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远去 ——怀念导师李学勤先生

张国骥

（湖南师范大学）

我是2004年认识先生的，当时我是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我当年考上了博士生，师从李学勤先生和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教授，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这样我就有了两位导师。由于我是在职博士生，管理工作繁忙，只能在岳麓书院上课，这样可以不耽误上班。我常到北京李先生家请教先生。我每次去北京请教，先生不管多么忙碌，总是笑着从书房里走出来，说：“国骥来啦，请坐。”师母则忙着倒茶上水果。

我向先生请教，无所不问。14年来，我每次到先生家，都把先生的教诲记下来，这些教诲对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向先生请教，就像聊家常，从先生轻言细语中去领略教诲。先生仙逝，想起这些，感佩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令我无限怀思。

我说：“李先生，您曾经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我想请教，怎样处理好管理与做学问的时间关系?”他说：“就像电开关的切换，工作时是这样，工作完了，马上切换到做学问上来，瞬息之间切换过来。”李先生有这个本事，他能在工作与研究之间马上切换，进入所在状态，或者工作状态，或者学术研究状态。

我曾请教过李先生：“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从未间断过，请问其因为何?”先生说：“我想应该是中华文明具有开放包容性。开放包容才会吸收新鲜营养，注入活力，才会有生命力。”

我读的是中国古代思想史，想对清嘉庆道光时期的政治状况做点研究，博士论文题目定为“清嘉庆道光时期政治危机研究”。清嘉庆皇帝是1796年即位，1800年亲政的，1850年清道光皇帝去世，两帝的在位时间正好50年，半个世纪。这50年到底存不存在政治危机?我没有把握，如果不存在政治危机，这篇博士论文的前提就不能成立。我请教朱汉民教授，又到北京请教李先生。先生说：“应该存在，这五十年存在政治危机，这个题目可以写。”先生的定性，使我对博士论文的立论有了信心。这样，我花了近七年时间完成了论文《清嘉庆道光时期政治危机研究》。后来，我的博士论文扩充成书出版，先生为我这本小书作序，再一次谈了他的这一看法。这篇序言对我做学问有很大的影响，故在这里引用一大段如下：

在国骥向我提出他计划专门研究嘉道时期政治危机这个课题的时候，我在内心里还是从学术史、思想史工作的角度来考虑衡量的。近年学术界多谈康雍乾盛世，做学术史、思想史研究的也常讲乾嘉学派，然而从康雍乾下至嘉道，清朝的历史局面确有巨大的转变，学术、思想风气同样大有不同。如何认识和分析其间的变迁实质，很需要我们仔细思量。

当时我回想起多年前反复读过的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书的一开头总论学术思潮，引述“佛说一切流转相，例分四期，曰：生、住、异、灭。思潮之流转也正然，例分四期：一、启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蜕分期（异）；四、衰落期（灭）。无论何国何时代之思潮，其发展变迁，多循斯轨”。清代的主要思潮是汉学，汉学于乾隆朝达到极盛，至嘉庆而转衰，道光以下渐归结束，为新学所取代。嘉道时期正是一大关捩，应该特别考察。

梁启超讲学术史，强调“政治的影响”，我们更当把嘉道时期思潮的演进放到政治、社会的大背景中来审视，将后者作为研究的前提。张国骥博士本书的贡献，正在于充分揭示了嘉道这五十年间危难重重的国家大势。他把那一历史时期的危机分为四个方面，即吏治危机、社会危机、民族危机和改革失败，令今天的我们读之仍不免生震撼之感，原来中国竟是这样进入十九世纪的。

当然，嘉道时期不仅是清朝政治由盛转衰的转折关口，更是中国几千年来君主国家政制走向终结的前夕。如本书所陈述的，政治危机的剧烈和深刻，甚至蛰伏于书室之中的纯学者，也不能无闻无见。写到这里，我想起前几天看过一篇论段玉裁晚年自悔的文章。大家知道，段玉裁为戴震门下弟子，是标准的汉学家，其《说文解字注》堪称不朽名作，然而他到终老之时，竟自云“归里后所读书，喜言训诂考核，寻其枝叶，略其本根，老大无成，追悔已晚”，叹息“读书竟无成也，余之八十年不付诸水中乎?”其如此自责，毋宁说是针对流行的汉学学风而言，批评其无益于经世致用。段氏卒于嘉庆二十年（1815年），我们已经可以由他的话中感受风气移转的信息了。

国骥博士在本书结论中说：“中国清朝嘉庆、道光时期的政治危机，也是中国历史转型期的政治危机。”他指出：“此时中国的君主专制开始动摇，落后的农业经济，落后的科学技术，落后的思想文化，以及落后腐朽的君主专制制度，都不能照常运转下去……虽然六十年后的辛亥革命才推翻帝制，但毕竟出现了历史的转型。”这样，通过危机的剖析找到转机，于漫漫长夜中发现一线曙光，说明了历史的辩证法。因此，我认为《清嘉庆道光时期政治危机研究》这本书，对于探讨政治史、社会史固然很有价值，对于学术史、思想史，以至当时整个历史转型过程的研究，都大有意义。

这篇序言，给予了我极大的激励和鞭策，使我学会了从政治思考学术、从学术思考政治的方法，而且也学会了把政治问题消化在学术之中，这篇序言指导我找到了符合自己特点的治学门径。

先生之博学精深，令我辈钦佩不已。在北京八宝山举行的追悼会上，评价先生是一位“国际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古文献学家和教育家”。

从甲骨文到思想史，又从甲骨文到战国文字和青铜器，从马王堆帛书到清华简以及从古史、古文献到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学术研究轨迹中，可以看出，先生孜孜以求，焚膏继晷，几十年如一日，就是为了探索古代文明，或者说是“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这一主题贯穿了先生一生的学术研究。

李先生是国际公认的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古文献学权威，被学术界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在多学科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引领和推进了中国古代史、考古学、古文字学等多学科的发展。在甲骨学研究方面，他建立了殷墟甲骨“两系说”的分期理论，发展了“非王卜辞”的研究，并首先鉴识出西周甲骨文，对甲骨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在青铜器研究方面，他从“形制、纹饰、铭文、字体、功能、组合和铸造工艺”等方面开展综合性研究，尤其重视新出青铜器材料的考释和研究工作，推进了商周年代学的建立和商周史研究的发展。在战国文字学研究方面，他率先提出战国文字“五系说”，推进了这一古文字分支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在简帛研究方面，他参加了马王堆帛书、定县汉简、张家山汉简的整理，并主持了睡虎地秦简、五一广场东汉简等多种珍贵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尤其是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收藏、保护、整理和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先生具有宽广的国际学术视野和高度的理论创新精神，提出“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走出疑古时代”等学术主张，倡导开展比较考古学和比较文明史研究、国际汉学研究和重写学术史，在学术界影响广泛而深远。从20世纪50年代起，先后出版《殷代地理简论》《东周与秦代文明》《新出青铜器研究》《比较考古学随笔》《走出疑古时代》《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古文献丛论》《周易溯源》《文物中的古文明》《通向文明之路》《三代文明研究》《夏商周文明研究》《清华简及古代文明》等学术著作40余部，为中国学术事业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

其实，还不止这些，先生还对玉器、陶器、漆器、早期铁器等文物，都有精深研究。他是文物尤其是玉器鉴定大家。先生还是最早推动“国际汉学”的学者之一，在他的建议和主持下，清华大学建立了国际汉学研究所。

先生晚年全力整理研究清华简，我每次看望先生时，他都在研究清华简。我问先生：“清华简要多久时间整理完毕?”他说：“至少得十年，一年出版一册。”我说先生要注意身体，不要劳累。他说：“我每天工作不了几个小时，清华简使我太激动了。这批简不少是一本本先秦时代完整的书。研究起来，令人激动不已。”我说：“这批简整理出来以后，可能会改写先秦历史。”他说应该是这样，我们整理新材料，提供给大家研究。

有一次，从清华简谈到秦始皇焚书这件事，我请教过先生。先生记忆力超群，他随即说起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这么一段记载：

臣（李斯）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

这里写到李斯建议焚书，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令焚书。学界对是否焚书，有不同的看法。我问：“是不是真的焚书了?”他说：“肯定烧书了，因为清华简上有的书，秦始皇焚书令以后就不见了。看来秦始皇焚书的命令得到了贯彻。司马迁所记不虚，不但焚书了，而且焚书是比较彻底的。”

我曾向先生请教治学方法论。先生告诉我，可看看陈颖飞对他的采访录。先生说从走出疑古时代、重写学术史、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到比较考古学到二重证据法，是其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论的一些思考，可供参考。

他说：“走出疑古时代、重写学术史、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三者的关系，即利用大量考古新材料，解放思想，走出疑古时代，这样便能重写学术史乃至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走出疑古时代是前提，重写学术史和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是结果。”

先生提出“比较考古学”主张。他说：“我提倡比较考古学，是因为以比较的方法研究考古文化，可以看到各种文化的同异，能够揭示一些文化之间交流影响的关系，并对各个文化在历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断。我将中国考古学范围内的比较研究分为五个层次：一是中原地区各文化的比较研究；二是中原文化与边远地区文化的比较研究；三是中国文化与邻近地区文化的比较研究；四是环太平洋诸文化的比较研究；五是各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

先生寄希望于后学，希望把中国古代直接与外国古代做比较性研究。他说：“最理想的是研究古希腊罗马，再研究古代埃及，再研究古代中国。”他说这是一个大课题，也是一个大难题，但很值得研究。

“二重证据法”是王国维先生于1925年在清华研究院提出来的，即“纸上之材料”与“地下新材料”的互证。二重证据法是研究出土文献与古史的最重要方法。先生继承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并发扬光大，把二重证据法之运用引向深入。

先生通几门外语，他还喜欢看国外的侦探推理小说。我有一次问先生：“您读英文版的侦探推理小说，不怕耽误时间做学问吗?而且侦探小说与做学问有什么关系呢?”先生笑了笑，说：“那是休闲，活跃活跃脑子。不过，侦探小说也能锻炼思维，且两者有相似之处。你看，侦探小说讲的是破案，是从蛛丝马迹中找到真相。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也是这样，从蛛丝马迹中找到历史的真相，寻找中华文明之源。这就犹如在一个茂密的森林里打猎，从蛛丝马迹中发现猎物，一步一步逼近猎物。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我惊叹，先生真是一位高人，先生的学问早已高度融会贯通。

有一次，我请教先生的为学之道。先生告诉我，他曾写过一篇小文《理论、材料、眼界》，是讲为学之道的，可以看看。先生说，研究古文字和古代史，需要理论、材料、眼界三方面结合起来。理论指引方向，开阔视野，考古新材料使我们超过前人。“我们研究一个具体问题，目的似乎是狭小的，但有了正确的方向、广阔的眼界，就能深入拓展。其实，具备理论、材料、眼界三方面的修养，不仅是研究古文字和古代史的需要，研究其他学问也是如此。”

在先生80寿辰时，我请湖南师范大学语言学家蒋冀骋教授撰联，书法家胡昌华教授书写，送给先生一副对联，表示对先生学术成就和远见卓识的钦佩：

学究天人定信夏商周二重证据超班马

识穷今古考文金甲简九组世期赛段王

在北京八宝山先生的追悼会上，各界来告别先生的估计有两千多人，也送来了不少对先生缅怀的对联，都寄托着对先生的哀思与敬仰之情，兹录几副如下：

大门的挽联是：

研精夏商周汉百世足徴抉微释古惟先觉

道贯礼易诗书佚篇重焕著史传经待后生

我们受业众弟子挽先生之联：

甲骨分期题铭划域倡导探源再释文明定夏商周新年表业界由兹开风气

青铜断代简帛编联反思疑古重书学术理经史子旧典藏世间从此绝斯人

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挽联：

学术究三古信古疑古终释古

思维理旧文遗文逸文共修文

这些都反映了学界和社会对先生学识道德文章的高度评价。

先生仙逝，我失去了一位好导师，学界失去了一位大师，令人无限伤怀。我们永远怀念先生!

（原载《深圳特区报》2019年3月5日，此次收录时稍作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