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秦汉津桥

一 江河津渡设置

秦汉时期江河津渡的设置对于交通事业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早期华夏族生息繁衍的最初基地。远古先民们起初活动于江河及其主要支流两岸的二阶台地上。因自然环境的变迁和部族战争的胜负等原因，原始人群有时不得不往复横渡。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分布形势看来，滔滔大河已不能作为文化传布的严重障碍。

《尚书·盘庚中》：“盘庚作，惟涉河以民迁。”殷人定都凡七处，至少有三次渡河迁居。这是大规模的部族迁徙，至于贡赋、商运、行军时渡河的情形，一定更为频繁。然而横渡条件最为适宜的河津的位置，不仅决定于经千百年交通活动考验的交通大道的走向，而且必须以对常年水文情况的了解为条件方能确定。

图2-1 上海博物馆藏秦“宜阳津印”

《禹贡》记导河工程，厎柱以下，“又东至于孟津”。《左传·昭公四年》：“周武有孟津之誓。”《史记·周本纪》：“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于是有牧野之役。盟津即孟津。先秦时期著名河津还有茅津和棘津。《左传·文公三年》：“秦伯伐晋，济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晋人不出，遂自茅津济，封殽尸而还。遂霸西戎。”杜预以为“茅津在河东大阳县西”。又《左传·昭公十七年》：“晋荀吴帅师涉自棘津。”孟津在今河南孟津东北，茅津在今河南三门峡西，棘津在今河南淇县南。[1]

《诗·卫风·河广》：“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河广，曾不容刀。”杭，通航。刀，即“舠”，《说文·舟部》作“”：“，小船也。”[2]虽然当时济渡黄河似乎已并不十分困难，然而大多数黄河津渡的形成以及河津位置的相对稳定，是在秦汉时期交通空前发展的形势下实现的。

黄河上游水势浅缓处，当多有便于涉渡，对济渡工具要求不高的河段。邓训击羌，即曾“发湟中六千人”，“缝革为船，置于箄上以度河”（《后汉书·邓禹传》）。地点在今青海贵德东。《水经》：“河水又东，临津溪水注之。”由溪水定名，可以知道附近有河津设置。

在定襄郡西南，有河津名君子济。《水经》：“（河水）又南过赤城东，又南过定襄桐过县西。”陈桥驿点校《水经注》卷三《河水》说到“君子济”：“定襄郡，汉高帝六年置，王莽之得降也。桐过县，王莽更名椅桐者也。河水于二县之间，济有‘君子’之名。皇魏桓帝十一年，西幸榆中，东行代地。洛阳大贾赍金货随帝后行。夜迷失道，往投津长，曰：‘子封送之。’渡河，贾人卒死，津长埋之。其子寻求父丧。发冢举尸。资囊一无所损。其子悉以金与之，津长不受。事闻于帝，帝曰：‘君子也。’即名其津为君子济。济在云中城西南二百余里。”[3]其中“皇魏桓帝十一年”，多种刻本作“昔汉桓帝十三年”。[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水经注》注文关于“河水于二县之间，济有‘君子’之名”写道：“案此十三字，原本及近刻并讹作《经》。”又写道：“案‘皇魏’近刻讹作‘昔汉’，‘一’讹作‘三’。”[5]然而秦汉时期北边定襄、云中、五原一带长期是军事外交重心所在，黄河津渡必然相当密集。这处津渡两晋南北朝时大受重视，北族政权多次用以攻战。其事虽晚，然而《水经》已见“君子济”之说，也有一些学者确信。如明代学者周婴说，“桑氏已著济名，则事在汉桓之先矣。”（《卮林》卷一《析郦》“君子济”条）王国维校《水经注校》也以为“河水于二县之间，济有‘君子’之名”是《水经》原文。[6]《说郛》卷一〇八下桑钦撰《水经》卷上《河水》也有“河水于二县之间，济有‘君子’之名”文字。[7]

黄河奔腾南下，再东折向海，秦汉时期著名的津渡依次又可见采桑津、汾阴津、蒲津、风陵津、郖津、大阳津、小平津、平阴津、孟津、五社津、成皋津、卷津、杜氏津、延津、围津、白马津、平原津、鬲津、仓亭津、厌次津等。

图2-2 秦汉黄河津渡

采桑津 在今陕西宜川与山西吉县间。《左传·僖公八年》：晋“败狄于采桑”。杜预《集解》：平阳北屈县西南有采桑津。《续汉书·郡国志一》：“（河东郡）北屈，有壶口山，有采桑津。”成书于东汉三国前后的《水经》也记载：“河水又南为采桑津。”

汾阴津 在今陕西韩城南，东为汾阴，西为夏阳。《史记·淮阴侯列传》：刘邦以韩信为左丞相，出兵“击魏，魏王盛兵蒲坂，塞临晋，信乃益为疑兵，陈船欲度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罂缻渡军，袭安邑”。汉武帝在汾阴置后土祠，于是繁盛一时，宣元成诸帝，纷纷亲幸巡祭，大约都由汾阴津东渡，即匡衡、张谭奏言所谓“汾阴则渡大川，有风波舟楫之危”（《汉书·郊祀志下》）。刘秀令邓禹定关中，“遂渡汾阴河，入夏阳”（《后汉书·邓禹传》）。陕西韩城汉扶荔宫遗址曾采集到汉代建筑遗物“舩室”瓦当。[8]陈直《汉书新证》：“舩为船字异文，当为收藏行船工具之所，疑为辑濯附属之室。”[9]船室建置，可能与汾阴津有关。

图2-3 “船室”瓦当

蒲津 在今山西永济西。或以为《左传·文公三年》“秦伯伐晋，济河焚舟”，即取道于此。[10]蒲津以东岸蒲坂得名，西岸即为临晋。《史记·高祖本纪》：“汉王从临晋渡”，东进与项羽争锋。韩信率军东进，欲从夏阳渡河袭安邑，也曾“为疑兵，陈船欲度临晋”（《史记·淮阴侯列传》）。汉武帝时于此置蒲关。东汉又称蒲津为蒲坂津。曹操与马超、韩遂战于河潼，“潜遣徐晃、朱灵等夜渡蒲坂津，据河西为营”（《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风陵津 即今风陵渡，在陕西潼关北。曹操击马超、韩遂，曾“自潼关北渡”（《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续汉书·郡国志一》王先谦《集解》：“（蒲坂）有风陵关，一名风陵津。魏武西征‘自潼关北渡’即此。”《元和郡县图志·关内道二》：潼关“河之北岸则风陵津，北至蒲关六十余里”。

郖津 在今河南灵宝西北。建安十年（205），河东郡掾卫固等反，使兵数千人绝陕津，杜畿前往镇抚，“不得渡”，“遂诡道从郖津渡”（《三国志·魏书·杜畿传》）。郖津，《水经注·河水四》《汉武故事》作“窦津”，《穆天子传》及《水经注·河水四》又作“浢津”。[11]

大阳津 在今河南三门峡与山西平陆间。北岸为大阳，南岸为陕县，又名陕津、茅津。《史记·秦本纪》：“缪公任好元年，自将伐茅津。”张守节《正义》：“刘伯庄云：戎号也。《括地志》云：茅津及茅城在陕州河北县西二十里。”《后汉书·邓禹传》：邓禹“进围安邑，数月未能下。更始大将军樊参将数万人，度大阳欲攻禹”。李贤注：“大阳，县，属河东郡。《前书音义》曰：‘大河之阳。’《春秋》：‘秦伯伐晋，自茅津济。’杜预云：‘河东大阳县也。’”《三国志·魏书·杜畿传》：卫固等“使兵数千人绝陕津”。《水经注·河水四》：“河北对茅城”，“津亦取名焉”。《左传·文公三年》秦伯伐晋，“自茅津济”即此。

小平津 在今河南孟津东北。《后汉书·灵帝纪》：张让、段珪“劫少帝、陈留王走小平津”。[12]东汉末，黄巾起义爆发，“诏敕州郡修理攻守，简练器械，自函谷、大谷、广城、伊阙、辕、旋门、孟津、小平津诸关，并置都尉”（《后汉书·皇甫嵩传》）。小平津列为八关之一。

平阴津 在小平津东。《史记·高祖本纪》：汉王“下河内，虏殷王，置河内郡。南渡平阴津，至雒阳”。史籍又多见秦末至楚汉相争时“绝河津”的记载，如：

赵别将司马印方欲渡河入关，沛公乃北攻平阴，绝河津。（《史记·高祖本纪》）

三年，魏王豹谒归视亲疾，至即绝河津，反为楚。（《史记·高祖本纪》）

从攻阳武，下辕、缑氏，绝河津。（《史记·曹相国世家》，张守节《正义》：“津，济渡处。《括地志》云：‘平阴故津在洛州洛阳县东北五十里。’”）

攻颍阳、缑氏，绝河津。（《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张守节《正义》：“即古平阴津，在洛州洛阳县东北五十里。”）

（郦商）从沛公攻缑氏，绝河津，破秦军洛阳东。（《史记·樊郦滕灌列传》）

（灌婴）北绝河津，南破南阳守齮阳城东，遂定南阳郡。（《史记·樊郦滕灌列传》）

平阴津通称“河津”，或可说明在黄河中游早期文明得以发育的时代，这里曾经是黄河最重要的南北渡口。也许应当注意到，这处津渡联系的两岸地方，是夏文化的重要基地。

孟津 《后汉书·光武帝纪上》：“时更始使大司马朱鲔、舞阴王李轶等屯洛阳，光武亦令冯异守孟津以拒之。”李贤注：“孔安国注《尚书》云：‘孟，地名，在洛北，都道所凑，古今以为津。’”“俗名治戍津，今河阳县津也。”冯异当时拜为“孟津将军”（《后汉书·冯异传》）。东汉末，孟津与小平津均为卫护洛阳的八关之一。《后汉书·袁绍传》：韩馥从事赵浮、程涣“将强弩万人屯孟津”。《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使勃海引河内之众临孟津。”《三国志·魏书·陈群传》：“缮治金墉城西宫及孟津别宫。”孟津置别宫，可见当时是洛阳通往北方交通干线上的主要津渡。[13]

五社津 在今河南巩县与温县间。《后汉书·光武帝纪上》：“遣耿弇率强弩将军陈俊军五社津，备荥阳以东。”《水经注·河水五》：河水“又东过巩县北，河水于此有五社渡，为五社津”。[14]《后汉书·寇恂传》：“朱鲔闻光武北而河内孤，使讨难将军苏茂、副将军贾彊将兵三万余人，度巩河攻温。”《水经注·河水五》记此事谓“从五社津渡，攻温”。《后汉书·贾复传》还记载，建武二年（26），刘秀“遣（贾）复与骑都尉阴识、骁骑将军刘植南度五社津击郾（王）”。

成皋津 在今河南温县东南。《史记·高祖本纪》：“汉王跳，独与滕公共车出成皋玉门，北渡河，驰宿脩武。”《项羽本纪》作“独与滕公出成皋北门，渡河走脩武”。是津在成皋正北。

卷津 在今河南新乡西南。《后汉书·章帝纪》：“（建初七年）九月甲戌，幸偃师，东涉卷津，至河内。”李贤注：“卷，县名，属河南郡也。”《水经注·河水五》：“晋楚之战，晋军争济，舟中之指可掬，楚庄祀河告成而还，即是处也。”

杜氏津 在今河南原阳西北。《三国志·魏书·于禁传》：“太祖复使禁别将屯原武，击（袁）绍别营于杜氏津。”卢弼《三国志集解》：“谢锺英曰：杜氏津在今原武县西北。”

延津 在今河南汲县南。《水经》：“河水又东北，通谓之延津。”《续汉书·郡国志三》：“陈留郡酸枣。”李贤注：“《左传》郑太叔至于廩延，杜预曰县北有延津。”“东有地乌巢，曹公破袁绍处。”《三国志·魏书·袁绍传》：“会（董）卓西入关，绍还军延津。”与曹操军决战，又曾渡河追击，“至延津南”（《三国志·魏书·武帝纪》）[15]。又《于禁传》：官渡战时，曹操“遣步卒二千人，使禁将，守延津以拒（袁）绍”。

围津 在今河南滑县南。《荀子·强国》：秦“在魏者乃据圉津”。杨倞注：“圉当为围。”《水经注·河水五》：“白马有韦乡、韦城，故津亦有韦津之称。《史记》所谓下修武，渡韦津者也。”《史记·曹相国世家》《汉书·曹参传》俱作“围津”。裴骃《集解》：“东郡白马有围津。”司马贞《索隐》：“顾氏按：《水经注》白马津有韦乡、韦津城。‘围’与‘韦’同，古今字变尔。”《战国策·魏策三》与《史记·魏世家》作“垝津”。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中《朱己谓魏王章》亦作“垝津”。

白马津 在今河南滑县东北。《史记·高祖本纪》：汉王听郎中郑中计，“使卢绾、刘贾将卒二万人，骑数百，渡白马津，入楚地。”《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守白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后服者先亡矣。”白马津南为白马县，北为黎阳县，固又称黎阳津。

平原津 在今山东平原西。《战国策·秦策五》：“司空马去赵，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遗劳而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东巡，“至平原津而病”。裴骃《集解》：“徐广曰：‘渡河而西。’”张守节《正义》：“今德州平原县南六十里有张公故城，城东有水津焉。后名张公渡，恐此平原郡古津也。《汉书》公孙弘平津侯，亦近此。盖平津即此津，始皇渡此津而疾。”

鬲津 在今山东德州南。《汉书·地理志上》：平原郡鬲县，“平当以为鬲津。莽曰河平亭”。《沟洫志》记许商语，鬲津为“古说九河之名”之一，今见在“鬲县中”。平原津和鬲津所在于王莽执政时黄河改道之后已经远离河道。从王莽改称鬲津为“河平亭”，可以看到这一津渡终于废置的情形。

仓亭津 在今山东阳谷北。《水经》：“河水于范县东北流，为仓亭津。”《水经注·河水五》：“《述征记》曰：‘仓亭津在范县界，去东阿六十里。’《魏土地记》曰：‘津在武阳县东北七十里。’津，河济名也。”东汉末仓亭津附近曾发生战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建安六年（201），“夏四月，扬兵河上，击（袁）绍仓亭军，破之”。《程昱传》：“昱又遣别骑绝仓亭津，陈宫至，不得渡。”

厌次津 在今山东惠民东南。据《水经注·河水五》，汉安帝永初二年（108），“剧贼”毕毫等乘船寇平原，平原县令刘雄及门下小吏所辅“浮舟追至厌次津，与贼合战”。[16]清人胡渭《禹贡锥指》卷十三中之下：“《齐乘》以滨州北士伤河为鬲津，云即汉时所辅求代刘雄处。今按辅代雄处为厌次津，在今武定州南，东汉大河之经流。”

黄河下游津渡见于史籍者又有长寿津、棘津、濮阳津、郭口津、委粟津、四渎津、鹿角津、漯沃津等。[17]

根据史籍及古地学书中提供的关于秦汉时期黄河主要津渡所处大致位置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当时重要河津的分布疏密合度，黄河中下游地区临河各郡大致都有通过黄河天险的渡口以联系两岸交通。下游近海处，由于决滥频繁，往往形成称作“别河”“别渎”的分流汊道，如《水经注·河水五》所谓“又东散绝，无复津径”，造成交通的一定困难，而大河主道上，仍分布有密集的津渡。

由黄河津渡的分布，可以知道当时经济重心地区河内、河南[18]及魏郡、东郡间南北通路的重要。津渡最为集中的，是各以河内、河南郡之间的孟津和魏郡、东郡间的白马津为中心的河段。

孟津西与平阴津、小平津邻近，东有五社津、成皋津。《三国志·魏书·董卓传》：“河内太守王匡遣泰山兵屯河阳津，将以图卓。卓遣疑兵若将于平阴渡者，潜遣锐众从小平北渡，绕击其后，大破之津北，死者略尽。”可见小平津、平阴津、孟津（河阳津）的位置极其接近。

白马津左近则有延津、围津，以及棘津、濮阳津等等。[19]

进行关于秦汉黄河津渡的讨论，人们自然会注意到在河道稳定的中游地区，两汉时有西河郡隔河东西分治的特殊现象。据《汉书·地理志下》，西汉西河郡有36县，可考者20县，河西12县，河东8县，郡治在河西平定（今陕西府谷西北）。据《续汉书·郡国志五》，东汉西河郡有13县，可考者10县，河西5县，河东5县[20]，郡治在河东离石（今山西离石）。西河郡的设置，充分说明当时隔河相望的陕晋两地可以通过多处津渡便利地往来交通。然而史籍中未见西河郡黄河津名，可见除上文引述重要津渡外，显然还有许多津渡在当时交通中发挥着作用而史书阙载。汉文帝三年（前177），“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见故群臣，皆赐之。举功行赏，诸民里赐牛酒。复晋阳中都民三岁。留游太原十余日”（《史记·孝文本纪》）。此次出行，由高奴东北至太原，很可能就是经西河郡境内的河津东渡黄河。[21]

秦汉时期，江南的开发尚受到多种条件的限制。人们对长江水文情况的认识远远不及黄河，当时联系江南地区的陆路交通并不发达，沿江聚落的规模以及分布密度也与黄河有相当明显的差异。这些条件决定了当时长江津渡的作用与通行能力都不能与黄河渡津相比。《荀子·子道》：“孔子曰：‘昔者江出于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滥觞，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风，则不可涉也。’”当时中原地区人对江津涉渡的困难已经有所认识。

见诸史籍的较为著名的长江津渡，有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至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的江津[22]，以及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南至会稽，“还过吴，从江乘渡”所经位于江乘县的江津（《史记·秦始皇本纪》）。又项羽垓下战败后，“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史记·项羽本纪》），位于乌江亭的江津。此外，犍为郡南安县（今四川乐山北）有鱼涪津[23]，沙羡、樊口等处也都有江津[24]。当然还会有许多秦汉时期的长江津渡或并不著于史籍。西汉临江郡国12，东汉临江11郡，其中有5个郡跨江而治，即越嶲、犍为、巴郡、南郡、江夏。这一事实说明，在今湖北广济以西的长江上游和中游，江津分布的密度和通行频率很可能超过下游地段。

当时其他江河上也各有通行往来的津渡。见诸史籍的，有淮水的安风津（《三国志·魏书·毌丘俭传》），湟水的郑伯津（《汉书·地理志下》），兰仓水的兰津（《后汉书·西南夷传》），雒水的造津（《续汉书·五行志三》注补引谢承《后汉书》），汉水的长柳渡（《水经》）、汉津（《三国志·魏书·徐晃传》），漳水的薄落津（《三国志·魏书·袁绍传》裴松之注引《英雄记》），以及宛陵的浦里（《后汉书·方术列传·李南》）、建业的南津（《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等等。

津渡的设置，要考虑到河流的水位、流速以及两岸地势等条件。《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出巡“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选择江面较狭窄处作为渡口。《荀子·子道》还说到涉渡“避风”的要求，即所谓“不放舟，不避风，则不可涉也”。放舟，即方舟，并船而渡，以加强稳性。一般津渡的渡船需保证载重车辆通过，被迫弃车济渡者，属于非常情形。[25]当时还普遍采用从浅水处涉渡的方式。《水经注·沔水下》：“沔水又东偏浅，冬月可涉渡，谓之交湖，兵戎之交，多自此济。”冬季渡河，还常常利用冰封的条件。《后汉书·光武帝纪上》：“至呼沱河，无船，适遇冰合，得过，未毕数车而陷。”因这种方式之便利，于是有以所谓“陷冰丸”破冰以阻止渡河的策略。如《后汉书·臧洪传》：焦和“又恐贼乘冻而过，命多作陷冰丸，以投于河”。[26]

《太平御览》卷五九一引《汉书》：“武帝幸河东，祠后土，顾帝京，欣然中流，与群臣宴饮，上欢甚，乃自作《秋风辞》。”其中有“泛楼舡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句。可见在重要的津渡，甚至备有楼船以为帝王乘度之用。汉元帝酎祭宗庙，出便门，欲御楼船，御史大夫薛广德“当乘舆车，免冠顿首曰：‘宜从桥’”。光禄大夫张猛也以“乘船危，就桥安，圣主不乘危”相谏，于是“乃从桥”（《汉书·薛广德传》）。显然渭河津渡也备有楼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