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轨的历史

《懿仁王后山陵都监仪轨》

建造先祖妃懿仁王后朴氏的陵墓时所编纂的仪轨，在现今奎章阁所藏仪轨中年代最为久远。此陵墓位于现东九陵中先祖陵的左侧。翻开正文，可以看到被火焚烧的痕迹，目录、座目、启辞中的部分内容也有损坏。藏于首尔大学奎章阁。

仪轨的编纂始于朝鲜王朝建国初期。《朝鲜王朝实录》中记载，太宗十一年（1411）“仪轨中规定宗庙祭礼时敬奉樱桃的时间为五月初一和十五”。世宗四年（1422）讨论太宗的国葬制度时，对太祖、正宗的《丧葬仪轨》和太宗王妃元敬王后的《国丧仪轨》进行了讨论。并且，成宗时期编纂的《乐学轨范》[5]一书也是选取掌乐院[6]仪轨中的乐谱完成的。由此可以推断，自朝鲜王朝建国之后，每当国家举行重要礼仪活动时，都要编纂仪轨。

现存的仪轨均为17世纪以后所编，在此之前成书的仪轨并未被发现。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经历壬辰倭乱[7]（1592～1598）和丙子之役（1636～1637）两场战争之后，朝鲜王朝的公文记录大部被付之一炬，由此推断，仪轨也极可能是在那时的战乱中丢失的。现今奎章阁所藏仪轨中，最早的可以追溯到宣祖三十三年（1600），其中残留的火烧痕迹更加印证了以上推断。

《园幸乙卯整理仪轨》

发行于正祖二十二年（1798）。记录了1795年闰二月正祖陪伴其生母惠庆宫洪氏巡幸华城显龙园（思悼世子墓地）的缘由、过程与华城礼仪活动等内容。与之前手抄本仪轨不同，自《园幸乙卯整理仪轨》起，开始制作金属活字印刷仪轨。藏于首尔大学奎章阁。

17世纪以后，仪轨编纂工作得以延续；进入18世纪后，其种类和数量都大幅增加。由于18世纪处于国家各种文化和制度的整备时期，国家礼仪活动的报告书——仪轨也因此得以发展。值得一提的是，之前的仪轨都是用笔直接书写、绘画的手抄本，而正祖时期的《园幸乙卯整理仪轨》和《华城城役仪轨》则被制成活字印刷本。文字采用的虽是活字印刷，但其中的图片是木刻版图画。描绘正祖1795年巡幸华城的《华城陵形图》就是以仪轨中的木刻版图画为依据绘制的。活字印刷版仪轨的出现是为了向更多人普及仪轨，昭告国家政事。

19世纪，仪轨编纂活动持续进行。特别是一心想建立富强国家的高宗，继承了正祖之政策，编纂了更多的仪轨，其体系设置和内容编排也和正祖时期仪轨的编纂方式颇为相似。最后出现的两部仪轨分别是记录1926年纯宗皇帝国葬的《纯宗孝皇帝御葬主监仪轨》和记录1929年将纯宗皇帝和纯明皇后的灵位于三年国丧之后迁至宗庙的《纯宗孝皇帝纯明孝皇后祔庙主监仪轨》。可以说，从朝鲜王朝建国初期到纯宗皇帝去世的漫长岁月里，仪轨作为一种国家级别的报告文书，一直存在着。

《华城城役仪轨》

记录华城筑城全过程的仪轨。华城修筑工程始于正祖十八年（1794）一月，1796年八月完工。此仪轨于1796年编纂完成，顺祖元年（1801）刊行普及。其中的图画均为木板刻印的木版画。藏于首尔大学奎章阁。

此后，“仪轨”这一用语被沿袭下来。朝鲜半岛沦为日本殖民地期间，李王职[8]撰写的文书中就使用过“仪轨”这一用语。1935年编纂的《殿庙宫园坛墓仪轨》整理记录了李王职掌管的各类典祀祭文，1942年编纂的《宗庙永宁殿仪轨》则记录了这一年九月十一日举行大祭时的祭文。从以上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仪轨已经不是对特定礼仪活动的详尽记录，只是根据李王职掌管王室祭礼时的祭文整理出来的账簿而已。由此，朝鲜时期的记录文化之花——仪轨，与朝鲜王朝一起走向了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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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保护和养育元子（国王的嫡长子）、元孙（王世子的嫡长子）而设立的机构。该机构在元子、元孙出生时设立，从从二品到正三品高官中挑选合适的人员担任辅养官。

[2] 为元子、元孙的早期教育而设立的机构。一般任命辅养厅的辅养官为“师”或“傅”，负责元子、元孙的早期教育。宫廷内另设置不同的学堂，分别负责汉字、谚文、体育等方面的教育。

[3] 经筵是指向国王讲授儒教经史与历史，经筵厅是经筵官为参加御前讲习而等待的地方。

[4] 将宫中礼仪活动的场面用图画的形式描绘出来，又叫“班列图”或“卤博图”。班次图可以非常准确地记录下宫中礼仪活动的仪式场景以及官员们的站位。

[5] 成宗二十四年（1493）发行，是按照朝鲜时期的仪轨和乐谱整理、编纂而成的乐书。其中详细记载了举行礼仪活动时所演奏乐曲的音乐理论、所用乐器、服装、舞台装备、舞蹈动作等内容。

[6] 朝鲜时期掌管宫中音乐和舞蹈相关事宜的部门。

[7] 壬辰倭乱（1592～1598），又称万历朝鲜战争，指明朝万历年间明朝和朝鲜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

[8] 日帝统治时期主管朝鲜王室相关业务的机关。李王职对职员的任命与赏罚属日本宫内府所管，同时接受朝鲜总督府的监督。与朝鲜王室有关的所有事宜都须通过李王职向日本宫内府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