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巢和他的两首咏菊诗
黄巢（820～884），唐朝末年著名农民起义领袖，曹州冤句（今山东菏泽县西南）人。出身盐商家庭，本人早年也从事过贩卖私盐的活动。他长于骑射，好扶弱救贫；也读过书，参加过进士考试，未中。唐懿宗咸通十四年（873），河南、河北、山东和淮北一带遭受旱灾，无数百姓死于饥荒。当时曹州流行一首民谣：“金色哈蟆争怒眼，翻却曹州天下反。”黄巢就在公元875年夏天，率领数千农民，响应了王仙芝领导的农民起义。后来王仙芝阵亡，他被推举为领袖，继续斗争，号“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公元881年，起义军攻克长安，黄巢做了皇帝，国号大齐，年号“金统”。可是，由于黄巢此后的战略错误，加上部将朱温叛变以及沙陀部酋长李克用率军追逼，起义军于公元883年退出长安。次年，黄巢为唐军所穷追，在今山东莱芜东南的狼虎谷自杀。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动摇了唐王朝的统治，给统治阶级势力以沉重的打击。
黄巢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而且诗也写得不错。可惜由于统治者禁止革命诗歌的传播，他的诗保存下来的很少，《全唐诗》只保存了三首。其中《自题像》，经后人研究，还很可能是别人的伪作，并非出于黄巢之手；另外两首是咏菊诗，诗中所表现的内容与黄巢后来选择的斗争道路有密切关系，大概是诗人起义前的作品。先请看第一首《题菊花》：
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
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下），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第4537页。
关于这首《题菊花》，宋人张端义的《贵耳集》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相传黄巢五岁时，他的祖父和父亲在一起作菊花诗，谁也没有作出时，黄巢却随口吟道：“堪与百花为总首，自然王赐赭黄衣。”他父亲说他的诗句有些怪，想要打他。祖父说：“让他再赋一首。”于是黄巢便高声吟出这首《题菊花》。五岁小儿，能吟出这样的诗，未必可信。但从这里可以看出，黄巢的《题菊花》对后世所产生的影响。
从“题菊花”这个题目可以看出，这是一首咏物诗。咏物的作品，贵在通过比兴，有所寄托，托物言志，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看法。而就其所咏之物本身来说，又必须描摹状态，使之具有鲜明生动的形象，让读者获得美的享受。这就是说，咏物诗既要有物在，又要有人的思想感情在，达到物我一体，不即不离的境界，这才可以称得是上乘的咏物诗。黄巢的这首《题菊花》和他的另一首菊花诗，可以作为咏物诗成功的例子。
“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开头两句，写满院的菊花在飒飒的秋风中开放。“飒飒”，是形容风声，渲染出一种肃杀的气氛；“满院栽”，极言菊花之多，显示出菊花在西风中傲霜挺立，迎风开放的劲节；说“栽”而不说“开”，是避免与末句重韵；“蕊”，花心。两句连起来是说，在萧瑟秋风的吹打下，满院的菊花仍然盛开着，散发着阵阵冷香，平日里喜欢在花间飞舞的蝴蝶已随着夏日逝去，不能前来。在这里，诗人用写实的笔墨写出了菊花的处境。“飒飒西风满院栽”，把菊花的那种傲霜的坚强性格有力地烘托出来，而且满院都是，竞相开放，可敬可爱。但接着一转，“蕊寒香冷蝶难来”，这毕竟又是一件憾事。菊花固然很美，也很香，但为何又要遭到这样的冷遇呢？这是值得读者深思的。
原来，诗人名为写菊，实为写人。在这两句里，他扣住菊花的生长特点，写出了当时劳动人民被统治者踩在脚下的处境。唐末，朝廷政治腐败，统治阶级贪得无厌地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这两句艺术地概括了广大人民常年挣扎在死亡线上，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悲惨命运。他们就像菊花一样，永远享受不到春天的温暖。诗人用“飒飒西风”象征唐末统治阶级；用“菊花”象征广大劳动人民；“蕊寒香冷蝶难来”，象征着当时社会世态的悲凉，并透露出了诗人对这一现实的愤懑之情。
接下去，“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这两句承接前两句展开联想，写得气魄阔大，刚劲豪放，是全诗的命意所在。“青帝”，古代传说中的五天帝之一，主行春天时令。这两句意思是说，倘若我有一天当上了主管春季时令的青帝，一定要让美丽的菊花和桃花同时开放。在诗人看来，菊花开在寒冷的秋天，“蕊寒香冷”，这是多么的不公平。所以，他要重新安排菊花的命运。这一充满强烈浪漫主义色彩的想象，集中体现了诗人的宏伟抱负和革命理想。也即是如果我有朝一日掌握了政权，就要使广大受苦受难的人民从充满肃杀的寒秋回到温暖而又生意盎然的春天。所谓“为青帝”，就是建立农民革命政权的形象化的表述。“报与桃花一处开”，则是诗人朴素的“平等”革命理想的体现。这种“平等”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农民革命的思想，它反映了农民对封建制度的反抗。
在这首诗中，菊花是社会上千千万万处于底层的劳动人民的化身。诗人既赞赏他们那种迎风开放的顽强生命力，又深深为他们的处境、命运而愤愤不平，并立志要彻底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况。诗人将这一革命理想，寄寓在为菊花不幸命运的惋惜和不平之中，这就不仅使这首诗富有了浓郁的浪漫色彩，而且增强了诗的形象性和生动性。
如果说，在这首《题菊花》中，菊花是不满现实的受压迫的劳动人民的形象，那么在他的另一首咏菊诗中，菊花则是农民革命者的象征：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下），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第4537页。
这首诗的题目，《全唐诗》作《不第后赋菊》。但从这首诗的内容看，这个题目是远远不能概括的，甚至有可能使读者把这首诗误解为发泄诗人落第后的私愤。更何况，对这场“冲天香阵透长安”的农民革命战争的起因，也就可能做出历史唯心主义的解释，这当然是不足取的。所以，现在的一般唐诗选本都题为《菊花》。至于《全唐诗》为什么作《不第后赋菊》，到底有什么根据，现已无从查考。
这首诗写作的时间可能稍晚于前一首。在这首诗里，诗人对于现实的理解更透彻了。虽然同是借菊咏怀，但却赋予了新的含意。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诗一开始，就突然提出等到“九月八”来百花凋谢，唯有菊花独放。起笔突兀，给人以笔饱墨酣之感。“九月八”，即指阴历九月九日。说“九月八”，而不说“九月九”，是为了与后面的“杀”、“甲”押韵。阴历九月九日，这是我国古代传统的重阳佳节，历来有在这一天赏菊和喝菊花酒的习俗。如孟浩然《过故人庄》就有“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的诗句。可见，重阳这一天的确是菊花大展风姿、引人赞赏的日子。尤其是，九月重阳，秋深霜下，菊花开时，百花都已凋零。正是“万花纷谢一时稀，岁寒犹有傲霜枝”。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菊花”已经不是前面“蕊寒香冷”那种悲凉的样子了，它是骄傲者、胜利者的形象。诗人亲切地称菊花为“我花”，显然他是把菊花比作已经觉醒的、包括诗人在内的广大农民革命者。那么，与之对立的“百花”自然就是指一切反动腐朽的势力了。本来，“我花开”与“百花杀”是自然的现象，没有什么必然的内在联系，但诗人这里却写成菊花一开百花就枯萎了，变成因果关系。这就更显示出了菊花的巨大威力，并客观地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广大人民奋起反抗之日，就是一切反动统治者灭亡之时。当时的政治形势的确也是这样——“翻却曹州天下反”，一场革命的风暴即将到来。“待到”二字，充分地反映了当时那种一触即发的阶级矛盾；同时，也起到了唤醒人们迎接这个胜利节日到来的作用，向人们展示了美好的前景。
在开头这两句诗里，诗人也是从菊花生长的季节特征着笔，概括地写出了他等待革命大好时机到来的急切心情。这一革命时机到来之后的具体情景又是怎样的呢？接下去，诗人写道：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这两句就是写革命时机到来之后的壮丽奇观，阵阵浓郁的菊花香直冲云天，弥漫着整个长安城；金黄色的菊花在长安到处开放，就像整个长安城都站满了披挂着黄金甲的战士！“长安”，是唐朝的首都；“满城尽带”，说明菊花遍地都是，无处不有。这真是菊花的天下，菊花的王国。诗人用“冲”、“阵”、“透”等一系列表现力很强的词语，写出了菊花香阵那锐不可当的强大威力。就这样，诗人通过对菊花独特形象的描绘，生动地展示了农民起义军取得革命胜利的光辉图景。“香阵透长安”、“满城黄金甲”，这不正是那些封建统治者威风扫地，犹如“百花”一样统统凋零的写照吗？当农民起义军浩浩荡荡开进长安之后，那一身戎装的起义军，不正像那满城菊花一样金光灿灿、威镇长安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在诗中特意点明“长安”，这就预示着农民起义军将要直捣唐王朝的巢穴，表示出诗人取得革命彻底胜利的坚强决心。
果然，公元881年，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克了长安，建立起大齐政权，回应了他诗中的这一预示。黄巢在起义中自称“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这与诗中的“冲天”绝非偶然的巧合。实际上，这一切都是诗人将自己的革命理想，战斗性格赋予了菊花的缘故。可以说，这首《菊花》诗是诗人起义前的战斗宣言书和号召书，也是诗人对农民革命胜利节日的畅想与礼赞。
我们再回过头来概括地说说这两首咏菊诗的艺术特色。
在卷帙浩繁的中国古典诗歌中，描绘秋色，题咏菊花的不少。但自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名句一出，菊花在封建文人的笔下往往就成了孤高绝俗精神的象征。或有不同者，也不过是些低级庸俗的无聊情趣。比如刘禹锡诗《和令狐相公玩白菊》，开头两句就写道：“家家菊尽黄，梁国独如霜。”说什么家家的菊花都是黄的，唯有相府中的菊花白如霜，阿谀之词，令人恶心。黄巢的这两首咏菊诗却摒弃了封建文人的这些庸俗之情，同时也完全跳出了孤高绝俗的窠臼，表现出全新的思想境界和艺术风格。同是咏菊，他却不是借菊花以喻自己的清高，而是表达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推翻封建统治的理想。特别是把菊花与带甲的农民起义军联结在一起，赋予它以战斗的美，使它成为最新最美的农民革命战争之花。这首古典诗歌，的确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两首咏菊诗之所以情调豪放，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革命性，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诗人是农民革命领袖，是一个革命的人。可以设想，如果诗人没有那样的革命抱负和战斗性格，是不可能写出“报与桃花一处开”、“我花开后百花杀”这样激动人心、落地有声的诗句的。可见，一个作者的世界观和思想境界，对其创作起着多么重大的影响和制约。这是黄巢的两首咏菊诗所表现出来的第一个方面的艺术特点，即立意新奇，情调豪放。
第二个方面的艺术特点是善于在曲尽事物妙处的基础上来写人物的情怀，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物我一体、不即不离。作者咏菊，处处有菊；作者写人，处处有人。“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是写菊，但又是写广大劳动人民当时的艰难处境；“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这也是写菊，但又是写农民起义军等待革命时机，推翻封建统治。咏菊与写人，两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既不离开人，又不拘泥于菊。再比如，诗人用“黄金甲”一词，形容一丛丛金灿灿的菊花，这是十分贴切的；而“黄金甲”一词，与起义军的金光闪闪的战甲又有直接联系。这样，菊花与人就成了一个整体，使菊花具有了鲜明的性格特征。古人说得好，“咏物诗最难工，太切题则粘皮带骨；不切题则捕风捉影，须在不即不离之间”。[1]可以说，这两首咏菊诗在这一点上是做到了恰到好处。
总而言之，黄巢的这两首咏菊诗，无论是描摹菊花，还是抒发诗人的主观感情，或是在意境、形象、语言、手法的运用上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使人耳目一新。
[1] 钱永：《履园谭诗》，王夫之等撰《清诗话》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第8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