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货币的财富依赖于公共资源

私人财富控制的银行体系存在一个巨大的不公，那就是私人货币的生产并非孤立存在。它是公共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并依赖于此，而正是这个公共基础设施构成一个国家的货币、经济、税收、法律和刑事司法体系。

如上所述，所有货币都基于一个国家央行的流通法定货币，法定货币由央行授权和发行，并由纳税人通过其政府来支持。尽管一些央行可能被认为“独立于”政府或公共部门之外，但实际上，所有央行拥有的权力和权威，及其货币的价值，都依赖于本国主权范围内纳税人的支持。

中央银行家也有不同的授权。一些人被授权优先考虑私人银行部门的利益；欧洲央行在这方面最为突出。其他机构，如英国央行，既支持私人银行业，也支持政府的经济目标。

任何中央银行最重要的角色，是确定货币的价值，并在可能的情况下维持其价值。中央银行发行和维持法定货币价值的权力，与政府对其公民征税的能力密切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讲，财政政策是货币政策的重要支撑。

中央银行在管理整个银行体系，以及通过贷款和其他业务支持私人银行方面，也发挥着关键作用。它们的存在是为了维持整个经济的金融稳定。对私人银行部门的这种支持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银行利率或基准利率，即向银行收取的利率。虽然银行利率对实体经济中的其他贷款利率有重要影响，但它只针对持牌商业银行家，并且与这些商业银行家就商业贷款收取的利率没有直接关系。（你可以询问任何小型创业公司，看它们是否有幸能够以它们的银行家向央行支付的相同利率借到钱！）在对央行利率进行公开评论时，不可避免地会假设所有商业银行的利率都低于银行利率。事实上，对于不同贷款金额来说，银行利率的变化可能非常大，瞥一眼商业大街上任何打出广告的实际利率，以及这些利率计算出的通货膨胀率或通货紧缩率，就可以验证这一假设是错的。

因此，货币对国家财富和整个经济的稳定性和实用性，取决于对货币价值的合理维持，以及维持货币和税收制度的那些公共基础设施。此外，私人银行体系也严重依赖于由纳税人支持的公共部门的司法体系来维持和维护，例如私人合同。可执行合同既是私人货币生产的基础，也是私人财富积累的基础。

个人金融家和机构（如AIG）在国际资本市场中运作，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他们受到了纳税人资助的公共当局对他们的大力扶持，以支持其不稳定的经济活动。国有化的英国央行、美联储以及独立的欧洲央行，始终都是以纳税人为后盾，它们自2007年8月以来，为全球银行和私人金融市场提供了防范损失的担保，向它们提供了历史性的低借款利率，并通过量化宽松货币操作提供了成本低廉的、容易得到的流动资产。

这些公共当局在不同的时期，帮助金融机构避免了“自由市场”强加给风险承担者的处罚。这样做，其实是这些公共救助对自由市场理论的嘲弄。得益于这种公共机构和中央银行的慷慨救助行为，许多在全球范围内作为私人公司来运营的金融机构，实际上都有效地变成了国有化的机构。

遗憾的是，西方民主政府并没有利用现有权力来限制国际金融家和投机者的肆意妄为。相反，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民选政府已经暗中慢慢将更大的权力割让给全球金融公司，让它们将资本转移到境外并进行跨境运作，而且还在没有监督、监管、税收或约束的情况下创造信贷。

全球资本流动不受管理意味着主权国家已经无法行使权力向其征税或对其进行管理。相反，国家民主被离岸资本和企业有效地勒索了，它们的股东和所有者要求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权力，而不顾整个国家的法律和价值观，以及无视国家机构。国家不作为，被全球银行家和金融家所掌控，这意味着纳税人有义务为公共法律和司法系统提供资金，而这些资金却在为私人财富提供服务。纳税人这样付出，但离岸、流动的私人财富所有者却没有做出任何要向税收系统贡献公平份额的承诺。

私人经济利益与整个社会之间历来都存在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体现在对货币生产体系控制权的争夺中。只有让社会对金融体系定期实施民主管理，才能让私人财富的利益服从于更广泛的利益。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1945—1971），私人银行和金融业是经济的仆人，而不是主人。很大程度上要感谢凯恩斯的理论、他对货币体系的理解，以及他在此期间实施的货币政策，金融体系才能主要为了更广泛的社会利益而运行。

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起，主要由私人银行家牵头的私人财富通过与民选政治家两相勾结，再次将货币体系的控制权从政府的民主监管手中夺走。今天，来自全球私人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中的少数人支配着整个全球经济。他们根据自己的既得利益来管理这个系统，而不是让它服务于更广泛的社会。由于社会没有对其采取实质性的政治管制，私人财富所有者利用公共的货币基础设施以及他们生产私人货币的权力，积累了惊人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