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深深深几许？
在开始深圳话题的具体讨论之前，先得对“深圳”有个大概的认知。“你可能知道香港到底有多香，广州到底有多广，澳门到底有多少奥秘；但是说正经的，你未必真正知道深圳到底有多深。”知乎网友“千江一月”认为深圳的深度显然不是由深圳河决定的。深圳河在中国10多万条的河流体系里面，绝对是一条非常普通的、无足轻重的河。理解深圳的深度，需要对全球地理有深刻的理解，需要有更宽的历史尺度和更广的未来视野。
深圳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名字，主要有两种内涵。一种是老深圳概念，即在1979年3月5日设立深圳市、1980年8月26日成立深圳经济特区之前的深圳。另一种则是设立深圳市、成立深圳经济特区以后的深圳，这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新深圳概念、深圳特区概念，范围与历史上的宝安县版图大致相当。“千江一月”举了石家庄的例子来说明深圳地名复杂内涵的有趣变化：石家庄原来是正定县郊区的一个小村庄，因为1907年要修正太铁路，法国工程师埃士巴尼选址这里修建火车站，由此逐渐演变，带来了一个崭新的城市。悲哀的是，现在石家庄人已经很少知道埃士巴尼这个人。不那么悲哀的是，深圳人现在对1911年开通的广九铁路上那个名叫“深圳墟”的火车站的印象越来越深刻。
深圳的“圳”字，是指田野边上的水沟。这是典型的具有非常明显的当地特征的地理名词。正如西北沙漠中大坂的“坂”字，四川的“坝”字，湖北大别山的“畈”字，浙江湖州山区的“岕”字。从这个字的来源就可以看出，历史上的深圳，只不过是一个有水有土、适合于种田行舟的小地方。这大约就是老深圳的概念了。
从深圳的移民成分、姓氏来源和职业结构看，历史上的深圳不可能是一个渔村。历史上宝安县的人口来源主要是外地移民。基本上由广府人、客家人和潮汕人构成主要的移民群体。广府人沿珠江而下，大多分布在西部南头一带，沿东部海岸线而来的渔民主要是潮汕人，他们占据了各处海湾。而最主要的客家人则是沿东江流域从南岭九连山到龙岗的山区而来。清朝晚期，新安县辖区占地2364平方千米，人口22万，客家人占60%，其中九龙半岛北部，现罗湖福田一带范围，大部分为客家人居住。客家人的主业是种田，不是捕鱼。
姓氏调查也显示，在原深圳居民中，郑姓来自河南新郑县；简姓来自河北涿州市；黄姓来自湖北江夏；庄姓来自湖北；文姓来自江西吉安，是文天祥的后裔。雍正年间，大量移民来到深圳开垦荒地，其中客籍村庄就多达345个，他们都是种田的农民。据民国时期宝安县1934年的统计资料记载，宝安县共有耕地面积54万亩（360平方千米），水稻种植面积23万亩（约153.3平方千米），从事渔业的人只有250人，兼营渔业者700人，但养蚝的人不少。
历史上的宝安县曾有“四大墟”，那就是深圳墟、沙井新桥的清平墟、沙头角老街和观澜墟。到清朝末年，包括香港地区的墟场已经达到37个之多，与河流的运输紧紧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完善的市场网络。所以“千江一月”认为，历史上的深圳，更像一个市场。
1911年8月14日，广九铁路正式通车，并举行了通车和接轨仪式。当广九铁路建成以后，深圳墟及罗湖附近就变成了旧市场网络与新市场网络的连接点，是中国大陆在南方与外部世界沟通的最重要的市场空间。广九铁路的建成，才是深圳现代史真正的开端。
深圳作为欧亚大陆东南的一个端点，是水陆交通和铁路交通的一个交会点，它不像内陆的许多城市，因为新旧交通的分离背道而驰，相反，新旧世界在这里相得益彰。就像中国围棋术语所说的“金角银边草肚皮”，深圳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金角。自广九铁路通车以后，深圳真正进入现代社会城市体系，并且多次成为历史发展的支点，一直被许多深邃的目光注视着。
早在鸦片战争前，《南京条约》的起草人——澳门传教士郭士立，就已经注意到深圳的特殊位置。他多次在深圳湾沿海地区考察地形，并充当英国人的商务官和翻译，对新安县的这个区域有很深的了解。1858年，意大利传教士就开始绘制新安县地图，并在南头设立育婴堂。可见欧洲传教士对深圳在全球地理上的价值了如指掌。
1841年香港开埠后，深圳成为中国的国际事务端点，所有的事务都面临国际化。清朝末年，港英政府动议建设广九铁路，并在罗湖桥头设立车站，罗湖从此成为香港港口贸易和中国大陆国际贸易对接的一个支点。
1938年，日本人从大亚湾登陆广东，1939年即占领深圳，并在深圳修建了三个机场，包括蛇口的后海、西乡以及上步田面村的军用机场，其中后海的机场最大。1941年11月7日，日本人在占领香港以后，就将深圳作为重要的华南战略基地。尤其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人更是加紧控制从深圳到广州和武汉的铁路线，将其作为在东南亚作战的基地。深圳成为日本人占领东南亚的重要战略支点和跳板。
深圳作为一个地理位置极为特殊的地区，一直被人们高度重视。随着行政区域的变化和级别的提高，这个地方一次又一次地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潜力。1979年以后建立的深圳特区，以其惊人的发展速度，更为世界瞩目。
据此，“千江一月”判断，在未来的二三十年里，深圳还将面临另外一次全面升格的可能性。大航海时代，地球上相互区隔的大陆，实现了非常紧密的联系。但由于航海的特点，只有有限的海岸线是避风港和便于同内陆连接的交通枢纽，因此，这些大陆与海洋连接的端点，就成为重要的大陆之间沟通的渠道。如非洲大陆的开普敦、北美大陆的纽约。“历史上的深圳，曾经种田种地、打鱼养蚝、贩货走私、卖猪崽、开赌场、闹革命、跑龙套、做配角等，五花八门，各种营生都试过，但只有现在的路向是最好的。深圳现在从事的科技创新、金融贸易、教育文化等，才能使深圳作为大陆端点的巨大地理潜能得以释放，生命力得以舒展。”对深圳历史做过一番认真梳理的“千江一月”如此感叹。
深圳如何进入我们的视野？
今天的深圳，大名鼎鼎，如日中天，威名远播，我们对深圳的前世今生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但是，时光回到40年前，人们听说“深圳”时，往往不知道是哪个“圳”；看到“深圳”时，往往不知道“圳”字怎么读。深圳在哪里？深圳是个什么样的所在？对于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都是一头雾水。20世纪80年代以前，深圳并非默默无闻，只是普通人并未关注而已。
在20世纪60年代风靡全国的3部反特电影《羊城暗哨》《秘密图纸》《跟踪追击》中，“深圳”曾经露了脸，因为电影里国民党特务登陆和逃跑的地点都在深圳。
电影资料记载：20世纪60年代初，广州市公安局的两位公安人员，根据自己多年办案积累的素材，创作完成了电影剧本《跟踪追击》，引起了导演卢珏的注意。1957年，卢珏导演了著名的反特电影《羊城暗哨》，大受欢迎。看到《跟踪追击》的剧本后，他再次拍起了反特片。1963年发行的反特电影《跟踪追击》，剧情是这样的：
1961年9月20日清晨，深圳边防检查站发生一桩可疑案件。检查员从一个老太婆的手提包里搜出伪装成香烟、糖果的雷管和炸药。但她一口咬定，这手提包不是她的。此时，在候车室又发现一个无主的手提包，里面有玩具小汽车等物，与老太婆描述的情况完全相符，这可能是特务在旅途中调换了她的手提包，利用她把爆炸品带进来。当事情败露后，因为畏罪，特务丢掉了手提包，以割断调查线索。但谁是丢手提包的特务呢？公安人员李明刚等根据玩具小汽车进口上税税单存根这一线索，在群众协助下，经过缜密的侦查，终于查明工厂老工人林德祥的侄子林永贵就是调换老太婆手提包的特务。李明刚掌握了确凿的证据，果断地突审林永贵，使林永贵认罪交代。林永贵的任务，是通过林德祥接近电厂、物色发展对象，在国庆前夕炸毁发电厂。李明刚将计就计，要他写信给香港国民党特务机关，称已找好目标，请派人来审查。不久，我边防部门发现有人偷渡。同时，林永贵也接到电话，命他和发展对象到百货公司接头。李明刚扮成电厂工人与林永贵到接头处等待。因林永贵不够沉着露出破绽，被暗中前来审查的女特务徐英察觉。徐英悄悄到何老师家，向何老师的世侄——潜伏特务钱家仁汇报情况。钱家仁怕事情暴露，决定放弃林永贵，改变爆破目标。他抢先至藏放炸弹地点拿走炸弹，但故意留下一个，以麻痹我公安人员。李明刚审讯完偷渡犯，发现炸弹被人取走了一个，而偷渡犯未打过电话，据此判断，还有更凶恶、更狡猾的敌人尚未归案。他又根据何家保姆提供的重要情况，断定钱家仁、徐英企图利用何老师外甥女——某变电站女技术员小蔡，炸毁变电站。钱家仁知道小蔡是无线电的业余爱好者，答应送给她一个万能表。为了保卫国庆期间的公共安全，控制炸弹，李明刚争取到何老师的帮助。这时钱家仁突然归来，准备取走炸弹，但他见有生人，不敢行动，徐英又暗示将有群众前来检查白蚁，更使他惊慌。李明刚故意避开，钱家仁遂乘机从厕所水箱中取出炸弹装入万能表，赠予小蔡。小蔡深感他关心自己的学习，回到变电站正欲打开万能表欣赏，李明刚及时赶来将炸弹拆除。小蔡始知为敌特利用，悔恨不已。这时徐英被捕。钱家仁虽潜水藏在开往澳门的渡船的舵下，也未逃脱李明刚敏锐的眼睛。这个阴险恶毒的特务终于落网，敌特的罪恶阴谋又一次被彻底粉碎。
《跟踪追击》虽然跟《羊城暗哨》一样，以广州为背景，但影片开始时的边防站那场戏却是在紧邻香港的深圳罗湖口岸实地拍摄的。据说，拍摄时，正遇一批偷渡客从香港被押回，他们衣衫不整、疲惫不堪地挤在最后一节车厢里。到了车站，偷渡客见现场人数众多，他们不知是在拍电影，只是觉得乱糟糟的，正好趁乱逃跑。有些人拼命地往香港方向逃去，场面顿时大乱。情急之下，摄制组立即关机，大家全体出动，配合警察抓捕偷渡客。扮演侦查员李明刚的演员林岚身穿白色警服，见此情景也加入了追捕的行列。大家齐心合力，将逃跑的偷渡客全部抓获。
我小时候喜欢看连环画，将几百本连环画登记造册。小伙伴们要借阅，得去采摘一些金银花之类的跟我换。我将金银花晒干，攒起来，拿去外公所在的供销社卖钱，再买连环画。我那几百本连环画好些就是这样买下来的。登记册上的001号，就是《跟踪追击》。这本小人书我看过几十次，可我那时对书中的“深圳”一点印象都没有。
我对深圳有印象是因为我表姐。表姐、表姐夫在1985年就随所在的建筑公司来到深圳工地，带回新颖的有按键计算器的电子手表给我做礼物，令我眼界大开。从此，只要一提起深圳，我的精神就为之一振，想起那块黑白按键、硕大无朋的电子手表。人，就是对物质的诱惑印象更深。我像很多早期的来深者一样，在物质文明的诱惑下，怀着忐忑的心情坐着广深列车第一次来到深圳。广深列车内有如异国他乡：蓝色软座、白色纱垫、模特一样的司乘小姐、听不懂但特别悦耳的广东话，加上窗外一晃而过的大得像芭蕉的香蕉树，矗立在绿荫里的簇新厂房……我以为，通向天堂的美好之路就应该是这样的。
可是，广东、深圳式的物质繁荣为什么无法翻越金鸡岭，蔓延到我的故乡湖南呢？那时，流传着一个段子：湖南、广东交界处有一座金鸡岭，鸡头冲着湖南，鸡屁股冲着广东。金鸡吃了湖南的白米，却把金蛋下在了广东。
后来，因特虎的讨论将这个问题升级了：与深圳一起设立的特区共有四个，为什么只有深圳特区鹤立鸡群？
最直观的理由：深圳特区面积最大。
厦门经济特区于1980年10月被批准设立，面积只有2.5平方千米。1984年2月，邓小平同志视察厦门后，厦门特区范围才扩大到全岛，面积达到131平方千米。汕头经济特区大一些，22.6平方千米，规划在汕头市郊龙湖。珠海经济特区最初只包括拱北、湾仔小部分地区，直到1983年，珠海经济特区面积第一次扩大，才包括香洲、吉大、拱北、前山、南屏、湾仔地区。深圳经济特区是大手笔：东起大鹏湾边的梅沙，西至深圳湾畔的蛇口工业区，总面积327.5平方千米。其他三个特区面积加起来也没有这样的体量优势。
那么，深圳经济特区为什么一开始就有如此巨大的体量？
最直接的理由：深圳毗邻香港。
厦门靠近我国台湾，台湾在“亚洲四小龙”中的实力不输于香港，但是台湾和厦门之间隔着个台湾海峡。20世纪80年代初，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尚属微妙，短期内台湾对厦门的经济拉动有限。珠海紧邻我国澳门，但澳门是弹丸之地，经济以博彩业为主，对珠海的工业化推动力不从心。汕头在近代号称“小上海”“小广州”“小香港”，是海外潮商的故里，但是海外潮商的主力集结在与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香港不仅集聚了海外潮商、海外客商、海外粤商、海外闽商、海外沪商等海外华商，还是日商、韩商、南洋商人、欧美商人的集聚地，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形成的制造业能量正处于爆棚阶段，深圳经济特区的体量相对于香港制造业的能量就是小菜一碟了。
香港制造业的能量是怎样积累起来的？又是怎样带动深圳经济特区腾飞的？这些问题先按下不表，留待后文再详细讨论。这里先要交代的是，香港与深圳原本是大宝安的一部分，而深圳确实是搭帮香港，才暴得大名。改革开放后的深圳固然是因为毗邻香港而闻名，但是改革开放前的深圳也是因为临近香港而闻名。120多年前的晚清时期，“深圳”二字还是因为香港才第一次出现在国家外交文件上。
1841年1月26日，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强占香港岛。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被迫在英军舰上签订《南京条约》，割让广东宝安的香港岛给英国。1860年10月24日，中英签订《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地区给英国。1898年6月9日，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俗称“新界租约”，租借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地区，以及200多个大小岛屿，租期99年。通过三个条约，英国共占有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总面积达1092平方千米的中国领土，也就是现在整个香港地区的面积。正是因为《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深圳河成为中国内地与香港英占地之间的界河。
《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原文是这样的：“溯查多年以来，素悉香港一处非展拓界址不足以资保卫，今中、英两国政府议定大略，按照粘附地图，展扩英界，作为新租之地。其所定详细界线，应俟两国派员勘明后，再行画定。以九十九年为限期。又议定，所有现在九龙城内驻扎之中国官员，仍可在城内各司其事，惟不得与保卫香港之武备有所妨碍。其余新租之地，专归英国管辖。至九龙向通新安陆路，中国官民照常行走。又议定，仍留附近九龙城原旧码头一区，以便中国兵、商各船、渡艇任便往来停泊，且便城内官民任便行走。将来中国建造铁路至九龙英国管辖之界，临时商办。又议定，在所展界内，不可将居民迫令迁移，产业入官，若因修建衙署、筑造炮台等，官工需用地段，皆应从公给价。自开办后，遇有两国交犯之事，仍照中、英原约、香港章程办理。查按照粘附地图所租与英国之地内有大鹏湾、深圳湾水面，惟议定，该两湾中国兵船，无论在局内、局外，仍可享用。”
在这份含义甚丰的正式外交文件中，首次出现了“深圳”字样。原文是“深圳湾”，与“大鹏湾”相对应，并没有出现“深圳河”作为深圳与香港之间的界河的说法。条约粘附地图中的中英边境界线也没有出现“深圳河”的字样。只是边界线确乎是大致沿着现在深圳河的走向划定的。
1997年后，香港回归，《东方之珠》响彻九州。“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香江当然就是香港了，弯弯的小河是不是指的深圳河呢？罗大佑没有明说，而在我们这些投奔深圳的人们心里，弯弯的小河如果不是深圳河，还能是哪条河呢？
历史上的“深圳墟”
好了，把话题聚焦到“深圳墟”，它是理解改革开放以前老深圳概念的关键词。“深圳墟”，可以从三个层面着手，弄清楚三层意思。
第一，“消失的深圳河”与“古老的深圳墟”。
作为深港界河的深圳河，历史上被称为“清河”“明溪”“罗溪”或“罗湖河”，发源于梧桐山牛尾岭，由东北向西南流入深圳湾，全长37千米，主要支流有深圳一侧的布吉河、福田河、皇岗河、新洲河及香港一侧的梧桐河和平原河。前面提到的罗大佑的经典之作、传唱全球华人世界的《东方之珠》，一开头的两句歌词是：“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这里弯弯南流的小河，我们认为大约指的就是这条深圳河。
然而，历史上可能还有一条“真正的深圳河”，深而窄，流经今解放路、新园路一带，现已不存在了。《新安县志·地理》载：“惠民桥，在深圳，河沟深浚，凡遇雨海潮涨，往来维艰，更有不知深浅，动遭淹溺，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巡检廖膺庞建造古桥，名曰‘惠民’。”据说此桥就是今天罗湖区人民桥的前身。人民桥正好处于人民路与解放路、新园路交会处，离后来的深港界河还有相当一段距离。
300多年前，就在那条已经消失的“深而窄”的老深圳河边，诞生了大名鼎鼎的“深圳墟”。后来的深圳镇、深圳市、深圳经济特区，都与“深圳墟”有关。
据深圳本土民俗学者廖虹雷考证，明代万历三十年（1602年）《广东通志》中只有“月岗屯墟”和“下埗墟”，前者在今蔡屋围桂园路地王大厦一带，后者在今下步庙，尚没有“深圳墟”的名字。直到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编纂的《新安县志·墟市》才有“深圳墟”的记载。1688年，月岗屯墟与深圳墟并存，后来月岗屯墟消失了，深圳墟一直流传下来。
深圳墟因何而兴起？具体位置在哪里？跟当年蔡氏和张氏两大家族有什么关系？
民俗学者根据当地多部姓氏谱牒考证，深圳墟形成之前，周边在元明期间甚至更早的宋代，就建立有沙头村、笋冈村、泥冈村、罗湖村等村落。从蔡屋围蔡氏族谱了解到：蔡安公九世祖蔡法俊、蔡基俊兄弟俩于明洪武元年（1368年）由东莞大井迁至宝安沙浦围立村。蔡基俊于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又由沙浦围迁至赤墈开基立村，其后蔡氏子孙繁衍，康熙年间发展成老围和新围两村落，统称“蔡屋围”。据湖贝村张氏族谱记载，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湖贝村十三世祖张怀月与其弟张念月在深圳开基立村，取名湖贝。张怀月另两位兄弟张爱月、张思月和叔叔张靖轩分别在附近的向西、隔塘（今翠竹水贝）和黄贝岭立村。西岭下、莲塘、莆心（今布心）草埔、田背（贝）村以及后来的向南村、叶屋村相继建成，有了规模，人口逐渐增多。大约至明正德年间（1505—1521年），在这些村庄较为中心的空地上，陆续来了不少谋生的外地人，在“一口塘的南面”相继搭建屋寮栖身，取名“南塘村”，就在今老街东门町一带，老深圳河码头附近。
随着深圳河码头的兴盛，湖贝村、向西村的张姓兄弟与蔡屋围的蔡氏、罗湖村的袁氏等开始争夺深圳河码头地盘，最终强势的张氏族人占了上风。有实力的张氏族群和其他有钱人便在曾经的深圳河码头附近建楼设铺，逐渐形成了后来的“深圳墟”。
第二，广府人、客家人交融的深圳墟。
深圳墟原本是广府人的市集。蔡氏、张氏、袁氏都是广府人。湖贝村、向西村的张氏族人据说还是广府人的骄傲、扩建梅岭古道的唐朝宰相张九龄的族裔。
公元前213年，秦在五岭开山道筑三关，即横浦关、阳山关、湟鸡谷关，打开了沟通南北的三条孔道。横浦关就筑在梅岭顶上，因此横浦关在秦时称梅关，也称秦关。梅关古道始通于秦，但后来被战争所毁。秦、汉以来，中原移民迁徙到岭南，最早最便利的通道是西边的水路：上溯湘江水系，通过秦凿的渠，进入珠江水系，先到桂林、梧州，然后才到肇庆、番禺。西江要地梧州，古称“苍梧”“广信”，是岭南的古都，也是岭南文化和粤语的最早发祥地。在唐代，广信西称为广西，广信东称为广东，堪称广府之肇始。唐开元四年（716年）张九龄路过梅岭，见山路险峻难行，便向唐玄宗谏言开凿梅岭。唐皇下诏命宰相张九龄负责扩展梅岭古道，遂开通了大庾岭古道。大庾岭古道从梅岭向南北两边蜿蜒而下，北接江西章水，南连广东浈水，像一条纽带，把长江水系的赣江和珠江水系的北江连接起来，成了比湘桂通道更便捷的南北通道。当时，百里梅岭古道一片繁荣：“长亭短亭任驻足，十里五里供停骖，蚁施鱼贯百货集，肩摩踵接行人担。”中原移民翻越梅岭古道后，首先在南雄珠玑巷集结，适应岭南生活环境后再进一步南迁。广府人家谱大量记载，位于大庾岭南麓的珠玑巷为家族的始祖居地，被誉为“中华文化驿站，天下广府根源”。
中原汉人通过湘江水系抵达珠江水系的西江流域，在梧州、肇庆形成第一个移民中心；通过赣江水系，经梅岭古道翻越大庾岭，在珠江水系北江流域的韶关南雄珠玑巷等地形成又一个移民中心。最终这两个移民中心顺着水系向东、向南延展，在西江与北江的汇合处广州，形成了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广州从3世纪30年代起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唐宋时期成为中国第一大港，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明清时期广州是中国唯一的对外贸易大港，是世界上唯一2000多年长盛不衰的大港。广州与珠江三角洲一带，渐次成为广府民系、粤语文化的中心。
秦时岭南移民以士兵和商人为多，他们多骁勇、善贾；唐后燕云十六州沦陷达400年之久，中原汉人精英源源不断地南下，形成“衣冠南渡”的新高潮。得风气之先，“敢为天下人先”的广府文化泽被岭南，惠及深圳。深圳墟是典型的广府墟镇，被黄贝岭、湖贝村、赤勘村、罗湖村、向西村和南塘村等广府围村四面合围，深圳墟东门地区遍布广府骑楼和广式建筑，如广府岭南建筑风格的思月书院和风貌街等。湖贝建村于明代，为三纵八横的典型广府建筑格局。
史料表明，自东晋开始，深圳等珠三角沿海地区主要是广府人的聚居区。广东客家人的传统聚居区主要是在梅州（今嘉应）山区。明末清初，因为一场规模浩大、旷日持久的强制移民，深圳的聚居人口来了一次大换血，客家人大量入迁深圳，成为定居深圳的新族群。
清军入关之初，东南沿海仍存在郑成功等许多抗清武装，对清朝统治造成了威胁，为了杜绝海患，清廷在沿海地区实行“禁海”“迁界”政策。所谓“禁海”，就是实行海上戒严，禁止渔民出海；所谓“迁界”，就是将允许居住的沿海边界向内陆迁移，强迫沿海居民迁徙到内地。从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实行“迁界”开始，深圳人口先后两次实行内迁，一共向内迁移了80里，当时的新安县境内几乎变成了“无人区”，千家万户被限期强行驱离，全县人口仅剩北部山区的2172户，深圳进入了近30年的人口断裂和真空时期。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台湾归入清朝版图后，才开始“复界”，“复界”后原来内迁的大部分广府人没能及时回迁。据《新安县志》记载，新安县香港地区的原住民五大家族如广府锦田邓氏、新田和泰亨文氏、上水廖氏、河上乡侯氏、粉岭彭氏，只有不足原先的四成人回港继承祖业，因此导致大量土地抛荒。清朝政府见此情形，遂在人多地少的客家山区招募移民开垦。因福建“复界区”主要用于安置郑成功所率投诚官兵，未行招垦，粤东南沿海“复界区”就成为山区客家人的迁徙目的地，客家人正是在这段时间大量进入深圳。
据《宝安县志》记载，最早在宋元时期，客家人进入深圳，分布在福田梅林、宝安的石岩、观澜、龙华、布吉、大鹏等地的一些村庄。明代中晚期，客家人入迁深圳稍有规模，分布在俗称的横（岗）、龙（岗）、坪（山）、葵（涌）等地区。龙岗赖姓和坪地萧姓等，就是此时期迁入的。坪山坑梓黄姓的黄朝轩于明末自惠州府归善县白马碗窑村迁入江边村（今深圳坑梓），一世始祖立业，二世祖黄居中于清朝康熙三十年（1891年）创建洪围。而龙岗区较早的客家围田丰世居则建于明永历十六年（1662年）。客家人大量迁入深圳是在清初“复界”后，从嘉应州和惠州府来的人最多，移民大潮持续到嘉庆年间。
清初的新安县是最早“复界”的县份，但是，展界之后回到原籍的居民非常少。雍正五年（1727年），广东出台地方性优惠政策，明确移民垦荒边界，减轻移民负担，资助移民生产，对于招垦得力的官员给予升职奖赏，鼓励居民大量迁往展界区。从那时起，大批的客家人从惠州、河源、兴梅地区纷纷迁往深圳盐田、大鹏、葵涌、龙岗、坪地、坪山、坑梓、横岗、龙华、观澜、西丽、石岩、布吉、布心、草埔、莲塘等地，开始了深圳客家人的创业史。当时为客家籍移民设置的村庄就有345个。著名的大万村的曾姓也是在清康熙年间从梅州五华迁到坪山的。据《宝安县志》记载，直到改革开放前，宝安县（今深圳）客家话人口占56%，粤语人口占35%（当年宝安县政府把新移民深圳的基围人方言基围话和一些地方土语都统计进粤语），大鹏军语人口占9%（大鹏半岛上主要语言为大鹏客家话，宝安县政府把大鹏当地的客家话也统计进大鹏军语中，实际当年宝安县客家话人口占原居民总人口60%以上）。客家人、客家话成为深圳的主流。
广府民系、客家民系在深圳交会，因为濒临曾经的深圳河而得名的深圳墟，则处于水深、水多、好发财的十字路口。从西边的南头，到东边的盐田、大鹏，要经过深圳墟；从北面的龙岗、布吉，到南面的九龙、香港，也要从深圳墟经过。深圳墟就是处在这么个繁华的十字路口，既有陆路，又有水路，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偏西南面居住的广府人与偏西北面居住的客家人，都到深圳墟市来赶集，深圳墟因此很快发展起来。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编纂的《新安县志·墟市》开始出现关于“深圳墟”的记载，此后深圳墟一直繁盛不衰，规模越来越大，包括“猪仔街”“谷行街”“鸭仔街”“鱼街”“牛巷”“陶巷”“民缝街”“三角街”“宝日街”“油榨头”“西和街”“南庆街”“养生街”和“维新路”，人民路一横街、二横街、永新街、东兴街、东新街、立新街等街巷。在墟市中有五个“城中村”分别是叶屋村、新屋村、油榨头村、南塘村和向南村，蔚为壮观。
19世纪的英国殖民者之所以选择占领香港岛，固然跟维多利亚港是天然良港有直接关系，而紧邻香港岛就有深圳墟这样的繁荣墟市，应该也是一种重要的考量。是后来的香港成就了今天的深圳，还是早先的深圳墟成就了当年的香港，抑或兼而有之？在历史的大时空里，我们真得从长计议。
第三，广九铁路上的罗湖桥和深圳墟。
香港替代澳门成为世界性港口，原因是多方面的，星球研究所等机构已有诸多分析。
香港维多利亚港被四周的岛屿、山地包围，让船只避免被强风侵袭；同时由于它位于珠江口东侧，泥沙大部分淤积在珠江口西侧的澳门，东侧形成港阔水深的天然良港；香港港口的优势在远洋巨轮时代非常突出。这是其一。
其二，就是香港的自由港政策优势。香港开埠之初，劳动力极为缺乏。英国人宣布香港为自由港，面向全世界商船开放、免征关税，华人更是拥有一项可以自由进出的“特权”，无论是否为香港本地居民。自由港内推行法治。英国人在原本依靠大清律例及乡规民约治理的土地引入了近现代法律体系，这在当时的中国堪称一大进步。第二任港督戴维斯信心满满地说道：“殖民地靠着提供法律保障，就会奇迹般地吸引富裕的华人来新殖民地。”
最重要的一点是香港保持了长久的和平。
1854年，太平天国的起义军逼近广州，为躲避战乱，广东人成了第一批大规模移居香港的人，香港的人口从1851年的3.2万人骤升至1861年的12万人，之后的趋势仍然有增无减。到了20世纪30年代，香港已经成为一个拥有近百万广东新移民的大型城市。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香港一下成了全国最安全的城市，上海人也开始大规模移居香港了。这一情况不但给香港带来了十多万的新增人口，还带来了大量资本以及企业家，这次上海人大迁移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包玉刚、董建华都是这些上海移民的后代。如果说第一批来港的广东移民主要为苦力及工人，那从上海人大规模移居香港开始，有着知识积累、财富积累的社会精英开始以移居香港为第一选择。相应地，上海的衰落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
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陷入内战，仅1949年到港的新移民就高达80万人；20世纪60年代内地又经历一连串的饥荒与动荡，大批内地人或翻山越岭、或泅渡过海涌入香港，1950年香港人口达220万人，1971年逼近400万人……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香港几乎是内地与世界交流的唯一窗口，强大的经济机器在暴增的人口推动下大力运转，香港进入了一个野蛮生长的黄金时代。
香港经济的强劲增长对深圳的拉动作用并不始自20世纪80年代。
1911年，清帝退位，封建帝制结束，民主共和制确立，深圳墟迎来了近代化的路桥时代。广九铁路正式通车，深圳墟变成了一个铁路枢纽站。
早在清同治三年（1864年），英国铁路工程师士蒂文生爵士首先提出兴建一条连接广州、东莞、深圳和香港的铁路的构思。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英国政府为在中国扩展势力，再次提出兴建广州至九龙的铁路，并计划创办由怡和洋行及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组成的中英银公司。该年末，广东候补知府易学灏具呈两广总督李瀚章，拟凑集商股方式，修建广州至香港九龙的铁路。因粤汉铁路尚未修通，计划搁浅。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经清政府批准，中英银公司获得特许权，兴建广州至香港的铁路。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广九铁路英段动工建设。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英国与清政府签订专项借款协议，清政府借款150万英镑兴建广九铁路华段。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广九铁路华段动工建设，中国工程师詹天佑参与指导设计了广深段线路控制性工程。1911年，广九铁路全线贯通。
广九铁路（Guangzhou-Kowloon Railway），简称广九线，是中国境内一条连接广州、东莞、深圳和香港的区际铁路，为华南珠江三角洲地区重要的干线铁路。全线分华段与英段两部分。1949年，广九铁路华段或广深段改名“广深铁路”，我1991年第一次到深圳就是坐的广深列车；1996年，广九铁路英段或香港段改名“东铁线”。华段和英段的分界线就是罗湖桥，当年由詹天佑主持督建。
随着广九铁路全线通车，深圳成为广州、香港互通的重要门户。当时深圳火车站的站名就叫“深圳墟”，而不是罗湖火车站。铁路、公路及深圳码头的水路，使南来北往的物流与客流空前繁忙，不少行业应运而生，商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比如富源米铺、祥光百货、同和中药店、仁爱药房、仁和堂中药店、曾苏民医师、梁四姑接生、裕丰隆布匹、瑞和山货、合成号云片糕、豫园饼家、富华饼店、曾谭记麻糖、远东行客家食店、伦记酒家、鸿安酒家、泰山旅店、绿记云吞面食，妙奇香饭店、权记米铺、鸿华米铺、曾宝华牛肉店、何福记火水灯具、张洪记烟丝行、曾明记蓑衣毡帽店、丽新车衣布匹、联星汽车、民丰米机、电厂电灯房、民乐戏院、维新书店、新生活照相及昌兴金铺等，商行数百家，遍布大街小巷。天后庙、关帝庙、福德庙、义祠、车公庙、社学、教堂及4座炮楼等，分布在墟市东西南北各处。
深圳墟纵横数十条街中有条小街叫“上大街”。它本来不是住宅民居，而是深圳历史上店铺最多、最繁华的一条商铺街。清末民初那段时间，上大街是集中买卖布匹丝绸、印染布料、香云纱，加工成衣、蚊帐、被褥、枕套之类的匹头专业街，兼有米铺、副食和医药、诊所等门店。小街东西走向，街头到街尾上百号店铺，鳞次栉比，檐飞瓦叠。青砖墙，灰黑瓦，一间接一间，一座连一座，没有巷罅，最宽处五六米，窄处不足三米，刚够旧时县衙的官轿通过，也足够商贾挑担货物进出。街内的房子多数建有二层或设阁楼，用作住家与货仓。百年老店东生源就在上大街设有前店后厂，“厂”里有20多平方米的染布池及近百平方米的作坊店面。
深圳墟以前有东门（今湖贝村西边东门路）、北门（今人民北路深中附近）、西门（今解放路西铁路一带）和南门（南塘村围墙门）。据说这几个门后来在历次战争中已被毁，特别是1938年日本军队轰炸深圳墟，炸毁了几条街道和罗湖桥，只留下“北门街”和“东门”的地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深圳墟拆了西和街、谷行街等几条小街，建成了横贯东西的解放路。上大街的店铺纷纷迁往解放路、人民路营业。上大街从此失去了商业功能，成为城镇居民的住宅区。
在没有改造成东门步行街之前，深圳街巷、骑楼、商铺、屋村、庙宇纵横分布，祠堂、书院、炮楼、古钟、石板路和百年古树点缀其间。全国七大方言，深圳占三种（广府话、客家话和潮汕话），其中广府话和客家话人数几乎一半对一半。20世纪70年代末的调查显示，在南塘村（今老街东门町一带）八横六纵巷道共276间砖瓦平房聚居入住的好几百人，分别来自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甘肃、安徽、山东、江苏和江西等9省21个县市，共计23个姓氏，他们当中不乏因避战乱或灾荒迁徙而来此地谋生的游商、掮贩、工匠以及退隐吏官、落魄秀才。
根据2019年9月30日深圳《晶报》纪念深圳建市30周年的长篇通讯《回首当年：1949，深圳这样迎来解放的黎明》（A07版），1949年10月19日下午4时25分，由粤赣湘边纵队宝深军管会主任刘汝深率领接管人员百余人从布吉开进深圳，居民在深圳墟车站欢迎解放军。当晚，军管会在民乐戏院召开各界人士和群众大会。刘汝深宣布深圳镇人民政府成立，号召工商界人士迅速恢复营业，维护交通、水电和社会秩序正常运作。深圳镇人民政府的牌子挂在深圳当铺“共和押”的门口，粤赣湘边纵队一支队三团政治干事陈虹被任命为深圳镇解放后第一任镇长。当时深圳镇居住着来自22个省96个县的4万多人口，有20多个商会、数百家店铺。解放后，为了保证边境的稳定和安全，开始强制遣返居民，到1957年，深圳镇只剩下1.1万人。1953年，因深圳墟连接广九铁路，人口聚居较多，工商业兴旺，宝安县治由南头东迁至10千米外的深圳。1979年宝安县改为市，以政府驻地“深圳”为名，即深圳市。我们大深圳的地名就是这样来的。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由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这一天被称为“深圳生日”。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深圳也不是。
中原移民在岭南开枝散叶是从西往东演进的，广东三大民系广府人、客家人、潮汕人，分别在不同时期融入深圳。
500多年前的深圳墟，是广府人的新领地。
300多年前的深圳墟，是广府人与客家人的集市。
100多年来的深圳墟，是广府人、客家人、潮汕人和更多外来移民的栖居地。
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汇。
亚洲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分界线在这里变得模糊。
咸淡水交汇处的深圳发展每每让人感到意外，却无不在历史的逻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