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监管民主

在对金融领域感兴趣的正统经济学家中，大多数人反对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而管理和调节金融体系。他们有意无意地为债权人的利益行事，他们为“容易”（不受管制）但“昂贵”（高的实际利率）的信贷做辩护。我将证明，这是社会和生态系统最糟糕的组合，因为不断升高的实际利率，要求投资、劳动力和地球有限资产的回报率也要同时不断地升高。

大多数正统经济学家对于国家也有种病态的厌恶之情，他们指责政府寻租，却忽视私人部门的寻租。就在2008年10月，时任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亨利·韦克斯曼（Henry Waxman）主持的国会委员会的交叉审查下，明确了正统观点。主持人提醒格林斯潘先生，他曾经说过，“我确实有意识形态。我的判断是，自由竞争的市场是目前组织经济的无与伦比的方式。我们已经尝试过监管，这并不奏效”。格林斯潘后来解释说：“我竟然发现模型中存在一个缺陷，这个模型我把它理解为关键功能结构，它定义了世界是如何运作的，可以这么说……因为我在40年甚至更长时间里，看到数量非常可观的证据表明它运行得异常良好，所以这正是我感到震惊的原因。”

在此期间，由于受到格林斯潘和其他人士普遍赞同的正统经济观点的影响，西方国家政府把市场化当作“组织经济运行的无与伦比的方式”。“宽松管理”“外包”“全球化”和其他政策变化都受到了热烈欢迎，这些政策都无比有效地将货币体系对公共事业的控制权转移到了私人财富中。

正统派承认了私人银行家和金融家的两大权力：第一，是在缺乏有效的监督或监管的情况下，创造、定价和管理信贷的权力；第二，是在监管机构看不见的情况下，“管理”跨境国际金融流动的权力。通过上述这种转变，民主的和负责任的监管机构将对经济的有效控制，包括就业、福利和收入的控制，都交给了管制不足的、不负责任的金融市场。

这种金融权力的移交是暗中进行的。关于将权力从公共的、负责任的监管机构转移到私人利益方面，几乎没有公开的或学术的讨论。相反，如果自我调节失败，公众将被反复灌输那些陈词滥调，让大家对市场“监管”金融部门的能力放心。我们被告知，市场竞争将消除作弊和欺诈行为。

结果是完全可预测的。私人金融部门里的个人和公司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资本收益和犯罪收益。他们从该部门以外的人那里榨取了大量财富。而从事生产活动的人遭受了产量下降和失业。自由化在20世纪70年代取得成功后，随着利润相对于早期有下降，全球失业率上升，工资占GDP的比重下降，不平等问题爆发，全球私人债务扩大并超过了全球收入。肯·罗格夫（Ken Rogoff）教授和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教授表明，金融危机频繁发生（见图1.1）。

公众对银行体系、民主体制和其他公共机构的信任和信心减弱，这种信任和信心减弱的原因不难理解。经济权力从公共机构转移到富有的精英，这使得重要的金融家超越了法律、监管者或政治家的管辖范围。这种民主力量的丧失扼杀了民主机构——议会和国会，而“私有化”削弱了受民主监督的整个经济部门。

经济学界和大学袖手旁观，而巨大的权力集中在一小部分肆意妄为的金融家手中。学术型经济学家倾向于关注微观经济问题，忽视宏观经济。直到今天，学术经济学专业仍然与危机脱节，并且几乎无法提出危机的解决方案。政界人士和媒体都对金融部门的活动感到茫然和困惑。吉莲·邰蒂（Gillian Tett）是少数敢于探索和挑战国际金融家和债权人世界的记者之一，她指责“社会沉默”……导致公众认为复杂信贷的运作过于无趣、无关紧要或过于技术性，以至于无法吸引外界的兴趣，如记者和政治家。

正是这种“社会沉默”，使得公众对经济危机感到措手不及，总体上他们对金融体系的运作及其操作一无所知。

放松金融管制的经验表明，与民主监管绝缘的资本主义，会导致寻租、犯罪和大宗腐败。正如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其著名的《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一书中所预言的那样，即使盲目抵制显得不合理，社会也在对“由劳动、土地和货币组成的自我调节市场”或市场原教旨主义进行抵制。

正如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那样，社会正在向专制领导者的方向发展，人们盲目地相信他们的新“主人”将保护他们不受“愚蠢的主人”的侵害，1944年英国工党确定的“愚蠢的主人”是解除管制的全球化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