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前言

黄景仁（1749—1783），字汉镛，一字仲则，自号鹿菲子，江苏武进（今江苏常州）人。系出宋代诗人黄庭坚之弟黄叔达。祖父黄大乐，字韶音，岁贡生，任高淳县学训导。父之掞，字端衡，县学生。仲则生于高淳，四岁丧父，七岁随祖父归武进，十七岁补博士弟子员，累试不第。乾隆三十六年（1771），入安徽学使朱筠幕。乾隆四十年（1775）游京师，翌年津门献赋，钦取二等，遂得校录四库馆。居京师，穷困侘傺，而诗名鹊起。乾隆四十六年（1781）夏，应陕西巡抚毕沅之邀游西安，复进京候铨县丞。乾隆四十八年（1783），为债家所逼，抱病出京，病殁于解州，年仅三十五岁。仲则以诗著称于世，与洪亮吉并称常州“二俊”，与洪亮吉、孙星衍、吕星垣有“常州四才子”之目，四人又与赵怀玉、杨伦、徐书受号“毗陵七子”。清人包世臣《黄征君传》称“乾隆六十年间，论诗者推为第一”（黄葆树等编《黄仲则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下引有关评论材料，未注明出处者，俱见是编）。张维屏《听松庐文钞》叹其为“天才”、“仙才”，以为近求之百馀年以来，其惟一人而已。

一

“才人自来多失职”（黄仲则《太白楼和稚存》，前言所引黄仲则诗文俱出自《两当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清中叶诗坛的繁荣，终不能掩饰这是一个诗人没落的时代。乾隆盛世，是一个寒士诗人吟唱的“天堂”。黄仲则为代表的寒士诗人以凄霖苦雨之调自建一帜，构成盛世诗坛复杂的文化景观。

黄仲则一生“好作幽苦语”（《诗集自叙》），王昶《蒲褐山房诗话》论其诗如“哀猿之叫月，独雁之啼霜”。黄逸之《黄仲则年谱》以为此乃天性使之然。其实，仲则与清中叶大多数苦吟诗人一样，并非专是“为人性僻耽佳句”的，其“哀猿”、“独雁”之调，乃时代使然。仲则生活在社会下层，“一身堕地来，恨事常八九”（《冬夜左二招饮》），弱冠之诗即是“悲感凄怨”，裁冰雪入句，咀嚼生凉。其业师邵齐焘不忍看弟子苦吟憔悴，屡加劝诫，《跋所和黄生汉镛对镜行后》云：“是汉镛方将镂心鉥肝，以求异于众，亦增病之一端也，殊与仆私指谬矣。夫人百忧感其精，万事劳其形，故其神明易衰，疾疹得而乘之，而文人为尤甚。今日所望于汉镛者，方欲其闭户偃息，屏弃万事，以无为为宗，虽阁笔束书，以诵读吟咏为深戒可也。”仲则感所知遇，终不愿放弃不平则鸣的诗歌追求，《杂感》表白说：“莫因诗卷愁成谶，春鸟秋虫自作声。”“并力作诗人”（《耒阳杜子美墓》），这理想是很高的，因为他所处的正是一个诗人没落的时代。

汪佑南《山泾草堂诗话》称仲则自出游后，“诗境为之大变，扶舆清淑之气，钟于一人”。诚如所论，乾隆三十四年、三十五年（1769、1770）的湖湘之游，是仲则诗歌人生的一个转捩。乾隆三十三年（1768），邵齐焘病逝，给仲则带来很大的冲击。他困惑知我者已归山阿，益感人生苦郁，故欲借山水来疗忧，有意远游湖南。仇养正等人以湘楚道远，且怜其病，劝以勿往。仲则不顾友人劝说，乾隆三十四年冬踏上旅途。诗人至湘江怀屈原、吊贾谊，到耒水拜谒杜甫墓，徘徊低吟，高唱道：“由来骚怨地，只合伴灵均”（《耒阳杜子美墓》），“魑魅天南产，文章地下灵。忧生兼吊古，那不鬓星星”（《寄丽亭》其二）。“楚人调涩无佳韵，好谱《离骚》入管弦。”（袁宏道《又赠朗哉，仍用前韵》）仲则至此，很快对楚调产生了一种偏爱，其诗一变而为凄凉“楚音”。吴锡麒《与刘松岚刺史书》称仲则诗旨“元本风骚，清窈之思，激哀于林樾”，所言不虚。

湖湘之游称得上仲则诗歌的第一个黄金期。第二个创作高峰则是客于朱筠幕中的两年间。乾隆三十六年（1771）冬，仲则入安徽学使朱筠幕中，不久洪亮吉亦至。朱筠叹赏二人才华，致书钱大昕、程晋芳说：“甫莅江南，晤洪、黄二君，其才如龙泉、太阿，皆万人敌。”（洪亮吉《伤知己赋》，《卷施阁文乙集》卷二，《洪亮吉集》，中华书局，2001年）翌年三月上巳，朱筠率幕宾大会于采石矶太白楼，赋诗者十数人，仲则《笥河先生偕宴太白楼，醉中作歌》诗成，一时推为擅场。洪亮吉《国子监生武英殿书签官候选县丞黄君行状》（以下简称“《行状》”）载云：“为会于采石之太白楼，赋诗者十数人，君年最少，著白袷，立日影中，顷刻数百言。遍视坐客，坐客咸辍笔。时八府士子以词赋就试当涂，闻学使者高会，毕集楼下，至是咸从奚童乞白袷少年诗竞写，一日纸贵焉。”仲则随朱筠等人登采石，游青山、黄山、齐云山，饱览山水形胜，既有知音的相惜，又有山水的怡情，仲则度过他人生中最欢快的一段时光。其诗尽情展现飘逸的天才，不过“凄凉”的基调并未改变多少，故飘逸中蕴含着浓郁的苦味，洒脱中有难以解脱的郁闷，笑语中有不易言传的酸辛。

生于江南，遍游吴楚，饱览东南山水，黄仲则又怀着对燕赵山水与幽并之气的向往，久欲北游，然时光蹉跎，未能如愿。乾隆四十年（1775），他决意实现北游的愿望。《将之京师杂别》其一：“自嫌诗少幽燕气，故作冰天跃马行。”其二：“看人争著祖生鞭，彩笔江湖焰黯然。”诗人一再表白此行无意于功名，之所以北游，是由于自感诗中缺少幽燕之气。洪亮吉《行状》亦载云：“故平生于功名不甚置念，独恨其诗无幽并豪士气，尝蓄意欲游京师，至岁乙未乃行。”京师之游，确实使仲则诗中多了一些幽燕之气。但他进一步陷于困顿，尤其是移家京师后，心力交瘁，肺病日重，最后在债家逼迫下，抱病出京，客死逆旅。这样的遭遇赋予其诗更浓重的伤感色彩，他想成为“幽燕老将”的理想也随之幻灭了。清人赵希璜因此感叹说，如果仲则不游京师，可能不会那么早就离开人世，《校仲则诗付梓，不觉怆然》其二：“为爱幽并悲壮气，顿教仙骨落尘埃。”当然，应该承认这一现实，如果没有北游的种种痛苦，就不会有仲则更杰出的诗歌成就。从这个意义上说，仲则的北游，是他人生的一大不幸，却是诗坛和诗家的一件幸事。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仲则与都门诗社诸子的唱和。翁方纲、蒋士铨、程晋芳、吴锡麒等人在京师结都门诗社，邀仲则入社。仲则与翁方纲、蒋士铨等人交游，不无沾染以学为诗的风气。在学问与诗歌之间，他一度欲废诗而专事考据之学。这其中的原因，除了翁方纲等人的影响外，还包括他欲借此遁世的想法。现实带来的沉重痛苦，使他几不能承受，以至于想逃避到古书中去。这也难怪其诗中忽然少了许多“冰雪”气，而多了几分“虫鱼”味。如《汉吉羊洗歌，在程鱼门编修斋头作》等诗，几可作“注虫鱼”的文字来看。总体以观，仲则京师所赋诗多用书卷，但毕竟大多数作品是以情韵为主，如《桂未谷明经以旧藏山谷诗孙铜印见赠》等诗，俱有可观处，与翁方纲之诗有所不同。

仲则是一个“真正的悲剧诗人”（章衣萍《黄仲则评传》）。寒士甘于沉沦，既是面对现实的无奈，也是一种自我的人生选择。在一个诗人没落的时代，仲则选择诗歌人生的道路，“汝辈何知吾自悔，枉抛心力作诗人”（《癸巳除夕偶成》其二）实是雕肝镂肾的痛心之语，而非真正的自悔，故又吟唱：“相将且尽筵前醉，位置吾侪岂在人。”（《丁酉正月四日自寿》其二）其早逝与“并力作诗人”有着密切的关系。清人朱珪《念奴娇·题黄仲则词后》叹云：“感慨凄凉，尽平生、呕出一腔心血。剩有遗编，才展卷，便教痛深愁绝。”仲则之死是清中叶诗坛的悲剧，同时也构成了对乾隆“盛世”的一种反讽。

二

袁枚《续诗品·崇意》以为“意似主人，辞是奴婢”，“开千枝花，一本所系”（《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清乾隆间刻本），所论自具道理。不过，黄仲则诗歌在崇意尚情的同时，又推重诗歌艺术手法。诗人感于哀乐，传写心声，独抒性情与高超的艺术手法熔铸一体，构成了其诗歌独特的风貌。

清人舒位《乾嘉诗坛点将录》以仲则比行者武松，赞云：“杀人者，打虎武松也。”所谓“杀人”，是指其诗具有摧肝断肠的情感力量。仲则诗凄怆感人，除自抒真情外，还多借助了以哀笔写乐景的手法，每每“逢乐生悲，言欢长叹，对景情呜咽”（朱珪《念奴娇·题黄仲则词后》）。乾隆盛世，对寒士而言，不过是空中楼阁，饥寒流离、失意困顿使其对盛世产生悲观、厌倦的意绪，当馆阁诗人点缀升平之际，寒士则吟唱着凄霖苦雨的心曲。繁华之地是寒士敏于踏入的人生舞台，仲则的笔下扬州、京师等地变成一片萧瑟之处。如《广陵杂诗》绘写扬州阴郁的“暮气”，《九月初二日晓雪》绘写京师的“萧条”，搋去了盛世的华衮，尤其耐人寻味。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他的重阳诗和除夕诗，如《癸巳除夕偶成》诸诗，将节日欢愉一变为凄凉之境。无疑，以哀笔写乐景不纯粹是仲则个人审美的偏嗜，其中还体现了他对世道人心的疑惑和怨愤之情。

比兴是古代诗歌最重要的艺术手法之一，后世诗论家多认为宋代以后比兴已衰。仲则与洪亮吉共倡比兴，不过，他们不是简单地复古，而是欲借此以创新。仲则诗引类善喻，寓兴深微，且所比之物颇多寒微枯败者。大量咏乌诗句，即构成《两当轩集》别一样的景观，如《寒鸦》以寒鸦自譬人生征逐之苦，反复咏叹无衣无褐的凄凉；《啼乌行》摭景近前，依以拟议，咏叹“人不如鸟能种情”，鞭挞人世的冷漠无情；《乌栖曲》写老乌盼雏归巢的心理，深寓身世之感；《饥乌》形象地刻画出盛世寒士谋生的矛盾心理和尴尬处境。仲则之所以对寒鸦有一种特殊情感，这与他飘零的人生、乞食的生涯与寒鸦相似有一定的关系。另外，寒鸦又是孤独、失意的象征，是灰色调的，仲则借此传写了人生的倦意与寒士的沉沦。这类灰冷色调的作品“真如同在一片歌舞升平、笙鼓齐鸣的景观前剪出一束墨色花絮，从而令人丧气不欢”（严迪昌《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纵观中国诗史，这尚是不多见的。善于比兴，使仲则诗言尽而意无穷，如钟嵘《诗品序》所云“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亦如张维屏《听松庐文钞》所评：“有味外之味，故咀之而不厌也；有音外之音，故聆之而愈长也。”

诗主性情，议论、写实亦不可废，要在性情面目人人各具。仲则诗擅长写实，工于议论，其成就几与清初诗人吴伟业相媲美。如《圈虎行》《献县汪丞坐中观技》等诗以生动的白描和巧妙的议论见长，妙笔生花，措意甚深。《慈光寺前明郑贵妃赐袈裟歌》《余忠宣祠》等诗一唱三叹，平中见奇，别开生面。清人延君寿《老生常谈》认为仲则歌行佳者可得五六十篇，“本朝此体，几无二手”。诗是心声，不自抒真情，而专求体制、格调，则失之弥远。仲则不屑故作大声壮语，也无意标举妙悟绝尘，诗人感于哀乐，状今人之情、今日之事，《移家来京师》六首、《都门秋思》四首、《别老母》等诗俱是取材近前，笔调写实，下笔着墨了无雕凿痕迹，其真情感人大抵由写实而来，其妙境也正在实处。

乾隆诗坛，无论肌理派诗人，还是性灵派诗人，都喜爱用典使事。肌理派尤甚，以学问为诗，用典浩繁，使事生僻，每自加注脚，多有獭祭之弊。仲则博学多闻，受时代风气影响，亦好用典使事。总体以观，仲则用典使事，和宋人苏东坡相近，精熟先秦诸子及汉魏、晋唐诸史，故随所遇辄有典故供其援引。《两当轩集》之诗用典使事讲求自然变化，而且领新标异，直欲于前贤之外，另辟一奇，可以说是化板重为清新，给乾隆诗坛吹入一股新鲜的空气。

黄仲则诗歌崇意尚情，不以藻缋为能事，但并不意味其不重用字。仲则与洪亮吉论诗，就曾劝其深心细阅明人高启之诗，“求其用意不用字，字意俱用处”（《与洪稚存书》）。清人刘大观《书黄仲则诗后》评仲则诗云：“《悔存》八卷十万字，字字经营出苦思。”概而言之，仲则诗用字有两大特点。一是尖新奇崛，意取新警。他十分钟爱一个“立”字，如《山房夜雨》：“山鬼带雨啼，饥鼯背灯立。”《秋夕》：“羡尔女牛逢隔岁，为谁风露立多时？”《湖上杂感》其一：“不见故人闻旧曲，水西楼下立多时。”《癸巳除夕偶成》其一：“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绮怀》其十五：“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立”字，换言之，即无语、沉思、孤独，这既是诗人飘零孤独的象征，又是深衷渊怀的写照，也是心灵不宁的一种外化。由此来看，仲则诗中“立”字，用意甚深。杜诗善用“自”字，如“村村自花柳”、“寒城菊自花”、“故园花自发”、“风月自清夜”、“虚阁自松声”等，清人薛雪《一瓢诗话》评云：“下一‘自’字，便觉其寄身离乱、感时伤事之情，掬出纸上。不独此也，凡字经老杜笔底，各有妙处。”仲则也多用“自”字，如《夜坐写怀》：“作诗辛苦谁传此，一卷空宵手自摩。”《春感》其二：“宫阙自天上，家山只梦中。”这些诗句传写凄凉心境，个性鲜明，颇得杜诗用字之妙。仲则又喜用“谁是”，袁枚《随园诗话》卷十一评云：“记黄仲则有禽言断句云：‘谁是哥哥，莫唤生疏客！’尖新至此，令人欲笑。”其实，仲则用字尖新，令人欲笑，而又不免悲从中来，如《太白楼和稚存》：“凡今谁是青莲才，当时诘屈几穷哉！”《何事不可为二章咏史》其一：“父人复人父，谁非竟谁是？”“谁是”一词是诗人失路的痛哭，也是对上苍发出的质问。二是用字寒瘦苦涩。宋人黄庭坚诗如“药中峻品，以僻涩新奇之制，起陈腐恬熟之病”（《静居绪言》，《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仲则以“涪翁之后身”（《送冯鱼山庶常归钦州》）自任，远承祖法，下字用语，亦以寒瘦苦涩见长。检《两当轩集》诗，扑面而来的便是病马、病妇、病骨、人鬼、残灯、断梗、断魂、残星、残阳、暮气一类的衰飒之语，气韵幽冷，怆人心神，而且味如橄榄，使人回味无穷。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二云：“写景易，写情难。写情犹易，写性尤难。”无疑，仲则用字尖新奇崛、寒瘦苦涩，臻至妙境，正鲜活地体现了诗人的性情。

三

黄仲则诗深受人们的喜爱，有关赞誉之辞不暇引述，包世臣、张维屏的说法即颇具代表性，这里需要指出如何评论有关黄仲则诗歌的质疑之论。

所谓“礼法仇狂士，乾坤侮俊人”。黄仲则其人其诗在清代也受到不少误解和质疑。严迪昌先生《论黄仲则》曾经指出仲则是一位“在‘天才’的赞誉声中被曲解了的诗人”。翁方纲、毕沅等人赞赏其才调，却不免慨叹其“卒以不自检束”（毕沅《吴会英才集小序》），以至于昆仑玉碎。清代不少论者还以为仲则之诗超逸有馀而博大不足。张维屏曾对此进行驳斥，《听松庐文钞》云：“子之意，必以多用书，多数典，而后博乎？必以袭杜、韩之貌，学明七子之声，而后为大乎？”以上批评，大抵属于善意的“误解”。更有甚者以为仲则耽酒好色，其人“不足重”。张维屏《听松庐诗话》亦为之辩解说：“至仲则亲老家贫，穷愁抑塞，念念不忘将母，乃欲谋升斗之养，而不获遂其志。卒至饥驱奔走，客死他乡，吾方悲之不暇，又何暇以礼法绳之耶？”

在有关的争议中，翁方纲与洪亮吉的冲突也值得一提。黄仲则去世不久，翁方纲为其编刻《悔存诗钞》八卷，从千馀首诗中删得500馀篇，并在序中指出仲则诗只有经过“严删”，始能传世。洪亮吉看法颇不相同，力主将仲则诗全编付之剞劂。翁方纲深感不满，致洪亮吉手札云：“然仲则之诗，必如此严删，乃足传之，若全付劂，则非所以爱之矣。恳吾兄速致札关中，暂停梨枣，则弟即将删本寄去，否则此删本煞具苦衷，亦不肯轻以示人也。”洪亮吉未能苟同，《刘刺史大观为亡友黄二景仁刊悔存轩集八卷工竣，感赋一首，即柬刺史》诗云：“检点溪山馀笠屐，删除花月少精神（注云：诗为翁学士方纲所删，凡稍涉绮语及饮酒诸诗，皆不录入）。”（《卷施阁诗》卷十八）应该说，如果仲则全编不传，仅有《悔存诗钞》传世，其“性灵”难免要被“抽空”，变成一副空架子，我们今天恐怕就很难认识其人其诗的真面目了。

四

黄仲则一生赋诗甚多，嘉庆间赵希璜、郑炳文编刻《两当轩诗钞》十四卷，存诗850馀首。咸丰八年（1858），黄志述所刻《两当轩全集》，收诗1072首，后世刻本多沿仿此本。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李国章先生校点《两当轩集》，以光绪本作底本，并补收光绪本漏刻诗8首。其实，仲则现存诗仍只是他一生创作的少数。洪亮吉《行状》称仲则殁后箧中诗“篇幅完善者至二千首”。即使这2000馀首诗，也还是诗人删存后的数字。清人汪启淑《鹿菲子小传》称仲则“年始二十馀，得诗已二千馀首”（《续印人传》）。乾隆四十年（1775），仲则在《诗集自叙》中说：“恐贫病漂泊，脱有遗失，因检所积，十存其二三，聊命故人编次之。夫幼之所作，稍长辄悔，后之视今，何不独然。”据此以推，仲则一生赋诗当远在4000首以上，以其三十五年的生命历程和几近二十年的创作生涯来看，这个数量是惊人的。

清代诗歌浩如烟海，编纂《全清诗》尚是一个杳杳无期的工程。清诗选本的编集也非易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时代距离我们太近了。唐诗在经过千馀年的历史检汰后，优劣区分较易。而编选清人之诗，尚是检汰清诗的历史长河中的一些初步尝试。所以，我们主张多撰写几部清代文学史，编刊一些作家之集，这将有助于清代文学的传播和研究。

翁方纲编刻的《悔存诗钞》“凡涉绮语及饮酒诸诗皆不录入”，当时就遭到洪亮吉的强烈反对。毕沅《吴会英才集》、王昶《湖海诗传》、张应昌《清诗铎》、徐世昌《晚晴簃诗汇》俱收录仲则不少佳作。今人陈永正（止水）先生编选《黄仲则诗选》（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初版，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再版），选诗103首，详加注解，对仲则之诗的普及多有贡献。本次编选《黄景仁诗选》，以李国章校点《两当轩集》为依据，参以其他刻本与选本，选诗348首。有关录诗的标准，有两点需要说明。其一，严迪昌先生不赞同选本陈陈相因，曾经提出“新、美、活”的编选准则（《元明清词》，天地出版社，1997年）。本次诗选，亦是以“新、美、活”为则。其二，在文学史视野观照下，选诗力求较全面地反映仲则创作的实际，如大量选录《悔存诗钞》摒弃的“涉绮语及饮酒诸诗”，盖因这类诗能见仲则的真性情；选录不少以学为诗的作品，是由于这些诗是其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本书初版以文字稿录入，条件简陋，又倚于门人之力，自己疏于校理，鲁鱼豕亥之误甚多。笔者深悔当年的鲁莽无知，每有负罪之感。承蒙湖湘才士谢卫民兄、南京师大宋雪博士、浙江大学刘雄博士不弃，指正错谬，受益良多。此次修订，复参考许隽超先生《黄仲则年谱考略》，在此一并致以谢意。前哲蒋剑人、朱建新皆选注有《黄仲则诗》，笔者见闻鄙陋，曩昔且欲束书不观，今取而读之，知前贤远不可追也。小书增订于2011年岁末，明年二月作补记，即交出版社待梓。光阴荏苒，忽忽十载，始得排印。近接校样，重作勘读，知十年前增订仍嫌粗疏，乃作考补。又见张草纫先生《黄仲则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以下简称“张注”）、蔡义江诸先生《黄仲则诗选》（中华书局，2011年，以下简称“蔡注”）刊行，购读之，知各有所得，遂检可采者各数条，以为订补。

参酌蔡注订补14条：仲则《观潮行》“前胥后种”一条；同篇“我欲停杯一问之”一条；《骤寒作》“万窍”一条；《偕容甫登绛雪亭》“横江鹤”一条；《寄王东田丈》“射生手”一条、“学羌语”一条；《子夜歌》解题一条；《夜起》“叔夜于仙已绝缘”一条；《重九后十日醉中次钱企卢韵赠别》“莫羡悠悠世上名”一条；《秋夜燕张荪圃座》“白雪”一条；《春感》“宫阙自天上，家山只梦中”一条；《三叠夜坐韵》“散帖半床休检点，爱它鼠迹满凝尘”一条；《元夜独登天桥酒楼醉歌》“陶家”一条；《圈虎行》“不如鼠”一条。

参酌张注订补者20条：《秋夜曲》“双鸳鸯”一条；《莫打鸭》“芙蓉”一条；《湘江夜泊》“三十六湾”一条；《武陵吴翠丞降乩题诗，仿其意为此》“土花”一条；《大造》“阿保”一条；《即事》“宿雨”一条；《春风怨》“题来”一条、“沉沉”一条；《秋夜燕张荪圃座》“屈膝”一条；《即席分赋得卖花声》“齿颊生香”一条；《十月一日独游卧佛寺逢吴次升、陈菊人，因之夕照寺、万柳堂，得诗六首》“绿野名园”一条、“翠微”一条；《乌岩图歌为李秋曹威作》“曾参冠”一条；《都门秋思》“好寻驺卒话生平”一条；《夜坐示施雪帆》“行縢”一条；《元夜独登天桥酒楼醉歌》“双坛”一条；《送陈理堂学博归江南》“布帆安稳作归人”一条；《腊月廿五日饮翁学士宝苏斋，题钱舜举画林和靖小像用苏韵》“点漆”一条；《恼花篇，时寓法源寺》“非人谁与”一条；《夜雨》“天漏罅”一条。

朱建新、蒋剑人二先生旧注，有所参酌，各为标明。胪列诸条，以示不掠人之美，亦见注解非易事。至于注者抄挪沿用，兹不论。谨因小书浅陋，贻误注家，冒渎读者，诚致歉意。

此次校稿，蒙人文社胡文骏、杜广学先生之允，得事考证，补所未完，增释旧典、今典若干。如《二十三夜偕稚存、广心、杏庄饮大醉作歌》诸篇，补仲则与马鸿运、左辅、洪亮吉聚饮，号“城东酒徒”故事。指出《杂诗》“前后”二句反用曹植《箜篌引》诗句；《铺海》“迷娄”，即迷空，与迷楼无涉；《宣城杂诗》“宣城花”兼用宋人苏为典事；《答和维衍二首》“如豆和黄”乃磨豆成浆，非如今人穿凿之释；《独鹤行简赵味辛兼示洪对岩》“商山君”，用商山隐士高太素故事。《洪忠宣祠》“梨面”，引民国《黑龙江志稿》作解。《湖上杂感》“酒面”，引白居易、陶渊明诗及吴瞻泰《陶诗汇注》增释之。《别稚存》“此去风尘宜拭目”，引《汉书·张敞传》以作新解。《杂题郑素亭画册》之“郑素亭”，考为明代画工郑书逊。《寿阳》“河胃”，引陈维崧《南阳怀古八首》证其即“淮水”之称；《怀映垣内城》之“映垣”，考为荆溪任映垣。《济南病中杂诗》“南山”，指齐地南山，即历山。《将之关中留别吴二春田》之“吴二春田”，考为休宁吴兰芬。《典衣行》一首，考为乾隆三十四年冬和洪亮吉《典衣行》所作。《述怀示友人》“檐前”句所缺第六字，盖为“爵”字。

注书不易，况所学短浅，根基薄陋，岂不难哉！仲则之诗，当时即有论者以为不易读。小书虽经修订，其不达者、谬误处当仍多，祈请方家读者不吝赐教，减我文字之业，以更有助于仲则诗篇之播传，人生幸莫大焉！

李圣华

二〇〇四年十月初稿第一稿

二〇一二年春补记

二〇二一年春再校毕，补记于越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