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故乡养病

弘治十五年初,在京的王华被提升为翰林院学士,三月,又被命参与撰修由李东阳主持的《大明会典》,[20]仕途看好。

而在外完成了公务事以后,王守仁必须北上回京。或是由于旅途风尘,过于劳累,他病倒了,前往扬州养病三月。[21] 这一时期,他较多注意养生。

春天,他会见汤礼敬。[22]和他一起,朝西到了句曲、丹阳,并且上了茅山。两人同游茅山,探讨吐纳之法,寻访“仙人”。[23]

该年五月,王守仁回京师复命。

京城之中,原来的一些朋友,仍在以诗文为追求。而王守仁此时有了一定的反思,认为:“怎么可以把自己有限的精神消磨在那些无用的虚文之中呢?”这成了他以后思想转变的契机。[24]

三十岁前后,王守仁的身体状况一直不佳,弘治十五年,或许由于几个月在外周行,过于劳累,也或许因为对于今后的人生,内心中纠结不定,王守仁又病了。是年八月,他上疏告病归越。[25]

得到朝廷恩准,这一年立秋时,王守仁回到故乡。[26]

说到回故乡,或许和王守仁家中的变化有关。[27]如前所述,王华中状元以后,把父母接到了北京生活。余姚老家,由王守仁的伯父王荣一家和叔父王衮一家共同居住。但是,王衮在弘治十一年去世了。这样,王家就面临着“分家析产”的问题。当时祖母岑夫人在北京,她坚持要等到她回家再办理丧事。有一部分原因,当就在于此。“壬戌正月”,“太夫人自京归”,到“十月甲子”,葬王衮。在此期间,八月,王守仁归乡。

王守仁见到祖母岑氏。这时,她已经八十一岁了。亲人相会,感受到了亲情的温馨。此时,王守仁的父亲正在京中忙碌,操办三叔丧事的担子,自然有些具体事务也就落到了王守仁的肩上。[28]

归浙江后,王守仁在绍兴附近的山上,修筑了个“阳明洞”,居于其中。[29]

远离了喧嚣的京城和社会交往,王守仁在山间洞穴,身心都渐渐安静下来,行导引之术。[30]

这期间,他与故乡的老友王司舆、许璋有交流,和他们探讨养生之道和儒学的精微。[31] 王守仁汇集养生的实感,还写了一首《坐功》诗:“春嘘明目夏呵心,秋呬冬吹肺肾宁。四季常呼脾化食,依此法行相火平。”[32]

在这些行动和诗文中,可以看到,一方面,王守仁确实继续关注道教,这和他以往的思想有关,另一方面,也当注意到,对于道教,这时,王守仁显现出从人生论、宇宙论角度朝实际养生方法论转化的倾向。

这期间,王守仁对佛教也进行了探索和反思。他游历了浙江四明山一带和杭州周边的寺院,如本觉寺、圣水寺、曹林寺、惠济寺、觉苑寺等。[33]一日,王守仁到一间寺院中见到一僧在寺中静坐。听说他已经坐了三年了,感到有点奇特,就上前和他寒暄,问他:“这么静坐,是否还想念家人呢?”

这也许正是王守仁在思考的问题:出世的话,固然六根清净,但又如何处理和自己休戚相关的家人呢?

僧人倒也坦率,说自己还是想念家人的。

王守仁觉得他还是六根未断,想:既然如此,何必强制自己静坐?于是就说:“那你就回家好了,还静坐什么呢?”

过了几天,王守仁再去那间寺院,那个僧人已经不在了。[34]

可见在游历中,王守仁非常热衷于道教养生,也非常注意对佛教“出世”观念的思考,经过实际生活的体验,逐步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繁琐的礼节,严格的等级,消磨着进入官场的年轻人的豪情和锐气。在文坛和官场上,有的人积极投入,施展运作;有的人则随波漂流,任侠求仙,追求彼岸世界的超逸解脱。

在当时遇到的各种思想潮流中,王守仁探索寻找着“道”的真谛。他思考着,也烦恼着。弘治十六年,王守仁给好友陈文鸣信中说:“仆碌碌度日,身心之功,愈觉荒耗,所谓未学而仕,徒自贼耳。进退无据,为之奈何?”[35]可见他当时的思想和感受。

这时期所作的《山中立秋日偶书》,也颇能反映王守仁的心态:“风吹禅声乱,林卧惊新秋。山池静澄碧,暑气亦已收。青峰出白云,突兀成琼楼。袒裼坐溪石,对之心悠悠。倏忽无定态,变化不可求。浩然发长啸,忽起双白鸥。”“倏忽无定态,变化不可求”这不仅是说天上的白云,也是此时王守仁自己的实况吧。

各种想法,各种不同的学说,各种可能的追求,什么才是自己真正向往的呢?王守仁在思考和探索。

在精神世界中,王守仁渐渐感到佛、道的缺陷,决心回到现实的世界中。[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