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熙路：现代成都的开端
如果只选一条路代表成都的话，那一定是春熙路。
2005年，《新周刊》做了一个城市新锐榜，评选中国最佳商业街，春熙路排在香港的铜锣湾和上海的南京路之后，位列第三位。
关于春熙路，最好的广告语可能来自民间的概括：“城市掘金哪里去，春熙路；品味时尚哪里去，春熙路；打望美女哪里去，春熙路……哪里都不想去，还是可以去春熙路。”（这段话出自袁庭栋的《成都街巷志》）
最精彩的是最后一句：“哪里都不想去，还是可以去春熙路。”这就是本雅明对巴黎拱廊街进行研究所概括的都市精神，“都市闲逛者”，可能不买任何东西，纯粹无聊地行走在那些靓丽的橱窗之间，就构成了某种趣味。这就是都市的“现代性”，它背后的本质是现代人才有的孤独，对此最好的阐释者是波德莱尔，他的《巴黎的忧郁》也成为本雅明的研究对象。
如果仅从商业考虑，现在的春熙路有一点落寞。春熙路的东面，是红星路步行街，由于有了IFS（国际金融中心），成为高端的商业街，再往东100米，就是高端时尚区太古里（纱帽街）。我们可以把红星路步行街和纱帽街都看成是春熙路的延伸，这是成都市中心最核心的区域，也是西南地区的时尚中心。
春熙路上聚集了无数的名牌商店，人群熙来攘往，充分展示着成都这座城市的繁华与活力。
春熙路对成都的意义，并不在于商业，而在于它几乎可以被看成是“现代成都”的开端。这是关于成都的一个不可忽略的细节。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国在事实上进入了军阀混战状态。控制北京的是北洋军阀，而南方有其他力量称雄，四川军阀则被南北两方拉拢。四川军阀特别的地方在于，他们距离北京、广州和南京都很远，同时也受到新军和传统袍哥组织的影响，因此1911年后的成都，并没有随着革命而进入“新世界”，相反，各派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虽然大的战争没有，但是小规模的作战和驱逐，则是常态。
1924年，军阀杨森赶走他的对手，进入成都。他出生于四川农村（广安县龙台镇），在成都念过军校，参加过辛亥革命，也加入过袍哥组织。杨森的周围，有不少有新思想的人，包括一些北大毕业生。他在泸州掌权的时候，曾经把100多个裹脚妇女召集起来，给她们开会，号召大家不要再裹脚；把一些泸州小男孩喊进自己办公室，给他们发糖，每个人送一个小铜牌，上面刻着“不要娶裹脚女孩”。杨森虽然是军阀，但也是一个崇尚进步、激进的“城市改革者”，美国学者司昆仑（Kristin Stapleton）甚至就城市建设方面提出了一个“杨森主义”的概念。
杨森进城后，决定大干一番，他的一些政策，在今天看来都不过时：修路，扩建道路——除了春熙路，他还主导了最早的成灌（成都到都江堰，都江堰市原名灌县）公路建设；修建公园（手下有人向他介绍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花园城市”理念），举办运动会，号召大家锻炼身体。他扩建了少城公园（今天的人民公园），虽然很多人在那里喝茶，他有点看不惯，但是却并没有取缔，而是身体力行，号召大家锻炼身体（尚武）。
当时的成都比较混乱。清政府被推翻，“满城”被“解放”，但是整个四川还没有像样的行政系统。在市政建设上，也没有多大进步。当时的东大街（春熙路南面）已经比较繁荣，而总府路（春熙路北）也是新政府的示范道路，但是两条路中间却无法连通，中间是以前的“按察使衙门”和监狱。杨森的最大手笔，就是拆掉衙门和监狱，开辟一条道路出来。现在我们无法得知假如他不做，后人是否也会做这样的事，但修建春熙路，确确实实为成都注入了商业的灵魂。从那之后的近百年，这里一直是成都乃至整个西南的商业中心。
事实上，春熙路也是成都第一条用“路”来命名的街道，以前都是用“街”“巷”“里”这些名称，这暗示成都真正走上了新的道路。杨森委派自己的手下、第一师师长王缵绪负责，1924年5月动工，到8月就完工了。有人建议用杨森的头衔“森威将军”来命名，叫“森威路”，很多人反对。杨森这个人有一个优点，就是很善于听别人意见，他曾专门搞了一个办公室，每天用两小时和市民交流，任何人都可以向他提意见。这条道路的命名，也体现出他这一特点，最终他没有以自己的头衔来命名，而是请教了当时的“学问家”江子虞，取名“春熙路”。“春熙”典出《老子》第十二章“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太牢”是古代牛猪羊三牲齐备的祭祀礼品。这句话大概意思是，人们走来走去，像过节一样。真是非常好的名字，中国步行街众多，“春熙路”可能是最有文化的一个。
春熙路开通后，因为其地理位置优越，很快就店铺林立，凤翔银楼、亨得利钟表店等品牌一直开店到今天。报馆（在当时是新事物）也大多开在这里，有本地的《新新新闻》（报名源自《礼记·大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句，足见成都人取名的才华）、《新中国日报》、《中央日报·成都版》等。著名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正中书局、东亚公司等也在这里开了分店。春熙路成为传播新文化的阵地，不仅在商业上，也在思想上，成为成都的中心。
春熙路的诞生，很有成都特色：由一位四川强力人物发起，而命名权却掌握在民间权威手里。这体现出成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复杂性，尽管有时候施政者的措施可能非常激进，但是也总有制约的力量，新旧之间会取得一个平衡。杨森在成都只“盘踞”了十几个月，不过他的很多举措，却被对手给继承下来了——说到底，那也不是他的创见，而是一种叫“现代”的观念。即便是一个军阀，也会成为“观念”的俘虏，以追求进步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