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津桥的管理

云梦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中有“除害兴利”一节，每句四字，内容多为官吏常用词语，整理者推测是供学习做吏的人使用的识字课本。[73]其中可见“千（阡）佰（陌）津桥”语，看来津桥管理是当时政府行政内容的重要项目之一。

《左传·昭公二十四年》：“王子朝用成周之宝珪于河”，“津人得诸河上”。是河津管理人员曾经称作“津人”。战国时期已经有管理津渡的专职官吏。《吴越春秋·阖闾内传》：“（椒丘）过淮津，欲饮马于津。津吏曰：‘水中有神。’”《列女传·辩通·赵津女娟传》：“初，简子南击楚，与津吏期。简子至，津吏醉卧，不能渡。”《战国策·秦策五》则有“平原津令”，“平原津令”又称作“平原令”[74]，大约重要的津渡，其主管官吏，地位可相当于县级职官。

秦汉时期管理津渡的官吏称“守津吏”或“津吏”。《后汉书·方术列传·段翳》：“时有就其学者，虽未至，必豫知其姓名。尝告守津吏曰：‘某日当有诸生二人，荷担问翳舍处者，幸为告之。’后竟如其言。”后又有其生至于葭萌，“与吏争度，津吏破从者头”事。陈直《汉书新证》：“汉代关之外有津。《十钟山房印举》举二、54页，有‘宜阳津印’，交错文，有界格，当为津吏所用，其范围当较关吏为小。”此“宜阳津印”者，一般归入秦官印[75]。《水经注·河水三》关于“君子济”的记述中，津吏称作“津长”。《汉官》所列河南尹员吏中有监津渠漕水掾，其中就有包括“监津掾”这一主管津渡的职官。

汉鼓吹曲辞《铙歌·上陵》：“上陵何美美，下津风以寒。问客从何来，言从水中央。桂树为君船，青丝为君笮，木兰为君櫂，黄金错其间。”说明有的津渡用船有牵系的缆绳“笮”。很有可能当时已经采用两岸系索的方式以防止渡船顺流漂移，也可能利用跨河缆索曳行。

2004年4～6月出土于长沙东牌楼7号古井的东汉末期简，其中可见“津卒”字样：

出钱·雇东津卒五人四月直 （130）

简文内容体现了某种以“钱”支付“雇”“直”的经济关系。因为文字残缺，我们不能确切解说完整的文意。但是“津卒”称谓以“卒”标示的身份特征，却透露出比较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

同一批简中有“津史”（78A）称谓与“捕盗史”（78A）、“金曹”（78B）等并列，整理者注释：“‘津史’，史籍未见，应为郡、县列曹属吏之一，专掌修治津梁道路。”[76]其实，“‘津史’，史籍未见”之说不确。《通典》卷四〇《职官二十二·秩品五·大唐官品》说到“诸仓关津史”。如果说“‘津史’，史籍未见”，是指东汉“史籍未见”，则应注意到东汉史籍出现过“津吏”。[77]东牌楼东汉简整理者关于“津史”“专掌修治津梁道路”的意见，可能也是未必成立的。“津史”即“津吏”，应是管理津渡的官员，或者说是管理关津的官员。战国秦汉文献“津关”[78]或“关津”[79]往往连称，简牍资料亦多见相关实证[80]。“津吏”“津史”之职能似与“关吏”类同，主要是检查，控制出入经过，而并非交通建设，至少不是“专掌修治津梁道路”。贾谊《过秦论》：“缮津关，据险塞，修甲兵而守之。”《淮南子·兵略》：“硖路津关，大山名塞”，“一人守隘，而千人弗敢过也”。杜笃《论都赋》说到关中地形，有“杜口绝津，朔方无从”语。刘秀曾拜冯异为孟津将军，守孟津以拒更始军（《后汉书·光武帝纪上》《冯异传》）。汉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爆发，为加强京师卫戍，环洛阳“置八关都尉官”（《后汉书·灵帝纪》），“八关”即包括小平津和孟津。津渡和关隘同样，除作为军事设施之外，又有警备治安作用。王莽专政，曾规定：“吏民出入，持布钱以副符传，不持者，厨传勿舍，关津苛留。”（《汉书·王莽传中》）《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庚戌令”：“关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御灾荒，设禁重税，非所以便民；其除池籞之禁，轻关津之税，皆复什一。”可见津与关相同，又常常兼有税收稽查作用。

简文所见“津卒”应与“津史”存在某种关联。汉代文献和出土资料中所见与交通行为有关者又有“关卒”以及“邮卒”“驿卒”“车卒”“漕卒”“棹卒”等，似可反映交通条件优先服务于军事以及交通管理的军事化特征。[81]

津吏的职能还在于负责渡河过程的技术性管理，维持渡河的秩序。由于船渡的不安全因素很多，即所谓“乘船危”（《汉书·薛广德传》），如果缺乏组织管理，不仅会影响通行效率，还可能造成人员和物资的损失。为此，有关官员有时不得不以强力手段维持秩序。除上文引述“津吏破从者头”外，又可见《三国志·魏书·贾逵传》：“从至黎阳，津渡者乱行，逵斩之，乃整。”[82]

袁绍击破公孙瓒军，引军南到浊漳水上的薄落津，“与宾客诸将共会”（《三国志·魏书·袁绍传》裴松之注引《英雄记》）。《水经注·浊漳水》记载：“漳水又历经县故城西，水有故津，谓之薄落津。昔袁本初还自易京，上已届此，率其宾从，禊饮于斯津矣。”可以容纳大批官员在此禊饮，说明这个津渡有条件较好的附属建筑。汉瓦当文字有作“津门”者，曾经有学者以为与东汉洛阳十二城门中“津门”有关。[83]然而旧说“津门”至北魏方改称“津阳门”不确。《晋书·宣帝纪》：“车驾送出津阳门。”罗福颐编《汉印文字征》有“津阳门候”印（十一·十）。[84]改称“津阳门”事或在汉时，因而似不能完全排除“津门”瓦当原属于津渡建筑的可能。

桥梁建造与管理是秦汉交通事业的重要内容。政府中有“道桥掾”作为负责此项事务的专员。《隶续》卷一一《武都太守李翕天井道碑》有“西部道桥掾李”，《武都太守耿勋碑》作“西部道桥掾下辨李”。《隶释》卷一五《蜀郡属国辛通达李仲曾造桥碑》有“领南部道桥掾军功卒史汉嘉杜沂”，又见“领道”职名，其中有“领道杜沂”，可知“领南部道桥掾”或可简称“领道”。领，意为兼领，又有暂时署守之意。[85]汉武帝以后，为加强对少数族居人口多数的边地的统治，往往分部设置都尉。西部都尉属下职官，“领南部道桥掾军功卒史汉嘉杜沂”，其主官主职为“军功卒史”。显然，边郡地区交通的开发和管理，具有明显的军事意义。汉顺帝永建五年（130）《隶续》卷一五《汉安长陈君阁道碑》可见“道桥掾董□”，《水经注·穀水》引阳嘉四年（135）《上东门石桥右柱铭》中，也可见河南尹属官“道桥掾成皋卑国”，看来地方行政机关属吏也往往有“道桥掾”。黄留珠指出，“道桥掾之所以有‘西部’‘南部’的分别，很显然与分部设置都尉以及督邮分部行县，出于同一道理”[86]。

由于桥梁是极其重要的交通设施，因而备受执政者重视。一代名相诸葛亮主持蜀汉朝政，就“好治官府、次舍、桥梁、道路”（《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袁子》）。秦汉时期的地方行政长官以维修境内桥梁作为基本职任之一，桥梁不修，则失其“吏职”，被视为“不能”（《汉书·薛宣传》）。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以南陵桥坏，太常孔臧被免职。[87]太始四年（前93），因“道桥苦恶”，太常靳石也受到处分（《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当时的桥梁，以其交通作用之重要，往往还被作为正式的公众礼仪场所。汉文帝赴长安，“使宋昌先驰之长安观变。昌至渭桥，丞相以下皆迎。宋昌还报，代王驰至渭桥，群臣拜谒称臣。代王下车拜。太尉（周勃）进曰：‘愿请间言。’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玺符。”（《史记·孝文本纪》）甘露三年（前51），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宣帝自甘泉归长安，“诏单于毋谒，其左右当户之群皆列观，蛮夷君长王侯迎者数万人，夹道陈。上登渭桥，咸称万岁”（《汉书·宣帝纪》）。一般吏民霸桥折柳送别，也说明霸桥在当时人意识中的地位。

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发生了史称“巫蛊之祸”的著名的政治事件。汉武帝晚年，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太子刘据主张推行宽舒温和的政策，表现出与汉武帝政见不同。汉武帝信用的江充、苏文利用这一背景，制造了太子宫埋木人行巫蛊的冤案。刘据无以自明，愤而起兵杀江充，与政府军战于长安城中。后兵败出逃，在追捕中自杀。征和三年（前90），汉军西征失利，汉武帝有所悔悟。次年，颁布了被誉为“仁圣之所悔”的轮台诏。实现政策转变的重要标志，是为太子刘据平冤，“族灭江充家，焚苏文于横桥上”（《汉书·武五子传·戾太子刘据》）。据《三辅黄图》卷六，横桥“置都水令以掌之”，是长安最重要的桥梁，因而有时作为行刑之所以昭示世人。

建武十二年（36），吴汉击公孙述，公孙述“募敢死士五千余人，以配（延）岑于市桥，伪建旗帜，鸣鼓挑战，而潜遣奇兵出吴汉军后，袭击破汉”（《后汉书·公孙述传》）[88]。吴汉又“遣轻骑烧成都市桥，武阳以东诸小城皆降”（《后汉书·吴汉传》）。由此看来，汉代画象中有关桥梁的画面多描绘激烈争战的场面，与其他许多画面同样，也具有纪史的意义。成都市桥不仅成为重要的军事据点，于是兵家必争，桥本身的安危也成为城防是否成功的象征。吴汉一举焚烧市桥，对敌方形成极大的震撼力量，军威慑伏数百里。

图2-15 甘谷十字坡汉简（5A）有关“道桥钱”简文

从现有资料看，各地桥梁的维修养护，多支用自民间征收的专款。甘肃甘谷出土汉桓帝延熹元年（158）简中说到，当时所谓“道桥钱”的征敛，刘氏宗室也不能幸免，以至于竟然“役使不得安土业”。[89]而汉章帝元和元年（84）南巡狩，“命司空自将徒支柱桥梁”（《后汉书·章帝纪》），当是非常情形。其南行路线，经章陵（今湖北枣阳南）至于江陵（今湖北江陵），“还幸宛”，正行经水道密集地区。[90]桥梁修整有严格的质量要求。例如魏军南下伐蜀，锺会“统十余万众，分从斜谷、骆谷入。先命牙门将许仪在前治道，会在后行，而桥穿，马足陷，于是斩仪”。许仪是许褚之子，“有功王室，犹不原贷。诸军闻之，莫不震竦”（《三国志·魏书·锺会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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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第24～25、22～23页。

[2]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各本无此字。《卫风》‘曾不容刀’，《释文》曰：‘《说文》作，小船也。’《正义》曰：‘《说文》作，小船也。’合据补于末。”

[3] “君子济”应当就是《魏书》和《北史》中多次记述的“君子津”。《魏书·太宗明元帝纪》：“至于黄河，从君子津西渡。”可知津渡在黄河南流河段。

[4] 如清人沈炳《水经注集释订讹》卷三《河水》，赵一清《水经注释》卷三《河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 陈桥驿点校《水经注》一仍其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53页。《水经注疏》：“河水于二县之间，济有‘君子’之名”，“朱此十三字讹作《经》，戴改《注》。全、赵同。”“皇魏桓帝十三年”，“朱讹作昔汉桓帝十三年”。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第238～239页。

[6] 王国维校《水经注校》，袁英光、刘寅生整理标点，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86页。

[7] 周婴以为“桓即猗，差无乖爽”。《卮林》卷一《析郦》“君子济”条。然而猗时代“洛阳大贾赍金货随帝后行”的可能性以及由“榆中”至“代地”的路线也存在疑点。

[8] 王玉清：《陕西韩城芝川汉扶荔宫遗址的发现》，《考古》1961年第3期。

[9] 陈直：《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第116、195页。

[10] 参看《辞海·地理分册·历史地理》，上海辞书出版社，1978，第260页。

[11] 《水经注·河水四》：“……河水于此，有浢津之名。说者咸云，汉武微行柏谷，遇辱窦门，又感其妻深识之馈，既返玉阶，厚赏赉焉，赐以河津，令其鬻渡，今窦津是也。”

[12] 《后汉书·何进传》：“张让、段珪等因迫，遂将帝与陈留王数十人步出谷门，奔小平津。”

[13] 关于孟津、平阴津、小平津的位置关系，可参看《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八《河南三》：“孟津旧县，在县东二十里。周武王伐纣，师渡孟津是也。”“平阴城，在今县东一里。”“其地亦为津济处。沛公北攻平阴，绝河津南，战洛阳东。汉二年，南渡平阴津，至洛阳。”“小平城，在今县西北，旧志云，汉平阴县城北有河津曰小平津。津上有城。灵帝时河南八关之一也。”

[14] 《后汉书·光武帝纪上》李贤注引《水经注》：“巩县北有五社津，一名土社津。”

[15] 《三国志·魏书·袁绍传》作“壁延津南”。裴松之注引《献帝传》沮授谏曰：“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

[16] 《后汉书·独行列传·刘茂》：“永初二年，剧贼毕豪等入平原界，县令刘雄将吏士乘船追之。至厌次河，与贼合战。雄败，执雄，以矛刺之。时小吏所辅前叩头哀求，愿以身代雄。豪等纵雄而刺辅，贯心洞背即死。东郡太守捕得豪等，具以状上。诏书追伤之，赐钱二十万，除父奉为郎中。”

[17] 《水经》：“河水又东北，为长寿津。”“又东北径广川县故城西，又东径棘津亭南。”“河水东北流，而径濮阳县北，为濮阳津。”“河水又东北径卫国县南，东为郭口津。”“河水又东北径委粟津。”“河水又东北流，径四渎津。”“河水自平原左径安德城东，而北为鹿角津。”“河水又东北为漯沃津。”

[18] 河南地区大致即秦三川郡、西汉河南郡、东汉河南尹治地。

[19] 参看王子今《秦汉黄河津渡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3期。

[20]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第17～18页图列西汉西河郡无考县名16，第59～60页图列东汉西河郡无考县名3。

[21] 参看王子今《西河郡建置与汉代山陕交通》，《晋阳学刊》1990年第6期；《论汉文帝三年太原之行》，《晋阳学刊》2005年第4期。

[22] 由南郡浮江，津渡大约在江陵地区。《左传·庄公十九年》：“楚子御之，大败于津。”杜预《集解》：“津，楚地，或曰江陵县有津乡。”《水经注·江水二》：“应劭曰：南郡江陵有津乡。”“洲上有奉城，故江津长所治。”

[23] 《后汉书·吴汉传》：“（建武）十二年春，与公孙述将魏党、公孙永战于鱼涪津，大破之。”李贤注：“《续汉书》曰：‘犍为郡南安县有渔涪津，在县北，临大江。’《南中志》曰：‘渔涪津广数百步。’”

[24] 《水经注·江水三》：“江水又东径小军山南。临侧江津，东有小军浦。”又“鄂县北，江水右得樊口。庾仲雍《江水记》云：谷里袁口，江津南入，历樊山上下三百里，通新兴马头二治，樊口之北有湾，昔孙权装大船，名之曰长安，亦曰大舶，载坐直之士三千人，与群臣泛舟江津。”

[25] 《后汉书·公孙瓒传》：黄巾军“弃其车重数万辆，奔走度河”。

[26] 《汉书·郊祀志下》载谷永语，方士有“坚冰淖溺”之术。注引晋灼曰：“方士诈以药石若陷冰丸投之冰上，冰即消液，因假为神仙道使然也。”《隋书·经籍志三》有“《扁鹊陷冰丸方》一卷”。

[27]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

[28] 《尔雅·释水》：“天子造舟。”郭璞注：“比舩为桥。”《方言》卷九：“艁舟谓之浮梁。”郭璞注：“即今浮桥。”造，艁，义通于“靠”。

[29] 《史记·孝文本纪》司马贞《索隐》引《三辅故事》：“咸阳宫在渭北，兴乐宫在渭南，秦昭王通两宫之间，作渭桥，长三百八十步。”《三辅黄图》卷一：“阿房宫，亦曰阿城，惠文王造，宫未成而亡。始皇广其宫，规恢三百余里。”“周驰为复道，度渭属之咸阳。”

[30] 《史记·孝文本纪》：“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驰之长安观变。昌至渭桥，丞相以下皆迎。宋昌还报，代王驰至渭桥，群臣拜谒称臣。”

[31] 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8。

[32] 壁画榜题有“西河长史所治离石城府舍”，汉西河郡郡治永和五年（140）由平定徙至离石，同时墓主任西河长史后又屡经升迁，下葬年代必当晚于永和五年。

[33] 陈直《三辅黄图校证》以为都水令当为“横桥都水令”。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第139页。

[34] 孙德润、李绥成、马建熙：《渭河三桥初探》，《陕西省考古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考古与文物》丛刊第三号），1983年。

[35] 段清波、吴春：《西渭桥地望考》，《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6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渭桥遗址》，《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2期。

[36] “便”字汉瓦当载《金石萃编》卷二二《瓦当文字三十三种》。陈直《秦汉瓦当概述》：“按《三辅黄图》云：‘便门桥，武帝建元二年初作此桥，在便门外，跨渭水通茂陵。’旧说以为桥瓦，然与现今出土之地不相符。”《文物》1963年第11期。韩钊、焦南峰《新编秦汉瓦当图录》则指出：“汉制各帝陵多建有便殿，此当为便殿之遗物。”三秦出版社，1987，第165页。

[37] 参看辛德勇《论西渭桥的位置与新近发现的沙河古桥》，《历史地理》第1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收入《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中华书局，1996。

[38]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渭桥考古队：《西安市汉长安城北渭桥遗址》，《考古》2014年第7期。

[39] 杜笃《论都赋》有“桥泾、渭”语，见《后汉书·文苑列传·杜笃》。又《后汉书·章帝纪》：“又幸长平，御池阳宫，东至高陵，造舟于泾而还。”《初学记》卷六引薛莹《后汉书》作“造舟至于泾而还”。

[40] 罗福颐：《待时轩印存》。

[41] 《后汉书·董卓传》裴松之注引《献帝起居注》：“初，天子出，到宣平门，当度桥，（郭）汜兵数百人遮桥曰：‘是天子非？’车不得前。”

[42] 《三辅黄图》卷六：“饮马桥，在宣平城门外。”《史记·樊郦滕灌列传》司马贞《索隐》：“案：姚氏云‘《三辅故事》曰滕文公墓在饮马桥东大道南，俗谓之马冢。’”

[43] 王自力：《西安发掘汉代河木桥遗址》，《中国文物报》2006年12月29日。

[44] 穆根胥：《西安地区水资源分布图》，《西安地区环境地质图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9，第9页。

[45] 或作“桥南京兆主之，桥北冯翊主之”。

[46] 参看茅以昇主编《中国古桥技术史》，北京出版社，1986，第21页。

[47] 王莽地皇三年（22）霸桥火灾后，重建的新桥可能是石柱石梁。

[48] 原石存山东苍山县文化馆，见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山东汉画象石选集》，齐鲁书社，1982。

[49] 李亚农认为：“甲骨文（桥）字的存在，不容许我们怀疑殷人已经创造了石拱桥的铁的事实。”（《殷代社会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第113页）但以桥释并未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赞同。于省吾释为虹，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甲骨文编》从于说（中华书局，1965）。

[50] 参看洛阳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

[51]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洛阳西汉壁画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洛阳博物馆：《洛阳西汉卜千秋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6期。

[52] 茅以昇主编《中国古桥技术史》，北京出版社，1986，第61页。

[53] 潘洪萱：《古代桥梁史话》，中华书局，1982，第26页。

[54] 朱锡禄：《嘉祥五老洼发现一批汉画象石》，《文物》1982年第5期。

[55] 南阳地区文物工作队、南阳县文化馆：《河南南阳县英庄汉画象石墓》，《文物》1984年第3期。

[56] 河南省南阳地区文物研究所：《新野樊集汉画象砖墓》，《考古学报》1990年第4期。

[57] 吕品、周到：《河南新野新出土的汉代画象砖》，《考古》1965年第1期。

[58] 罗伯特·坦普尔在《中国——发现和发明的国度》一书中介绍了中国的100个“世界第一”。其中“弓形拱桥”一节中指出：“当中国匠师最先认识到拱并不一定是半圆时，就发生了一项概念上的突破：建造一座桥可以不以传统的半圆拱为基础，而以弓形拱为基础。”“按这种方式建造的桥，比按半圆形拱建造的桥花费材料少而强度大。这项进步发生在公元7世纪的中国。它是天才匠师李春的杰作。”祖文娟译，《科技日报》1987年4月29日。茅以昇主编《中国古桥技术史》中已经指出：“我国圆弧拱的建造年代当在隋代以前，因为赵州桥（安济桥）已是大跨度的圆弧拱。”北京出版社，1986，第71页。汉代画象资料为中国早期弓形拱桥或圆弧拱桥的出现提供了实证。实际上东汉砖券穹隆顶墓所出现的圆弧拱或椭圆拱的形式，已经可以说明这种新型拱桥产生的技术基础。

[59] 王子今：《汉代拱桥考述》，《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40周年纪念文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

[60] 《水经注·河水一》：“释法显曰：度葱岭，已入北天竺境，于此顺岭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艰阻，崖岸险绝，其山惟石，壁立千仞，临之目眩，欲进则投足无所。下有水，名新头河，昔人有凿石通路施倚梯者，凡度七百梯，度已，蹑悬絙过河，河两岸相去咸八十步。九译所绝，汉之张骞、甘英皆不至也。余诊诸史传，即所谓罽宾之境。有盘石之隥，道狭尺余，行者骑步相持，絙桥相引，二十许里，方到县度，阻险危害，不可胜言。”

[61] 《太平寰宇记》卷七二：“苲桥去州西四里，亦名夷星桥，又名笮桥，以竹索为之，因名。”

[62] 《说文·革部》：“鞁，车驾具也。”段玉裁注：“鞁所包者多。靷其大者，《封禅书》言：‘雍五畤，路车各一乘，驾被具；西畤、畦畤，禺车各一乘，禺马四匹，驾被具。’‘被’即‘鞁’字也。”据发掘报告，秦始皇陵1号铜车马上的鞁具“有牵引、控御、止车以及马身上的装具等不同的类别，绝大部分由青铜构件制作而成，但是也有少部分鞁具如勒、缰索等由金质、银质的构件制成”。2号铜车马的系驾鞁具和1号铜车马的鞁具“基本相同，都是铜质或金、银质构件”。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陵铜车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8，第64、193页。其中靷、辔、韅、□、缰、胁驱、络头、颈靼等大都是用一节节金属构件组成的“链条”。

[63] 茅以昇主编《中国古桥技术史》，北京出版社，1986，第114页。

[64] 参看王子今《“造舟为梁”及早期浮桥史探考》，《文博》1998年第4期。

[65] 陆敬言在《自然科学史研究》4卷1期发表的《蒲津大浮桥考》一文中主要利用唐以后的资料讨论蒲津浮桥问题，没有涉及后子鍼浮桥的位置，也投有提出蒲津浮桥即秦昭王所建的确切证据。但是我们根据秦汉道路走向以及与之相关的津桥位置的勘定一般比较合理，因而可以经受历史考验的事实，可以认为张守节的推断大致可信。

[66] 《三国志·魏书·邓艾传》：毌丘俭起事，邓艾出兵，“兼道进军，先趣乐嘉城，作浮桥”。

[67] 《三国志·魏书·曹爽传》：“宣王部勒兵马，先据武库，遂出屯洛水浮桥。”又见《蒋济传》裴松之注引《世语》：“济随司马宣王屯洛水浮桥。”《太平御览》卷七三引《魏略》：“洛阳城西洛水浮桥，三处三柱，三公象也。”

[68]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曹操击马超、韩遂，“乃多设疑兵，潜以舟载兵入渭，为浮桥，夜，分兵结营于渭南”。

[69] 《后汉书·吴汉传》：吴汉“将步骑二万余人进逼成都，去城十余里，阻江北为营，作浮桥，使副将武威将军刘尚将万余人屯于河南，相去二十余里”。

[70] 《太平御览》卷七三引《郡国志》：“漳水，建武十一年造紫陌浮桥于水上。”

[71] 《水经注·渭水中》：“《诸葛亮表》云：臣遣虎步监孟琰据武功水东，司马懿因水长攻琰营，臣作竹桥，越水射之，桥成，驰去。”

[72] 李贤注：“由带以上为厉，由膝以下为揭，见《尔雅》也。”

[73]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第280页。

[74] 《战国策·秦策五》：“司空马去赵，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遗劳而问：‘秦兵下赵，上客从赵来，赵事何如？’司空马言其为赵王计而弗用，赵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赵何时亡？’”鲍彪注：“《列女传》有赵津吏，盖此官也。”

[75] “宜阳津印”，上海博物馆藏印。罗福颐主编《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此为宜阳掌津关渡口之官印。”列入秦官印中。文物出版社，1987，第6页。

[76]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文物出版社，2006，释文第106～107页。

[77] 《后汉书·方术列传上·段翳》：“段翳字元章，广汉新都人也。习《易经》，明风角。时有就其学者，虽未至，必豫知其姓名。尝告守津吏曰：‘某日当有诸生二人，荷担问翳舍处者，幸为告之。’后竟如其言。又有一生来学，积年，自谓略究要术，辞归乡里。翳为合膏药，并以简书封于筒中，告生曰：‘有急发视之。’生到葭萌，与吏争度，津吏破从者头。生开筒得书，言到葭萌，与吏斗头破者，以此膏裹之。生用其言，创者即愈。生叹服，乃还卒业。”事亦见《华阳国志》卷一〇中《广汉士女》。又《列女传》卷六《辩通传》“赵津女娟”、《吴越春秋》卷四《阖闾内传》也可见“津吏”称谓。

[78] 如《通典》卷一四九引孙膑曰：“败其津关，发其桥梁。”《史记·秦始皇本纪》引贾谊《过秦论》：“缮津关，据险塞，修甲兵而守之。”《史记·孝景本纪》：“（四年）复置津关，用传出入。”《淮南子·兵略》：“硖路津关，大山名塞，龙蛇蟠，却笠居，羊肠道，发笱门，一人守隘而千人弗敢过也，此谓地势。”《淮南子·修务》：“申包胥……于是乃赢粮跣走，跋涉谷行，上峭山，赴深溪，游川水，犯津关，躐蒙笼，蹶沙石，蹠达膝，曾茧重胝，七日七夜至于秦庭。”

[79] 《释名·释书契》：“示，示也。过所至关津以示之也。”《汉书·王莽传中》：“吏民出入，持布钱以副符传。不持者，厨传勿舍，关津苛留。”

[80] 如居延汉简：“县河津门亭”（7.33），“门亭鄣河津金关毋苛止环复传敢言之”（36.3），“自致张掖逢过河津关如律令”（37.2），“一编［移］过所县道河津金关毋苛留止如律令敢言”（43.12A），“河津金关毋苛留□”（97.9），“移过所县道河津关……”（170.3A），“所县河津关遣”（192.29），“移过所河津金关毋苛留止如律令”（218.2），“乘□□过所县河津”（218.78），“过所县河津马田……”（303.12A），“谒移过所县邑门亭河津关毋苛留敢言之”（495.12，506.20A）；敦煌汉简：“龙勒写大鸿胪挈令津关”（2027）。

[81] 参看王子今《说长沙东牌楼简所见“津吏”》，《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6辑，岳麓书社，2010；《长沙东牌楼汉简“津卒”称谓及相关问题》，《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1期。

[82] 津渡秩序发生混乱的状况，可以汉献帝在李傕军追击下连夜抢渡陕津的情形为例。《后汉书·董卓传》：“帝步出营，临河欲济，岸高十余丈，乃以绢缒而下。余人或匍匐岸侧，或从上自投，死亡伤残，不复相知。争赴舡者，不可禁制，董承以戈击披之，断手指于舟中者可掬。”

[83] 陈直《秦汉瓦当概述》谓“津门疑汉代宫殿中之门名”。《文物》1963年第11期。收入《摹庐丛著七种》一书中时，则又改订为“津门……东汉十二城门之名”。齐鲁书社，1981，第346页。

[84] 同书又收录“宜阳津印”（十一·十）。罗福颐主编《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则以为秦印。文物出版社，1987，第6页。

[85] 参看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1985，第365～366页。

[86] 黄留珠：《汉碑所见“道桥掾”考》，《文博》1988年第6期，收入《秦汉历史文化论稿》，三秦出版社，2002。

[87] 《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元朔三年，（蓼）侯臧坐为太常，南陵桥坏，衣冠车不得度，国除。”《汉书·百官公卿表下》作“坐南陵桥坏衣冠道绝免”。《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坐为太常衣冠道桥坏不得度，免。”

[88] 李贤注：“市桥即七星之一桥也。李膺《益州记》曰：‘冲星桥，旧市桥也，在今成都县西南四里。’”

[89] 张学正：《甘谷汉简考释》，《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

[90] 《后汉书·章帝纪》：九月辛丑“幸章陵”，“冬十月己未，进幸江陵。诏庐江太守祠南岳，又诏长沙、零陵太守祠长沙定王、舂陵节侯、郁林府君。还，幸宛。十一月己丑，车驾还宫”。其南行路线在计划中或许还曾延伸至于庐江、长沙、零陵，沿途桥梁修治，当势不可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