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从文化理论到田野民族志实践[1]

——答《社会科学家》副主编阳玉平问

邹赞 阳玉平[2]

阳玉平（以下简称“阳”）：您曾经深入系统研究过英国伯明翰学派文化理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在《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一文中，对英国文化研究的发展阶段、主要范式和理论方法做了精辟的阐述。一般认为，英国文化研究经历了“文化主义”“结构主义”“葛兰西转向”等几个阶段，“文化主义”阶段凸显英国本土哲学的“经验”主义特色，“理论”的维度明显欠缺，甚至被后来者指责为“理论的贫困”（the poverty of theory）。您为何选择英国文化主义作为研究对象？

邹赞（以下简称“邹”）：应当说，中国大陆学者对英国文化研究的译介和研究始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学界在对大众文化以及方兴未艾的消费文化现象展开分析时，惊喜地邂逅了伯明翰学派文化理论。随着“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先锋译丛”“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传播与文化译丛”等西方文化研究理论著作的译介，中国大陆在新世纪之交迎来了所谓“文化研究热”。“文化研究”以其实践性、当代性、政治性、开放性、边缘性、跨学科性的学术品质，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格外受宠的研究课题。与此同时，以批判理论为特色的“文化研究”在欧美学院内部开始全面走向衰落，“文化研究”的发祥地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也在2002年被撤并重组。由于欧美国家遭受金融海啸的巨大冲击，加之新自由主义的全面抬头，因此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有着粉红底色的“文化研究”逐渐丧失了赖以支撑的政治经济动力。[3]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约翰·哈特利（John Hartley）、本·卡林顿（Ben Carrington）等人开始反思文化研究，尤其是对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以及文化研究的“盎格鲁中心主义”进行重新评估，尝试结合新的历史语境激活“文化研究”的发展动能。

21世纪以降，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在蓬勃兴起的同时，也遭遇多重困境，北京大学戴锦华教授、上海大学王晓明教授都曾经专门撰文分析。[4]这些困境大致包括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文化研究”强调理论的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并不具有普适性，正如斯图亚特·霍尔的忠告，“你们要研究自己的问题，从中国现实中提取问题”[5]；那么，“中国化”或本土的文化研究应当从西方文化研究汲取什么样的价值内涵、理论资源和操作方法？其次，无论是“研究‘文化研究’”（the research for Cultural Studies）还是“做‘文化研究’”（do Cultural Studies），我们都存在一种“浅学术”甚至“伪学术”的误区。当大多数专业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尚未透彻地理解和把握文化研究的发展脉络和理论特质时，学界就涌动着种种“做‘文化研究’”的热潮，催生出一大批以半生不熟的西方文化研究理论套解当代中国文化现象的快餐式“文化批评”，由此，如何妥善处理“研究‘文化研究’”和“做‘文化研究’”之间的关系，成为当下中国大陆文化研究学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再次，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学者大多活跃在高校文艺理论界和中国当代文学界，因此，如何看待文化研究与文学批评之间的张力关系，一直是争论不休的话题。“文化诗学”、“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等概念常常被彼此混用，那么，是否可以从文化研究的缘起来反观当前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的关系？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究的课题。最后，文化研究张扬批判姿态，尤其是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孱入，文化研究的“解构”面向充分呈现，而“建构”的维度显著缺失，由此导致文化分析容易流于一种情绪性表达，对社会重大问题的建言资政功能发挥不足。

阳：您对英国文化主义的研究，主要是从文学批评的学科出发阐明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合理关联，还是基于反思当下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现状？这种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是什么？

邹：“文化研究”的特色和优势就在于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所以说我对英国文化主义的思考，既是为了从学术史梳理层面厘清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尤其是文化研究对于媒体文化时代文学批评生态的影响，也是为了回应当下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为何”“如何”“向何处去”等现实问题。相比较而言，后者应该是更为直接的动力。

我选择以“英国文化主义”为研究对象，尝试借用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英国文化主义从“传统”到“范式”的动态生成过程进行深度阐释。主要的问题意识集中在：其一，英国文化主义传统与英国古典人文主义传统的关系。其二，英国经验主义和文化主义传统与欧陆理性主义的对话，此处可以卡尔·曼海姆和考德威尔为例，曼海姆从20世纪30年代从德国移居英国，将关注视线投向工人阶级成人教育协会的活动。汤姆·斯蒂尔（Tom Steele）这样评价：“曼海姆将批判的社会哲学输入更为经验主义的英国学术界。”[6]考德威尔的《幻象与现实》则尝试立足英伦文学批评实践，建构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其三，英国文化主义所表现出的文学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其四，英国文化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联，尤其是英国文化主义在吸收欧陆结构主义等思潮之后的发展走向。这种研究并不是以历史线性叙述为逻辑的“事件”连接，而是着重突出关涉文化主义的几次论争，比如以考德威尔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与利维斯主义之间的激烈论争，汤普森/帕尔默与斯图亚特·霍尔/理查德·约翰逊就《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究竟是否归入“文化主义”的论争，英国两代新左派代表人物E.P.汤普森与佩里·安德森围绕“经验”与“理论”之争，还有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与“银幕理论”之间的论争，等等。

这项研究是对英国文化主义的一次深度考察，有着较为重要的学术史价值。首先，它超越了以往相关研究对文化主义的简略化理解，明确将英国文化主义区分为“文化主义思潮”与“文化主义范式”两个阶段，有助于厘清前英国文化研究时期（或曰“英国文化研究前史”）“文化”观念的变迁、“文化—文明”传统与文化主义范式之间的内在关联等；它既是一个文化研究的基础理论问题，也是一次关于英国文化主义、经验主义和欧陆思想文化间的对话的全面梳理。其次，本研究着重关注了国内学界尚未充分重视的面向，比如英国古典人文主义传统与英国文化主义、英国文化研究的源起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英国文化研究内部的几次论争，并且公允地评价文化主义范式对于当下文化研究的启示意义。[7]最后，本研究虽然以英国文化主义为对象，但是凸显本土意识，尝试以批判借鉴的态度，通过重返伯明翰，以期为我们当下的文化研究提供某些可资参考的资源。

阳：学界通常以“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来指称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比如美国历史学家丹尼斯·德沃金撰写的《战后英国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文化史和文化政治学领域的经典之作。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和欧陆结构马克思主义都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系脉，也是当代批判理论的大本营。如果将英国文化主义区分为文化主义思潮与文化主义范式，文化主义思潮比较容易理解，也鲜明反映出英国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之间的亲缘关系。至于文化主义范式，它在结构主义范式甚至“葛兰西转向”之后是否还继续存在？

邹：事实上，对英国文化主义作“文化主义思想传统”和“文化主义研究范式”的划分，只是为了研究的便利。20世纪70年代，更准确地说是斯图亚特·霍尔担任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期间，英国文化研究主动吸收欧陆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资源，由原先侧重工人阶级日常生活与民族志研究转向以话语分析和症候阅读为主要模式的意识形态批评。斯图亚特·霍尔有一句广为征引的表述，大意是宣称自己是“情感上的人道主义和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这里提到的“人道主义”是一个文化理论关键词，千万不能作庸俗化理解。所谓“情感上的人道主义”，也就是始终坚持草根立场，关注工人阶级等大众的日常经验，不断发掘并彰显工人阶级的主体位置和能动性（agency）；而“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则是霍尔对英国文化主义者过于夸大工人阶级能动性，过于浪漫化、理想化的批评。人既是个体的存在也是社会的存在，任何个体都处于形形色色的关系网络和权力网络之中，个体的自我塑造、发展走向和未来选择都不是随意可选择的，因为个体时刻处于家庭、学校、大众传媒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询唤之中，通过一系列询唤机制，个体转变为主体。从这一意义上，过于夸大个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个体的身份认同和主体建构，都必须被放置于社会历史情境和政治经济结构当中，才能被发掘隐含其间的意识形态运作机制。

如果我们将马修·阿诺德、T.S.艾略特、F.R.利维斯一脉归为英国文化主义思想传统，那么英国文化主义的研究范式，除了指向雷蒙·威廉斯、理查德·霍加特、E.P.汤普森三位“文化研究的祖父”，还应该包括后续保罗·威利斯和托尼·本内特的部分研究。保罗·威利斯的《日常文化》通过对“工人阶级飞车族和嬉皮士”两种亚文化进行民族志分析，重视发掘亚文化的激进潜能；后来出版的《学会劳动：工人阶级子弟如何继承父业》旨在揭示亚文化是如何被挪用的，尝试以主观经验为依托，阐释亚文化的情感结构。从整体上看，威利斯的青年亚文化研究凸显人道主义，自觉借鉴了战后英国新社会史派“自下而上”的工人阶级历史文化研究路径，注重对日常生活经验的民族志分析，呈现出相当浓厚的文化主义色彩。托尼·本内特也是国际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曾经被认为是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代表，后来又成为英国文化研究的翘楚。本内特的研究专长集中在文化政策研究，其最显著的优点在于能够实现双向多边思维，既能理解福柯提出的“权力来自下方”，也敏锐吸收了威廉斯的著名论断“文化是普通的”，并且批判性地融入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和福柯后期提出的“治理（管理）术”（governmentality），认为“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日常问题，它们属于政府和政府计划中的文化管理，并且的确属于对文化资源的利用，解决这些问题会影响到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只有认识到文化在这种意义上是普通平常的，才有可能在理论和实践上重视这一事实：日常问题的未来，大部分要由日常提出和解决文化政策的此类实际问题的方式来决定”[8]。我接下来会在《文化的显影：英国文化主义研究》的基础上，花时间专门研究保罗·威利斯和托尼·本内特的文化理论，以期为英国文化主义画出比较完整的图谱。

阳：您对文化研究的关注是从英国文化主义开始的，也就是上面所提到的“研究‘文化研究’”。但我发现您编著的《思想的踪迹：当代中国文化研究访谈录》的目录编排耐人寻味：该书共分为四编，分别为“在地经验与本土实践”“理论旅行与他者镜像”“焦点论争与方法问思”“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很明显英国文化研究被放置在第二编，第一编处理的议题是文化研究在中国大陆的兴起，这种安排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邹：感谢您的敏锐观察。这本访谈录是我个人多年来研习文化研究的见证，该书尝试以专题访谈的形式，邀请海峡两岸暨香港十几位文化研究知名学者聚焦若干重要面向展开深度对话，话题涉及“伯明翰学派与中国文化研究”“媒介、美学与文化研究”“跨文化研究范式及其方法论反思”“民族志与日常生活理论”“全球化、本土性与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理论”“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比较文学的文化转向”“文化诗学与文化研究”“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后冷战时代的全球思想图景”“空间政治与都市文化”“文化研究的区域经验”等方面，受访专家包括乐黛云、童庆炳、戴锦华、汪晖、陶东风、黄卓越、陈清侨、金惠敏、陆扬等学界尊宿。[9]

至于为何将“理论旅行和他者镜像”放到第二编，这主要是因为我个人对文化研究的认知。说实话我对“文化研究的中国化”“文化研究的本土化”之类的提法保持高度警惕，因为这种判断很粗暴地将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直接理解为一种思想资源和理论话语的舶来品，是在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影响下催生出来的。值得注意的是，比较文学也好，文化研究也好，很多“概论”“导论”之作热衷于对学术史和学科史的追溯，但是这种追溯在自觉和不自觉的过程中，沦为兜售西方理论话语的学术商贩，并在不同程度上忽视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细致研读，这种现象值得深思！客观地说，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有着清晰的中国故事背景，中国古代早就存在跨文化交流传播的历史事实，“格义之法”与“况义之道”不就是典型例证吗？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持续推进，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都在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再加上大众文化和媒体工业的勃兴，传统意义上精英文学、大众文化的区隔越来越模糊，大众文化甚至消费文化登堂入室，真真切切影响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与情感结构。一些敏锐的知识分子如戴锦华、王一川、张颐武等开始对这些新兴文化现象展开严肃分析，虽然当时操持的理论话语基本上是文化社会学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论”，但是这种从知识分子立场出发对于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的理性思考，尤其是尝试发掘文化产业运作过程中资本与市场、媒介与权力的博弈和共谋，显然是一种典型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当然，由于传播和译介英国文化研究相关重要论著，学者们很自然地发现自己已经开展的研究实践和英国文化研究有着高度契合之处，于是借用“文化研究”的命名，用来指称这种与传统文学批评有着明显差异的研究模式。所以说，如果要追溯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学术史，就必须立足本土视野，从中国现当代思想史、文化史的丰厚土壤中去捕获理论探索与社会实践。

阳：“文化”在当下已经成为一个最热门的关键词，作为文化研究学者，您认为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去理解“文化”？

邹：我特别赞同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有关“文化的观念”（the idea of culture）的提法，它比“文化的定义”或“文化的概念”更加贴切。文化关系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任何一个学科都有可能对“文化”作出属于本学科范畴的界定，但是很难为“文化”下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总的来看，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去认识和了解文化。其一，要自觉突破精英主义的局限，文化不仅包括那些被奉为经典的典籍，也指向现代社会大工业批量生产出来的大众文化，比方说影视剧、科幻小说，还包括民众喜闻乐见、积极参与的群众文化，等等。其二，应当结合现代社会的具体特征，立足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以辩证法的态度深刻思考文化、政治、经济等社会结构性因素之间的关联，不能简单套用“经济决定论”模式，“文化经济”“创意产业”“文化政治”等已然成为关键词，越来越凸显出文化的能动性与建构潜能。其三，文化已经走向日常生活，渗透在芸芸大众的日常行为规范与情感结构当中，文化悄然褪去神秘的光环，成为一种极其普通和平常的事情。

阳：我关注到您近年来主编的“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其中《中国新时期文艺学家美学家专题研究》已经出版，该书主要内容是以文论家专论的形式构建起某种意义上的当代中国文艺思潮，这种安排与您此前从事的文化研究有着什么样的内在关联？

邹：这本书缘于前两年为《新疆大学学报》策划的一个专栏，全书共分为“诗学之阈、思想史与文化研究、美学与日常生活”三编。我们知道，新疆地处古丝绸之路要冲，自古以来就是中西文明的交汇之地，在国家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背景下，新疆地区的文化艺术获得了长足发展，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版图中的一片靓丽景致。但客观地说，新疆地区的文艺批评相对滞后，未能很好地发挥指导、引领文艺生产与文艺消费的功能。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伴随着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与大众传媒的勃兴，以影视为主要表征形式的视觉文化占据大众日常生活的核心位置。文化概念的外延急剧扩张，日常生活的文化地形图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迁与重构，社会文化转型促使文艺批评必须及时回应批评对象的变化，进而转换批评模式与理论话语，真正实现文艺批评的“在地性”与“介入性”。作为一种思想话语资源，或曰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文化研究”以其对大众文化、文化工业（尤其是影视产业）、身份认同、亚文化、日常生活等领域的直面与深入研究，迅速成为思想学术的前沿阵地，也由此成为中国文艺理论界应对当代文化问题的有效阐释工具，为当代审美文化、文化政策、文化创意产业等研究领域提供了新颖的观照视角和理论资源。新疆的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也呈现出上述趋势，近年来非虚构文学备受瞩目，少数民族题材和兵团屯垦题材影视剧形成集群效应，成为建构新疆区域形象、展示新疆各民族文化多样共生、传播富有现代意识的新疆精神的重要载体。

鉴于此，新疆的文艺理论和比较文学界有责任及时作出回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挖掘各种文化样式的审美意蕴和深层内涵，注重新疆各民族的文学交流与文化互动，紧紧把握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的历史契机，视域关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新疆的传播与发展、新疆汉语文学文献整理、新疆近现代红色文化的形成发展、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文学文化关系、新疆少数民族题材和屯垦题材影视剧的创作、发行、受众分析和文化批评，争取摸索出一条既具有新疆本土特色，又能跟得上国际、国内潮流的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之路，为新疆区域文化发展战略提供决策参考和智力支持。

2012年12月，我们在新疆大学人文学院的大力支持下挂牌成立“新疆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本中心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牢固坚持“中国历史、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文学”的整体视野，注重提炼本土经验，积极借鉴外来经典个案，立足新疆本土的历史情境与文化发展现状，在确保新疆的文艺批评与外界接轨的同时，凸显新疆的地域文化和多民族文化特色。本中心先后三次主办全国性学术会议，其中2014年主办的“文化记忆、历史书写与民族叙事”学术研讨会专门开辟“英国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50周年暨纪念斯图亚特·霍尔”专场，该环节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史意义，也是国内迄今唯一一次相关主题的专题研讨，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除此以外，本中心在2016年开启了两套丛书计划，一是“新疆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二是“口述新疆丛书”。

作为“新疆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的第一本，《中国新时期文艺学家美学家专题研究》尝试结合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以思想史、文化史的发展为基本脉络，以中国新时期以来在文艺理论与美学研究领域做出显著贡献的著名学者为研究对象，引入中国当代思想文化领域的核心论争，旨在厘清当代中国文艺理论、文化研究及美学思潮的基本问题。本书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深入总结重要理论家的学术贡献，寄望以理论家专题研究的路径，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学术史。本书所选择的研究对象包括乐黛云、钱中文、杨义、童庆炳、曾繁仁、顾祖钊、汪晖、叶舒宪、戴锦华、周宪、陶东风、董学文、饶芃子、赵毅衡、申丹、朱立元、赵宪章、王晓明、王一川、王岳川、刘再复、南帆、鲁枢元、吴炫、冯宪光、余虹、耿占春、姚文放、徐岱、黄卓越、李春青、汪民安、金惠敏、周启超、殷国明等著名学者。（2）本书收录的论文作者均为具有博士学位或副教授以上职称的中青年学者，他们在相关领域有着较深厚的积累，视野开阔敏锐，问题意识鲜明，能够恰到好处地将学术思想述评与社会现实关注的面向结合起来，行文中保持一种质询与批判的张力，与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应景式”批评写作判然而别。（3）本书特别注重思想交锋与文化论争，自觉突破任何形式的学术话语霸权，将文艺理论及美学界的重要论争交叉互现，拒绝任何简单粗暴的结论，力求还原丰富的思想文化面向。（4）注重学术性和可读性的良好结合，每位学者专论均附加一个“学者小传”，为读者提供更加充分的背景信息。

阳：除了系统梳理和介绍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外，您近年来还特别关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实践，这种研究和一般意义上从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角度切入的分析显然不同，鲜明凸显跨学科性，视角触及兵团文学、新疆军垦题材影视剧、兵团口述史、军垦博物馆等文化文本，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我们知道，兵团作为新疆的重要组成部分，成立时间已经60多年，在稳边固疆、兴边富民的历史过程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兵团的特殊作用在于发挥稳定器、大熔炉和示范区作用，您认为兵团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语境下，应该如何发挥文化示范区作用？

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中国现存唯一集党政军企职能于一体的屯垦戍边社会组织，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特殊建制。[10]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新疆时明确提到国家要大力扶持兵团、推进兵团各项事业的跨越式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六十周年的贺信中指出：“希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始终牢记党和人民重托，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坚持国家利益就是兵团利益、新疆大局就是兵团大局，紧紧围绕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实现长治久安这个总目标，扭住发挥维稳戍边特殊作用这个关键，处理好屯垦和维稳戍边、特殊管理体制和市场机制、兵团和地方的关系。”[11]兵团现在承载着“稳定器”“大熔炉”“示范区”三重职能，就“文化示范区”而言，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发挥作用。

首先，兵团文化鲜明体现红色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本特征，凸显艰苦创业、屯垦戍边的无私奉献精神，大力弘扬“爱国爱疆、无私奉献”的思想正能量，自觉抵制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不良习气，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范例。

其次，兵团文化呈现为多民族、跨地域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要结合新的时代语境筑牢兵团文化认同，就不能盲目照搬西方的多元文化主义，尤其要旗帜鲜明地批驳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潮，而应该在倡导“一体多元”文化格局的前提下，坚守以中华文化为整体视野和基本前提，以屯垦戍边精神为内核的主体文化。

再次，兵团人的身份认同是筑牢边疆多民族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力量，关系到边疆文化安全和国家的总体安全战略。兵团文化发展应当首先服从并服务于国家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的现实目标，聚焦新疆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的总目标，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

最后，兵团文化发展应当与时俱进，自觉适应新媒体新技术的更新，积极发掘屯垦历史文化资源，讲好兵团故事，塑造和传播良好的兵团形象，形成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的红色文化创意产业链条。

阳：我关注到，您近年来重视田野实践，带领团队辗转天山南北，完成了大量珍稀口述文献的搜集整理工作。《穿过历史的尘烟：新疆军垦第一代口述史（一）》已经出版，汪晖先生为该书作序，这本书浓缩了新疆兵团军垦老战士的个体记忆与家国情怀，是一份具有特殊意义的记忆档案。您是如何从文化理论研究转到口述史实践的？

邹：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院民俗学研究生巴燕曾经采访我，也提了这个问题。我对口述史的介入应该说有四方面的机缘。第一个机缘来自一种对自我科研方向定位的焦虑感。我的专业领域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基本上是以外国文学和西方文论为基点，由此辐射比较文学、文化研究等跨学科领域。我在从事传统的文学批评乃至“文化研究”时，常常会不自觉地反思“批评的范式”“理论的功用”“批判的有效性”等命题。不妨以“文化研究”为例吧，这里所讲的“文化研究”是Cultural Studies，不是the study of culture，从狭义上讲它是二战后在英国兴起的一种特定的社会思潮或研究范式。“文化研究”以英国伯明翰学派为原点逐渐向英语世界播撒，后来经过美国学术界的包装和分销，蔚成一大全球性的显学。前面已经提到，中国当代文化研究可以分为两个系脉，一脉是“研究‘文化研究’”，侧重于对西方文化理论的译介，即从学术史角度梳理“文化研究”的源起与发展；另一脉是“做‘文化研究’”，这类学者立足中国本土文化问题，结合对近现代中国思想史/文化史的细察，研究林林总总的当代文化现象。应当说，“做‘文化研究’”越来越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主要趋势，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对一种文化现象展开症候式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借助于文本细读、话语分析、意识形态批评等路径，发掘出那些隐含在文化文本背后的错综复杂的权力机制，最后得出的结论无外乎遮蔽了什么、隐藏了什么、遗忘了什么，但是反过来想一想，当我们把一种文化现象解读得非常深刻以后，我们基本上还是停留在解构的层面上运作，那么它究竟能对现实产生多大的意义呢？这就牵涉如何从解构到建构的议题，既要追求批判的力道和效应，也不能忽视文化建构对于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基于这种考虑，说得更准确点，基于我个人对纯粹的意识形态批评的不满足，我尝试把文本细读、话语分析、意识形态批评、政治经济学视野、田野民族志等多维元素结合起来，希望能摸索出一种具有新疆地域特色并且凸显田野工作的文化研究模式。这里我想强调一点：文化研究是一项高难度的思想游戏和智力挑战，一位优秀的文化研究学者必须具备自觉的政治经济学视野，也就是说，你对于全球化、后冷战、新自由主义、金融海啸这样最基本的国际政治经济参数必须有清晰深入的认知。我本人带领的“文化研究”团队正在以“阅读工作坊”的模式细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对《资本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展开谱系细读，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帮助同学们建立起一种最基本的全球政治经济学视野，后续我们还计划阅读中国思想史，阅读中国现代思想文选，阅读迈克·哈特、阿兰·巴迪乌、大卫·哈维、齐泽克和哈维尔。我相信这种系统化的阅读比任何一本“概论”“导论”式的文化研究教材都更为有效。此外，我在尝试展开文化研究的个案实践时发现：一个人文学者要想获得某种有深度的见解，要想对社会文化的发展贡献一点点真知灼见，就绝对不能回避田野民族志，要将自己的身份从outsider变成insider，也就是要从“局外人”变成“局内人”，在某种意义上与你所要研究的对象共享“情感结构”。我自己目前主要是在两个层面开展工作：一个是影视受众分析，另一个就是新疆军垦第一代口述史。

第二个机缘是我近期关注到文学人类学领域正在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所谓“重估大小传统”。“大小传统”是由美国人类学家芮德菲尔德在《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一书中提出的概念，大致的意思就是，生活在都市社会的知识阶层的文化传统叫“大传统”，而那些生活在乡村的农民群体所拥有的文化形式则是一种“小传统”[12]。这组著名的“二元对立”概念后来经过欧洲知识分子的演绎，变成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立。近年来，中国著名的人类学者叶舒宪教授借用“大小传统”的提法，将这组概念改写为：“大传统”指向一种口头传统，就是人类在文字产生之前所拥有的口述文化传统；有文字记录之后的可以归入“小传统”。[13]叶舒宪教授的创造性阐释尽管引发一些争议，但是旗帜鲜明地反驳了文字中心主义，重新派定了口述传统、活态文化的重要地位。这一点对我的启发非常大。

第三个机缘来自自己对跨学科研究的热情。我希望在立足“本业”的基础上，尝试在交叉学科的视野下提炼研究课题的问题意识。我的“新疆军垦第一代口述史系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它推动着我从口述史的理论进入口述史实践。这是一个口述史系列，我们已经完成两本书，积累了大量的音像和视频素材，第一本是《穿过历史的尘烟》，主要以北疆的石河子、奎屯、五家渠、伊犁，还有东疆的哈密为中心，访谈对象涉及的面比较广，他们都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各种原因、从各种渠道来到新疆，有王震率领的解放军进疆部队和九二五起义的国民党老兵，有内地支边青年，有西上天山的湖湘、齐鲁女兵，还有自流来疆人员，等等。第二本将视线移向广袤的南疆，名字叫《激情燃烧的年代》。虽然访谈对象和调研地点有所不同，但基本宗旨都是弘扬兵团精神，以“老兵精神”激励今天的年轻人[14]，成为红色文化教育的重要资源。

最后一个机缘是我有幸参加了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公众（公共）史学高校师资培训班”，研修班围绕“公众（公共）史学与城市文化”这一主题，以主题讲座、研讨及实地参访结合的形式，介绍公众史学的主要理论、实践、教学方法及课程设计，包括公众史学与城市环境、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景观、建筑、纪录片、文化遗产、博物馆、大数据等板块，旨在为高校提供合格的跨学科教学科研人员。为切实提高研修效果，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提供了极其优越的学习环境，专门请来口述史专家Philip Scarpino教授、何蜀先生、陈新教授、李娜研究员、杨祥银博士，文化遗产保护专家Rebecca Conard教授、博物馆研究专家Allison Marsh教授等知名学者。主办方还组织学员赴重庆抗战遗址、三峡博物馆、湖广会馆、中国民主人士纪念馆、重庆电视台纪录频道实地参访，与相关科研人员展开深度对话。应当说，我对口述史的基本认知，主要来源于这次研修，尤其受惠于Philip Scarpino教授、何蜀先生、李娜研究员、杨祥银博士的专题讲座。

阳：口述史是田野民族志工作的一种样式，特别注重实践调查，通过这种方式获取的经验，对于文化研究个案的深度开展具有重要意义。最后请您分享一些口述史的操作技能。

邹：好的。我觉得大家在介入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时，首先应当进行本体论意义上的追问。具体到口述史，就是要根据国际上通用的惯例，给口述史列出一个基本的描述。我们知道“口述史”主要属于历史研究范畴，所有的口述史专家都应该是历史学家，这是最基本的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口述史研究和实践者必须具备丰富的历史专业素养，并非人人都能做口述史。历史地看，最传统的口述史是采用笔录的方式，比如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中心的早期研究工作，后来科技发展了，随着录音设备的出现和录音技术的渐趋成熟，人们往往采取录音的方式来记录口述内容，再后来就是影像记录，比如说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史研究中心采录了大量的口述影像。当下，口述史研究的跨学科趋势越来越明显，并且与大数据技术密切结合。

“口述史”的兴起以“新史学”为基本前提。顾名思义，“新史学”是对传统史学的反驳，其主要特征包括“自下而上”的史学观照视角、个人性与地方性的显影、“大众记忆”成为可能等方面。[15]“新史学”注重把草根的声音和生存状态反映出来。这里我举个例子，英国文化研究的先驱人物E.P.汤普森既是历史学家，也是文化研究者。汤普森的代表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第一次把视角转向工人，研究工人阶级的社会意识是如何形成（how to make）的，他尤其注重从文化意识角度讨论英国工人阶级的显影之途。“个人性”与“地方性”也影响了口述历史的发展，因为只有融入口述对象的人生命运故事，以小历史的丰富细节才能真正打动人。地方性也很重要，它为口述历史的实践提供了一个约定俗成的共用空间。除此以外，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的“记忆研究”[16]也将口述史推向了前台，“记忆研究”中最时髦的话题就是文化记忆、社会记忆、大众记忆，旨在考量记忆的生产与再现、记忆的可靠性、记忆与遗忘等议题。以上因素的共同作用推动了“口述史学”的兴起与发展。

至于口述史学的学科化进程，它和公众（公共）史学在美国的兴起息息相关。公众（公共）史学在美国大学的学科化，主要缘于传统的历史系毕业生往往研究的是古代史，所学知识与社会相脱节，这种矛盾在西方愈演愈烈的功利主义教育观念模式下显得十分尖锐。在现实因素的催逼下，他们开始重新定位历史学这门学科，认为历史学应当与社会接轨，与公共事务、遗产保护和社区工作等挂起钩来。目前公众（公共）史学也受到越来越多中国高校的青睐，浙江大学、中山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温州大学等机构都设有专门的科研院所和课程体系。

口述史特别注重操作实践，在选题方面要以问题为导向，注意选择时代感强、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受访群体相对具体（最好具有独特性）的选题。我们当初选择开展“新疆军垦第一代口述史”，核心问题意识聚焦如何有效激活“军垦第一代”艰苦创业的历史记忆，通过文化再现等形式，让今天的人们真正了解兵团军垦文化，增强兵团文化认同，为稳边固疆服务。在具体执行步骤方面，口述历史访谈过程也可遵循“事前事中事后”三部曲原则，在访谈前期准备、访谈现场调度和访谈之后的补充联络工作上下功夫。这里不妨以“如何联系受访者”为例，我个人最认可“滚雪球”的方式，就是通过受访者介绍受访者，前提是你一定要认真准备每一次访谈，让受访者充分认可你的工作，信任并且愿意推荐合适的受访对象加入进来。Philip Scarpino教授提醒我们在联系受访者的时候，需要先介绍我们的身份、解释清楚口述历史项目的基本宗旨和要求、明确希望对方接受采访的原因。在具体的提问环节，有很多技巧需要掌握，比方说要尽量避免“结构性提问”，因为这种提问方式虽然操作起来比较便捷，但是过于机械，容易忽略受访者自身的差异性。值得推荐的做法是在前期准备工作的基础上，为每位受访者量身打造一个问题清单。在执行具体的访谈过程中，必须充分尊重口述史的伦理道德，一定要在受访者讲述之前签署“知情同意书”和“使用协议书”。访谈的提问技巧非常关键，我很愿意推荐大家使用Philip Scarpino教授介绍的两句式提问法：“第一个句子作陈述，第二个句子是提问。”此外在开启一个新的话题时一定要注意承接，最好从一个相对宽泛的议题开始提问。我们在采访军垦第一代时，往往会提到他（她）们在垦荒过程中遇到的危险，这时候一定要注意提问技巧，比较妥当的问题是：“您当时在垦荒劳动中遇到过什么危险吗？”不太适宜的问题则是：“您遇见过狼吗？”为什么呢？因为后者的导向性太明确。新疆兵团军垦第一代在艰苦创业的过程中，遇到种种危险和困难，其中与动物发生了各种各样惊心动魄的故事，这些动物有狼、有蛇，还有被称为“革命虫”的大蚊子。倘若问题直接指向“狼”，就极有可能遮蔽了关于蛇、关于蚊子的故事。此外还要注意避免“连珠炮式”提问，等等。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口述史尤其如此，只有在掌握口述史的基本技巧和道德伦理的基础上，聚焦某个特定的社会群体，持续深入开展口述实践，才能真正提炼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

阳：非虚构写作（nonfiction writing）近年来成为一种时尚风潮，您如何看待这种文化现象？

邹：2016年我曾经参加过《山花》杂志组织的“历史语境中的‘非虚构’：理论与实践”笔谈，就“非虚构写作”提出过一些比较浅显的看法。[17]作为当下创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非虚构写作”已成为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领域的一道景观。恰如《开始写吧！非虚构文学》一书的作者雪莉·艾力斯所言，“写作是可以培养的”。诚然，写作不再是“躲进小楼成一统”，它鼓励创作者走出书斋，告别苍白无力的胡思乱想，认真观察日常生活的微观情境，用一种“实录”而非“虚构和想象”的方式把生活景片记录下来。同时，它也提倡“人人都可以成为他自己的作家”，写作是没有界限的，普罗大众只要愿意，皆可拿起笔来书写记录。应当说，“非虚构写作”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现代的发明”，它对现实元素的借重在很大程度上与“史传写作”“报告文学”“新闻式写作”有叠合之处，但“非虚构”更加强调写作主体的能动性介入，从写作主体的观照视角出发，记录下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其自身的生活体验，在微观视角的棱镜下适度融入写作主体客观理性的思考，既不渲染汪洋恣肆的宏大叙事，也不苛求营建某种公共话语，它只是安安静静地观察，心无旁骛地书写，将一种“草根情结”倾注在全媒体时代的写作行动中。

“非虚构”自作为一种创意实践被引进华语写作圈以来，就一直遭遇着种种误读，常常被认为边界不清、创作者过于张扬自我的主体性、叙述技巧缺乏特色，有人甚至将“非虚构”和报告文学等纪实性文学类型直接等同起来。但不管如何，“非虚构”契合了文学大众化、审美泛化的时代语境，让更多具备基本教养的个体有机会分享书写的权力，为社会转型时期林林总总的微观事件架起了一面面明察秋毫的摄影镜片，在某种程度上搭建了各种意识形态话语协商交流的特定场域。

2010年，《人民文学》设置“非虚构”专栏，启动了一个名为“人民大地·行动者”的“非虚构写作计划”，推出了《中国在梁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拆楼记》《女工记》等一批引起广泛关注的优秀作品。《人民文学》的这项举措颇具深意，一方面表达了主流话语对于“非虚构”创作类型的承认和接纳；另一方面指向传统文学写作面临的重重困境，提倡作家积极介入生活实践，在丰富多元的现实世界汲取第一手资料，以直视甚至批判质疑的姿态读解日常生活的文化现象，将一些隐匿在“月亮背面”的事实原貌揭示出来，让那些边缘的、不可见的声音重新发声，是文化游击战术的有效场域之一。无独有偶，一些报纸、杂志和网络媒体也纷纷加入非虚构写作的队伍中，或组织专家开展理论探讨，或特设专栏邀请名家新秀创作，或以主题书写的形式推出“在场主义”专辑。在以“非虚构”为名的创作图谱中，西部作家的身影浮出地表，他们以广袤的地理环境为空间，借助“行走文学”抑或“流浪汉叙事”模式，将奇谲多姿的西部自然风情、多元文化共存的文化生态淋漓尽致展现出来。

阳：您一直关注西部文学，在我们的印象中，以西部为文化空间的纪实文学兼具丰厚的历史意蕴与美学价值，成为人们了解西部文化生态的重要路径，比如我们通过阅读杨镰的散文，得以形成有关新疆的初步印象。

邹：西部独特的自然地理与文化生态为纪实文学提供了极为理想的土壤，这片文学的风土既孕育出了重大历史题材纪实小说和“革命回忆录式”军旅散文，比如王玉胡的《边陲纪事》《北塔山风云》《司马古勒阿肯》，碧野的《阳光灿烂照天山》，周非的《多浪河边》，邓普的《军队的女儿》；也促成了报告文学的高度繁荣，涌现出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作品，代表性的有刘肖无的《从天山脚下开始》，孟驰北的《塞外传奇》，丰收的《绿太阳》《蓝月亮》《西上天山的女人》，等等。应当说，西部具有“纪实文学”的基因，也为“非虚构”写作奠定了厚实的经验积淀和审美基础。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有影响的西部“非虚构写作”有三个脉络：一是携带西部文化基因，从西部到沿海发达城市的创作者，比如女诗人丁燕；二是游走在草原和戈壁深处的原生态写作者，比如李娟；三是口述史编撰者，他们尝试以口述实录的方式倾听过去的声音、激活历史的记忆，比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口述史系列。

先谈丁燕的非虚构写作。丁燕是土生土长的新疆作家，曾出版诗集《午夜葡萄园》、随笔集《饥饿是一块飞翔的石头》及《王洛宾音乐地图》，有“葡萄诗人”的美誉。2010年，丁燕举家迁往广东东莞，开始尝试非虚构写作。为了获得珠三角工厂女工日常生活的最直接体验，丁燕隐姓埋名，先后在东莞三家工厂打工，真正做到与工厂女工的零距离接触，“将自己的肉身作为楔子，深深地插入生活底部”。丁燕将自己的打工经历记录下来，完成了非虚构作品《工厂女孩》，这本书之所以具有感人肺腑的艺术魅力，首先根源于创作者选定的独特叙述视角。丁燕远离故乡与亲情，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卷入现实，“迁徙对于一些作家意味着死亡，而对另一些作家，则是重生”。她是一个旁观者，却杜绝做“俯瞰东莞”的宏大叙事，而是试图以保持身体温度的“当事人”身份亲历打工现场。她拒绝携带摄像机做预设性的新闻采访，也不愿意对珠三角庞大的打工群体做任何猎奇夸张的渲染。这种“局外人”和“局内人”相结合的杂糅视角赋予了叙事别样的张力：她感受着电子厂这个阴性帝国的爱恨情仇，目睹贫富差距，以艺术审美的方式勾勒出现代性语境下的“另一种生活，另一面中国”。

再来看李娟的非虚构写作。李娟的成名无疑带有某种传奇色彩，这位长年生活在阿勒泰草原的女裁缝也许从未想过有一天会浓墨重彩地登上中国文坛，她以清新隽永的笔触描绘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那是夏牧场上的骏马奔驰，是阿尔泰山深处的白桦林，是散落在林间空地的野蘑菇，是深夜醉归的哈萨克牧民，是转场时节悠悠走过的羊群，是浅唱低吟的额尔齐斯河，是春日里穿过荒野的摩托车，是空旷草地上的乡村舞会……李娟以不事雕琢的文风真实记录着哈萨克牧场上的人与事，她的书写远离工业文明的气息，浑然天成却又精灵有趣，这种被称为“原生态”的写作方式给羸弱多病的中国文坛带来了惊喜。从《九篇雪》到《我的阿勒泰》、从《阿勒泰的角落》到《走夜路请放声歌唱》，李娟频频受到文坛前辈刘亮程、董立勃、王安忆的高度赞赏。她的文字再度证明了新疆作为地理文化符号对于文学书写的巨大魅力，她长期远离尘嚣、返璞归真的生活状态赋予她的作品陌生化的审美效果。在那些“久在樊笼里”的都市现代人看来，生命的真谛莫过于重返自然，重返“物我一体、超然于外”的本真状态。李娟是幸运的，因为她在遥远的阿勒泰草原体验着大多数人无法企及的原生态生活，也因为她用敏锐的眼光捕捉到生活中的平常交往、悲欢离合，善于将一种陌生化的感悟倾注于文字，成就了21世纪之初中国文坛上的“阿勒泰神话”。从比较的角度看，李娟在成名以后离开了阿勒泰，开始借助博客等网络渠道推介文学创作，虽然还是“非虚构”，但这种以回忆为主的创作无形中缺少了许多自然的灵气。我们还是期待那个在草原上当裁缝、跟着牧民转场的李娟在阿勒泰的白桦林里再次传来天籁之音。

阳：就现状而言，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集中在北京、上海和南京等地，主要研究对象为都市文化、消费文化和大众文化，对边疆多民族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关注度不够。您近期还有哪些研究计划？

邹：客观地讲，当代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也有一个关注“三农”问题的清晰脉络，比如乡村建设研究、“返乡书写”现象，等等。作为在边疆多民族地区工作的文化研究学者，我更多关注的是新疆的文化发展问题，尝试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背景下开展一些专题研究。目前所做的工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和文化理论的探讨，我们团队正在编辑一本《英国文化研究读本》，尝试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学界对伯明翰学派、银幕理论的译介和研究成果，进行阶段性总结。二是持续推进新疆兵团文化的跨学科研究，在两部口述史的基础上，完成专著《新疆兵团屯垦戍边的历史记忆与当代文化生产研究》。三是密切结合“一带一路”倡议、乡村振兴战略和新疆旅游大发展等时代命题，组织团队开展“中亚电影研究”“风景诗学与新疆旅游文化研究”，尝试对文化研究做一些创新性思考和实践。2019年4月中旬，我们组织了一场名为“风景文学、植物美学与文化旅游”的学术论坛，尝试通过论坛提炼出一些接地气的新颖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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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精编版载《社会科学家》2019年第2期。

[2] 邹赞，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阳玉平，《社会科学家》杂志副主编，浙江大学文艺学专业在读博士。

[3] 详细分析，可参见邹赞《文化的显影：英国文化主义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绪论。

[4] 参见戴锦华《文化研究的困惑和可能》，载孙晓忠主编《方法与个案：文化研究演讲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王晓明《文化研究的三道难题——以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为例》，《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第5～17页。

[5] 金惠敏：《听霍尔说英国文化研究——斯图亚特·霍尔访谈记》，《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第43页。

[6] 详见Tom Steele，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Studies：Adult Education，Cultural 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Question”，London：Lawrence & Wishart Limited，1997。

[7] 可参见邹赞《英国文化主义研究述论》，《社会科学家》2011年第10期。

[8] 参见本内特《走向文化研究的语用学》，阎嘉译，载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笔者此处参照原文，对原译文有所改动，特此说明。

[9] 参见邹赞编著《思想的踪迹：当代中国文化研究访谈录》，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前言。

[10] 参见邹赞《政治文化视域下的新疆屯垦历史变迁与兵团人身份认同》，《浙江学刊》2015年第4期，第129～133页。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委员会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文献选编（一九四九——二〇一四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第340页。

[12] 〔美〕罗伯特·芮德菲尔德：《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王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13] 参见叶舒宪、阳玉平《重新划分大、小传统的学术创意与学术伦理——叶舒宪教授访谈录》，《社会科学家》2012年第7期，第13～17页。

[14] 习近平总书记对新疆兵团九位老战士的来信作出重要批示，强调“以老兵精神激励更多年轻人为祖国边疆作出贡献”。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委员会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文献选编（一九四九——二〇一四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第328页。

[15] 本人对口述史理论和实践的初步认知，主要来自2015年7月在重庆大学参加“第二届中国公众（公共）史学高校师资培训班”的课程学习，特此说明并致谢。

[16] 有关“记忆研究”，可系统研读皮埃尔·诺拉、莫里斯·哈布瓦赫、扬·阿斯曼、阿莱达·阿斯曼等人的著作。

[17] 参见邹赞《“西部”景片与非虚构写作》，《山花》2016年第3期，第119～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