”“禅僧与儒者的王权论”三部分，对东亚各地以多重形态存在的“王权”进行政治史、思想史的分析，这使得关注禅僧活动的王权论成为可能。末木文美士编《佛教的历史2 东亚》（山川出版社）对同一时代中国、朝鲜、日本的佛教史进行横向叙述，也是一种合作研究。以上两种著作都具有广阔的视野。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附属东亚人文情报学研究中心编《汉籍的遥远之旅　出版·流通·收藏诸相》（研文出版）由中砂明德《明末的天主教汉籍与日本切支丹版》、矢木毅《购买汉籍之旅——读朝鲜后期知识人的中国旅行记》、宫纪子《蒙古时代的书籍之道》三文构成，在有组织的合作研究体制之下展现出独立个人的知识竞演。书中还有丰富的插图和专栏，如果能够交给专业的编者进行编辑，应当会更具吸引力。中砂的论文跨越时空介绍文物，也是明清天主教研究的详细指南。宫纪子的文章力述并具体实践了在从事蒙古时代相关研究时学习活用多门语言、整合各个学科领域实所“必需”。宫纪子的大作《蒙古时代“知”之东西》（上、下）（名大出版会）也是本年度的研究成果，推荐将上文与该书一并阅读。

川原秀城《数与易的中国思想史　何谓术数学》（勉诚出版）以川原已发表的论文为基础，追溯术数学的历史。术数学是一门“由历算和占术构成的数字的学术”，它基于“提高合理性的同时超越合理性，有时一并追求超验命题”的“术数思维”。川原著作由三部分组成，“总论”部分叙述对术数学基本结构的理解，“专论”部分对将数的合理性和神秘性同时呈现出来的南宋秦九韶的“数学”、从张行成和祝泌（同为南宋人士）发展到明朝黄畿的《皇极经世书》的历史、既是严密的数理科学书同时又将理论根源置于河图洛书之上的康熙帝《御制律历渊源》的内容展开分析，是一本罕见的近世术数学研究之作。“补论”部分论述孙子的学问和中国医学等与术数思维的关联性。

二 出土文字资料

首先介绍佐藤信弥《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最前线》（星海社）一书，这是一本面向普通读者的概说类书籍，以明快的笔调叙述了从夏商至汉武帝时期的基础知识以及甲骨文出土以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历史。全书以“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之间”“历史学与考古学之间”“古董简（=非出土简）”为三大主干，这些也是现在学界共有的问题意识。以下主要按照运用①甲骨文、金文，②简帛资料的研究顺序展开介绍。

①主要运用甲骨文、金文的研究

林巳奈夫《中国古代车马研究》（临川书店）是冈村秀典将林氏20世纪80年代准备出版的自选论文集重新编辑出版而成的。其中有第二章“殷周时代的图像符号”等，根据殷、西周时代青铜器上呈现的图像符号和相关的甲骨文论述这一时期的社会关系。书中所收论文虽然都是半世纪以前之作，但正如冈村所言，林氏将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相结合的研究手法对于古代史研究分化为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现在而言显得愈发重要。谷秀树《西周代姓考》（《立命馆文学》659）通过对金文中出现的“姓”进行数量分析和分类，认为西周时期姓氏的消长与周王朝的通婚政策有关。

②主要运用简帛资料的研究

《古代文化》（70-3）上由角谷常子编辑了“木简研究的最前线与新进展”特辑。森和（战国简）、土口史记（秦简）、青木俊介（西北汉简）将未经考古发掘的非出土简性质的研究、简牍的移动与出土地关系的研究以及将简牍的制作、使用、移动、保管、再利用、废弃作为不可分割的一系列过程力图围绕把握其生命周期的“生态研究”展开介绍。

谷中信一编《中国出土资料的多角度研究》（汲古书院）探讨确定非出土简的资料价值的方法。大西克也《如何对待“非出土简”》提出把出土简牍发生的化学变化和用字等作为判断资料性质的指标。此外，丹羽崇史《从考古学研究看非出土简——以与商周青铜器研究的对比为中心》介绍未经发掘调查的商周青铜器的真伪鉴别法，力图将其运用在非出土简上，同时也吐露了这样一种苦恼：随着真伪鉴别方法的提高，赝品方的手段、制作技巧也在不断进步。除此以外，书中还收录了根据出土资料重新评价传世文献等方面的论文。

清华简研究方面，谷中信一《论清华简〈命训〉的思想和成立》（《东洋文化》98）认为清华简《命训》是把包含齐地方言的《逸周书·命训篇》中的句子进行适当改动并用楚国文字抄写而成的。小寺敦《关于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的初步考察》（同上）认为《郑武夫人规孺子》是在楚地编纂或修改而成的，其中记载的支持东周的郑国的混乱是楚国进入中原所需要的“史实”。

关于传世的《老子》五千言与郭店楚简《老子》二千言之间关系的研究方面，王中江（吉田薰译）《从简帛文献看初期道家思想的新发展》（东京堂出版）认为前者先于后者，郭店楚简《太一生水》等诸篇是受前者影响所作，在此基础上论述被称作“道法家”的黄老思想的原理。与此相反，谷中信一《郭店〈老子〉二千言说什么》（《斯文》133）则认为，后者吸收《太一生水》等的思想作为系统性理论才得以完成前者。

日书研究方面，海老根量介《论战国时期楚国“日书”的使用》（《东洋文化》98）一文指出，原始“日书”内容简洁抽象，需要借助被巫、祝、史等独占的占卜专业知识，而九店楚简《日书》则是给原始“日书”附上具体且丰富的说明（说文）的指南。

运用汉代简帛的研究方面，草野友子《北大汉简〈周驯〉的思想史研究——以〈诗〉的引用为中心》（《汉字学研究》6）对将《周驯》视作黄老文献的以往观点提出质疑，认为该篇中《诗》的引用方法属于儒家式的。汤浅邦弘《时令说的展开——以北京大学竹简〈阴阳家言〉、银雀山汉墓竹简〈阴阳时令、占候之类〉为中心》（同上）指出，《阴阳家言》等资料中可见的时令说认为为政者的不善会相应地阶段性地引发灾难，这与汉代初期典型的时令说有所不同，反而可能与之后的董仲舒的灾异说有所关联。水野卓《〈春秋事语〉中可见的君主称谓》（《探索资料学的方法》17）考察了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的资料性质。

三 古代中世

首先介绍有关秦以前的思想的典籍和学术书的翻译。金谷治译《墨子》（中央公论新社）是1978年版的再版，附有末永高康的解说。町谷美夫译《从李斯的生涯看秦王朝的兴亡》[宫带出版社（ミヤオビパブリッシング）]是China's first unifier， A study of the Ch'in dynasty as seen in the life of Li Ssu（DerkBodde，1967）一书的日译本。DerkBodde作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英译者而闻名。

《日本中国学会报》70（以下简称《学会报》）上刊载了多篇经学方面细致新颖的论文。末永高康《论〈仪礼〉中礼节的分歧》从《仪礼》的记述中追寻礼仪的执行人员、器具、场所的追加、缺席、变更等导致的礼节的分歧，从中窥探礼学的发展。早川泉《〈京氏易传〉八宫构造的继承》如其副标题所示，“以《周易集解》为中心”考察虞翻等人传承京氏易的情况，指出虞翻等人只关注飞伏说的一面有违京房的规则，《集解》的这种状况应当是铃木由次郎和朱伯崑飞伏理解混乱的原因之一。藤田卫《〈荀爽九家集注〉的注释和卦象》以佚文为线索，阐明《九家易》是以荀爽注为基础的易注，其中有些地方对所引诸家的注做了进一步注释。该文还指出，《九家易》中提出的新的卦象的渊源在于费氏易。

秋山阳一郎《刘向本战国策的文献学研究　二刘校书研究序说》（朋友书店）推测经刘向校定的书籍中保存着此前作为定本通行的“有系统性著作群”，基于这一推测，从现行《战国策》中抽出与刘向《序录》中所说《战国策》的蓝本《国别者八篇》相应的部分。书中关于古代书籍与刘向校书的一般状况的考察富有说服力和启发性。秋山著作把成帝时期周制回归的潮流作为刘向父子校书的思想背景，南部英彦《刘歆的三统说、六艺观及其对班固〈汉书〉的影响——从“天人之道”的分析入手》（《山口大学教育学部研究论丛》67）则以发展的视角论述刘歆的六艺观，指出编纂《七略》的哀帝时期刘歆认为“乐、诗、易、书、春秋”是“帝王之道”而没有提及“礼”，及至《周官》被立于学官的平帝时期则将六艺整体作为“帝王之道”。渡边义浩《刘歆的〈七略〉与儒教一尊》（《东洋的思想与宗教》35）将《七略》置于从《荀子》至《汉书》的诸子统合的思想史中加以考察。渡边与南部一样，强调刘歆与《汉书》之间的继承关系，指出刘歆《七略》虽然承认诸子作为“六经的补充”的意义，但确立儒教为一尊。

关于术数学的著作有两种出版。武田时昌《术数学的思考　交叉的科学与占术》（临川书店）一书随处可见从术数学的视角对思想史上的诸现象进行重新审视的论述和对科学与迷信二分法的质疑，富有启发性。第一部对阴阳五行说以及与之并存的六行数理、物类相关说和精诚的哲学等术数的基本框架进行解说，第二部叙述作为“思想革命”的汉代思想史——儒家解体自身结构，经历从灾异说到谶纬说的演变及至纬书流行。

高桥Ayano（あやの）《张衡的天文学思想》（汲古书院）对历来作为天文学者受到关注的张衡的思想进行多角度探讨，是一本好书。张衡的著述中古代科学与思想错综复杂，文献学上也殊难处理，高桥基于史料批判做了踏实的整理。尤其是本书前半部分通过“浑”具有的水的意象重新把握浑天说这一古代宇宙论的原型，并将其与道家的尚水思想结合起来，这一观点甚为重要。另一方面，该书也留下了一个课题，即如何整合浑天说和天文观测仪器的发展史的问题。（高桥著作由佐佐木聪评论）

渡部东一郎《荀悦的德刑观在同时代的地位》（《米泽国语国文》47）指出，荀悦在《前汉纪》中提出的德刑并用的主张，其根据在于基于《易》的“通”的理论，面对东汉末期的现状，《前汉纪》中描绘了一条先用法治然后从德刑并用过渡到德治并最终实现太平的路径。文章还强调，荀悦和王符、仲长统等人对法刑的重视没有逸出天人相关的框架。

斋木哲郎《后汉的儒学与〈春秋〉》（汲古书院）首先梳理孔子和《春秋》经的关系，考察《穀梁传》的成立过程和云梦秦简《编年纪》的记述形式，追溯战国至秦汉春秋学的发展。其次，论述许慎针对《白虎通义》基于今文学的《春秋》传义，从古文学的立场提出《春秋》说义作为“异义”，郑玄在与何休展开《春秋》论争时从五经整体中创造了《春秋》释义。最后，将桓谭、王充、王符、荀悦的论说文作为富于儒者自身的独创性、用论的方式展开社会批判的春秋学的谱系加以把握。该书一项划时代的成果在于将桓谭以来的批判哲学的谱系作为后汉春秋学发展的副支进行重新定位。（斋木著作由南部英彦评论）

春秋学方面有野间文史《春秋左传正义译注》（明德出版社）第三、四册，岩本宪司《春秋学用语集补编》（汲古书院）出版。高桥康浩《论魏晋的〈国语〉注——对王肃、孔晁注的探讨》（《二松学舍大学东亚学术综合研究所集刊》48）讨论王、孔二人的《国语》注佚文，特别指出孔晁注继承了将《左传》和《国语》结合起来的韦昭注。

南泽良彦《中国明堂思想研究　支撑王朝的宇宙论》（岩波书店）针对明堂的建筑和祭祀，按照时代顺序论述了从强烈关注经学问题的汉代到南北朝时期的有关议论、将礼仪的实用层面和历史上实际存在的明堂纳入考虑范围的隋朝诸说以及不拘泥于经学和先例的唐代诸帝王的态度，关于宋元明清的礼仪和医学、风水中的明堂也各设一章。书中对各种言论做了细致的分析，同时，作为正统性的象征和与天神交流的装置这一明堂的本质也得到呈现，是一本扎实的好书。

魏晋南北朝的思想方面，池田恭哉《南北朝时代的士大夫和社会》（研文出版）指出先行研究存在的问题，认为用贵族制这一固定的框架无法阐明南北朝士大夫多样的精神，以往的思想史研究过于偏重南朝，有必要对北朝士大夫的独特精神进行分析。基于这一课题设定，该书描绘了颜之推以学问为媒介将自己与家、社会、国家视作相连之物的精神，并以《刘子》为材料，指出北朝士大夫对仕途的强烈眷恋。关于《颜氏家训》，有林田慎之助摘译本《颜氏家训》（讲谈社）、渡边义浩主编《全译颜氏家训》（汲古书院）出版。

赵恩逸（ウニル）《王弼的始终论》（《中国思想史研究》39）聚焦作为“母”的“终”“反终”等表达，论述王弼所谓的“终”或是“无→有”这一生成过程中的“终”，或是由“终”到“始”这一循环的起点。大上正美《阮籍、嵇康与隐者孙登——将隐者作为固有他者的表达契机》（《二松学舍大学人文论丛》100）通过阮籍、嵇康分别与孙登相遇的逸闻以及对一些作品的分析，指出隐者孙登的存在作为“向往的他者”成了无法逾矩的阮籍和嵇康思想表达的契机。熊征《论江淹的隐逸思想——与陶渊明的关联》（《中国哲学》45、46）论述江淹在浮沉激荡的官场把对隐逸的向往当作精神上的寄托。面对同时代的孙登遭遇的阮籍和嵇康，向往过去隐者的江淹，二者之间既有所处时代的不同，也有大上和熊征在贴近研究对象的方法上的不同吧。

名和敏光《〈抱朴子〉中所见咒语的追溯性考察》（《东方宗教》131）针对《抱朴子·登涉篇》中有多种解释的咒语，通过考察出土简帛中术数、养生书和秦汉行政相关文书的用语，纠正以往的断句法并提出新的解读。即便是谜一样的咒文，通过细致考察各种形式、体裁的文献确定其意思，这种治学态度值得效仿。孙瑾《与“鬼交”联结的“注”病——以〈病源论〉为中心》（《东洋古典学研究》46）考察“鬼交”——梦里与鬼交合引起的疾病的变化。据称，“注”在汉代是传染病的一种，到六朝时意义扩大逐渐变成原因不明无法治疗的疾病的总称，到了隋唐的医书中“鬼交”也被当作“注”的症状之一。

安藤信广《圣武天皇宸翰〈杂集〉〈周赵王集〉研究》（汲古书院）是关于北周赵王宇文招作品的译注和考论。该文解读出《道会寺碑文》有意将北周宣帝当作复兴佛教的菩萨天子，进而论及《周赵王集》对抄写人圣武天皇的佛教思想理解和实践带来的影响。文章分析了“法身凝甚”文的对句和平仄，指出其通过华丽的修辞将现实法会与净土世界相重合，诸如此类将文学与宗教思想综合进行考察的方法引人注目。以下，到唐中期为止，宗教思想的研究成为重点。

伊藤隆寿《三论宗的基础性研究》（大藏出版）第一至三部分别围绕日本三论宗的谱系和典籍、中国三论宗的典籍、大须文库所藏的三论宗文献进行研究考证。其中第二部首先探讨慧均《大乘四论玄义记》，指出《初章中假义》从既非“有”也非“无”的“中”中“假”说“有”“无”，是三论教义的核心，进而论及该书的百济撰述说。其次，从与该书的关联出发，通过细致的文献考证，论述以往被当作吉藏撰述的《弥勒经游意》《大品游意》《大乘玄论》实际并非吉藏所撰。以往关于三论教学的研究主要致力于分析现存的吉藏著作，伊藤的研究对此予以反思并力图在日本、中国、朝鲜的交流中重新加以把握，是一本大胆之作。（伊藤著作由高野淳一评论）

伊藤著作还指出《道教义枢·感应义》中存在从《四论玄义》中借用而来的句子，对三教关系的研究也有较大贡献。麦谷邦夫《六朝隋唐道教思想研究》（岩波书店）也涉及《道教义枢》和三教的关系问题，是作者关于中世道教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关于道教教理的记述散见于多种道典，但很少将其全貌系统、综合地呈现出来，更多的是一些零散的记述。麦谷著作将六朝至唐代的道教教理以“道、气、神”为关键词综合建构并予以呈现。历时上将“理”也纳入进来论述从先秦到唐代的变迁，共时上探寻在儒释道的三教关系中道教思想的深化过程。在具体事象上，把作为空间的“天界”、居住在“天界”作为人之根源存在的“真父母”、对人的救济论加以体系化，并结合《老子想尔注》、唐玄宗注释、《道教义枢》等重要文献进行论述。本书将六朝至唐的当事者都难以描绘的道教教理的立体世界展开在读者面前。（麦谷著作由山田俊评论）

成濑隆纯《唐代净土教史的研究》（法藏馆）论述从隋朝蒲州栖岩寺至唐初善导的净土教史的诸问题。书中第二章指出净土教徒对《观无量寿经》中的“五体投地”加以特殊解释并以《观佛三昧经》为根据进行自扑忏悔，正如成濑所示，从中也可窥见净土教与伪经《占察经》和道教的关系，颇为有趣。此外，书中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假说，即认为以往单纯被当作善导所著的《观念法门》一书其实是善导把道绰传授的山西玄中寺的净土教加以整理而成的。

成濑著作抓住《续高僧传》中“传者重其陶蓥风神”“传者亲行（评论者注：当作“往”）其寺”等特殊表达，推定几种传记存在共同的信息提供者。不过，其中关于“传者”可能是撰者道宣的自称这一点有待进一步探讨。与此相对，船山彻《梁代宝唱〈比丘尼传〉中的固定表达——解答撰者问题的一个视角》（《东方学》135）关注文本中固定表达的方法取得了成功。根据一些外在的记录，以往有人质疑《比丘尼传》并非宝唱所撰，船山通过文本考察确认其中僧名、俗姓、卒年的表记方法与宝唱《名僧传》相通，论证《比丘尼传》确实为宝唱所撰。仓本尚德《碑文与〈续高僧传〉诸本的比较研究——以昙询·僧邕传为例》（《日本古写经研究所研究纪要》3）推测《续高僧传》的撰者所依据的资料，指出雕版时代有些场合会参照碑文对正文做出修改。

东洋大学国际禅研究项目组主办的《国际禅研究》创刊了。楼正豪《新发现的新罗入唐求法僧惠觉禅师的碑铭》考察新罗出身的菏泽神会门人惠觉的碑铭。通然《新出金泽文库残缺本〈破相论〉的正文介绍以及日本、朝鲜所传〈观心论〉（破相论）诸本对校》如题名所示，是对资料的翻印和考察。文章认为，金泽文库残缺本是五山版《达摩大师三论》的祖本。伊吹敦《初期禅宗与〈般若经〉》论述《般若经》在进入两京以前的“东山法门”中是被作为记载修行方法的经典，经过被用来证明自己觉悟的正确性这一阶段，在南宗则成为一种以重视“般若波罗蜜”为基础的信仰对象。此外，还出版了渡边章悟、高桥尚夫编《般若心经注释集成（中国、日本篇）》（起心书房），书中多位专家将慈恩寺基、圆测、法藏、净觉、慧忠的心经注翻译成现代日语并附加解说。

户崎哲彦《柳宗元　亚洲的卢梭》（山川出版社）聚焦此前未曾引起关注的作品《贞符》，认为将王权的根据置于“生人”而非天意之上才是柳宗元合理主义和无神论的目的，在此基础上叙述柳宗元的生涯及其作品、思想。根据户崎的研究，重视“生人”也是王叔文党人陆质（淳）和吕温等陆学的口号。和顺《邢昺〈论语注疏〉及其特色》（《学会报》）整理邢昺《论语注疏》与皇侃《论语义疏》和《五经正义》的继承、批判关系，揭示《注疏》的独特性在于赋予《论语》各篇的命名和顺序以意义，且这种做法贯彻全篇。文章还对该书的思想史地位做出推测，从中能够联想到从中世到近世的思想、学术的继承与发展问题。

四 近世（中国和朝鲜）

荒木见悟《〈新版佛教与儒教〉的执笔意图》（《九大·中国哲学论集》44）是近年发现的遗稿，也是2008年台湾出版的廖肇亨译注《佛教与儒教》一书中《附录一》（连清吉译）的日语版原稿。该文具有内容简介的性质，但我愿意尊重荒木将其题为“执笔意图”的想法。文章强调朱熹思想体系中蕴含的与禅佛教的紧张关系，也让我们重新思考研究意图在左右研究方向上的意义。

中纯夫编《〈朱子语类〉译注　卷十六（上）》（汲古书院）作为第15期发行图书出版。各杂志登载《语类》以及《语类》以外的原著的译注稿的趋势与去年基本相同，其成果介绍在此割爱。

市来津由彦《朱熹四书注释的“说明”及实践之知的所在》（《中国思想史研究》39）旨在将解读朱子学言说时面临的、与王学对朱子学言说的解读对峙尤为显豁的问题，也即通过“现代”的“学知”来把握他们的“说明”之词时可能产生的“误解”结构化。这是作者长年致力于原著解读的方法概论，同一作者所著《朱熹跋文中的“感情”表象》（《国学院中国学会报》64）一文是其后续展开。可将市来的观点与田中秀树《南宋四书疏释书的登场及其要因——师说的继承与出版文化》（《史林》101-1）和川原秀城《丰饶的知之世界——围绕退溪学成立前夜的朱子学3》（《中国思想史研究》39）做个对比，田中认为试图通过语言去捕捉经书体现的“言外之意”这一朱熹追随者的欲求是南宋末以降注释书生成的原动力；川原则认为“真正的程朱学者是接受了程朱的精神和原则的人，即使是经书也并不将其绝对化”，他对通常被看作陆王学者的庐守慎的思想展开分析，评价其为“在朝鲜朱子学史上开拓出一片新天地”的学者。关于中朝两国学术历史背景的不同，中纯夫《中国与朝鲜关于朱熹的考证研究》（《日本儒教学会报》2）做了全面论述，中纯夫《韩元震与湖洛论争——以人物之性同异论为中心》（《韩国朝鲜文化研究》17）则对18世纪朝鲜的朱子学者韩元震展开论述。

在南宋前期的思想世界所孕育的诸多可能性之中，也存在一些朱熹未能纳入其思想体系的要素。土田健次郎《宋代湖南学的思想史位置》（《东方学》135）基于这一问题意识概述了胡安国及其子胡宏的学问，指出他们与二程及其后学在思想上的共通性以及在思想课题上与朱熹学问的类似性。这样的尝试能够促使学界对朱熹周边人士重新展开思想史研究。望月勇希《杨万里〈心学论〉及其道学思想》（《学会报》）对师从张栻之父张浚的杨万里的论著《心学论》做了忠实解读，重构杨万里对于圣人之言与“道”的关系、“道”的践行方法的认识。

在道教研究领域，重新审视以往研究的趋势尤为显著。《北斗本命延生经》成书于晚唐以前，力述归依北斗七星君或九星君，三浦国雄《〈北斗本命延生经〉傅洞真注初探》（《东方宗教》131）分析傅洞真注该经的特征，通过明确其与南宋流行的北斗信仰和天心正法等的关联性，将已有旁证证明为南宋中期道士的傅洞真的活动年代确定下来。山田俊《金朝道教“真元派”再考》（《熊本县立大学文学部纪要》24）中所说的“真元派”，指的是《上方大洞真元妙经品》等一系列经典经书的撰述主体，通常认为活跃于金元两代，是道教中的一派。山田经过缜密考证，指出这一经典群观念的形成晚至元代后半期，以往对于“真元派”与相关诸经的研究难以采信。

田中有纪《中国的音乐思想　朱载堉与十二平均律》（东大出版会）分析先于西方人发明十二平均律的朱载堉的音乐思想。该书探讨了朱载堉试图克服的刘歆和朱熹、蔡元定关于三分损益法的乐律论，朱载堉理论的内涵与历学、舞蹈论等外延，其与同时代人认识上的异同，清人的批判性反响及其意义等问题，末章还比较了东西方的平均律理论。基于将朱氏思想放置在传统中国的经学框架内这一方法论自觉，其研究堪为示范，为近世思想研究开辟了新的篇章。朱载堉是生活于明嘉靖至万历年间的王府子孙，浸淫于出版文化的潮流但与科举考试基本无缘，从这一点来说，本书的成果也可拓展至同时代史研究，从比较文化史研究的角度而言，它与新居洋子《〈关于中国古代的随笔〉（1776）解读——以第一部为中心》（《东洋史研究》77-1）也有关联。新居的文章解读赴法的中国天主教徒书写的叙述本国学术的著作，为我们介绍了他们的“异国”体验促使其华夷观念相对化的事例。与天主教相关的研究中，王雯璐《汉译教理问答〈天主圣教启蒙〉研究——明末天主教布教实态之一面》（《中国　社会与文化》33）对《启蒙》展开细致的基础调查；竹中淳《从传教士看“祭祀”——以卫方济（Franois Nol）〈中国哲学三论〉〈第二论文〉为中心》（《哲学·思想论丛》36）论述卫方济通过布教变得愈益鲜明的教义理解与中国传统思想之间的异质性以及他消解这种异质性的方法。

明代的研究整体侧重于中后期，这虽然有些遗憾，但正是这一有限的领域潜藏着众多有待阐明的“事实”。不过，这些“事实”的意义因研究者各人“意图”的不同而不同。永冨青地《论胡宗宪本〈阳明先生文录〉及附录〈传习录〉》（《东洋的思想和宗教》35）挖掘文献学上的新见解；刘珉《论晚年王阳明的政治志向》（《早大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63）和岩本真利绘《管志道的思想形成与政治立场——万历五年张居正夺情事件及之后》（《史林》101-3）运用文集中收录的上奏文书和实录等，聚焦各思想家作为政治家的一面；薄井俊二《论明代的地理学家王士性》（《埼玉大学纪要·教育学部》67-1）介绍与屠隆和冯梦祯等万历文人存在交往的王士性的生涯和著作；薄井俊二《明代士人的龙脉说——与风水说的关联》（《东方宗教》131）介绍王士性与堪舆家的关联。

众所周知，对于作为政治、文化等的再生产体系的科举的认识是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必须具备的综合性视野。不过，为了理清以明清鼎革为巅峰的思想发展的问题，还需要有将混乱时代进行微分的细腻手法。鹤成久章《万历元年浙江乡试的策题——论王守仁的孔庙从祀与浙江王门》（《东洋古典学研究》45）考量全局，通过对各地乡试中的策问和程策、试录序的解读，追溯赞成和反对王守仁从祀的两方面议论及其推移演变，呈现这些议论所包含的政治性和党派性。早坂俊广《论刘宗周思想的意与知——从与史孝复的争论来看》（《东洋古典学研究》46）则是一篇切入刘、史二人思想交流深处的杰作。文章对批判阳明的良知说并提出“意为心之所存”的刘宗周与余姚王学者史孝复之间的往返书信做了分析，描画出晚年在与王学的距离上摇摆不定的刘宗周像，论述其与以刘的后继者自认的黄宗羲的师说理解之间的异同。荒木龙太郎《明末清初浙江人士的思想与心情——以黄宗羲的观点为视角》（《活水论文集文学部编》61）呈现清朝初期黄宗羲的思想关怀，对潘平格、陈确的思想也有所涉及；新田元规《费密〈弘道书〉的“道统”“道脉”论》（《学会报》）从清初费密《弘道书》的上卷建构出以帝王为主体的统治学问“道统”论，揭示其与依靠修己的主体实践治人这一宋代以来的士大夫的自我认识之间的不同。佐藤錬太郎《明清时代的阳明学批判——围绕“无善无恶”说的论争》（《日本儒教学会报》2）探寻副标题所说论争的背景，进而论及康熙帝对朱子学的尊崇。

清代思想学术研究以精细的文献解释为特征，关于其意义有必要保持一种自我反问的姿态。廖娟《经与图——论清代经书的解读法》（《日本儒教学会报》2）对清代前期儒者胡煦的易图做了解说；廖明飞《论韩元震〈仪礼经传通解补〉——李氏朝鲜接受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的一个侧面》（《东方学》135）概述朝鲜儒者韩元震的礼学并与清代中期礼学进行对比。吉田勉《廖平的今古学与〈春秋穀梁传〉》（《学会报》）、吉田勉《廖平的〈穀梁传〉解释——围绕其旧注批判与对刘向说的引用》（《中国哲学》45、46）根据代表清末廖平初期思想的《穀梁古义疏》和此前的《古今学考》，详细追溯廖平将《穀梁传》定为纯粹的今学并置于《公羊传》之上这一认识形成的过程。

最后，小野泰教《清末中国士大夫形象的形成　郭嵩焘的摸索与实践》（东大出版会）是我国第一本关于作为清末第一代英国公使而驰名的郭嵩焘的专著。该书批判先行研究长期以来主要关注郭对西方的认识，受进步与保守、西方近代与传统儒学等研究者的研究框架所限，对郭的主体问题意识缺乏足够的分析，由此立场出发，本书对郭整个生涯的著述展开研究，阐明从初期做地方官以来开始的对真正的士大夫形象的摸索才是其一贯的问题意识，其西方认识和经学、诸子学都深深扎根于此。该书结合清末现实贴近郭的真实形象，由此重新审视其西方认识，是一部显示了郭嵩焘研究进展的力作，同时也是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反思之作。（小野著作由手代木有儿评论）

五 日本汉学

首先看有关文献出版、传承、接受方面的研究。通史性考察方面，永冨青地《论江户时期〈圣迹图〉的出版》（《中国　社会与文化》33）对用插图解说孔子生涯的圣迹图展开版本调查，指出其对于促进儒教普及的作用。个体研究方面，青木洋司《关于那波活所〈重编四书注者考〉——以与明代学术的关系为中心》（《国学院中国学会报》64）揭示活所有意识地运用明代著作作为当时最新的学术成果来撰写《四书》注释者的传记。武田祐树《藤原惺窝与林罗山交往再考——兼及〈知新日录〉的接受》（《学会报》）认为罗山读过承认王学的郑维岳撰写的《四书知新日录》，基于这一事实，文章力图超越先行研究将罗山与惺窝往来书信中的朱陆异同论视作陆王学批判的观点，同时主张罗山《大学谚解》中显示了朱子学能够包容王学的认识。涉及近代的论文有陈捷《论迈宋书馆铜版〈西清古鉴〉的出版》（《中国古籍文化研究　稻畑耕一郎教授退休纪念论集》，东方书店），该文论述了明治时代乾隆敕撰的《西清古鉴》运用铜版印刷术出版的经过、销售状况以及有关铜版的去向等。

关于伊藤仁斋、东涯父子的研究中，稿本和写本得到了积极的运用。荻生徂徕研究会将2015年去世的丸谷晃一的研究整理成《伊藤仁斋的古义学　从稿本看其形成过程和结构》[Perikan社（ぺりかん社）]一书。丸谷对仁斋思想中的各个概念及其结构做了细致分析，同时运用不同成书期的稿本追溯了仁斋逐渐脱离朱子学思维的过程。廖海华批评关于伊藤东涯易学的先行研究过于偏重其《周易经传通解》一书，揭示以写本传世的《周易传义考异》一书的价值。其《伊藤东涯的易学及其特色——以〈周易传义考异〉为视角》（《学会报》）一文在对《考异》展开文献学调查的基础上，还论及该书与《通解》的关联性以及东涯易学的方法论问题。《伊藤东涯的卦变说——早年与晚年的差异》（《中国哲学》45、46）一文针对东涯卦变说的变化，试图颠覆以往的研究。阿部光麿《伊藤仁斋与阳明学——以与罗近溪的关系为中心》（《日本儒教学会报》2）指出同时批判朱子学、禅学和阳明学的仁斋，其在问题意识上与罗近溪思想的结构性相似。宣芝秀《伊藤仁斋学问观再考——“性—道—教”、“意味—血脉”、生生的“道统”论体系》（《日本思想史研究》50）阐明仁斋认为日常实践孔孟之道和现实性规范这二者是实现道统的途径。

关于礼制接受的研究方面，吾妻重二《荻生徂徕和伊藤东涯、东峯与儒教葬祭礼仪》（《东亚文化交涉研究》11）根据其本人所编《家礼文献集成　日本篇七》（关大出版部）中收录的徂徕、东涯、东峰等人有关丧礼的资料，指出虽然三人最初都对朱熹的《家礼》表现出兴趣，但徂徕后来逐渐开始构想与《家礼》不同的礼仪，而东涯、东峰则力图忠实于《家礼》。松川雅信《近世后期暗斋学派的思想史位置——以儒礼实践为视角》（《日本思想史研究会会报》34）指出稻叶默斋、中村习斋构想出一种基于寺请制度的儒佛混淆的丧礼，并将其作为“修己”的实践，意图批判徂徕。韩淑婷《关于佐久间象山幕藩制秩序观的一项考察——围绕〈丧礼私说〉中的“成服”项》（《九州中国学会报》56）论证象山的服丧说不仅把中国明确尊卑贵贱序列的五服制度，同时还将江户时代的家父长制纳入视野。

最后，关于教育领域汉学接受的研究，伊藤大辅《宽政期朱子学者教学思想的论理与意义——广岛藩儒赖春水的主张》（《九州史学》178）论述春水为回避广岛藩内的“朋党”之争并重视藩的家风，主张将藩内的教学统一为朱子学。殷晓星《近世日本对清朝圣谕的接受与民众教化》（《历史评论》824）介绍在备中、美作等地任“代官”的早川正纪的《久世条教》和福井藩公认的学塾惠迪斋的“乡约”根据各自地区的实情将关于民众教化的清朝敕谕加以更改运用。汤城吉信《怀德堂的汉作文实习》（《中国研究集刊》64）根据怀德堂的有关资料讲解其汉作文实习的事例。该资料中登载了多人用汉文改写的日本史谈等文章。此外，怀德堂研究会的研究成果以已发表的论文为基础结集成竹田健二编《怀德堂研究　第二集》（汲古书院）一书。

[译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