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苗族剪纸及调查村社概述

一、黔东南苗族剪纸概述

剪纸在黔东南苗族聚居区存在的形态，主要以服饰刺绣底样和巫俗信仰为载体。剪纸作为黔东南苗族村寨文化生态中的重要一环，具有不可替代的原生态文化价值和族群认同的特殊意义。作为服饰刺绣底样的剪纸，主要依附于黔东南苗族类型繁多的传统服饰文化。由于黔东南苗族多呈现为支系连片聚居的特点，不同苗族亚支系的传统服饰类型也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差异，服饰剪纸的类型、苗族支系与地域分布也有相应的差异性。以台江县施洞镇和老屯镇为中心的清水江流域苗族亚支系分支——方鸥（苗语自称“fangb eb”，可直译为“水边苗”）为例，对服饰剪纸与巫俗信仰相关的鬼师剪纸在村寨中的真实存在状况进行考察，能够体现出黔东南苗族剪纸的原生态语境、独特的文化面貌和多样性特征。

（一）黔东南苗族剪纸概述

首先，方鸥苗民称服饰刺绣底样剪纸为genk gangb（汉音“给冈”），可直译为“剪虫”；与genk bangx（汉音“给榜”，直译为“剪花”）相区别，后者专指元宵节时制作花灯的灯花剪纸。用剪虫的称谓对应方鸥服饰剪纸的特色是准确的，因为在这一苗族亚支系分支的服饰刺绣底样剪纸中绝大多数纹样都是翻转扭曲的动物图形，明显区别于以花草纹样为主体的汉族刺绣剪纸——花样。

第二，对清水江的天然依赖与敬畏常常会投射到方鸥苗族支系的文化体系中，比如方鸥服饰剪纸纹样系统中，大量出现鱼、龙、螺蛳等水生动物符号。这种普遍的符号选择往往与当地的口传文化系统和节庆习俗相对应，比如施洞地区口传文化中的螺蛳姑娘和地方性节日龙舟节等等。

第三，以施洞为中心周期性的赶场（即北方所称的赶集）活动，吸引了周边村寨的剪纸传承人来摆摊出售剪纸。这种区域性剪纸交易市场，为职业和半职业剪纸传承人之间的互动提供了必要条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地服饰纹样的整体面貌。

第四，当地的服饰剪纸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直接体现甚至图解了当地的口传文化内容，比如《螺蛳姑娘》《姜央斗雷公》《龙舟节的由来》《两兄弟和两姊妹》等等，都以故事情节面貌出现在剪纸纹样中。以众多人物形象为特点的方鸥苗族服饰刺绣传统，可以说是整个苗族社区的服饰文化现象，与清水江流域丰富多彩的口传文化背景存在明显的依附关系。

第五，与纷繁复杂的服饰文化系统不同，通过鬼师传承的巫俗剪纸，具有一定程度的同一性和稳定性。鬼师普遍使用的巫俗剪纸的形制、剪制手法及其功能和解释，在台江县的施洞、台拱，以及丹寨县、榕江县，甚至在侗族聚居的寨蒿等地，几乎完全一致。巫俗剪纸通常只通过小范围鬼师间传承，如此大范围的跨区域、跨语言的深度文化交流显然不太可能。可见在黔东南苗族社区形成之前，可能曾经存在一个共同的信仰文化系统。

总体上看，清水江方鸥苗族支系剪纸的整体文化面貌是独特的，虽然当地苗族社区的文化变迁（主体是汉化）在不断加速，但到目前为止当地苗族村寨的基本民间文化生态还没有彻底断裂。由于当地苗民贫困的生存境遇，村寨里的青年人大量外出打工势不可挡。加之当地旅游产业的加速开发、电子复印技术和机绣服饰的冲击，传统剪纸的传承情况不断恶化。

（二）苗族剪纸研究学术综述

针对苗族剪纸的学术研究成果，到目前为止不是很多。因此，需要进一步拓展研究视野，梳理前人不同领域与剪纸相关的研究成果，以丰富文化积累。

清代以前有关苗族的汉文文献可以分为“志苗”与“理苗”两大类。随着中央王朝在西南地区统治的深入，元明两朝对苗族的了解也逐步得以丰富。其中，贝青乔的《苗俗记》、方亨咸的《苗俗纪闻》都明确提及黔东南和湘西苗民“逐日赶场”“贸易以日属为场”之俗，并有“龙场、马场、狗场、鸡场”之别；清末苗民“按十二辰”记日赶场与现今黔东南地区苗族、水族赶场记日方式一致，成为考察黔东南清水江流域、巴拉河流域及寨蒿等地剪纸传承人赶场交易的时间维度；也为黔东南地区苗族、水族古代历法依然在当下习俗生活中的普遍使用提供了历史依据。针对黔东南地区服饰底样的剪纸习俗，却罕有记述。

伴随着西方学术思想的传播，苗族这一族群逐渐引起了国外学者的注意。清末日本学者鸟居龙藏撰《苗族调查报告》（1902年），开创了外国民族学家系统研究苗族的先例。《苗族调查报告》从民族学角度研究苗族，保存了较丰富的关于苗族内部生活、经济状况、文化习俗的资料。其中，对“苗族之花纹”“笙”与“铜鼓”等内容单辟章节进行细致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而对苗族民间艺术与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关系的表述，充分体现出研究者广博的文化研究视野。另外，报告也清晰记录了当地花苗在刺绣之前，先用蜡绘花纹再施绣的工艺，这对研究苗族服饰与剪纸的关系是十分珍贵的参考资料。

五四运动前后，西方民族学与文化人类学被系统地引进我国并用于苗族文化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凌纯声、芮逸夫所作《湘西苗族调查报告》（1939年）。最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基本上使用了“不以理论代事实，不以一般代特殊，不以部分代整体”的法国民族学派的传统研究方法。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由国家民委编写的《少数民族五种丛书》，更是全面汇集了有关苗族的历史、源流、分布、社会、经济、文化、语言、习俗、宗教等方面的调查资料和研究成果，至今仍然是苗族文化研究的工作底本。其中，《苗族社会历史调查（1956-1963）》部分的工作是在贵州开展的，内容翔实、丰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比如龙济国、潘国藩等1957年对贵州台江县苗族服饰的调查，从服饰的类别、服饰的制作和占有情况、艺术形式、服饰的地域类型以及服饰的变化等五个方面展开调查与研究，既有翔实的田野调查材料，又有基本的类型划分和研究，颇具参考价值。调查者还明确指出了服饰底样剪纸与服饰的独特关系和价值：

从从事剪纸的人数来看，绣花的纹样形式，无形中被剪纸的人所控制，她们掌握了纹样的形式及其变化。有的确实抄袭了外来成套的东西，这就或多或少地冲淡了原有的民族风格。但是群众的喜爱与否，也会影响到剪纸本身。她们希望剪花卖得出去，所以这种控制，也不会随心所欲，至多只能在原有基础上稍加变化和发展。因此，直到今天，苗族妇女的刺绣纹样，仍然保留着特有的风格。

《台江县苗族的服饰》一书的调查虽然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对台江地区苗族服饰剪纸的存在与文化空间最具体的记录和分析，但研究方法不够清晰和完备。

改革开放以后，针对苗族民间剪纸的专题研究也不多见，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是由钟涛搜集整理的《苗族民间剪纸》（1987年出版）。此书将服饰剪纸划分为施洞形和台拱形两大类型，并将施洞型剪纸分列为单个纹样、现代图案、故事性图案和古老图案加以介绍。另一方面，钟涛在搜集剪纸纹样的同时，也关注与剪纸相关的交易市场、服饰类型与工艺、民间口传文化、构图形式与造型特征、传承与变迁以及具体动物、人物的形态变化。该书全面、系统地介绍和研究了苗族剪纸的文化特征与艺术特色，充分体现出作者强烈的文化责任感和矢志不渝的探索精神。

总体上讲，《苗族民间剪纸》的整理、编写是在缺少严格的田野调查与研究方法的条件下进行的，故对施洞形和台拱形的点状类型划分是缺少田野调查依据的。书中提到的现代图案部分，指向不明，存在问题也很多。以上诸多问题的产生有其历史原因。20世纪80年代的剪纸研究者和钟涛一样，多半是艺术工作者或剪纸业余爱好者，凭借满腔热情和文化责任感，积极投身民族、民间艺术研究，难能可贵。

2003年，钟涛在《苗族民间剪纸》的基础上，著成《苗族剪纸》一书，较大范围地扩充和修正了《苗族民间剪纸》中的剪纸类型和论述部分。首先将施洞形和台拱形扩充和修正为施洞型、巴拉河型、都柳江上游型、湘西型和其他类型，并依据服饰特征进行了论证和细化；其次在“苗族剪纸概说”中加入了“剪纸形象与古代宗教和历史”和“形象的幻想性与原始思维”两部分，虽然，部分内容依据西方艺术发生理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剪纸与其背后的文化系统分离，就剪纸造型谈文化的研究思路并没有改变。