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逆志”讨源
“‘逆志’章”
絮语
作者是文学作品意义的赋予者，对文学作品的种种不同理解最终只能统一到作者原意上来，这种作者决定论的文学鉴赏是自古希腊以来传统解释学的基本观点。
我国文学鉴赏方法的自觉当从孟子开始，他先后提出的“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法均属作者决定论，可谓开创了中国审美鉴赏原型理论的先河。
“以意逆志”是孟子在与弟子咸丘蒙讨论《诗经·小雅·北山》时提出的，他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1]意思是鉴赏诗歌不要抓住个别字眼的意思而曲解了一句话，也不要断章取义地抓住某一句诗的表面意思而弄错整篇作品作者的原意。正确的鉴赏方法是：不胶柱鼓瑟，泥古不化，而要设身处地去感受作者在作品中所表现的真谛。
刘勰《文心雕龙·知音》云：“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这里指出读者鉴赏作品恰好要和作者走一个迎头路。作者因情而发为辞，辞生则声音与文气也便随之产生了。好比平常人们讲话，有了意思才讲，要讲就必须借助于语言（辞），而运用语言的时候又少不了抑扬顿挫、轻重急徐的语气。语气在文学作品里便是文气。这个过程即：
情—辞—气—声
从文学审美角度而言，这个过程便是：
声—气—辞—情
这也就是说，文学鉴赏要特别注意抓住声感的突破口，从声感出发，因声求气，循声得情。因而，我国文学鉴赏学就特别提倡散文要读，诗歌要吟，正是这个道理。
对于“以意逆志”法的运用，孟子强调的是以整个作品文辞之意去领会诗人之志。孟子之所以如此提出“以意逆志”，目的即在于规范文学解读行为。这里的“意”只能是作者之意，所逆之“志”也应当力求符合儒家的思想。
当然，如何从作品的文辞之“意”去领会作者之“志”，实际上并不容易。意“逆”在我，“志”在他人，要求读者的鉴赏完全与作者吻合是很难的。对此，孟子又提出了“知人论世”说，即：“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2]不论是读诗还是尚友，以世知人，由人知诗，或从诗知人，进而推想作者的原意都是十分有效的。
不可否认，文学作品之“被确认”，只能借助于良好的读者反映。如果没有读者的参与，再好的作品也是没有价值的。与作者决定论提出的单向转输、读者被动接受的传输方式不同，以读者为核心的审美鉴赏强调双向交流，强调自适或为我所用，而且对作品意义的理解也是由读者来决定的。由于读者趣味的差别，以及鉴赏目的与切入角度不同，读者观也不同，我们把它称为读者自适理论。这一理论的典型代表是“断章取义”与“不求甚解”。
“断章取义”，是中国春秋时期即开始普遍流行的一种鉴赏方法。它提倡读者不顾及全篇的意义或作品的本意，各取所需，自由取义，以明己志。与“断章取义”法类似且影响较大的还有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提出的“不求甚解”法。文中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所谓“不求甚解”，同样也是强调可不顾原作原意，唯求适己、会意，自娱、自乐。应该说，赋诗断章，自由取义，为我所用，这当是大多数人从事文学审美活动的一个基本目的，我们必须予以尊重和肯定。如果我们的文学审美不能为我所用，或者不能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那么，文学审美也就难以成为普通大众的一种赏心悦目的必要的精神活动了。当然，“不求甚解”不等于对原作的鉴赏可以随便马虎，囫囵吞枣，求个大概即可。唯求鉴赏“会意”，以心相碰，主张要有适己会意的纯正旨趣与对其作品开启人生的真切体验。
自然，本“逆志”章的各篇评论必然受到读者自适理论的影响，带有一定的个人理解成分，但总体上还是偏重作者决定论的。基本坚持“以意逆志”为主线，兼顾适己会意。例如，阅读李乐薇的《我的空中楼阁》、姜夔的《杏花天影》、东山魁夷的《听泉》等，就得注意只有从作品的整体解读才有可能探骊得珠、领会作者的真正用意；再如，阅读陈亮《送章德茂大卿使虏》、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苏轼《惠崇〈春江晚景〉》等作品，此时的作者之意和读者之意的统一又显得较为重要，鉴赏时偏向任何一面很可能均不正确。当然，对有些作品，诸如伊瓦什凯维奇的《草莓》、白朴《天净沙·春夏秋冬》、古诗《迢迢牵牛星》等，我们阅读时又完全可以不必局限作者之意。唯其有读者之意在，我们的鉴赏才有可能是积极的、有意义的，赏心悦目的。
“逆志”讨源与适己会意，均系文学艺术探幽的两极。两者相辅相成，进而使得千古流芳的中外文学名作生生不息。
[1] 《孟子·万章上》。
[2] 《孟子·万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