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良渚：东方的“城市之母”

每一个江南的孩子都养过蚕。

不知道什么人，也许是老师或同学，会给你一张纸，上面密密麻麻地粘着比芝麻还小的东西。你把它放进一个破纸盒，上面盖一层棉花。过不多久，这些芝麻点居然会长成白白的小蚕虫。然后，你每天要用桑叶喂食它们。它们吃桑叶的声音，就是你未来记忆中的夏天的声音。

杭州桑叶最多的地方是在城西北。到了周末，我们就结伴骑着自行车去采桑。转过浙大背后的老和山，就到了古荡，再往前骑，就是一片接一片的稻田和矮矮的桑树林。最远，我们骑到过瓶窑和良渚，那是很破败的小镇，沿街有一些灰色的平屋，我们停下来歇脚，吃一碗羊汤面，完了再来一瓶冰水里镇着的西子牌汽水。

在稻田里，远远地看见有农户在耕作。烈日下，他们扶着木犁，用鞭子赶打黄水牛，时间在这里缓慢得像一个无所事事的懒汉。

我们这些少年和农夫都不会意识到，就在我们的脚下，5000年前，有过一座西太平洋沿岸最早的城市。

1936年的一天，25岁的施昕更在杭州古荡的一处史前遗址做发掘工作，偶然间，一柄长方形有孔的石斧落入了他的眼帘，施昕更突然有一种似曾相识的直觉。

施昕更是西湖博物馆地质矿产组的一位干事，老家在良渚镇。此地位于杭州城的北郊，被大径山三面环绕，距离西湖约50里地。从地名可以想见，那是一块水网交错的江南湿地。当地农民以种植桑麻为生，不远处有一个马头关，是防御西北方向的军事要塞。施昕更的父亲是当地一间南货店的店员，因为一场官司，家境窘迫，他读完初中就进了省立高级工业学校艺徒班半工半读。1929年，张静江筹备西湖博览会，施昕更应招去当了讲解员，因认真好学，留在博物馆当了一名地质干事。那天，他发现眼前的这柄石斧好像跟他少年时在老家见过的器物很相似。

几天后，他独自一人回良渚求证。在一条沿山小路上，他捡到了一块在资料上从未见到过的黑色陶片，接着，越来越多的小陶片在附近被找到，这里似乎有先民居住的痕迹。1936年11月3日，在一个狭长形的干涸沟底，施昕更发掘出几片成形的黑色有光的陶片。这几块陶片，就是发现良渚文明的开始。

1937年5月，施昕更独立完成了一篇五万余字的考古论文——《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初步报告》。在报告中，施昕更认定良渚是“一处具有5000年历史的文化遗址”。

在中国古文化研究史上，只有工读生学历的施昕更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更可惜的是，就在他写成那篇论文的数月后，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杭州沦陷，施昕更随博物馆南逃到浙南温州山区。

1939年4月，施昕更因积劳成疾而去世，年仅28岁。[2]

正是施昕更及后来的考古人员的工作，让我们得以想象5000年前，人们在这片土地上劳作和生活的景象。

那时候的良渚比现在炎热得多，气候类似于华南的广州——同时期的河南还是大象出没的地方。因为地处丘陵湿地，此地应该没有特别大型的凶猛动物，这恐怕是先民聚居的原因之一。有专家考据说，他们来自钱塘江上游的“上山文化”。

良渚人已经告别游牧，学会了在水田里种稻谷，他们把土地切分成不同面积的正方形耕种。为此，部落里最聪明的人发明了石犁、石镰和石刀。在食物上，他们最喜欢吃的是猪肉，良渚人也许是地球上最早驯化了猪的人类之一。

每当日出的时候，男人们乘坐着独木舟去捕捞河网里的鱼，从残留的鱼骨看，最主要的有草鱼、鲤鱼和鲶鱼。为了蒸煮食物，他们烧制黑陶的炊煮器，其中有一款隔挡鼎，在鼎内壁设有一圈承放竹编的隔板，通过加热鼎下部的水，可以蒸出更美味的食物。

女人们则在家纺织，良渚人穿的是麻织的衣服。他们发明了木质和石质的纺轮，使用时在纺轮中心孔内插入拈杆，在飞快地旋转中捻出麻线。这个工艺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前后还在被农妇们使用。

到了夜晚，大家聚在一起喝酒——是的，他们已经知道如何酿酒，还发明了滤酒器，它的主体为一个陶钵，侧面带一个较高的漏钵，另外还在底部加一道隔板，带酒糟的米酒或果酒经过漏钵过滤，可以提高酒的纯净度。

人类之区别于其他生物，在于他们会做一些“无用的事情”，有审美和信仰的需求。良渚人是伟大的玉匠大师，他们制作了品类繁多的玉器，有玉琮、玉璧、玉钺、玉管和玉珠，等等。他们应该是当时的地球上最先进的“玉器部落”。

那天在良渚博物院，我流连在这些几千年前的先民作品前。在一块玉璧上，匠人刻了一只小鸟，它站立在有两个台阶的高台上，高台的中央有一朵图腾般的太阳花。透过那天真而坚定的刀刻，你可以想象当年那位玉匠制作这块玉璧时的愉悦的心情。

还有一块精美庄重的玉琮，外方内圆，上面浮刻四个兽面图案，是神权的象征，属于部落里的“王”。我发现，良渚人的审美非常高级，他们已经懂得几何对称的原理，神徽的设计十分抽象。讲解的馆员告诉我，这块玉琮所呈现的复杂而对称的图纹，是千年之后的殷商青铜器上的饕餮纹的雏形。至于它们之间的神秘关系，是另外一个悠长的故事。

有一年，我去成都的金沙遗址参观，在馆藏展品中意外地看到了一个“十节青玉琮”，玉体斑驳有杂色，显然是良渚古物。金沙文化的古蜀国比良渚晚了约1500年，这块玉琮是如何漂泊到巴蜀的，也实在是让人好奇不已。

良渚人并不是孤独的，经常有其他部落的人来拜访他们。5000年前，在长江下游—太湖—钱塘江的“金三角地区”，存在着一个部落集群，它们由数以百计的大大小小的部落组成，后世发现的江苏吴县[4]草鞋山遗址和张陵山遗址、青浦福泉山遗址、常州圩墩遗址等，都被通称为良渚文明。

它们有近似的文明特征，互相之间有密切的互动关系，甚至存在着相同的信仰和符号系统。它们也许还不构成“国家”的概念，然而，已经建立起了某种从属和依附关系。

在这一部落集群中，良渚的首领处在一个号令者的地位。日本学者中村慎一在研究中发现，从江苏和上海的各处遗址都发掘出一些象征权力的玉琮，它们绝大多数是由良渚的玉匠们制作的，由良渚贵族派送、馈赠给各个地方，这代表着某种授权和控制的意味。

而与同一流域的其他部落相比，良渚最根本性的一个升级是，它居然是一座城市。

这一发现是2007年以后的事情。考古学家在以莫角山为中心的四周，发掘出了一圈环绕的城墙。在这一区域内，有宫殿区、内城和外城，呈向心式三重布局结构，面积约3.66平方公里。这座城池是一个合围式的水城，它的城墙宽20～150米，高约4米，足够抵抗外族的侵略。良渚人在城内修建了河道和码头，他们用竹编、木桩和木板构筑护岸，还打出了淡水井，并有取水池和排水体系。

在这个区域内，有宫殿、祭坛和广场，没有发现农田，也就是说，它属于公共行政和社会活动的空间。人类从蒙昧、野蛮到文明，城市的诞生是一个革命性的转折点。

2015年，考古人员又在古城外围的北面和西面，发现了一个由11条坝体共同构成的古代水利系统。这是迄今为止被发现的最早的拦洪水坝系统。专家通过测算发现，这一系统可抵御该地区百年一遇的洪水。

在史学界有一个常识，作为四大古老文明之一的华夏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历史约为3000年。然而，近数十年来，长江中上游的三星堆和下游良渚文明的发现，让这一常识面临致命的挑战。

良渚古城的发现，让中国的史学家们既惊喜又焦虑。惊喜的是华夏文明因此一口气提前了2000年，焦虑的是历史教科书要重新改写，原本已很完备的黄河流域“一元起源论”将被颠覆。

那天，我回到施昕更发现黑陶的那片土埂。在被覆盖的泥土的深处，静寂成了百科全书，将发生在过去和现在之间的所有一切，凝结为历史。这里已成为遗址公园的一部分，人们根据想象重修了河埠和土坯茅屋。馆员指着东北方向的一个隆起的土堆告诉我，那便是莫角山，当年良渚古城的宫殿区。先民们堆筑了十多米高的土台，土方量接近埃及胡夫金字塔的石方量。

5000年前的某一个清晨，东方曙光初现，良渚古城正在举办一场庄严的祭祀。良渚王神色肃穆地站在莫角山宫殿的最高处，他头戴一顶冠状玉器，右手捧着象征神权的玉琮，左手则高举一支代表武力征服的大钺——圆形的木杆之上拴着一只绘有神鸟的玉钺。

良渚人信仰太阳神，他们认为是太阳给予了他们食物、光明和无穷的能量。

这个时候，如果良渚王向西眺望，穿越到7000公里之外，他会在幼发拉底河下游的一个河谷“看见”另外一座城市的存在。在西方文明史上，它被叫作乌鲁克，是人类历史上的“城市之母”。

它有长达九公里的砖砌城墙，城里有雄伟高大的塔庙、相互毗连的神庙和宫殿群，有一种说法是，乌鲁克人还发明了人类最早的楔形文字。如果说良渚人是玉器大师，那么，乌鲁克人则更喜欢铜器，他们掌握了熔锻金属片的技术和失蜡法。

那是人类演化的曙光时期，在这个地球上的某几个地方，出现了新的聚居形态、组织模式和技术革命，而创造这些的他们彼此互不知晓，却以各自的方式抵达了文明的最高点。

这些关于良渚的故事，20世纪80年代末，当我和小伙伴们在瓶窑和良渚的桑树地里采桑叶的时候，完全一无所知。一直到2007年，随着古城遗址的发现，良渚的意义才被真正凸显出来。2019年7月，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时候，距离年轻的施昕更去世又过去了整整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