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的步伐是那种母鸡一样的小碎步，走得很快。她为什么要走这么快呢？转眼之间就消失在一片被人工修剪过的灌木丛后面。是那种开着小花的灌木。我不得不也启动起碎步（公鸡一样的）紧跟而上。在通往熊猫馆的那条林荫道上，我又看见了她迈着小碎步的背影。她的背影是很美的，尤其迈着小碎步的时候，臀部更往后翘，晃动的频率和弧度也比平常更厉害。我回想起她在雨中的脸，虽说不漂亮，但比起我第一次见到的时候要好看多了，这或许是做了母亲之后的一种变化，即“母爱的晕染”（这个句子是我从一首翻译诗中看来的）。她走过熊猫馆，往右拐，进了一条更狭窄的林荫道。难道是要去那间堆杂物的木板房？这种预感让我不由得放慢了脚步。我还要不要跟过去？我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向木板房靠近。我知道此时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不是要追上她，因为我已猜出她去那里是要干什么了，如果我继续往前走，就是跟踪，再继续下去，就是偷窥。我可以（而且应该）转身离开的，但我没有。
十多年过去了，这间木板房依然如故。要不是亲眼所见，我都以为它早就不存在了。女人走到了木板房前，停下来朝左右看了一下（我赶紧躲在她的视线之外），然后弯下腰，钻了进去。这个入口依然是当年的那个破洞。我不禁感叹，这也算是故地重游？我隐蔽在一棵银杏树下，抽了一支烟。银杏树离木板房只有不到一米的距离，而且紧靠着一扇窗户，我只要稍微侧过身去，就能看见里面的情形。不是全部，但差不多想看的都能看见了。女人出现在窗户的三分之一的位置，脸的左侧被垂下来的头发遮住，但右侧的胸部却十分突出和醒目。胸部之下靠近腹部的地方，被一只手环抱着，那是一只有点粗糙的手，男人的手。男人紧贴在她的背后，但看不见他的脸。那只手先在女人的腹部上下滑动，然后突然往上，伸进衬衫里面，再一路向乳房方向滑动。女人的身体开始往前倾斜，露出了后面男人的头顶，头发稀疏，且有些零乱。看得出来，男人极力将自己的身体往女人身上靠，女人不得不用手支撑着（支点就是前面的窗台），承受着男人的挤压。男人的头顶在女人的背后一上一下地起伏着，只要起伏的幅度稍微厉害一点，便会露出他的额头。再厉害一点，就有可能将整张脸也露出来。有一次差点就把脸露出来了，但女人突然抬起头来，将整个身体向后仰，一下挡住了男人的脸。她仰起身来是要腾出自己的手，好用来解开牛仔裤的扣子和拉链。牛仔裤的拉链似乎被卡住了，她有些慌乱。男人这时也把他的手从女人的衬衫里抽了出来，抓住她的牛仔裤，帮着她往下拽。男人的动作很急切，很粗暴。我觉得我不能再看下去了，我应该离开。但就在这时，没等我来得及离开，女人已经看见了窗户外面的我。她表情平淡，没有一点惊慌，更没有躲避，就好像她根本没看见我一样。这倒让我有点惊讶和疑惑。牛仔裤已经被彻底解开了。男人开始用力。她的身体也开始前后摇晃。但她仍然镇定自若地将目光盯着窗外。她是真的没有看见我吗？
我像一只受伤的动物，转过身，黯然离开了那间木板房。
28
我又回到那棵芙蓉树下，卖乌龟的女人已经等在那里了。她抱怨我怎么没在这里等她，害她还跑去到处找我。我撒谎说，我去上了下厕所。上厕所要这么久吗，做坏事去了吧？她继续抱怨。想一想，她说得也对，我确实做了不该做的事。我很认真地向她道歉，并问她帮我搞到路条没有？她说，根本就没有你说的什么路条。她还说，她被她男人臭骂了一顿，说她是神经病。这其实是在骂我，我才是神经病。我说，我们可以去照相师那里，问问他我说的是不是真的。什么真的假的，要问你自己去问。她嘴上虽然这么说，但还是抱着她的乌龟跟着我去了照相师的小屋。
我们走到照相师小屋的时候，看见小屋的门前围了许多人，还有几个穿警察制服的人站在门口。我们想往里面走，但被挡住了。那时我们还不知道里面究竟出了什么事，但肯定是出了什么事，而且是不小的事，不然不会有警察站在这里。于是我们退了回来，没有继续往里面闯（想闯也闯不进去），改为问旁边的人，究竟出了什么事？一个中年妇女说，那个照相的自杀了。啊？这怎么可能呢？我完全不相信。我早上还见过他，跟他说过话，好好的怎么会自杀呢？中年妇女转过头去，不再搭理我。我再次走到门口，要求让我进去看看。我是他的朋友，我对一个警察说。警察问我是谁，我说了我是谁，另一个警察便说，正好，有一封遗书是给你的。我正要伸手去拿，警察说，先看看你的身份证。我便拿了身份证让他看。他看了一眼身份证，又抬起头来看我，这样反复几次，才将那封遗书连同我的身份证一起递给了我。那封所谓的遗书是一张A4复印纸，上面写了几行字，抬头是我的名字，冒号，接下来就是：“我是自杀的，我的死跟任何人无关。我把我的照片全部留给你，请你代为保管。也请转告杨红艳，我爱她。”落款是“你的朋友李克勤绝笔”。字迹工整，是用蓝色记号笔写的。我问谁是杨红艳？跟在我后面的卖乌龟的女人说，我就是。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我问我能进去拿照片吗？警察说，可以。杨红艳跟在我的后面也想进去，但被挡住了。杨红艳跟警察争辩说，我也是他的朋友，这上面也写了我的名字。但警察还是不让她进去。这里没你的事，走远点。警察的态度十分生硬，完全不认为对待女士应该更优雅和温柔一点。
照相师李克勤仰面躺在自己的床上。但我没有看见他的脸，他的脸被一块毛巾盖住了。我想问他是怎么自杀的？也没敢问。屋里有两个警察，连同陪我进来的警察，一共三个警察，个个表情严肃，其严肃的程度让人畏惧。你知道他说的那些照片放在哪里吗？陪我进来的警察问道。我说，他既然要我保管就一定是事先收拾好了的，应该就放在他的暗房里。警察便跟着我一起进了暗房，而暗房的洗手台上果然就十分醒目地放着一只纸箱，毫无疑问，那些要我代为保管的照片就装在那只纸箱里面。我抱起纸箱，问，我可以走了吗？不可以，警察说。语气平淡，但却让我吃惊不小。我胆怯地放下纸箱，站在原地，等待着他们的发落。别紧张，警察说，只是要你做个笔录。做完笔录，他们让我在上面签字，还拿出一只印泥盒子来，让我按了手印。最后，警察说，你可以走了，但记住，出去别张起嘴巴乱说。
29
这天晚上，我睡在睡袋里，辗转反侧，脑子里浮现的都是照相师生前的模样，以及他死后躺在床上的那个样子。还有就是那个警察，做笔录时问我的那些话，也始终在耳朵里回旋。头很重。可能是头已经重到不行了，身子反而变得轻了起来，轻到失重的程度，感觉在往上飘。尤其两只脚飘得更快一些，这就让我产生了一种倒立起来的感觉。出去别张起嘴巴乱说。现在，全身的血液都集中到了头部，我连嘴都张不开了。我感到窒息。我想我应该解开睡袋，从睡袋里钻出来透口气，活动一下四肢。但我怎么也解不开睡袋。我摸了摸我的手，特别软，就像充气娃娃被泄了气的手一样，软绵绵的，特别无力。头开始嗡嗡地响，有时候像青蛙的叫声，有时候像机器声，有时候又像鸟在叫，那种很吵闹的鸟叫声。太痛苦了，我反复地在内心念叨着，太痛苦了，太痛苦了，想以此压住那些嗡嗡的响声。要是有两颗安眠药就好了，我这样想到。三颗更好，我又给自己加了一颗。有一次我就是因为想要更快地入睡，在吃了两颗之后，又给自己加了半颗，结果在睡与非睡的临界点上，特别的难受，就像现在这样，头昏脑涨，人困到不行，但就是悬浮在半睡半醒的状态，始终落不下去，比死还痛苦。照相师是不是也是这样，才想到去自杀的？他用什么自杀的呢？看见他躺在床上被一张毛巾盖住脸的时候，我想问而没敢问的这个问题，现在又浮现出来。是用的安眠药吗？但是，为什么就那么肯定是自杀的呢？就一点没有怀疑是他杀吗？入室抢劫，谋财害命，杀人灭口。动物园现在这么多可疑的人，难道就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吗？遗书能说明什么问题？不可以伪造吗？但是，如果遗书是伪造的，那么最大的嫌疑人不是别人，恰恰就是我。像许多电影里的类似情节一样，太明显了，用伪造的遗书为自己开脱。那么动机呢？我为什么要杀他？这也很简单，伪造的遗书（假如是伪造的）上面不是写得很清楚吗，那些照片，我就是为了得到那些照片。但是，那些照片真有那么大的价值，值得我去杀人吗？这也难说啊，像照片这样的东西，不值钱时就像废纸，但一旦值钱起来，就价值连城啊，艺术嘛，就是这样的。何况之前我的确还夸奖过他拍的那些游客留影的宝丽来照片，说它们就是艺术。那么，作为嫌疑人，我有不在场的证人和证据吗？这就要看他是什么时候死的了。上午我见过他，显然不会是上午。中午呢？假如是中午，我有小蔡他们做证，因为那时候我就在他们的茶铺里。然后我离开了茶铺，去找卖乌龟的女人，也就是杨红艳，这是下午。如果就是下午的话，杨艳红可以为我做证。但是，我马上想到，杨红艳会说，中间有段时间，她跟我不在一起，她去帮我搞路条了。那么，这个时候我在哪里？有谁可以证明？我能说我跟踪那个女人去了吗？这太让人羞愧了。即使我为了洗脱嫌疑，不怕丢脸，说我那段时间在跟踪那个女人，而且跟到了木板房，但谁又替我证明呢？那个女人吗？她可能看见了我，但也可能真的没看见。不管看见没看见，她都不会为我做证，原因很简单，她不想让人知道自己在木板房里干什么事情。所以她会说，她从未见过我，也根本不认识我。当然，案情要是再深入下去，她的这番说辞很快也会变成被识破的谎言，因为小蔡夫妇会站出来做证，曾在茶铺里见过她跟我在一起，关系还很亲密。这样一来，似乎又有了转机。但是，我为什么老要去想象自己就是那个嫌疑人呢？以及，有什么理由怀疑照相师就不可能自杀？游客减少了，导致他生意清淡，生活艰难，以及被限制在动物园里，想离开而离开不了，这样的境况难道不令人绝望吗？就像我现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