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入仕方知行路难

初仕凤翔

苏轼被任命为凤翔签判时，苏辙的任命却迟迟未下。又过了一些时日，朝廷的诏书才正式下达，苏辙为商州推官。然而，因苏洵奉命在京修礼书，苏辙便奏请留京侍奉。

一切尘埃落定，苏轼也整装出发。嘉祐六年（1061）冬天，苏轼带着妻子王弗和不满三岁的儿子苏迈，启程前往自己的任地。

苏轼到陕西凤翔做签判，苏辙一路护送，一直送到郑州，仍是依依不舍，不愿离去。过去的二十多年，兄弟两人朝夕相伴，互相扶持，已然习惯了。面对人生中第一次别离，尽管两人早已做好思想准备，心中也明白离别是为了成就更好的人生，但分离就在眼前，他们还是无法抑制心中的不舍之情。

苏轼和苏辙兄弟情深，在他们各自的诗文中也能找出许多印证。苏轼曾说：“岂独为吾弟，要是贤友生。”而在苏轼去世后，苏辙在写给兄长的墓志铭中则提到：“抚我则兄，诲我则师。”无论苏轼一生历经多少荣耀和低谷，又如何在波折中前进，在苏辙眼里，他始终是自己的榜样，是自己最敬爱的兄长。

所以，尽管天寒地冻，而苏辙形体单薄，他依然从汴梁一路跟到郑州，希望多些时间陪伴兄长。然而，看着弟弟瘦弱的身躯，苏轼心疼不已，几次催促弟弟策马返程。终于，寒风之中的苏辙，离苏轼越来越远，身影也渐渐模糊……

与弟弟分开之后，苏轼继续前行，来到渑池。多年之前，苏轼和苏辙进京赶考时，曾经路过这里。当时，他们在寺庙中借宿，得到住持奉闲老和尚的热情接待。临别之际，兄弟二人曾题字留念。如今，苏轼故地重游，原想拜访奉闲，但当他踏进寺庙之中，却被告知奉闲已经去世，而往日的题诗也因墙皮剥落，早已无踪无影。

物是人非，再加思念弟弟，苏轼心中不由得生出万千感慨，挥毫写下《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苏轼自进京赶考，到如今去凤翔任职，几年里，行路万里，途经几十县。他有时到一个地方，有时又到别处，来来往往，在广袤的天地间留下了一些痕迹。但是，在他心里，这却像随处乱飞的鸿鹄，偶然在某处的雪地上停留一样。鸿鹄在雪地上留下爪印，或许原本就没有定数。

渑池寺院内的老和尚奉闲已经去世多年，留下的只有一座安放骨灰的新塔，而当年题字的墙壁也破败了，苏轼再也没有机会一观往日的笔迹。他回想往事，情不自禁地想要和弟弟分享那些关于过往的记忆：“子由啊，你还记得当年我们一起前往渑池的崎岖旅程吗？那个时候，路途遥远，你和我走得都很疲劳，驴子也累得发出嘶鸣的声音。”

这首诗虽有感伤之情，却也动荡明快，在苏轼早期的诗作中，可以说是最好的一首。前四句以雪泥鸿爪比喻人生，把人生看作漫长而又充满变化的征途；后四句照应渑池的“怀旧”诗题，以叙事之笔，深化雪泥鸿爪的感触。漂泊在外的人，读着它会生出相似的感慨。

意气风发的苏轼，因着渑池的际遇，发出许多慨叹。然而，前路漫漫，命运无常，人在其中尽管渺小，却也只能不断地去探索、去体味。

苏轼离开渑池，继续前往凤翔。凤翔为边防重镇，是大宋与西夏的交界处，曾因西夏频繁入侵，遭到巨大破坏。苏轼这一路行来，可谓看尽民间疾苦。他目之所及，荒地连绵，村落破败，行人稀疏。这番凄凉的景象，令苏轼内心隐隐作痛。他下定决心，等自己上任，一定要尽职尽责，为百姓做实事，减轻百姓之痛。

年轻的苏轼雄心勃勃，立志要改变民生凋敝的现状。然而，他此时尚未意识到大宋已积重难返。地方官吏爱民尽责固然重要，但北宋的政治制度本身存在着许多弊病，而且日益严重。到了此时，好的地方官吏也只能局部性地缓解矛盾，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此时的大宋，仅凭苏轼的一腔热血和一己之力，很难逆转时代的洪流。

十二月十四日，苏轼历时近一月，抵达凤翔任所。此时，正赶上新年假期，他便先在官舍安家，与妻子王弗安心整理家当。按照当时的官制，他们在此地的时间只有三年，但这里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小天地，感情自是不言而喻。夫妻二人在院落里栽下许多树木，又引池水养鱼，如此一番收拾，虽然官舍依然没有华美的装饰，但院里院外，到处都是清幽的景象。

生活安排妥当以后，苏轼很快投入到工作中。他任职的签判，掌管两大日常事务：一是核判五曹文书，二是保障皇家用木的供应和集运粮米。

凤翔府负责的皇家用木，主要是砍伐终南山的优质木材，编成木筏，由渭水入黄河，运到京师，供皇家建造之用。然而，此段路程要经三门峡砥柱之险，因而常有木材于途中运丢。

按照规定，运送木材的差役如果不慎丢失官府物资，必须以家财赔偿。承担此事的差役，往往因此倾家荡产，痛苦不堪。

苏轼了解到事实后，立即向上级反映这一情况，认为这一差役制“破荡民业，忽如春冰”，希望引起朝廷的重视。同时，他又亲自调查走访，实地考察，希望找出问题的解决办法。

经过广泛征集意见，他了解到，只要合理安排木材的运送时间，即趁着渭水、黄河未涨水之前放入木筏，木筏的丢失便可以大大避免。

苏轼进行试验后，发现此法的确可行，便禀明上司，修改衙门的规定，让服役的差役每次运送木材之前仔细考察水情，自行决定运送时间，待报官府核准后便可实施。苏轼此举，降低了木材的损失率，差役的负担也大为减轻。

苏轼初到凤翔，直属上级为凤翔知州宋选。此人德高望重，为政勤勉，性格温厚。苏轼作为宋选的副手，不仅与宋选沟通顺畅、配合得宜，也从宋选身上学到许多可贵的为官之道，比如从小事着手的务实精神。这种为官精神，在苏轼以后多次担任地方长官的历程中，都发挥了很大的功效，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之下，苏轼做了许多造福百姓的实事。

然而，苏轼与宋选搭档，并不长久。嘉祐八年（1063）正月，苏轼到凤翔不到一年，苏轼的上级便出现调动，陈希亮成为凤翔新知州。

陈希亮，字公弼，原为眉山青神县人，是苏轼妻子王弗的同乡。此人与苏洵也属旧交，按常理，应该照顾苏轼才是，但他对苏轼却严格得不近情理。他个子小，眼睛有点儿斜视，训斥部属却声音极大，动不动就暴跳如雷，部下都很怕他。

苏轼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做了几件事，受到百姓称颂，衙门里的同僚也亲切地称他“苏贤良”。然而，陈希亮发布命令：谁也不许叫苏轼为苏贤良。二十七岁的苏轼为此很不高兴，心想：“皇帝都对我客气呢，这怪老头儿却压制我，横挑鼻子竖挑眼，好像在担心我的才干盖过知州的政绩。”有小吏在私下依然叫着苏贤良，结果陈希亮眼力不济，耳朵却很灵敏，抓过小吏便用鞭子猛抽。苏轼宅心仁厚，听见小吏声声惨叫，忍无可忍，便要夺下陈希亮的鞭子，双方闹得很不愉快。

因为此事，苏轼郁闷良久，到中秋节也不去府衙参加例行宴席，结果被罚铜八斤。古代钱币分金、银、铜，八斤铜不是小数目。苏轼知道这些处罚规矩，但他就是不愿意前往。最后，罚金还是由王弗带人送到知府。她回家后，便开始软语劝解苏轼。据她观察，老知州也是一位好人，把凤翔十个县都治理得井井有条。王弗推测，老知州也许是故意对苏轼严厉。

但年轻气盛的苏轼听不进去，在和陈希亮共事的两年，始终拧着。

王弗是一位好妻子，她深知用什么方式劝丈夫，也总是以温柔的慧眼看人看事，尽量弥补丈夫的性格缺陷。事后证明，她对老知州的猜测是正确的。陈希亮为官几十年，在训练年轻人才方面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但他和苏轼一样性格倔强，两年中从未向苏轼作过任何解释。后来，他因收受其他地方官送来的好酒而下狱，一世清名毁于几个酒坛子，气死在狱中。

陈希亮去世时，苏轼已经有了不少官场体验，他回忆起老知州，明白了王弗的那些话语，在《陈公弼传》中怅然写道：

轼官于凤翔，实从公二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颜色，已而悔之。

寒士的忧与思

苏轼在凤翔待了三年，作为副手，他并无显赫政绩。但他依然脚踏实地，恪尽职守，关心百姓疾苦，用自己最真诚的心与民同在。

凤翔天灾严重，要么洪水滔滔，要么久旱不雨。苏轼到凤翔的第二年，便遇大旱。两个月不见一滴雨，地里的庄稼几近枯死。面对旱情，人们束手无策。无奈之下，苏轼率众祈雨，每日望着艳阳晴天，虔心烧香叩拜——这是科技不发达时代的非常方法。也许是虔诚感动上天，待到三月，终于有了点儿雨水，但不足以缓解干渴。暮春的雨，断断续续地滴落，大家也只能小心翼翼地期盼着。终于，有一天夜里，雨忽然变大了，并且接连下了三天。凤翔人这才欢呼雀跃，额手相庆。田中麦禾有望生长了，而颗粒无收、食不果腹的担忧也将随之缓解。

苏轼高兴万分，将新建成的一座亭子命名为“喜雨亭”，以示庆贺。“亭以雨名，志喜也。”同时，苏轼挥笔写下了著名的《喜雨亭记》，其以简练的笔法描写了凤翔各个阶层的人们久旱逢雨的欣喜：“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喜，病者以愈，而吾亭适成。”

从一开始，即仕途第一站，苏轼的眼睛就始终关注民间。凤翔穷人多，衣不蔽体的流浪汉随处可见。他们为何如此穷困？苏轼不断思索，希望找出答案。

凤翔城外有个李姓地主，其庄园富丽堂皇之程度，在整个关中都极为少见。地主庄园的豪华，归根结底，是土地兼并的结果。

北宋自立国以来，沿袭唐末五代的两税法，将土地和人口进行分割，人口并未被束缚在土地上，同时朝廷允许土地买卖，这致使土地兼并十分严重。到仁宗时期，甚至越演越烈。特别是在灾年，百姓颗粒无收，无法维持生活，只好将仅有的土地卖给地主，以换取微薄的物资。而灾年频仍，实力雄厚的地主就大肆吞并土地。

日积月累，大量平民百姓家徒四壁、流离失所，而地主却富甲一方、堆金积玉，动辄就重金打造豪华庄园，建造亭台楼阁，以供享乐。

美轮美奂的庄园，巧夺天工的亭榭，到苏轼眼里却变了味，它是以千家的破败作为代价的。在凤翔，苏轼看见李姓地主的华屋美宅，不禁大发感慨，在《李氏园》中写道：

当时夺民田，失业安敢哭？

谁家美园圃，籍没不容赎。

此亭破千家，郁郁城之麓。

唐代杜甫见到百姓之苦，曾发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叹。在关心民生疾苦方面，苏轼与杜甫乃是一脉相承。

苏轼的这种“民间精神”非常宝贵，而且他自始至终都是如此。后人敬佩苏轼，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这种高远的精神追求，而才华反而是其次的。如果苏轼一到凤翔就同李姓地主打得火热，写帮闲文章，赞美地主的庄园华美，颂扬地主的生活闲适而优雅，以此讨来金银珠宝，那么，无论他的文章写得如何惊天地泣鬼神，他在人们心中也不过是宵小之流。

苏轼到凤翔，盯上了李家花园，横竖看它不顺眼，便挥毫写诗，揭露讽刺。虽然一首诗奈何不了大地主，却显示了一种立场，一种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不可缺的立场。作家当有大视野、大感觉，而不能局限于追名逐利之中。即使在今天，此诗的意义也不言自明。

苏轼在凤翔的公务其实不算繁忙，闲暇之余，他便到各地走动，观山看水。古人对天地山水，对历史人文，有极大的虔诚和浓厚的兴趣，完全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浮光掠影的旅游，而多为寻幽访胜、抒发情怀之举。苏轼行于天地山水之间，更是如此。

凤翔境内有终南山脉，山中多庙宇，寻僧访道是苏轼的一大乐趣。有一座开元寺，寺中多佛教题材的古画，苏轼往往匹马而入，一看就是一整天，待日落时分方策马返回。他一个人在山林中穿行，身影在草木之间时隐时现。他沉浸于古画，无论是王维的画，还是吴道子的画，都能引发他浮想万端，由古画及于人事，由人事及于自然。落日的霞光照着他的脸庞，也照着他如云去风来般的身姿。这副形象，单论外在已令人感动，更遑论其意境。

除了观山看水，苏轼在凤翔也新交了两个朋友：一是陈慥，另一个是章惇。

陈慥与苏轼性情极为不同，他是美姬环绕的酒徒，是拔剑四顾的侠客。但陈慥经常挨打，有时在大街上也被打得抱头鼠窜。谁敢打剑客呢？当然是陈慥的父亲陈希亮，苏轼的上级。

老知州乃军人出身，心里一直认为终日沉溺美色的小儿子陈慥没有出息，因而手中的鞭子动不动就挥向身背宝剑的陈慥。可怜这位陈大侠行走江湖时呼风唤雨，挨打却上了瘾，年轻时被父亲教训，后来成家，复被老婆柳氏追打。此事流传极广，甚至苏轼也作诗打趣：“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苏轼向来和陈慥的父亲陈希亮不合，但却和陈希亮眼中的不争气儿子，处得极好。苏轼一见到陈慥就乐得直笑，他觉得陈慥给人的反差实在太大了。不过，陈慥的内心特别重义气，是剑术拙劣的真正侠客。或许，正是因为陈慥身上体现出来的义，苏轼才与他成为朋友。

苏轼在凤翔遇到的另一位朋友是章惇。此人说是苏轼的朋友，但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却是一个对朋友拔刀相向之人。

苏轼一生中遇到的坏朋友并不多。有些人从结果来看是坏的，但初衷不坏，譬如王安石。有些人则总是抱着损人利己的目的做事，无论结果如何，这些人都是坏的，比如章惇。

章惇，字子厚，和苏轼为同科进士。此时的章惇，文武双修，博学善文，尚未暴露出坏人的本质。章惇任职于商州，与苏轼任职的凤翔相邻。“二人相得甚欢，同游南山诸寺。”这是苏轼与章惇初次见面时的情形。好人遇上坏人，有时也能一见如故，因为坏人种类繁多，有些坏人甚至能让人一见倾心。

章惇身上有某种吸引苏轼的东西。此人身材高大，声如洪钟，一看就不像泛泛之辈。有一次，苏轼和章惇策马游山，碰上一只猛虎，坐骑惊嘶，苏轼吓得冷汗涔涔，欲掉转马头。但章惇示意苏轼不要担忧，接着迎向猛虎。虎在几十步之外，奇怪地望着，对章惇的举动疑惑不解。待章惇跳下马来，虎还是不动。紧接着，章惇突然举起手中铜锣向石上猛掼，顿时锣声大作，老虎受到惊吓，转身便逃……

章惇智退猛虎，苏轼情不自禁要高看他，逢人便说商州令不是凡人，很有冒险精神。章惇身上的力量感，是苏轼不曾拥有的，所以他很欣赏。二人一度过从甚密，时常相约游山。苏轼欣赏山中景致，吟咏或是沉思，章惇则借山势进一步显示自己的胆量。

有个叫仙游潭的地方，下临绝壁万仞，只有一根横木架桥，凡人皆不敢踏足。章惇欲推苏轼过潭，在绝壁上留下墨迹，苏轼连称不敢。于是，章惇自己迈步走过独木桥，用绳索系于树上，然后像猴子似的跳来跳去。不多时，他便在石壁上留下六个大字：章惇苏轼来游。写完后，他返身再过独木桥，仍是神色不变。

苏轼抵其背曰：“尔日后能杀人。”

章惇曰：“何也？”

苏轼曰：“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

章惇大笑。

章惇不惧猛虎，堪称勇士。但他视生命如同儿戏，却是不妥。苏轼对于人性洞察幽微，在当日已看出章惇将来可能会迫害他人，但他并未多作揣测，只是拍拍章惇的背。

苏轼万万没想到，章惇日后举刀相向，要加害的人正是他自己。

十年生死两茫茫

时间如白驹过隙，苏轼在凤翔任职期满，于英宗治平二年（1065）回京。

英宗未继位时，久闻苏轼大名，此时想诏苏轼入翰林院，授知制诰（起草诏令）。这一职位相当于皇帝的机要秘书，不仅可以长期待在皇帝身边，还有权参与朝廷的重大决策，位显而权重。更重要的是，宋朝历届宰相有许多是从这个职位上提拔的。

皇帝要破格提拔苏轼，宰相韩琦率先提出反对。他认为苏轼太过年轻，拔之过高，难服众议。对初登皇位的英宗来说，老宰相的意见无疑是重要的，于是破格提拔苏轼的计划暂时搁置。但英宗爱才，又想让苏轼修起居注（记录皇帝言行）。然而，韩琦亦认为不可，理由是修起居注与知制诰差异不大。

韩琦建议，朝廷应按规定进行考试，授予苏轼馆阁的职位。所谓馆阁，指集贤院、史馆、昭文馆，三馆主要负责校对书籍、编修国史、管理图书等。馆阁的职位有四等，最高为修撰，其次为直馆，再次为校理，最次为校勘、检讨等。

馆阁之职，最重文才，因而要获此职，必须经过文论考试。二月，苏轼循例参加馆阁考试，凭借两篇文论，以最高的“三等”入选，“得直史馆”。这个工作的主要职责是编修国史，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宫中收藏的珍本、手稿和名画。

苏轼这次回京，未能在仕途上大展宏图，但直史馆虽无实权，却也是文人向往的清要之职。苏轼大可以从中找到诗文、史学之趣，再加上能够和父亲、弟弟团聚，生活当是富足美满。

然而，人生之大不幸却突然降临到苏轼身上。这一年的五月二十八日，苏轼的爱妻王弗病故，时年二十六岁。而他们的儿子苏迈，尚不满七岁。

王弗乃眉山乡贡进士王方之女，品性纯良，兰质蕙心，于十五岁嫁给十八岁的苏轼。十多年间，夫妻二人情深意笃。她刚嫁到苏家时，正值苏家经济最为困难的时候，但她从无怨言，勤勉孝顺，深得全家喜爱。

作为妻子，王弗不仅全面照顾苏轼的生活起居，同时她也是苏轼在诗文和为人处世方面的贤内助。苏轼年轻时背书，偶有遗忘，王弗便在旁边提醒。每每这时，夫妻二人便相视而笑，苏轼的读书时光因而增添了许多欢乐。

苏轼到凤翔任职，王弗跟随而去。苏轼心无城府，性格直爽，对人无论亲疏都会真心相待，吐以肺腑之言，而遇到不喜之人、不喜之事，又从不加以掩饰，常常喜怒形于色。因此，王弗总是特别留意苏轼的日常行事，以免苏轼有所失误，被有心之人利用或者伤害。心思缜密的王弗和自然率真的苏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也相得益彰，互为弥补。

如此完美的佳侣良伴，却在年纪轻轻时就离开了人世。生有限，死无常，苏轼悲痛而又惶恐，对命运之神的安排一片茫然。

六月初六，在苏洵的定夺之下，苏家将王弗的灵柩暂时停放在汴京西郊，准备日后选择合适的时间再扶柩还乡，安葬于苏轼的母亲程氏的墓地之旁。

生活的考验远未停止。王弗去世不到一年，即治平三年（1066）四月，苏洵又病殁于京城，享年五十七岁。当时，苏洵参与编写的《礼书》刚刚完成，而独自撰写的《易传》尚未写完。在他临终之际，苏轼、苏辙含泪表示，会继承父志。

短短几年时间，苏轼的母亲、妻子、父亲相继西去，疼爱他、理解他的人从他身边逐渐消失了。死亡，对苏轼的照面方式竟是如此残酷！

苏洵去世的消息传至朝野，惜才人士无不惋惜。宋英宗赠银一百两、绢一百匹，宰相韩琦、副相欧阳修各赠银三百两，其他官员所赠不一。苏轼皆辞不受，只请求英宗给父亲追授官爵，以了父亲心愿。英宗准奏，诰封苏洵为光禄寺丞，并下令以官船运其灵柩回乡安葬。

苏轼葬父亲和妻子于眉山之东，即今天的苏坟山。苏洵和夫人程氏，以及苏轼的夫人王弗均葬于此。青山绕陵墓，万松伴英灵。苏轼丁忧近三年，手栽松苗三万棵。他带着年幼的孩子常常待在那儿，躬身栽树培土，仰望蓝天白云。

王弗墓前的清风如泣如诉，仿佛述说着她的幽怨：她与苏轼，欢娱太少。而欢乐的时光也总是过得太快，十年一晃而过，他们只能阴阳两隔……

此后，去世的王弗频频走入苏轼的梦中，似乎要补上夫妻恩爱的好时光。苏轼总是细腻回应她，唯恐不够呵护。当又一个十年到来，苏轼那时任密州知州，现实凌乱艰难，梦里却常有柔情缠绕，令人难以割舍时却又戛然而止。梦醒后的苏轼，听着窗外凄厉的北风，深陷在无可奈何的情绪中，心情难以平复，于是披衣下床，提笔写下一首深情凄婉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阴阳隔天地，相爱至深的男女永无消息，这是人类永恒的绝望之一。想念亡人越深切，越能“触摸”到这种绝望。

苏轼对王弗的怀念，是不知不觉的，是倏然而至的——这更接近怀念的本质。他事先并无一个计划，要在亡妻的十年忌为她写点儿什么。伟大的艺术品，好像都跟意志没有关系。感觉慢慢积聚，便自发地寻到了喷发点：这个谜一般的漫长过程也许正好是艺术吸引人的奥秘所在。

苏轼此刻便提纯了普通人的深切感受。《江城子》语句平实，对应了日常生活的场景，短短七十个字说尽无穷思念，浓郁的哀伤，也展现出了苏轼和王弗之间凄婉而美丽的爱情。

熙宁八年（1075），苏轼和王弗生死别离已经十年。这十年里，苏轼有了新的夫人为他穿针引线，也有心灵相通的妾侍陪他踏雪寻梅，似乎王弗已经很遥远了。然而，即使苏轼不去刻意地想念王弗，可在心底的最深处，终究难以忘怀。曾经，王弗总是陪伴在他身边，听他吟诗，为他解忧。如今，一切都如烟似雾，只剩千里之外的那座孤坟。十年里，他满腹悲凉，却终究无法向王弗倾诉。王弗离开时，他是意气风发的青年，而今他已灰尘满面，两鬓如霜。他担心，纵然夫妻相逢，恐怕王弗也认不出他了。

寂静的夜里，苏轼在梦中又回到眉山。在他和王弗曾经共同生活的小屋窗口，他仿佛看见王弗正在梳妆打扮。但如今，再也没有欢笑萦绕耳旁，二人默默相对，惨然不语，只洒下千行清泪。或许，以后他每年魂牵梦绕的地方，都会在月影斑驳、松枝摇曳的山冈……

苏轼这首《江城子》，自问世至今，打动过多少人，没人作过统计。但几千年来，世代传颂不绝，足见其影响之广。甚至可以说，在悼念亡人的作品中，再没有比这更哀婉、更感人至深的声音了。

医国手王安石

苏轼在家乡丁父忧期满之时，他依照父亲在世时的约定，为自己办理了人生中的一件大事：迎娶亡妻的堂妹王闰之。

此时，王闰之二十岁，但她十年前就与苏轼结识。当年，苏轼回乡为母亲守制，常和王弗到青神县看望王家亲人，闲聊生活趣事。或许此间，谈吐风趣、出口成章的苏轼在尚是幼女的王闰之心中，便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十年之后，已然成年的王闰之如愿嫁给了心仪已久的如意郎君。

既已完婚，苏轼决定回到京师。这次和前两次不一样，他和弟弟苏辙变卖了眉山的所有家产，开始漫长的“宦游”生活。临行之前，家乡父老前来话别，祝愿两兄弟前程似锦，待他日飞黄腾达，定要还乡看望。然而，没有人想到，这竟然是苏轼人生中最后一次亲近这片生他、养他的故土。

熙宁二年（1069），苏轼、苏辙带领家人十余口，从陆路过秦岭、经关中，回到阔别已久的汴京。

汴京城，繁华如旧。行人南来北往，商贩于街道高声叫卖，富家公子优哉游哉……似乎一切都是离开时的模样。但是，敏锐的苏轼还是感觉到了不一样的氛围，像弦在紧绷，又如野马嘶鸣。

苏轼的感觉没有错。京城，依然车水马龙，但一场新旧两党的激烈斗争已悄然拉开帷幕，一场北宋历史上罕见的政治风暴正在酝酿着。

北宋王朝到苏轼生活的年代，已逾百年，承平景象仿佛随处可见。词人柳永曾这样描绘当时的城市景观：“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柳永写的是杭州，许多别的城市也可作如是观。诗言志，词为诗余，大抵表达闲情。仁宗朝前后的词人，多是一副优哉游哉的形象，比如张先、欧阳修、晏殊父子。像柳永这种仕途失意的浪荡子，满腹牢骚，尚且把城市描绘得般般入画，可见承平之类不能说全是溢美之词。

然而，承平也是表面现象。大宋面临的问题很多，而最大的问题就来自朝廷：“燕乐逾节，赐予无度。”“冗官耗于上，冗兵耗于下。”中央财政拮据，又要维持繁荣景象，地方官就大肆搜刮，百姓不堪重负。农民揭竿而起的，前有王小波、李顺，后有宋江、方腊。除了这两次大起义，还有各地的小动乱，苏轼后来在各地为官，就曾多次奉命缉拿“谋反妖贼”。

民乱缘自官乱，一个历时百年的朝代，可谓乱象丛生。首先官制就是大问题，往往一官而有三人：居官的一人，去官的一人，待官的一人。官多职少，所以官员在位时往往抓紧搜刮，作为“闲居仰给之资”。去官的老家伙不时回头观望，待官的年轻人拼命往前挤，如此景况，宋朝的吏治就难免凌乱不堪。当时还贿赂成风，“凡贿赂先至者，朝请而夕得；徒手而来者，终年而不获……举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钱无以行之”。

朝廷内部问题成堆，边患又雪上加霜。柳永的一句“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就惹得西夏国主要挥师南下。宋朝自真宗皇帝以来，对契丹和西夏的侵扰采取消极防御的政策，动辄进献财物，以求边境安宁。几十年渐成惯例，这加重了宋王朝的财政危机。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说：“内顾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

对于时局，苏轼洞若观火。他于服丧期间写了大量政论文章，思考很深入。他在《策略第一》中以比喻的手法，指出朝廷像个病人：“其言语饮食、起居动作，固无以异于常人，此庸医之所以为无足忧，而扁鹊、仓公之所以望而惊也！”

国家像个病人，那么谁是医国手呢？

临川人王安石扛起了这个大任，因而也成为古代文人直接影响历史走向的代表人物。

王安石，字介甫，晚年封荆国公，朝野尊称他为荆公。这是北宋的一个奇人，他年长苏轼十五岁，当苏轼于凤翔任签判时，他已经做到翰林学士兼地方长官。他政绩显著，基层经验丰富，一心想把基层的成功经验推广到全国。

王安石善于等机会，更善于制造机会。凡为政治家，这是必备的素质。宋仁宗屡次召他进京，他拒绝，有一次躲圣旨竟然躲进了厕所。他的目光很犀利，对仁宗皇帝了如指掌。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发起的著名的“庆历新政”，不到一年就收场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仁宗老了，不想对国家动大手术。仁宗之后的英宗，身体状况不佳，也缺乏意志力，由曹太后权同听政。英宗在位三年，王安石“按兵不动”。他辞官，但越辞，声望越大。治平四年（1067），英宗从政治舞台上神秘地消失了。接着，神宗继位，改元熙宁。这个好学的年轻皇帝身强体壮，意志力远胜于诸皇子，并且越过前朝，直追宋太祖赵匡胤。

王安石要等待的，就是这样的皇帝。

所谓历史奇人，一定是目光长远，能看到未来几十年。如果他看清了、看准了，整个国家的几代人都会受惠于他。反之，则麻烦大了。

同王安石一样，苏轼也主张变革，他曾对宋仁宗说：“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

苏轼说出了有良知的士大夫的普遍隐忧。

宋朝立国百年，表面上维持着繁荣，其实危机四伏。唐帝国盛极而衰，北宋士大夫对此高度敏感。然而日趋庞大的官僚阶层糜烂成习，消耗着国家财政，吞噬着庶民血汗；又养着近百万只能维护皇权统治而不能戍边御敌的军队，区区西夏小国，连年袭扰甘陕，令大宋几代皇帝忧心忡忡。朝廷每年输金求和，虽有益于大局，却使军队的斗志大打折扣。

冗官，冗兵，这两项巨大的开销令国家财政捉襟见肘。官员的特权动不得，这是一个大问题。二十年前，范仲淹的“庆历新政”首先拿官吏开刀，又喊出响彻历史的口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忧什么呢？或许，更多是忧国运不能长久。可是大批官员忧的是官帽和待遇，谁动了他们的帽子和钱袋子，他们是要拼命的。

范仲淹失败了。时隔一代人，变革的声音经久不息。这一次，血气方刚的宋神宗碰上一代奇人王安石，两股力量相加，新法得以骤行天下。两三年间，七八个新法相继出台，且一经出台立马实施，免役法，市易法，均输法，青苗法，方田法，保甲法，保马法，教育法，农田水利法……涉及面之广，力度之大，几乎空前绝后。

然而，本来力倡变革的苏轼，却站到了王安石的对立面。

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不是权力之争，更没有涉及私利，而是在如何变革这个问题上产生了争执。苏轼在老家眉山丁忧后回汴京，复任原职于史馆。英宗、神宗都曾想重用他，宰相韩琦几次加以阻止，理由是年轻干才需要历练。为此朝廷有议论，认为韩琦行事过于老成。苏轼倒显得十分豁达，对安慰他的恩师欧阳修说：“韩公，乃古所谓君子爱人以德者也。”

苏轼对别人的包容、宽厚，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不过，在原则问题上，他毫不退让。在他看来，王安石的变法有很大的弊端。

王安石推行新法有如暴风骤雨，一个新法未见成效，另一个新法又马上施行。也许汲取了当年范仲淹推行新政不够狠厉而导致守旧势力反扑的教训，王安石的战略是先走极端，然后再来纠正。

变法的总体思路是强化中央财政，与商贾争利，抑制地主豪强。然而，由于变法中操之过急、政策执行不力和用人不当等原因，许多新法并未达到目的，甚至大大损伤了民力和民财，反而成了扰民的举措。

比如市易法。官府在各大城市设“市易务”，用官方资本做买卖，收纳滞销货品，销售短缺物资。权力与资本，两强并举，令商人失去竞争的优势。这固然可以起到平抑物价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也抑制了豪强富贾的势力，但是做着小本经营的商贩受到的伤害却是最大，他们大量破产，失去生活来源，结果大街小巷怨声载道。

再如青苗法。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官府贷款给农民，半年取二分利。而以往则是贫户向地主借高利贷，利息有半年高达五六分的。青苗法，其初衷不无高明之处：朝廷从地主手中拿走了利益，又使贫困农户免受高利贷的剥削。但新法在全国推行，问题逐渐凸显：地方官吏为了政绩，强行向农民摊派贷款，这叫“抑配”。尽管朝廷明令禁止此种行为，地方却屡禁不止。百姓不分贫富，不管是否愿意，一律要接受政府的放债。为防止贷款流失，地方官又想出一个绝招，使贫富相保，结为利害共同体，贫者有还不起贷款逃走的，拿富户问罪。青苗法实施一年，乡间小道上常有官府的两支队伍——放债队和抓人队，闹得鸡犬不宁。此外，不少地方政府还放利三分，既向上邀功，又趁机向下搜刮。

这些都是新法的设计者始料未及的，而其余各法皆有不同类型的弊端。后人评价熙宁诸法说：“法非不良也，而吏非其人。”

王安石凭借几个州的基层经验，未经较大范围的验证，便把新法骤然推向三百州。或许他觉得，全国官吏的素质都像他和他的部下一样高。

变法之争议

在王安石眼里，后生苏轼是一介文人，在政治上尚不足以指手画脚。

然而，苏轼有自己的基层体验。在凤翔任职签判的三年里，他曾跑遍凤翔的每一个县衙，每一处村落。在老家眉山丁忧时，他对维系生活世界的风俗与道德，做了大量细致的考察，进而得出结论：风俗之厚，道德之淳，对国家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风俗、道德和民心，乃是国家的柔性实力。社会“礼崩乐坏”，道德沦丧，弱肉强食，势利风行，老百姓的生活失去安全感和方向感，惶惶不可终日，国家又怎么能够长期富强？

苏轼以民为本，王安石以国为本，二者矛盾了。

苏轼官小，王安石官大，但小官处处反对大官，弄得大官非常头疼。俗话说人微言轻，苏轼却是典型的官小声音大。这里有三个原因：一是他与欧阳修、范镇、富弼等朝廷重臣往来密切；二是他语言功夫超一流，极富煽动性；三是他能直接给皇帝写信，前后两封长信《上皇帝书》和《再上皇帝书》，言辞异常激烈，充满了火药味儿。

苏轼敢于做斗牛士，狠斗牛形人王安石。他讲究斗争的策略，瞄准进言的时机，是个身形优美而潇洒的斗牛士。

有一天，神宗皇帝突然在便殿召见他，问以国策。他一点儿不客气，当面批评神宗：“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神宗听了很不舒服，却好歹忍住了，温和地说：“卿三言，朕当熟思之。凡在阁馆，皆当为朕深思治乱。”

皇帝的单独召见，令苏轼兴奋不已，逢人便讲。王安石听到了，顿时心下不悦，吃饭摔筷子，喝茶吹胡子……

神宗是个奇怪的年轻人，一面大权独揽，一面又想倾听大臣们的意见。毕竟变法事关重大，他和唐宪宗一样，想做中兴之主，重启国运。他有重用苏轼的念头，于是征求王安石的意见，王安石明确表态：不可。神宗只好作罢。龙椅上的年轻皇帝，正是重用王安石变法的关键时刻，不得不对“拗相公”言听计从。

王安石对苏氏兄弟都抱着极大的戒心。他所执掌的变法领导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曾用苏辙为检详文字，负责起草一系列新法，但苏辙却屡与他意见相左。终于，双方合作不下去了，苏辙主动辞职。

苏轼、苏辙的政治主张高度一致，或许兄弟始终共命运，价值观的相同可能是首要因素。早年在眉山，他们共读圣贤书，讨论国家大事，有时父亲苏洵也加入进来。“南轩”的书房，常常响起三苏父子激烈争论的声音。

三苏父子，拥有共同的价值体系。苏洵讨厌王安石，视王安石为装模作样、胸中藏有大奸之人。他曾经写过《辨奸论》，在京师流传甚广。现在王安石排斥苏氏兄弟，这里边是否含有报复的情绪？依两人的交往来看，可能性不大。有证据表明，王安石对苏轼的理解与欣赏，超出同时代的其他人。

王安石要干大事，扭转历史的走向，必须清除绊脚石。然而，绊脚石真是太多了，即使他手脚并用，又踢又搬，也力不从心。如果不是绊脚石自己走掉，“拗相公”力气再大，估计也只能干瞪眼。当时，司马光、范纯仁、欧阳修、张方平、富弼、韩琦、范镇等重臣都相继离开了朝廷，这与现代政治格局中的内阁集体辞职非常相似。神宗皇帝哭着挽留，但大臣们去意已决，纷纷请求外放，做地方官去了。司马光在洛阳一待便是十五年，埋头写他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他和王安石一样有耐心，都在等待时机，蓄积能量重新跃入活生生的历史进程。

在王安石眼里，苏轼是个古灵精怪的绊脚石，体积不大，却分量极重，搬它费力，踢它脚疼。关键这石头还擅长在京师的地面上四处滚动，发出各种刺耳的声音，对他的变法措施进行指责。

在苏轼眼里，国家是得变，但欲速则不达。苏轼认为，要像白昼不知不觉变成黑夜，而不能从严冬骤然进入酷暑。气温大起大落，肌体承受不了。几百年形成的风俗、道德，几年就要摧毁它，生活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青苗法、市易法等，固然在短时间内充实了国库，却令城乡百姓遭殃，他们弃祖业，卖田产，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苏轼痛心疾首，在《再上皇帝书》中大义凛然地说：“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乱亡随之！”

慷慨激昂的言辞中不难看出书生意气，他似乎在冒着身家性命的危险反对神宗的治国大略。这一年，苏轼三十五岁。论治国，他和王安石高下难以定论。论政治谋略，他远不及从政经验丰富的王安石。但苏轼在洞察社会生活方面，比王安石看得更细更远。

苏轼铁了心跟王安石对着干，于是这块绊脚石，摆到了王安石的眼皮底下。年近半百的王荆公，自然不会暗中放箭。他若是这么干，就枉称荆公了。

然而，王安石不屑做的卑劣之事，小人却乐意至极。此时跳出来的小人，名叫谢景温，几年来在官场苦苦钻营，却进身无计。后来，他思得一计，把自己的妹妹嫁给王安石的弟弟，成功地做上了王安石的姻亲，当上朝臣，然后发挥狗的本事咬上苏轼。他上奏章弹劾，说苏轼三年前送父亲的灵柩回眉山，利用官船沿途贩卖官盐、家具和瓷器。神宗看了奏章，下令调查。这桩弹劾案闹得朝野震动，韩琦、范镇、欧阳修都站出来为苏轼讲话。当初苏洵去世，英宗及大臣们的赠银数目那么大，苏轼一概不受，他犯得着沿途用官船卖私货吗？

案子终于了结，苏轼无罪。审案的过程长达数月，王安石一直不表态。他并不希望一棍子将苏轼打趴下，但这个新法的绊脚石必须挪开。神宗领会了他的意思，下旨说：“与知州差遣。”苏轼自从到凤翔任签判以来，已有十年，有资格做知州了。然而，圣旨下达中书省，中书省却改命苏轼为颍州通判。此时的中书省直接听命于王安石，变法的紧要关头，王安石当然不会让苏轼出任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神宗的旨意遭驳回，“拗相公”拗到皇帝跟前了。神宗挥朱笔再批：“通判杭州。”

杭州为东南第一大州，富庶冠于全国，是王安石“生财”的重地。从神宗的任命来看，他对苏轼还是很有好感的。通判这个位置很有意味，既不是副职，又不是部属，它是宋廷特意为节制、监察知州而设置的官位。看似闲职，不管事，但州府大小公事，须由知州与通判连署方能生效。通判若是弄权，不合作，打小报告，往往会把知州弄得很难堪。知州忌惮通判，是宋朝官场的普遍现象。

杭州通判，在许多官员心中是个美差，但于当时的苏轼来说，却不是最好的归宿。以他当时之声望和资历，原本可以得到更高的职位，原本可以有更广阔的发挥平台。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一生的命运都搭进去了。

熙宁四年（1071）七月，苏轼离京赴任，他也将家小携带而去，包括继室王闰之、长子苏迈、次子苏迨，以及乳娘任采莲。

此时，苏辙在陈州担任学官，苏轼便到陈州盘桓七十余天，且时常出入张方平的知州府。十月初，苏轼、苏辙同往颍州拜谒欧阳修，又住了二十几天。张方平和欧阳修这两个老人是三苏父子的大恩人，他们曾因政见不合而反目多年，却能联手把苏轼推上政坛和文坛。北宋士大夫，胸襟开阔者比比皆是。这个历史现象，值得深入思考。

苏轼逗留陈州之时，苏辙很不放心。他话不多，但诸事心中有数，沉稳内敛，不会像哥哥那样由着性子做事。不过，有一件事，他却说不上节制：十余年间，九个儿女相继坠地。他既高兴，又担忧。以他的收入，要养活一大群子女，委实艰难。他住在矮小的房子里，身量又高，“常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伸屋打头”。苏轼便拿他的身高开玩笑。

入夜了，苏辙手执烛台在屋里走来走去，烛光把他的身影投到墙上。他的衣衫有些破旧了，动作也慢腾腾的，单看背影像个老者。他的生活方式也像个老者的风范，讲学回家，通常足不出户，不是诵读经史，就是照料儿女。

苏轼到陈州后，马上改变了苏辙的生活状态，常拉着他到处跑。

他们经常找恩师张方平喝酒。这个奇怪的老头儿，百杯不醉，像个酒仙。张方平也是反对王安石的，不仅反对新政，还讨厌王安石的为人，讨厌他的生活习性。在他看来，王安石是伪君子，欺世盗名，篡取高位。他骂一句王安石，喝一杯酒，仿佛后者是他的下酒菜。苏轼附和着，却不是附和全部，他恨王安石的新政搞得天下鸡犬不宁，却不恨王安石这个人。张方平喝一杯，苏轼虽只吮一口，酒意却悠悠荡开来了。白发老头儿与黑发青年越说越有劲……这时候，苏辙会在嘴上竖一根手指，示意兄长话说多了。苏轼不予理会。酒不能喝痛快，话也不能说痛快吗？

回家的路上，苏辙再难沉默，他劝诫兄长：张方平曾任高官，又即将致仕，说话自然没有后顾之忧，但他们兄弟还在仕途中挣扎，说话应当谨小慎微，切勿口不择言，否则被有心之人利用，容易招致祸患。

此时的苏轼，刚在京城被小人陷害，虽然事情最终真相大白，但他也被变法派借机“逐出”京城，外放地方。仕途风谲云诡，错综复杂，小人又总是伏于暗处，伺机而动，企图抓住蛛丝马迹攻击对方，达到自己的目的。苏辙的担忧不无道理。

然而，心性单纯、待人旷达的苏轼此时并未意识到小人的可怕，面对弟弟的担忧，他只是宽慰弟弟事情没有那么严重。何况，不让他畅所欲言，他岂不是要得了心病？

苏辙了解兄长的性格，知道多说无益，但想到时局艰难，前路未卜，脸色有些黯然。苏轼拍了拍他的肩膀，不复言语。

他们的头顶，是夏秋之交的晴朗夜空，天高，云淡。

多年之后，苏轼多次受到小人责难，在仕途中饱受打击，颠沛流离。那时，他又想起这个夜晚，心中只剩下无限感慨：“嗟余寡兄弟，四海一子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