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吃过早饭，排长张科带着巡逻的战士早早就出发了。高原寒地的军马不像我先前见过的，膘肥体壮，毛色光滑如锦缎，肥硕的臀部上打着火印。普兰边防连的几十匹军马，不光没火印，还不是一色的，是黄黑白的杂色。毛色焦枯，显得很瘦小。军犬上蹿下跳，也要去，硬被战士们劝住了。战士们说，来回上百公里，军犬的体力跟不上。
为体验巡逻，先一天，我就在连队院子折腾一下午，练骑术，但也只是骑着走，不敢放开奔跑。见我一心要跟去巡逻，战士们大眼瞪小眼，都不吱声。连队干部商量半天，最后想出一个折中的办法，用连队的吉普车送我一程，到车子无法通行的地方，再骑马。
满眼皑皑雪山，苍茫，辽阔。山沟里沟坎纵横，乱石如磨盘。说是路，实际上只是官兵巡逻时从荒芜踩出的便道。吉普车绕来拐去，在野沟里横冲直撞，水箱不停地开锅。车子走走停停，勉强跑出二十多公里，就没法再继续往前挪动。
张科让战士们骑马在前边走，自己牵了马和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后边。不知为什么，战士张春林的军马不停地出情况，接连几次将他从马背上甩出去。我张着大嘴，气喘如牛，默默低头走着。“咚——”突然一声闷响，我一抬头，看到张春林已麻利地从石头滩上一骨碌爬起，一声不响地跃上了马背。
途中休息时，我揭起张春林的衣服，看到好几处青紫的伤痕。嘴唇黑紫的张春林喘着粗气呵呵地笑，一脸满不在乎，似乎感觉不到疼痛。他说，没事，连队谁没从马背上摔下来过几十次，刚学骑马时，裆部被磨烂，内裤和血肉粘在一起，巡逻回来痛得脱都脱不下，不知道的人看我们骑在马背上挺潇洒，其实，颠一天下来，腰痛得直都直不起来。
“现在，咱们脚下的海拔是4320米，你身体能挺住吗？”张科转脸问我。
“还行，就是心跳得厉害，双腿像踩在棉花堆里，绵软无力。”
张科手一挥：“坚持就是胜利，出发！”
根本看不到路，满眼是冰雪世界，白青的雪刺得我双眼直冒泪水，寒风呼啸，打到脸上如刀割。雪厚坡陡，马上不去，战士们只能踩着没过膝盖的雪艰难地往山口跋涉。裤子被雪湿到了大腿，棉鞋变成了雨鞋，脚先是冻得生疼，之后慢慢麻木。张科说他去年冬季带战士们来这里巡逻，跟三名战士连人带马跌下二十多米深的雪沟，幸亏雪厚，否则就残废了。
随着海拔的不断提升，缺氧的痛苦开始猛烈袭击我，往上攀登几步，就要停下来喘一会儿，心在胸膛里蹦跳如击鼓，心慌气短。侧脸一看，战士们也都嘴唇黑紫，张着大嘴喘气。我们像一群离开了水的鱼。
我知道，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上跋涉，相当于背了三十斤的负重，空气里的含氧量只有平原的一半。每往前迈进一步，都是对生命极限的挑战与考验。
午餐是干馕、榨菜和火腿肠。我们坐在雪地里野餐。保温壶里的开水像刚从冰箱里拿出来，冰得牙痛，口干舌燥，平时爽口的馕，这时吃到嘴里如锯末，难以下咽。
张科从陆军学院毕业走进普兰边防连时，刚满二十五岁，在连队的三年时间里，他已在雪山险道上冲锋了一百多趟，曾经和战友们经历过多少次生死考验，连他自己都记不清。张科说今天的路，算是连队所有巡逻点位上路况最好的，天公作美，风也不算大，有太阳，难得的好天气。
泥石流、暴风雪和冰雹是巡逻途中的家常便饭，有时烈日当空，正走着，突然一大片乌云飘过来，核桃大的冰疙瘩，就劈头盖脸地砸下来，躲也没地方躲，只能硬撑着。今年三月，他和战士们在巡逻途中遇上暴风雪，进退不得。
已过回营时间，连队留守干部左等右等，却不见他和战士们的身影，立即派出人马沿路搜寻。要不是救援官兵及时赶到，那次他和战友们可能就变成了雪山上永远的雕塑。
刚到边防连时，手头工作一放下，张科就急得坐卧不宁，想调走，又抹不开脸，因为到边防一线连队守防是他主动要求的。后来，跟战士们一起经历的生死考验多了，张科浮躁的心反倒渐渐平静下来。其实，他的年龄比有的战士还小，但连队战士都管他叫张哥。
爬到海拔5098米的山口时，我胸闷气短，双腿软得直打战，感觉随时都要昏死过去。透过望远镜，山口以西十多公里处，印军的卡拉帕尼哨所清晰可见。只有寂静的营房，周围什么都看不到。张科说，冬季环境艰苦，要等到第二年天气转暖，冰雪融化，印军才进驻哨所。
返回途中，我的双腿沉得像灌了铅，走着走着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张科和战士们跌跌撞撞回到连队，天已经黑透。
见我醒过来，张科说，你下山时晕倒了，是大家把你背下山，扶在马背上驮回来的。
“抱歉，给大家添麻烦了。”这话在脑海里转了一下，并没说出口，我的心里很难过、很愧疚，伸手轻轻握了握他的手。我知道这时候的语言是苍白的，生命里有些东西，有时很难用言语表达，握手也许更能传递我们彼此间的理解。
透过窗户，山脚的普兰县城闪烁的稀疏灯火，像穹顶上的星子一颗一颗落进了黑夜里的山谷，天地一派寂寥。躺在床上，全身疼得像有人拿锤子在不停歇地敲打着，我甚至能听到骨节在锤声里嘎啦嘎啦地响。
寒风在窗外呼呼隆隆地吼了一夜。高原反应与疲累使我辗转反侧，迷迷糊糊，在似睡非睡之中熬到了天亮。
二
连队的军医说我感冒不轻，需要在连队休息，打两天点滴。我头昏脑涨，只能听他的话，暂停行程。
打着点滴，我和士官何琪聊天，听他讲自己的高原故事。
何琪是司机，开连队的生活车，六年了还没探过家。在内地的时间刻度上，六年算不上长，但在雪域高原，时间的河流是缓慢的，暗流涌动，生命随时都会停止呼吸。
我说：“六年，你有好几次探亲假，咋不回去看看，不想家吗？”
“山高路远，回一次家路上就得十多天，挺辛苦不说，回去一趟，回到山上又要一个适应过程。”他望着远处的雪山说。
有一年冬天，何琪开着大车，送连队一名患重感冒的战士去狮泉河，正赶上阿里地区历史上少见的大雪，极目四野，白雪皑皑。看不见路，何琪只能凭记忆往前摸索。晚上九点，车进了门士沟，不小心一头扎进雪坑，任凭他使出浑身解数，车子就是救不出来。何琪心急如焚，车上患病战士的生命就在自己手里，一旦战友转成肺水肿，瞬时就会被夺去性命。何琪让带车干部留下看护病号和车辆，自己拎起一把大扳手，孤身赶赴四十公里外的巴尔机线连求援。
翻越达坂时，他脚下一滑，跌进深谷，摔得满脸满手是血。他躺在雪里，心里一遍遍激励自己，快爬起来，起不来，就意味着你和等待救援的战友都会“光荣”在这茫茫雪山上。他咬着牙，一路跌跌撞撞，看见巴尔机线连院子时，他再也无力坚持，一头栽倒在营院前的雪地里。后来，患病的战友得救了，何琪却在病床上躺了半个多月。
没想到第二年的四月里，何琪又一次与死神狭路相逢。还是在这条杀机四伏、暗流涌动的路上，亦是车子陷进该死的冰河。
一连三天三夜，何琪喝雪水，挖草根充饥，写好遗书，把生的希望寄托在渺茫的等待上。一天夜里，何琪听到车外有响动，透过玻璃一看，吓出一身冷汗，几只饥饿的狼围着车子打转转。它们在车下一圈一圈仔细搜寻着。何琪关紧车门，手里握着摇车的铁棒，提心吊胆地蹲在车里，孤独、焦虑、恐惧，或者拼死厮杀。何琪被尿憋得腿肚子一鼓一鼓，却不敢开车门。熬到第四天下午，终于看见一辆过路车，何琪身子一软，趴在雪地里大放悲声，那哭声嘶哑、急切、悲伤、沮丧、激动，像雪夜里老狼的嗥叫。
“你咋不去兵站求救？”我问。
“装备是战士的第二生命。”
“这雪山上，鸟儿连屎都不拉，哪里有人？何况车还陷在冰河里，谁能弄走它。”也许我的话有些突兀。何琪没吱声，低头坐在凳子上，一点一点地抠着手上的死皮。
我想起上山前一位老高原的话：高原上最苦的是汽车兵，他们一年四季在千里生死线上与死神交战，一次次死里逃生，每一个高原汽车兵的经历，都是一部常人无法想象的传奇。
输液瓶里的液体像凝滞的河流，缓慢，艰难，一滴一滴淌进我的血管。高原的天蓝得纯粹、透彻，时间在明亮的阳光里滑落。我坐在卫生室的门口，目光在何琪粗糙黝黑的脸上轻轻地徘徊。他的眼神纯净、明亮，那是军人的眼神，坚决、果敢里有一种无法阻滞的穿透力。乌紫的嘴唇上有细密的裂缝，牙齿洁白如雪。高原紫外线留在脸庞上的印记，也许会伴随他的一生。
其实，何琪完全有理由选择离开，两年服役期满，他就有权利告别这杀机四伏的雪域高原，选择退伍，重新回到花红柳绿、烟雨迷蒙、小桥流水的江南水乡。父母也期盼着他回家挑起管理企业的重担。但是，他没走，留下选晋了士官。
“我也没想到自己当兵会当到天边边来，刚来那会儿，适应不了高原上的环境，太苦，很绝望，甚至不止一次想过当逃兵。跟我同年入伍的两个战友，一个在巡逻途中为救战友牺牲，一个患肺水肿走了，我跟着老兵经历的生死考验多了后，心里也懂得了人生的取舍，有些事情，不经历，你永远不会懂。”何琪语气平静，语速缓慢，像讲一段泛黄的往事。一脸纯净，淡定。
钢蓝色的天空，使洁白的雪山显得更加耀眼。我想起了沈从文那句话：一个战士如果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
“梦乡，你站在我的前方，挡住我的去向。梦乡，听起来多么迷惘，我却不彷徨”。一名老牌歌手的一首老古董般的歌，像一阵风，忽然从时光隧道的那头向我呼啸而来。
阳光灿烂，我们坐在卫生室门口，聊了一上午。我相信，何琪那些别人永远不可能有的经历，会在时间里一点一点向内和向外拓展他生命的深度和广度。很多年后，高原边防上的生活会不动声色地在他的身上散发出生命应有的成色和气息。
因为，高原热烈纯净的阳光，在苍茫雪山上雕刻下的东西，他心里也一定有。
三
从札达县到达巴边防连，不远，只有九十多公里的路程。没想到，车子在路上整整颠簸了一天。
干沟名不虚传，满沟石头，车子像跳舞，颠得五脏六腑似要迸裂。但痛苦的不仅仅是这些，车子水箱频频开锅，跑几公里就要停下来“纳凉”，等水箱温度降下来，再继续前行。苍茫雪山，充满悬念和突变，什么事情都会发生，万一山谷里冲杀出一群狼怎么办？我们在忐忑、恐慌里艰难跋涉。好不容易出了深沟，一抬眼，海拔4700多米的马兰达坂又横在了眼前。
司机小宋说：“坐好，万一有情况，就跳车，动作麻利些。”六十六道弯使我真正体会到了提心吊胆的滋味。车子慢慢地爬上达坂，我在担惊受怕中出了一身冷汗，棉衣冰凉，冻得上牙打下牙。看见达巴边防连连长李向平和战士们开着牵引车、背着枪远远向我们迎过来时，我忽然眼眶一热，有一种强烈的想放声大哭的冲动。
李连长赶来接我们不是巧合。路上，他告诉我，这条路，路险沟深，最易出事。去年八月二十六日深夜，他突然接到武装部电话，说有车辆在札达沟遇困，连队立即派人赶去营救，没承想派出的人员和车辆也失去消息。李连长隐隐觉得不妙，赶紧又带几名战士冒雨冲进了黑夜。等他们一路跌撞天亮赶到，眼前的情景让他脑子里“嗡”的一声炸响：暴雨倾盆，三十多米宽的山洪淹了整个河谷，轿车大的石头被洪水席卷着滚滚而下。运送物资的三台车在河沟里若隐若现。驾驶员趴在山坡上，眼睁睁看着车子被洪水往下游卷，却无能为力。
今年三月，武装部政委杨明春到连队蹲点，也是在札达沟，半路上车子出故障，油也耗完，天黑时又下起了大雪。李连长带着车赶去救人。雪大风疾，看不清路，下马兰达坂时，他拿出背包带，一头拴着自己，一头绑在车上，拿着棍子在前边探路，脚下是万丈深沟。车子跟在他后边一点一点往山下蹭，李连长两次滑向悬崖，两次都被背包带搭救。
李向平说，按你们上午出发的时间早该到了，我估摸着可能路上不顺畅，就赶过来看看。车窗外，雪山那边，太阳像一个巨大的红色火球，正飞快地往山背后滑落。
第二天早晨，我蹲在连队门口漱口，李向平指着院里一畦筷子粗的紫色树苗说：“五年了，战士们对这些宝贝像种花一样精心，栽下去这么大，现在还是这么大，死活不长嘛。”
早饭后，我想跟连队战士聊聊天，刚坐下，几名藏族同胞急匆匆跑来向李连长求救，说一名藏族男青年滚落山崖，摔断了腿，希望连队出车把伤者送往山下的札达县医院。军医袁波平立即带车出发。
连队周围居住着十来户藏族牧民，这在人烟稀少的阿里高原已算是不小的村落。连队与驻地藏族牧民亲如一家，牧民缺医少药，遇到大灾小病，都找连队官兵，而连队总是尽其所能地帮助。
临走，李向平紧紧握住我的手说：“有机会再来！”他黑红的脸膛上满是沧桑。我心头一阵一阵发紧，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心想，你和战士们常年驻守的“生命禁区”，不是谁想来就能来，也不是谁的身体都能承受得了缺氧、艰险、生死未卜的考验。我还有机会再来吗？
四
波林边防连坐落在山窝子里，4620米的海拔，在阿里高原算不上高，但高原反应却猛烈。到连队不足半小时，我的头就开始涨痛，像有人拿着铁锤敲打。我按战士们教的办法，把背包带扎在头上，并不管用。也许这只是一种心理疗法。
晚饭后，我一步三晃，跟军医李生虎慢慢爬上连队旁边的一个小山坡，坐在坚硬的风里聊天。
李生虎从医学院毕业那年，原本可以分配到西安的，但他激情满怀，主动要求到阿里边防工作。学校奖励他一万多元医疗器械，他怕不够用，又拿出自己在学校里积攒的三千元添了两件小东西带上了山。在波林工作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写下十六本日记。高原缺氧，记忆力不好，他用一页页文字记录自己的高原人生。
儿子出生两个月后，他接到电报，高兴得几个晚上睡不着，就在灯下一封接一封写信。他说那时他很想给妻子范金玲打个电话，道一声问候，无奈大雪封山，写了信发不出去，电话要到上百公里外的县城去打，大雪封路，无计可施。
第二年八月开山，李生虎下山到札达县出差。办完连队的事，李生虎想给妻子和儿子打个电话。他想听听儿子的声音，也想给妻子说几句私房话。
全县只有三部长途电话，他抱着电话足足拨了近一个小时。电话拨通了，妻子抱着八个月大的儿子在电话那头，李生虎在遥远的雪山这头，夫妻俩隔着万水千山，在电话线两头使劲逗儿子，儿子就是不吭声。妻子为了让远在边关的丈夫听到儿子的声音，“啪”的一声，给了儿子一个巴掌，儿子哇哇大哭。听着儿子在电话那头伤心大哭，李生虎静静地握着听筒，心里一酸，泪水夺眶而出，内疚得一句话都说不出。
李生虎给儿子取名李旭波，特意取了“波”字，说是代表着儿子出生时他在波林边防连工作，没能在身边照顾，欠他们母子一份情。李生虎用日记记下这些，希望儿子长大后能理解他。
直到儿子过了周岁，李生虎才回到老家。初期，孩子一见他就哭，等慢慢地和儿子混熟，儿子愿张着笑脸叫他爸爸时，李生虎的假期也满了。
沉默半晌，李生虎望着远处的雪山说：“现在儿子已经两岁半，我们只在一起生活过六个月时间，今年夏天休假，不知道小家伙还会不会记得我。”
李生虎一边忙工作，一边忙着复习考研的课程。他说边防环境艰苦，缺医少药，连队官兵和藏族同胞都需要自己，如果能考上，读完研究生还想回来。
藏族战士布层是连队的羊倌。去年冬天，太阳快落山时，布层赶着羊群往回走，山谷里忽然蹿出两只狼，紧紧跟着他和羊群不放。布层知道狼怕火，就在零下三十多摄氏度的严寒里脱下身上衣服，点着，一路抡着燃烧的火球，赶着羊往回跑。回到连队时，布层身上脱得只剩裤头，人差点冻死。
我侧耳听李生虎讲布层的故事，眼睛注视着坡脚营区里战士们的身影。李生虎突然不吱声了，我还等着他继续往下讲。一侧脸，发现他眼里满是泪水。
我不敢再问，抬头看了看天，天上连一丝云彩也看不见。蓝得空旷、苍茫、孤独，我们静静坐在风里。听风从时间里穿过。四周是不见一抹绿色的焦黑的群山。环绕，起伏，高耸入云。
连队官兵执意要留我多住一天，我也想，可头痛胸闷，呕吐不止，生不如死，只好逃离。
车子已经爬上半山坡，我回过头，看见连队官兵还站在院子里挥手。
五
雷德强从排长到连长，像一颗钉子，已在扎西岗扎了整整六年。
扎西岗，藏语意为吉祥的山岗，坐落在大风口上。战士们像账房先生，掐着指头给我算了一遍，说一年里不刮风的日子不到一个月。
几天前，连队三名战士抬一块木板去训练场，路上一股大风迎面刮来，木板被卷上天，像风筝一样在空中飞转，机智的战士顺势趴倒在地，躲过一劫。
很凑巧，我抵达时，雷德强刚从老家探亲回到连队。一路上他不辞辛苦，跋山涉水，宝贝似的，从漫漫几千公里外的陕西用棉大衣包回三十多棵草莓苗。战士们看到连长带回的一盆绿苗苗，一个个高兴得欢天喜地，满院子嚷嚷，说今年能吃上草莓了。舟车劳顿的雷连长顾不上休息，急火火带战士去温棚里栽种。
宿舍的窗台上，摆着官兵们种在木箱和铁桶里的鲜花。说是花，其实，就是一盆盆绿色植物，比如冬青，有几盆植物我也叫不出名字。有两盆很惹眼，也让人很心酸，一盆是蒜苗，另一个盆里，栽着一棵大白菜。这些都被战士们当作花精心地呵护着。
高原上连一只麻雀都活不下去，战士们能养活这么多绿色植物，已算得上是奇迹了。一个战士告诉我，每年夏天，连队都会开展养花比赛。
官兵们满脸开心，争着给我讲他们养花草的经历，我心里却一阵一阵地下沉，像有什么东西一把一把扯我的心。
指导员王宝华说：“四周都是雪山，以前，战士想看个花花草草只有等下山。这两年，连里动员大家发挥聪明才智养花种草，下山出差，探亲休假，你带一棵花根，他捎一把花籽，就慢慢地养了这么多。”
以往，连队的蔬菜全部来自上千公里外的拉萨和新疆叶城，车子要在路上跑三四天，等菜送到连队已是黄的黄，干的干，烂的烂，并不是全部都能吃到嘴里。有年冬天大雪封山，连队十棵大白菜，外加粉条、海带和盐煮黄豆，吃了三个月。
既然花能养活，就肯定能种成菜。战士们在山脚背风处，挖石填土，搞出一座塑料大棚。冬天烧火墙，为大棚保温，等菜苗熬过漫长的冬季，到了夏秋季节，就可以吃上几样自己种的新鲜蔬菜。
我跟着雷连长在大棚里转了一圈，只看到两畦小白菜和一畦红萝卜，叶子都刚探出地皮，瘦瘦弱弱。雷连长笑呵呵地说：“还有黄瓜、番茄和辣椒，已经种下去，山上太冷，温度上不来，长出来还得过些日子。”
雪山上没有春天和秋天，只有冬夏两季，一年里四季穿棉衣。现在，时令已是初夏，大棚里的那些菜啥时才能当菜吃呢？
路上，我的脑海里老是惦记着雷连长的草莓苗，但愿它们能在雪山上结出一点酸甜的草莓。等战士们在雪山上尝到草莓味道，内地就该是初秋时节了吧。
（2014年1月改定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