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乡村影像研究现状

（一）乡村影像：反映乡土的艺术文本

近年来有关乡村影像的研究呈现增长态势，部分学者对乡村影像文本进行了系统性讨论。其中，主要包括对乡村影像的历时性研究及乡村影像文本研究。

从历史角度对乡村影像发展进行总结，薛晋文在《乡土中国的影像书写——中国农村题材电视剧发展历程评述》中对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发展历程进行划分，提出初创、发展、深化、转型和全面确立五个阶段，在此基础上对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及其创作特征进行评述。[4]杨远婴主编的《中国电影专业史研究》第六章“以农民的名义”[5]，按照历史时期变化并结合社会学知识，对1926～2000年五个阶段的电影导演及其代表作品进行分析，呈现了社会环境与各阶段乡土影视内容的关系。

乡村影像文本的有关研究，主要从人物形象、乡村形象和创作思路等方面展开。汪伶俐在《乡村题材电视电影中的人物形象》里通过“走不出藩篱的乡村人”“城市视角下的乡村人”“新政治话语下的乡村人”的划分，展现了乡村题材电视电影中不同视角和空间的乡村人物形象。[6]王艺涵通过对东北农村题材电视剧中人物形象的分析，指出部分作品存在喜剧人物形象“小品化”痕迹重、依靠人物病态塑造人物性格的“审丑”倾向、人物主体性与丰富性缺失等弊病。[7]在乡村形象方面，季中扬等在《当代影视作品中的乡村形象与文化认同》中根据城乡生活方式与文化认同，提出了目前影视剧里的乡村有三种突出的形象类型，即作为传统社会象征的乡村、现实再现的乡村和再现想象中未来的乡村。[8]薛晋文在《物欲·类型·想象——直面当下农村题材剧创作的三大误区》中进一步提出，创作者对想象中的农村的偏好，使“真实的农村被遮蔽，农村题材剧在隐秘之地实现着现实与欲望的交融”[9]，并指出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形象偏差使“乡村—大众”之间的话题转向娱乐化和消费主义的领域，阻碍了社会进行深刻思考的可能。在对乡村影像创作思路的讨论中，黄媛媛在《赵本山农村题材电视剧审美评议》中提出“小品化”叙事的过度使用[10]，薛晋文、曾庆瑞则在《新世纪农村题材电视剧的缺失与期待》中提出，创作者习惯以想象的方式和观念的形态替代对乡村现实的直接而鲜活的生命体验。[11]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可知，多数对乡村影像的历时性总结仅仅观照了乡村题材电影或电视剧等某一种具体形式，缺乏对乡村影像全面、综合的审视。在乡村影像文本研究方面，多数影视作品仅从美学、艺术角度对乡村形象进行描述，乡村只是作为影视作品的叙事空间和故事发生的背景出现，乡村的独立性没有得到重视。仅凭借对乡村影像文本的艺术研究，已经不能有效反映乡村影像的变迁和乡村现实的复杂问题。

（二）乡村影像：身份建构与话语表达的空间

人类与世界的关系就是一种话语关系，乡村影像也无法脱离话语。有关乡村影像话语表达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个体身份建立与认同的缺失。薛晋文、曾庆瑞在《新世纪农村题材电视剧的缺失与期待》中提出，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题材电视剧没有对“农民应有的‘公民身份’、‘国民待遇’以及最起码的‘人格尊严’诉求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应有的关怀”[12]，使农民身份的认同成为困惑。王艺涵在《谈当前我国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创作思路》中提出，高度类型化、抽象化的人物形象缺乏生动感和生活感，难以建立起社会对农民个体身份及形象的接受与代入感。其次是乡村文化的丧失。[13]何春耕在《论我国乡村电影中村落文化的传承价值与传播路径》中指出，村落文化是中国典型的本土文化，在塑造形象、扭转刻板印象方面发挥着效用，目前的乡村题材电影聚焦于传统村落里小人物的生活与命运，脱离了村落文化的底蕴。[14]曾一果在《影像传播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视剧的“乡村叙事”》中指出，贯穿农村“新神话”的是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权力话语，乡村题材电视剧中乡村危机的解决过分依赖“城市”和“现代化”，“城市”的“到来”割裂了“乡村共同体”，“现代化”重塑着原先单纯的“乡村身份”。[15]

目前关于乡村影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电影电视，对乡村影像的其他表现形式涉及较少。研究基本上围绕电影电视文本本身，从影视文学、影视艺术角度出发，集中于对城乡冲突叙事的描述和批评，对乡村影像话语变迁方面的研究较少，也较少涉及传播学、社会学等学科。

（三）乡村影像：乡村边缘化地位的体现

通过对乡村影像以及乡村影像话语表达相关研究的梳理可以发现，乡村和乡村主体的边缘化特征凸显。乡村文化在整个文化系统中受现代城市流行文化、消费文化等多元文化的冲击和挤压，乡村的形象和话语在被动中被建构。农民的身份认同问题亟待解决，社会资本的缺乏使农民在话语系统中处于弱势地位，自我表达被压抑。针对乡村影像话语表达边缘化问题，高路、李寒冰在《近年来农村题材电视剧的思路创新》中总结了近年来农村题材电视剧在创作思路上的突破，包括从强调城乡差异到展现城乡融合的思维观念创新、从强调物质追求到注重精神满足的内容角度创新、从小品化叙事到深度喜剧追求的叙事策略创新。[16]王万玲在《〈乡村爱情〉系列剧中农民形象的传播与文化解读》中建议从重返荧屏的仪式观、自我认知与城乡对话、情感趋向与文化认同、打破“二元对立”与呼唤社会关注四条路径解构城乡二元文化，重塑城乡文化格局。[17]王艺涵在《谈当前我国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创作思路》中对未来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提出建议，提出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除应当呈现现有的乡村现实经济、社会生态问题之外，还应当从时代及社会变迁视角审视乡村人民生存发展空间的根本性问题，并且从个体视角出发，关注个体的情感、思想变迁过程。[18]

由此可以发现，当前的多数研究仍停留在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范围内，没有结合其他学科对乡村影像话语表达边缘化的深层原因进行挖掘，提出的对策与建议缺乏政策性和社会学、人类学基础，研究的现实价值受到影响。

乡村影像话语表达的边缘化不仅是文化生态上的危机，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村人口过半的国家，在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探讨乡村影像新的生产方式、促进乡村话语权回归也应当处于持续发展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继续建设美丽中国，而美丽中国除了包含对生态环境的追求，也包含着对社会和谐幸福之美的向往。在此背景下，融合多学科背景，立足国家政策与目标，针对日益丰富的乡村影像表现形式深入研究，把乡村形象和乡村话语权真正纳入“美丽中国”的形象和话语体系，是研究乡村影像话语表达边缘化问题的趋势和新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