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星
这是一部浩瀚宏大的中华民族英雄诗史。作品以秦末农民大起义为背景，以刘邦的生命历程为经，以秦、楚、汉等各诸侯国的此消彼长，强弱易势为纬，展开壮阔的历史画卷，追寻中华民族之所来路，深入思考中华民族繁荣强盛之本，是学者化的历史小说作家杨焕亭先生享誉大中华读书界、继《汉武大帝》《武则天》之后，积十年之功，笔耕不辍，郑重推出的又一部皇皇文学巨著。
前辈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早在1947年出版的《秦汉史》一著中就曾经说过：“刘项成败，汉得萧何以守关中，韩信以下赵、代、燕、齐，而楚后路为彭所扰，兵少食尽，因为其大原因。然汉何以得萧何、信、越等，且楚系如英布、周殷等，皆纷纷以叛乎？高祖置酒洛阳宫，曰：‘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伤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功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高祖所言，与高起、王陵所言，其实是一。韩信曰：‘项王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陈平言：‘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郦食其说齐王，亦言项羽非项氏募得用事，故项氏故楚世家，其用人犹沿封建之世卑不逾尊，疏不逾戚之旧，汉高起于氓庶，则不然也。然是时知勇之士，故不出于世缘之家，此其所以一多助，一寡助乎？然则刘、项之兴亡，实社会之变迁为之矣。”用今天的话语，就是项羽代表的是腐朽的世袭贵族利益，刘邦代表的是下层大众、百姓的利益，他施行的“十五税一”制亦是一个重要例证。《汉高祖》所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历史观。作品开篇，从刘邦以亭长身份带领民工到咸阳服徭役，见到秦始皇东巡的车辇阵势，由衷发出“大丈夫当如是也”的感叹，到在丰泽西遇雨私放刑徒；从聚集芒砀山深处到重回沛县，被推举为起事首领，揭示了其身份与下层百姓的关系，从而为他后来夺取政权奠定了社会基础。
我曾在为焕亭前两部小说撰写的序言或者评论中强调：“文学作品就是要提倡人格的完整，要塑造高尚的人，任何时候都不可为恶人铸造民族高尚伟大的灵魂，这是文学的本质意义。”我还认为，历史小说要“忠实于历史史实，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给人以尽可能真实的历史。”我很欣慰，焕亭在三部作品中一以贯之地体现了这种艺术追求。当然这种还原同样贯穿着作者的审美经验和对历史的主体认知。尽管在历史典籍中，刘邦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人物。然而，作为小说，《汉高祖》显然突出了刘邦宽仁、厚德、坚忍，能听从部下谋臣的意见的性格素质，以与项羽恃力、寡恩、苛刻、嗜杀、专断的人格个性相对照。作品在不少章节中描绘了刘邦对起义队伍中与自己出身差别较大，轻视自己的豪族将领雍齿、王陵的大度与宽怀，不仅一次又一次向迟迟不肯归顺的王陵赠送兵马，而且对先是勉强跟随自己举事，后来投降魏国，在魏国失败后赧颜重归的雍齿表现了充分的信任，放手把汉国封都南郑交给他管理，并且在称帝以后，对之大肆封赏；来自社会底层的刘邦对秦王朝暴政有着切肤的体会，这使得他常常将“民心”与封建政权的巩固联系起来，从而采纳萧何的建议，轻刑罚，薄赋税，与民休养生息，并且，在国家治理上创造性地建立了以“三老”为主体的“乡贤制度”，为恢复汉初凋敝的经济创造了政策环境。意大利史学家、哲学家克罗奇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正是这部描写了两千多年前的历史生活的《汉高祖》的当代意义。
法国作家纪德在分析文学作品时指出，不论某个作家笔下的“人物多么具有代表性，我却从来看不到他们脱离人性……他们始终是一个人……”，是作家笔下“最有特点的那些人物”。这充分说明，讴歌人性存在的魅力，反映人的性格特征，是中外文学一条普遍的规律。以往演义小说往往重情节、故事，而人物往往类型化或扁平化，缺少个性特点。焕亭笔下的人物，不仅刘邦、项羽性格鲜明，而且其他历史人物或者虚构的历史人物如张良、萧何、夏侯婴、曹参、韩信、项梁、项伯、吕雉、范增、虞姬、钟离眛、卢绾、韩王成、樊哙、项庄等，也都是有血有肉、有欲有私、有勇有怯、有爱有恨有仇的个性鲜明的人物。“他们不仅担负多方面的矛盾，而且还忍受多方面的矛盾，在这种矛盾里依然保持自己的本色，忠实于自己。”（黑格尔语）作者尤其长于通过心理活动和行为细节来丰富人物的性格。如第一卷第五章“雍齿丰县败郡监，沛公偏师借王陵”中刻画刘邦、萧何、雍齿三人在刘邦帐内叙话一节时，作者抓住同一环境下不同人物各自复杂的心理活动，使刘邦的谨慎细心、萧何的敏感练达、雍齿的轻敌骄矜跃然纸上。还是在这一章，当韩信面对王屠户的侮辱，满怀激愤之际，却用文王三分天下而服事于殷，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自古小不忍则乱大谋平息了心头的怒火，忍受了“胯下之辱”，从而丰富了韩信戒急用忍、蓄势待时的性格。在第七章中，作者在写到章邯发骊山刑徒平息农民起义时，并没有将人物扁平化，而是用了简练的笔墨刻画少府少监“回程的时间对章邯发刑徒参战感到茫然，朝廷到了这一步还有救么”的暗中疑虑，接着写道“这念头一爬上眉宇，他就吓了一跳，下意识地摸了摸项上的人头。”借此深化了秦王朝面临的政权危机和人人恐惧的政治氛围，也暗示了章邯命运发展的趋势。我在读到此处时，油然写了“细节见人之处境之惨”的批语。这种注重不同出身经历的人在不同情势下复杂的心理和艰难的选择，直抵人心及人格的卑下与高贵、光明与黑暗、单纯和复杂，正是杨焕亭《汉高祖》与一些同类小说相比，出类拔萃之处。
把久远的历史生活现场化、人性化，使得《汉高祖》带给读者一种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审美快感。如在第十三章中，李斯之子、三川郡守李由明知道父亲李斯已身陷囹圄，但仍然对朝廷使者慷慨地留下一句话：“退敌之后，由以戴罪之身，回朝伏法。”此处细节，如此之真，李由此举，不亦愚忠乎？作为历史题材的开掘者，杨焕亭向来善于写战争场面的匝地烟尘和金鼓连天。在第一卷第十九章中，作者描写巨鹿之战后的惨景说：“在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后，巨鹿城逐渐恢复了平静，楚军以及前来救援的各路诸侯军连续数日才将战场清理完毕。然而，浸入土地的血腥还时不时地随风飘进城内，在大街小巷之间久久弥漫，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片僵死和腐气中。”将战后惨状，大笔描画，表现了“苍生良可哀”的人文悲悯情怀。又如第三卷第十章描写虞姬面临生死抉择时，写道：“虞姬趁项羽转脸看项伯之际，举起剑刃搁在脖颈上，一双凤眼灼灼射人：‘妾意已定，必与大王共生死，大王若不答应，妾当以自刎了结此生。’”既表现了虞姬以死忠于项王，又侧写出形势如此危机，表现出作者状物绘景的艺术功力。
2020年9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