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告成。它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全书除采用正史资料外，还博采杂史200多种以上。书中记事，条理清晰，层次分明，详而不乱。因此，这一整部编年体史书体大思精，不但史料充实，而且文笔生动，特别是它的时间概念极为明确具体，让人爱看，看了还想看，又很耐看，其魅力是经久不衰的。
《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北宋时代，在中唐以来长期混战之后，实现了国家统一，恢复和发展了社会经济，繁荣了学术文化；同时，内政多弊，御戎不力，“积贫积弱”，局势不稳。这是一个有生气的时代，又是一个很苦闷的时代；是个前进的时代，又是个软弱的时代。当时，君主将相，志士仁人，平民百姓，多在考虑如何生活，寻找出路。于是，有主张以“柔道”治天下，说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有立志改革，而实行变法的；有生活困苦，被逼铤而走险，起义造反的。掌握文化知识的人们，特别是历史学家，如欧阳修、司马光、范祖禹等，往往面对现实而回顾历史，企图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借鉴历史，为了有助于治国安邦，更好地解决现实矛盾。其中，司马光主编《通鉴》的目的最突出，最具代表性。它是由“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而得名。
《资治通鉴》这部编年体通史，论其地位，可用清人王鸣盛的一句话来概括：“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一代伟人毛泽东晚年曾对人讲，他将《资治通鉴》这部300多万字的史书读过“一十七遍”。这真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
1956年，由当时的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点校本《资治通鉴》（包括随文加入的胡三省注），就是根据毛泽东提议，组成标点委员会，由顾颉刚等21位专家通力合作，重新点校后排印出来的。这个点校本一印再印，发行量很大。
毛泽东的藏书中，既有《资治通鉴》的线装本，又有1956年初版的这个点校本。这两种不同版本的同一史书里，都留有他圈点批画的笔迹和记号。毛泽东曾经总结性地说：“《通鉴》是一部值得再读的好书。有人说，搞政治，离不开历史知识。还有人说，离不开权术，离不开阴谋。甚至还有人说，搞政治就是捣鬼。我想送给这些人鲁迅先生说的一句话，‘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资治通鉴》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争读不止，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数不胜数，毛泽东晚年曾讲，他将《资治通鉴》读过“一十七遍”。他曾说过：“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会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司马光晚年还做了三个月的宰相，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他便死了。死了之后，还接着倒霉，真是人事无常啊。”
一代伟人毛泽东，酷爱《资治通鉴》，通读一十七遍，至书页残破，仍爱不释卷，且言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遂广为推荐，又教读于左右，批点于卷帙，循循导启，不厌碎烦。现在，一部线装本《资治通鉴》仍静静地放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里。可以说，《资治通鉴》伴随毛泽东走过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跟毛泽东品读《资治通鉴》，就是从毛泽东的视角，重新审视、解读、感受几千年来影响支配中国人的古老的钩史浮沉，以及这段漫长的历史在毛泽东炉火纯青的点化中升华出来的照耀二十一世纪的伟大智慧。跟毛泽东品读《资治通鉴》，就是学习毛泽东对《资治通鉴》的多角度、深层次的整体把握与解析，学习毛泽东如何通过对《资治通鉴》的创造性解释、转换，恰到好处地运用到个人的成长、生活，运用到工作、革命和治国理政中。书中收录的毛泽东对《资治通鉴》的精彩点评、绝妙运用以及极富毛泽东个人魅力的妙趣横生的发挥，都给读者在阅读时带来无穷的乐趣和教益。“鉴于往事，资于治道”，以历史的得失作为借鉴来进行现代管理，是本书最想呈现给读者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