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 先 生

李天虹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2月24日早上醒来，习惯性拿起手机看时间，第一眼看到的却是缙云兄的通告，李先生于凌晨去世。虽然先生辗转病榻多时，春节拜年时师母告知情况不乐观，可是一时依然不愿相信，呆呆静坐数时方才醒悟，数番忍下泪水，几度抚头追思。2017年11月6日下午曾去拜望师母，适逢先生打电话到家。师母让我跟先生说几句话，尽管很想笑着跟先生打招呼，但电话那头传来熟悉的声音“天虹”，霎时泪水夺眶而出，泣不成声。先生虽然话语虚弱，但是依然清晰，我一直觉得还有机会见面、聆听教诲，从未想过这会是跟先生的最后一次对话。恩师仙去，吾辈痛何言哉。

第一次见到李先生，是在1984年，差不多是11月，先生前来吉林大学参加第一届古文字学方向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并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答辩会后，答辩委员集体为历史系师生作学术讲座。那时我是吉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大二学生，听说作讲座的先生都是学识渊博的大学者，便随大流去听了讲座。意外的是，懵懂如我，清晰听进了先生所讲的前所未闻的内容，主题是战国文字，他说战国文字研究大有可为。那时候，跟甲骨文、金文相比，战国文字尚属于古文字学领域的冷门，关注的学者不多。圈内学者有个共识，就是先生口才了得，能将枯燥或者高冷的学术问题，深入浅出地讲给听众，有时幽默风趣之至，笑声一片。当年也许多半是这个原因，“古文字”在我的脑海里播下了种子。后来选择读研方向时，一番晕头转向之后，这粒种子却悄然发芽并茁然成长。意识到这一点，我即刻决定，未有片刻犹疑。近些年来，战国文字研究已经成为古文字研究领域的前沿或者说最重要的分支之一，先生高瞻的学术视野和宏广而独特的学术视角，于此可见一斑。

真正跟李先生相识，是在1992年11月南京大学召开的古文字学年会上。那时我硕士毕业两年，已是一个1岁多孩子的妈妈，蜗居于工作单位湖北省考古所分配的一间约20平方米的平房里。每天尽心尽力带孩子，做家务，忙得昏天暗地。除去完成基本工作外，几乎一页专业书都没有看。适逢包山简正式公布，得地利之便，早于同行拿到报告，信手翻看几眼，觉得大有趣味。硕士毕业以后，破天荒地在带孩子之余，写了一篇读包山简的札记，并上呈我的导师林沄先生赐正。林先生看过后建议我以此文参加南京古文字学年会，并说他因故不能与会，可以跟赵诚先生联系争取参会。后来蒙赵先生推荐，得以顺利成行。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参加的古文字学年会，也是最令我难忘的一届。参加那届年会的大概只有三四十人，大家围坐一起，讨论中有辩驳甚至比较激烈的争论，却时时在众人会意的笑声中结束；也有知名学者发言，开篇就说一管之见，不一定对，大家姑且听之。对于我来说，徜徉在这样的氛围里，默默地听，静静地瞧，内心满满的新鲜和愉悦，觉得这些人都好可爱。也许是在不读书的日常琐碎中时间太长了的缘故，我强烈地觉得，这才是自己需要的生活。短短一两天时间，不知是怎样的开始，考博的念头在心里蓬勃蔓延开来。同样没有过犹豫，我把目光聚焦在了李先生身上。也许因为与会的学者不多，我这个懵懂的人，有不少随意的机会近距离接触先生这样的大学者。我跟先生讲了自己的想法，没想到先生表示很欢迎，说你是吉林大学毕业的学生，我自然愿意接收，只是目前下一年度没有招收古文字方向博士的计划。他还问我，愿不愿意到历史所工作，不过最好我是单身，才方便调动。得知我已是孩子的妈妈，此事也只能作罢。两件事都没有成，但是先生的态度大大激励了我。回到武汉后，我的心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表面上也有改变，比如我时常开录音机听外语，为考博作准备，尽管这没有实质性提高我的外语能力。

1994年，我如愿回到母校，继续师从林沄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到1997年，在撰写毕业论文的空当，开始为毕业后的去向作考虑，又想到李先生。南京会议的遗憾，其实也蕴含着希望。我给先生写信，表达想跟他作博士后的想法。先生很快回信，嘱我回武汉时在北京停留一下，到历史所找他面谈。这也是先生的细心体贴处。那时从长春到武汉没有直达火车，最好的路线是从北京中转，而且有座位的车票都不容易买到。先生定是为了我的方便，才不让我专门去北京。因为南京会议之后再未有联系，面谈时先生主要问了我学习情况，然后说公费博士后名额太紧张，还涉及历史所其他老师之间的协调，能否考虑自费，我说没有能力，先生说那就比较难，只能到时候再看情况。那次在北京，我还见到了宫长为师兄，他告诉我公费博士后名额确实紧张，那几年先生名下的录取比例甚至可以达到十几比一。我也真切感到此事难度大，先生应该是不忍明说，所以几乎不抱希望，也就没有再跟先生联系。那些年，吉林大学古文字方向博士论文答辩往往请先生作答辩委员会主席，我们1997届也是。答辩结束后跟各位答辩委员道别时，先生问我是否还想作博士后，我大为惊讶，脱口而出，愿意愿意，先生一下就笑了。他还是嘱我回家时在北京暂停面谈相关事宜。那之后，好几天，人处于云里雾里中，每天开心得都像要飞起来。自从从偏僻的乡村初中，考到被乡亲视为“大学”的县第一高中，这应该是记忆里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追随李先生作博士后两年，我自觉自己各方面都有进步，林沄先生曾有溢美之词“学识和修养的提高都真使我有刮目相看之感”。因为当时先生工作繁忙，简直可以用“日理万机”来形容，我们见面的机会并不多，可是每一次面谈，几乎都能给我深深的触动。先生的教导常常寓于比较随意的聊天之中，却往往是高屋建瓴、提纲挈领式的，给人拨云见日之感，当然也有具体而微的时候。1999年10月，在武汉大学召开的“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陈伟先生宣读《〈语丛〉一、三中有关“礼”的几条简文》一文，认为《语丛一》31、97号简应该连读，作“礼因人之情而为之节（度）者也”。陈先生还列举了传世文献中的一些类似表述。当时遵从李先生的建议，我的博士后工作报告是以郭店简为主攻方向，《语丛一》“节”之后那个字，在郭店简中有十几例，属于一个疑难字，它的读法一直令我困惑。受陈先生的启发，我注意到与“节”相当之处，传世文献皆作“节文”，遂想到“”是否就可以读为“文”。会议中间休息的时候，记不清先生为什么事找我，谈起这个字的读法，没想到先生有同样的想法，并嘱我尽快收集相关资料，对这个字进行考证。返京后我很快写出初稿，先生审看一遍并提出修改意见。先生认为这个字的释读很重要，应该尽快公布，遂将修订稿推荐至《华学》，文章从而得以在2000年8月就正式发表。对“”字的读法很快得到同行的基本认同，后来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出土文字资料的验证。初稿的署名，我把先生和我次第署上，是衷心认为本该如此，但是先生坚辞不允。交修订稿给先生时，署名上我作了跟初稿同样的处理，可是后来《华学》编辑部跟我沟通时，我发现先生的署名又不见了，可以肯定是先生再次划去了他自己的名字。这样，我才在稿件末尾追加了一段附记，对相关情况作了简要说明，看过这篇小文的同行大概都了解。署名方面的插曲，却是大家不知道的。这似乎是一件小事，可是于小可以见大。先生的言传身教，也一直影响着我的执教生涯。

人生总是有遗憾。曾经看到旭东师姐、邢文师兄的文字，谈到对先生的期望有所辜负，于我心有戚戚，更是愧不能尽言。先生，恕学生愚钝，不能达到您的期望，不过多年来我心无旁骛，执着于专业，就此一点，您是满意的吧。

2019年3月初稿，10月17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