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丁之民：维京人的由来

对于每一个了解欧洲中世纪史的人来说，维京人（Vikings）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每次提到它，战争、鲜血和海盗等字样就会浮现在脑海中。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一称呼的来源和背景，以及它所适用的场合。

在古诺斯语（Old Norse，古代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地区流行的语言）中，“viking”一词的原型是“vikingar”，意思是“海上的强盗”，这个词在中世纪很少出现在斯堪的纳维亚之外的文献中，所以“维京”一词实际上是中世纪早期该地区居民对海盗和劫掠者的一种统称，没有族群和国别上的特殊指代，也不是他们常用的自称。对于这些欧洲最北端的居民来说，在某些场合，“viking”一词带有一种近乎神圣的含义。他们将发起一次盛大远征称为“go a-viking”，这个词组中包含的意味很难用语言表述清楚，可以将其理解为异教环境下的一次没有确定目标和终点的十字军东征，或者更通俗地说，是一次规模庞大的烧杀掠抢，同时也是每个参与者个人价值的最好表现机会。一直到维多利亚时代，“维京”一词才被用来指代8—11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居民，并沿用至今。

在欧美学界，关于“viking”一词词源的争议从未停止。主流观点认为，“viking”的词源是古诺斯语中的“vik”，意思是峡湾。如果这一假说成立，“viking”一词的原始含义就应该是“峡湾中的人”。也有人认为，“vik”应该是挪威北部的一个地名，“viking”一词最初指的是居住在那里的人。除了“vik”说之外，还有几种不同的“viking”词源说：有人认为它的词源是“vig”，意为战斗，那么“viking”的原意就是“战斗之人”；有人认为应该是“vikja”，意思是航行；还有人认为应该是“wic”，意思是军事营地，等等。现在关于维京人的研究大多还是认可第一种假说，即认为“viking”的词源是“vik”（峡湾）。

在其他民族的语言中，对维京人有着各式各样的称呼。法兰克人称他们为“Nordmanni”，意思是“北方人”，这个词常见于英格兰和德意志莱茵河地区的文献中，算是西欧国家对维京人最普遍的称呼。当部分维京人在法国塞纳河河口地区定居时，该地随之被称为诺曼底，意为“北方人的土地”。北德意志地区的编年史学家称呼维京人为“Ascomanni”，意为“白蜡木之民”。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称呼，对于它的缘起，学界至今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有人推测它源于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世界树“尤克特拉希尔”（Yggdrasil），它是一株白蜡树，但没有更多证据支持这一说法。西班牙的穆斯林称他们为“al-Madjus”，意为“异教的巫师”。斯拉夫人称他们为“Rus”（罗斯人），这可能来源于法兰克语中对瑞典一带的称呼“Rotsi”（罗斯），这一词后来成了“俄罗斯”（Russia）的词源之一。拜占庭人称他们为“Rhos”或“Varangoi”，前者的意思是“脸色发红的人”，后者可能源于古诺斯语的“var”，意为“宣誓效忠之人”。只有英格兰人和爱尔兰人在语言上将维京人划分成几个不同的族群，古英语中将来自日德兰半岛北端（今丹麦）的维京人称为“Dene”或“Dani”，发音已经和现代的“Danmark”（丹麦）有些相近；爱尔兰人则将维京人统称为“Lochlannach”（北方人）或“Gaill”（外乡人），同时将来自丹麦的维京人称为“Dubh-gaill”（黑外乡人），将来自挪威的维京人称为“Finn-gaill”（白外乡人）。

由于缺乏文字材料，我们对维京人的起源和早期生活了解不多。不过，借助详细而丰富的北欧神话，我们或许可以一窥早期维京人的精神世界。在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整个宇宙是被名为尤克特拉希尔的世界树支撑起来的，它发端于过去，向着未来伸展，孕育着九大世界，人类就居住在其中一个世界——米德加尔特（Midgard）。世界之树的最顶端居住着宇宙的统治者——阿萨神族和华纳神族，两个神族之间曾经爆发战争，后来和解，并确立了12位主神，分别是众神之王奥丁（Odin）、众神之后弗丽嘉（Frigg）、雷神索尔（Thor）、土地女神希芙（Sif）、火神洛基（Loki）、战神提尔（Tyr）、海神尼奥尔德（Njord）、丰饶之神弗雷（Freyr）、丰收与战争女神芙蕾雅（Freyja）、光明与黑暗之神巴德尔（Baldur）与霍德尔（Hodr）兄弟、智慧之神布拉基（Bragi）以及青春女神伊登（Idun）。这些神明会派遣瓦尔基里（Valkyria）把凡间战死的勇士带到英灵殿（Valhalla）中，让他们在这里终日宴饮，相互打斗以磨炼战斗技巧，等待最后的大战——“诸神之黄昏”（Ragnarok）。在这最后的大战中，霜巨人、火巨人、巨狼芬里尔和尘世巨蟒尤蒙刚德会联合起来进攻神族，后者则在奥丁和索尔的带领下，和英灵殿中的战士英魂们一起慨然赴死，和敌人们同归于尽。从神话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北欧人对战斗和死亡并不十分畏惧，反而将其视为光荣的结局，其性格和风俗上的剽悍可见一斑。

和神话中描述的英灵殿一样，维京人的社会结构是围绕战争组建的，换言之，战争是维京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内和对外战争的需求塑造了维京人独特的社会结构。维京人的基层社会单位是大家族或者氏族，在一个氏族中，父辈共同养育子辈，不管血缘亲疏，而子辈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从父辈那里学习战斗技巧，等他们长大了，父辈会带着这些年轻人一同踏上战场，如果有人不幸战死，他们还会被埋葬在同一片氏族墓地中。在古诺斯语中，这种延伸了的家庭关系被称为“埃特”（aett）。

如果在一个埃特内部或者两个分属于不同埃特的人之间发生纠纷的话，不管双方的年龄和地位如何，他们都喜欢用武力来解决问题。例如，《埃吉尔萨迦》（Egil's Saga）中记载，主人公埃吉尔·斯卡拉格瑞姆森（Egil Skallagrimson）12岁那年央求他同族的哥哥索德·格兰尼森（Thord Granison）带他前往冰岛的白河谷，参加一年一度的大型集会（集会上不仅会有多种商品的交换和贸易，也会有比武和运动会，是维京社会的盛大活动），索德禁不住埃吉尔的恳求，带着他一同前往，结果在集会上，埃吉尔和来自另一个埃特、名叫格瑞姆·黑格森（Grim Heggson）的人因为一件小事发生了冲突，索德二话不说地冲上去助拳，两人合力杀死了格瑞姆。两个埃特之间的矛盾和仇恨，维京人喜欢用“约战”的方式解决。交战双方会选择一片开阔地，并且此地四周必须有榛树环绕；接着，双方会约定一个时间，并规定好使用什么样的武器；最后，双方会在这个确定的时间和地点打上一仗，彻底解决双方的纠纷。从这些事件和习俗中不难看出，维京社会中充斥着的暴力元素和强权政治。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在自己出生的埃特中度过一生，很多具有冒险精神的年轻人会走出自己的氏族，追求更大的挑战。这些人会组成一个大的“战团”，四处游荡打家劫舍，偶尔也会卷入不同埃特之间的战争。有些战团扩大到一定规模后，其首领会在内部制订一些严密的规章制度，限制成员之间的矛盾和争斗，把所有精力都用在对外征服上，这种特殊的大战团被学界称为“虚构氏族”（artificial clan）。这种虚构氏族内部的凝聚力不是血缘，而是结为“异姓兄弟”的誓言（当然，战争的胜利和战利品的分配也是很重要的）。多首萨迦中都记载了维京人独特的起誓方式：当两个人要结为兄弟时，他们会找一个地位崇高的见证人（在虚构氏族中，这个见证人往往是氏族的头领），一起走到一片草地上，接着，见证人会用一柄装饰华丽的长矛挑起一块草皮，草皮的两端要连着大地不能断开，宣誓的二人把血液滴进草皮下面的土地里，然后跪下向神发誓，如果两个人中的一个被敌人杀死，另一个要尽全力为死者复仇。

在众多的虚构氏族中，最强大也最有名的是约姆斯维京人（Jomesvikings）。这个氏族的大本营位于约姆斯堡（Jomesborg），据传此地有一个天然的良港，港内风平浪静，可以停泊很多船只，港外和大海连接处为一地峡，仅能让一条船通过，易守难攻。史学家一直没能找到该地的确切位置，只能判断它大概在波罗的海南岸靠近丹麦的地区。关于约姆斯维京人的建立者，有的史书说是丹麦王“蓝牙”哈拉德（Harald Bluetooth），萨迦则说是一个名叫帕尔纳图克（Palnatoke）的丹麦英雄，总之没有一个定论。不过，可以确定的一点是，约姆斯维京人在10—11世纪非常活跃，他们作为雇佣兵出现在各个战场上，每个国王都乐于花钱聘请他们，原因就在于这些人的纪律十分严明。

约姆斯维京人有11条军事守则用来规范其成员的行为，具体条文如下：一，只招收18—50岁的成年男性；二，招收新成员的时候，不能沾亲带故；三，遇到实力弱于自己的对手时，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逃走；四，所有成员都是兄弟，要为兄弟的死报仇；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在言语和行为上露怯；六，抢来的财物要归公，由首领统一分配；七，不能在兄弟之间挑起争论；八，不可以传播谣言，对于任何事情，首领都有最终解释权；九，任何成员都不能带女人进入堡垒；十，任何人都不能离职超过3天；十一，对于发生在堡垒之外的弑亲事件（包括约姆斯成员之间的自相残杀），首领有最终的处置权。这些条文清晰地反映了制订者的想法，他把约姆斯维京人内部结构的稳定放在了第一位，力图消除内部的矛盾，打造一个由男性主导的兄弟会形式的组织，而这也是绝大多数“虚构氏族”的目标。

和同时代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相比，维京人的武器装备十分精良。他们最常用的武器是长剑，考古学家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就发现了超过2000柄中世纪早期的剑，在英格兰、法兰西、东欧等维京人经常光顾的地方则出土了更多，可见长剑在维京社会中的普及程度。维京剑的长度一般在3英尺（约合0.914米）左右，双面开刃，有剑格。在挪威地区流行过与剑相似但只有一边开锋的直刃长刀，但不久后就衰落了，没有影响到剑的统治性地位。维京剑区别于其他中世纪早期欧洲剑的最大特点有两个。第一，维京剑的剑尖是不开锋的，有时甚至是钝的圆头。这可能是由于维京人的对手——很多时候是另一个维京人——都持有大型盾牌，戳刺很难起效，所以他们习惯以劈砍的方式用剑，不需要打磨剑尖。第二，维京剑的剑柄末端都有一个较大的配重，有的是倒三角形，有的是拳头形。这样的设计让整柄剑的重心下移，使剑变得更加灵活、易于挥动，有利于长时间作战。同时，剑柄的配重让它能被当作钝器使用，用来砸击对手盾牌的边缘或者裸露在外的身体部位，促使其失去平衡。在和平时期，维京人也很注意保养他们的剑，他们会用羊皮将剑身包裹起来，并用动物油脂给它做防锈处理，很多宝剑甚至被他们当作传家宝留给子孙后代。

在后世，斧子被认为是维京人的重要标志。事实上，这种原始的生产工具没有剑那么流行，却也算是斯堪的纳维亚居民最常用的武器之一。维京人常用的斧子为手斧和长柄斧，前者顾名思义是单手持握的短兵器，可以一手拿斧一手持盾牌，和剑的使用类似；后者则是一种重武器，可以轻松劈开锁甲的防护，在使用它时需要把盾牌固定在手臂外侧，或是直接挂在背后，好让使用者腾出双手持握它。维京斧的斧刃有很多种形制，如三角形、胡子形、T字形等，其中胡子形是维京人所特有的。值得注意的是，维京斧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对付重甲而设计的，所以它的使用技巧里有很多破盾和破甲的元素。例如，胡子形的手斧可以用来钩住敌人的脚踝，让他失去平衡摔倒，也可以用来钩住盾牌的上沿然后拉拽，迫使对手放弃盾牌。在长柄斧的使用上，一般的人会用左手在上右手在下的方式持握，这样斧刃就处于持斧者的左侧，也就是对手的无盾侧，朝这里大力横向挥砍的话，能避开盾牌的防御直接摧毁对手的持剑手，让其立刻丧失战斗力。长柄斧还能用来钩住敌人的脖子，或是直接用背面敲击敌人的盾牌，这两种动作都可以让对手失去平衡跌倒在地，从而无力抵抗下一记从天而降的劈砍。在维京人的历史上，出现过非常多著名的斧子，其中的曼门斧（Mammen axe）一直保留至今，是现存最精美的10世纪武器之一。

相比剑和斧，维京人对长矛并不非常喜爱，使用的数量也不是很多。在维京军队中，使用长矛的通常是没有经验的年轻人或者地位低下者，他们的定位也是干“脏活累活”的人，比如站在军队的最前排迎接敌军骑兵的冲锋，等等。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维京精英武士不会使用长矛。相反，他们对长矛的使用可谓出神入化。据萨迦记载，挪威王奥拉夫·特拉格瓦森（Olaf Tryggvason）在年轻的时候就可以双手各持一根长矛同时投掷出去，并精准地命中远处的目标。一些维京人甚至能在空中抓住投来的长矛，然后再把它扔回去。弓箭和长矛一样处于较低的位置，不过很多维京人都是优秀的弓箭手，他们在打猎的过程中锻炼出了优秀的射术，可以准确地把箭射入敌人的眼窝。然而，维京弓箭手有一个坏习惯，就是他们射箭的时候喜欢把箭头掰下来，声称这样能让对手无法将自己射出去的箭矢再次利用，维京人只在重要场合才用完整的箭，这种习惯显然降低了他们弓箭的杀伤力。维京人使用的长弓后来传入不列颠，被威尔士人改进后成了著名的英格兰紫杉木长弓，称霸了中世纪晚期的西欧战场。

相比之下，现代考古学家对维京人防具的了解并不是很多。维京人最重要的防具就是上文一再提及的盾牌，它们多为圆盾，直径大多在24英寸（约合61厘米）左右；不过，某些卢恩石（Rune Stone）中也提到过直径达3英尺的大盾。从考古发掘的结果来看，维京盾非常沉，很多现代人都难以用单手将它们长时间举起。盾中央部位还带有金属制凸起（Shield Boss），可以用来攻击对手，可谓攻守兼备。为了威吓敌人，维京人还喜欢在盾牌上涂画一些猛兽或图腾，龙和代表奥丁信使的渡鸦是最常见的图案。维京人的头盔也有独特的样式：主体部分为铆钉结构，以及额外增加了护眼和护鼻。这种在后世被称为诺曼盔的头盔，在当时是维京人的标志性装备，英格兰人称其为“盲盔”，因为他们觉得戴上这种头盔会影响视线，不过从11世纪开始，部分英格兰人也开始采用诺曼盔，因为它对面部的防护能力要优于英格兰本土的头盔。必须指出的是，一些野史中常出现带着牛角盔的维京人，事实上这种头盔从未在维京人身上出现过，它只不过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的一种带有浪漫色彩的想象，绝非历史真实。至于维京人使用甲胄的情况，除了他们的精英武士装备有少量的链甲和札甲（Lamellar），以及后者可能来自东欧和拜占庭之外，我们知之甚少。

关于维京人的装备，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重要部分，那就是他们的长船（longship）。其实，长船只是诸多维京船只的一种，因为这些船只大多窄而修长，后世才用长船一词作为它们的统称。在维京人的语言中，船是以它所拥有的桨的数量命名的，例如，有6支桨的船就被称为“sexaeringr”（六桨船）;12支桨到32支桨的中型船只被称为“karvi”，这类船大多是商船或者贵族出行所用的游船，不过也有“karvi”被当作战船使用；大型船只被统称为“snekkja”，这个词语和后世的“langship”（长船）具有相似的含义，其中快速战船被称为“skei”，意为“切开水面”，而大型慢速战船则被称为“drekar”，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龙船。除此之外，维京人对货船也有专门的称呼，叫作“knarrs”或者“kaupskips”。

维京人对战船非常重视，他们不仅将船雕刻在钱币的背面，还在很多墓葬和祭祀仪式中将船埋入土中或沉入水底，以此取悦神灵。这种习俗使得很多中世纪早期的维京船只得以保留，也让我们能够一窥这些古代战舰的风采。现存最早的维京船出土于丹麦东南部沿海的尼达姆（Nydam），其建造时间大约在公元350—400年之间，与盎格鲁-撒克逊人进入英格兰的时间非常接近。船只本身的结构也和萨顿·胡出土的盎格鲁-撒克逊船非常接近，都属于宽体船，长23.5米，宽3.5米，深1.2米，全部由橡木制成。这艘船没有使用船帆的迹象，很难和北海的风浪搏斗，所以考古学家推测，它只在沿岸地区航行。

在公元400年之后，维京人的造船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些技术上的进步在一艘出土于挪威克瓦尔松（Kvalsund）的8世纪长船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它长18米，宽3米，吃水只有80厘米深，木料全部采用橡木，连接处为铆钉结构，是一条战船。相比于尼达姆船，克瓦尔松船有两点巨大的进步：第一，克瓦尔松船有一条完整的龙骨（keel），它由一根巨大的橡木制成，非常结实，这让它成了现存最早的有龙骨的维京船；第二，克瓦尔松船有使用船帆的痕迹，虽然我们不知道帆的种类和大小，不过根据桅杆的使用情况来看，船帆的存在是肯定的。这两个巨大的进步让克瓦尔松船具备了强大的远距离航行能力和抗风浪能力，在优秀水手的操作下，它是有可能横跨北海的。

进入9世纪后，维京人的造船技术日趋成熟，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土的古科斯塔德（Gokstad）长船和奥斯伯格（Oseberg）长船就是最好的例证。前者出土于奥斯陆附近的一个峡湾，是一艘有16对桨的“Karvi”，全长23.24米，最宽处5.2米，船主人是一名中年男性，身上有遭受过严重暴力打击的痕迹，很可能是在战斗中死去的。后者则是所有维京船中保存最好、雕刻最精美的，连船头的装饰性纹饰都清晰可见。它全长21.58米，最宽处5.1米，深1.58米，也是一艘“Karvi”。为了证明这些船的航海能力，考古工作者在1893年用古代造船手法复制了古科斯塔德长船，并将新船命名为“维京”号。之后，“维京”号穿过了大西洋到达美国，沿着哈德逊河向西驶入了五大湖区，最后到达芝加哥并参加了当年的哥伦布纪念博览会，引起了轰动。

维京船在11世纪达到了巅峰，它的长宽比进一步增大，从古科斯塔德船的9∶2增加到了7∶1，甚至更多，如斯库勒莱乌（Skuldelev）出土的“skei”船，它长30.9米，宽2.7米，长宽比达到了惊人的11.4∶1。这种船的船体为剃刀型，速度非常快，能够搭载60—80名全副武装的战士。正是在这些船上，关于维京人的一首首萨迦被谱写与传唱，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在初步了解维京人的武器、装备和船只后，我们再来看看他们的战略战术。维京人的战略简单而有效，主要突出3个特点：机动性、突然性和残忍性。当战争来临时，利用长船速度上的优势，维京人可以很快地传递消息并集合部队，迅速组织起一支大军。这样的一支军队——或者说船队——会在敌人的沿海地区巡弋，寻找具有特殊政治、经济和军事意义的高价值目标。如果敌人的防御非常牢固、没有破绽，维京人一般不会选择硬碰硬，而是迅速转移，继续寻找机会。在遇到河流时，维京长船吃水较浅的特性使得它们能够不费力气地逆流而上，遇到水文条件不好、难以行船的区域，维京人把船扛起来，步行到适合航行的地方，再将船放下来继续向前。如此，维京人的活动范围不仅限于沿海，还涵盖了广阔的内陆地区。守军一旦露出破绽，或是维京人找到了防御薄弱的城镇时，这些北欧海盗就会一拥而上，大肆烧杀抢掠，并在敌军的增援部队赶来之前扬帆而去。在决战不可避免的情况下，维京人还可以利用机动性上的优势，选择有利于己方的战场和时机，或是在很大的区域里不断转移来调动敌人，当对手疲于奔命、疏于防守时再给予致命一击。取得了战略上的优势之后，维京人是非常冷酷无情的，他们有时候会将一个地区内的居民屠杀一空，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收集补给，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恐吓敌人以打击他们的士气。拜占庭文献中就记载了瓦兰吉卫队在叙利亚一带的暴行，他们多次屠城，连小孩也不放过，以至于阿拉伯人对这些来自北欧的巨汉十分畏惧。总的来说，维京人就像亚洲的游牧民族一样，来去如风，以战养战，难以提防；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游牧民族骑马，维京人驾船。

在战术层面上，维京人一改其战略上飘忽不定的特性，变得非常沉稳扎实。从前文所述的常用武器可以看出，维京人大量装备剑和斧子——同时也非常善于使用这些武器——所以在近身格斗中具有很大的优势。基于此，维京人的战术要点就是将一切形式的战斗拖入缠斗和混战阶段，并在保持己方阵形完整的基础上，尽力打乱敌人的阵形。维京人最常用的进攻阵形是“野猪头阵”（Swine Head，古诺斯语中为svinfylka），这种战法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4世纪时罗马军队使用的“caput porcinum”（猪头阵），是非常古老的战法。从空中俯瞰的话，“野猪头阵”是一个巨大的梯形，短的那一边面向敌人。阵形的前锋聚集了军队中装备最好、战技最出色的一批人，这样的人通常都是领主自身的卫队和狂战士（关于他们的情况会在后文中详述）。他们的任务是在敌军的阵线中撕开一个口子，好让后续部队冲进敌人的腹心，搅乱其阵形，在顺利的时候甚至可以将其斩为两截。在防守时，维京人则使用“盾墙”（Shield Wall，古诺斯语中为skjaldborg），这种阵形至少有3种形态，分别防御步兵、骑兵和弓箭手。对步兵盾墙是盾墙的基本形态，在这种阵形中维京人会形成5列以上的纵深，剑盾兵站在前面，斧兵站在后面，每一排的战士都把自己盾牌的边缘与左右两边的盾牌重叠在一起，远看好似一堵盾牌组成的矮墙，“盾墙”因此而得名。在防御骑兵时，指挥官会把前面的剑盾兵撤下来，换上两排长矛手，第一排长矛手把矛的末端插进土里，把矛尖扬起对准骑手的胸膛，后排的长矛手则平放长矛，对准马匹。面对敌方弓箭手时，维京人则会将阵形进一步缩紧，第一排剑盾手半蹲，第二派将盾牌斜支在第一排的盾牌之上，第三排亦如此，构建出一个空隙很小的“移动堡垒”，可以很好地阻挡箭雨的攻击。另外，部队指挥官身边也有一堵小盾墙，在保护其人身安全的同时，充当整支军队的预备队。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维京人的盾墙其实并不是一种持续性的阵形，因为过于紧密不方便挥舞武器，维京人通常用它抵挡住对手的第一波冲锋后，就会解除盾墙，散开队形自由搏斗，如果形势发生变化，他们会再次组织起盾墙。这些行为中透露出很多讯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维京军队的职业化程度以及基层军官的军事素养，可能比我们以往想象的要高。在冷兵器时代的战斗中，根据实际情况迅速变换队形一般来说只有精锐部队才能做到，这里说的精锐部队需要同时具备敏锐的基层指挥官、了解指挥官意图的普通士兵以及充分的作战训练这3个要素，而近代之前能满足这些条件的西欧军队屈指可数，罗马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依靠充足的财政支持、先进的军事理论、系统的日常训练以及严苛的奖惩系统，罗马人做到了这3点，并在战斗中将他们的优势发扬光大。例如，在辛赛法诺战役中，罗马共和国的军队就是依靠几位百夫长的临场判断，发现并迅速穿插进了马其顿军队中的断裂处，从而摧毁了不可一世的马其顿方阵。虽然与罗马人相比，维京军队不论从数量上还是平均质量上都差了一截，但是至少他们的精锐部队也具备上述这3个要素，而且是用与罗马人完全不同的方式做到的。在维京军队中，基层指挥官往往就是部族的酋帅和雅尔（Yarl），他们作战多年，经验丰富，能够准确地判断战场形势并做出相应地变化，是优秀的军官。同时，士兵们多为军官的族人，长久共同生活培养出的默契让他们信任并能很好地执行军官的决断。至于训练，维京人确有进行军事训练和演习的习惯，但这远比不上他们在几十年的战斗中所积累的经验。

和其他蛮族相比，维京人最大的不同是他们的精英武士团体非常稳定，这些战士不会像盎格鲁-撒克逊人或法兰克人那样，在取胜后迅速转为土地所有者或自耕农，而是长期待在诸如约姆斯维京那样的军事化团体中继续作战，并把自己的经验传给年轻一代，这让维京人的军事传统不至于断绝，也让他们更容易从失败中恢复过来。与此同时，这种紧密的关系让维京战士们的士气非常高昂，很少出现溃败的情况。由于军队中没有超长枪的存在，长矛的数量也不够，维京人面对骑兵时会处于劣势，正是这个原因，法兰克人才能多次击败他们。然而，维京人即便打了败仗，也会显示出惊人的纪律性和凝聚力。970—971年，在罗斯与拜占庭的战争中，面对当时全欧洲最精锐的超重装骑兵“不朽军”的地动山摇的冲锋时，斯维亚托斯拉夫·伊戈列维奇大公的维京卫队虽然屡次被冲散击败，但他们每次都能组织起有序的撤退，并在极端情况下战斗到最后一个人，足可见其战斗意志之坚定。

前文的叙述中我们提到了“狂战士”（古诺斯语中写作“berserkir”），这是维京人中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充满了传奇色彩。狂战士一词的原始含义至今没有定论，学界对此主要有两个假说，一个是“裸露胸膛之人”，一个是“披着熊皮之人”。这两种解释都有考古学上的依据，很可能都反映了狂战士某一方面的特质。这些战士的确含有狂性，他们在战场上不披甲，不持盾，不顾自己身上的伤口，只知道用武器疯狂地砍杀一切活物，不管他是敌人还是友军，是维京人在战场上最为可怕的力量之一。很多记载表明，狂战士的特质是可以遗传的，似乎是某种有发作周期的精神疾病。比如有一个狂战士生了12个儿子，他们长大之后也都成了狂战士，每当他们感觉到自己身上的疯狂要发作了，就去海边砍大石头和树木发泄，以免伤到亲友。一些史书还记载了狂战士在战场上的咆哮，都说那不像是人的声音，而像是熊或者狼的嚎叫。有学者据此认为，狂战士是变狼妄想症（Lycanthropy）的体现，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些行为都是某种致幻药物在酒精刺激下作用于人体的产物。

鉴于长船在维京人的战略中的核心地位，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地区的内战往往是在海上爆发的，所以维京人对海战并不陌生。不过，维京人在这方面既没有什么特别的战术和技巧，也不像罗马人那样拥有五花八门的海战武器，维京人之间的海战不过是陆战在海面上的延伸罢了。在战斗开始前，维京人会以统帅所在的大船为中心，船舷靠船舷地将战船并排铺开，两艘战船之间以绳索连接，与《三国演义》中曹操的连环船颇有些相似。一些灵活快速的战船则在外围游荡，担任前哨、侧击、追逃等任务，连环船阵出现缺口时，它们也可以及时补上，避免军阵断裂。当战斗开始时，双方的船阵互相靠近，然后展开接舷战。在船舱的狭小空间中，人数的优势很难发挥，士兵的个人素质对战斗的走向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所以海战的结果一般取决于双方最精锐的领主卫队之间的对决，胜利者往往可以直接取得整场战争的胜利。

872年，金发王哈拉尔德（Harald Fairhair）击败了自己的竞争对手，成了第一位挪威王。战败者并不甘心，他们将目光从贫瘠的北欧挪开，投向富饶的西欧，希望通过贸易和暴力，从那里得到足够的财物，重振自己的势力。于是，一批又一批的维京人开始走出斯堪的纳维亚，袭扰欧洲各国的沿海地区，从而开启了欧洲历史上的维京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